1. 引言
人类精神文明交往随着社会变迁的推进而不断深化，是一部承载人类文明演化的“晴雨表”，呈现了人类不同历史阶段的精神交往形态。这样的精神交往状态往往反映了与之相对应时代的物质交往、物质基础与现实状况，而精神交往背后所体现的意识形态与思想观念，也正是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相互影响的产物。
马克思所在时代的精神交往囿于时代物质基础所限，基于印刷媒介作出讨论，而在当下的数字化时代，物质交往与交通媒介已步入四通八达的状态，精神交往呈现新的表征，其呈现出既“弥合”又“分裂”的状态：一方面，数字技术的突破彰显了社会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在此基础上，人类逐渐迈向跨国性的“世界交往”范式，超越地域、实体空间限制，由数字技术主导的“流动空间”[1]成为交往的新场所，在网络等技术的加持下，麦克卢汉所言的“地球村”梦想似乎前所未有地趋向于实现；然而在这种表面的“弥合”下，数字技术也逐步推动个体向原子化发展，在算法等机制的作用下，信息茧房、趣缘群体的抱团也让数字空间中的攻讦、对立也越来越常见，数字时代下的精神交往，似乎也正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
有鉴于此，有必要对数字化时代下马克思的精神交往理论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交往又可从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上理解，基于直接物质生产过程之外的社会交往的精神交往，除与社会交往状况相适应外，还具有相互独立性，在此语境下讨论的精神交往发展趋势随时代发展有待深化。本文试图回答：数字化时代呈现何种形态？与印刷媒介时代的精神交往有何不同？未来的精神交往将走向弥合还是分裂？
2. 物质、生产及人的本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精神交往
作为马克思交往理论的重要内容，精神交往并没有系统化、理论化的阐释，但从马克思的诸多文本中，仍可挖掘出关于精神交往的蕴涵与理论思想。作为首次系统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论证、阐发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多次使用了“交往”概念，在文本中，“交往”作为一个变化的概念，不同语境有着不同的含义。结合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来看，交往可从物质生产过程、物质生产过程之外的社会交往、共同体之间的交往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层含义是直接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交往即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交往如分工、协作等。这种交往是生产活动的前提这种意义上的交往直接构成生产力。在这种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关系的一部分[2]。这里的“交往”指代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联系，与生产阶段物质条件相联系，受物质技术制约。
第二层含义可从社会交往的角度理解。这里的社会交往包括生产交往在直接生产过程之外的延伸，如交换、分配、消费，以及受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交往制约的其他的社会交往，如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交往等[2]。这种交往不仅受物质生产过程制约，还具有相对独立性。
第三层含义是共同体之间的交往，无论是氏族部落还是城邦庄园，抑或城市、国家，此类共同体的交往既涵盖物质交换，又包括精神交流。作为交往的形式承载者，共同体是交流、交锋的媒介。人类社会在早期是以各种形式的共同体为单位各自相对独立发展的，这时各个共同体之间事实上的普遍联系尚未建立，统一的人类社会尚未形成，统一的世界历史还不存在[3]。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共同体之间的交往从远古时期一直延续至今，以共同体为桥梁，通过共同体进行思想、文化互动性活动的精神交往也随社会不同阶段的状况变化而变化。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于“交往”一词的含义大致可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理解。实际上，马克思对于“交往观”的运用可以分为两类，一方面是作为物质生产的物质交往，另一方面是思想、政治等社会意识层面的精神交往，而共同体之间的交往，往往同时涉及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探究精神交往的来龙去脉，必然需认识其背后隐藏的物质、实践动因以及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的联系，以精神交往的主体——人作为出发点。
2.1. 基于物质交往的精神交往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精神交往作为一个动态的概念，其内涵可理解为主体运用符号、语言等信息媒介，在精神生活领域进行传递、交流的互动性活动，而主体的能动性与精神需求在此过程中得到满足。马克思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4]这里揭示了精神交往背后的物质动因，作为主体在物质交往关系的观念上的反映，精神交往不可脱离物质交往谈论。
从物质生活需要出发，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是生产满足需求的生存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4]。《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这种生产(个人用于表现自己生命的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5]这表明人之为人的生产活动必定是在一定的交往形式中进行的，即交往与生产的相互作用，共同组成了人的本质，生产交往活动是人根本的社会存在方式。
2.2. 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关系
物质交往是精神交往的基础和根源，决定了精神交往。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提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5]，这里的社会指人们在活动中的社会关系总和，而社会关系又汇聚成为社会历史，而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历史的总和，故社会中的人作为主体其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发展具有内在一致性。因此，精神交往的前提必然是建立在生产之上的物质交往，作为物质交往的直接产物，思想、观念和意识等精神产品作为物质生产的副产物而源源不断地被个人及共同体进行精神交往。
此外，精神交往具有相对独立性，对于物质交往有着反作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并没有直接说明精神交往的能动作用，但从诸多文本中仍可看到精神交往能动作用的论述。如“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4]，理论被群众掌握的过程，即精神交往的过程，此后，群众发挥其作用的过程即精神交往的反作用，这里的精神交往不局限于个体与个体之间，扩展于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无形中扩大了精神交往的力量与作用。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下的交往观，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力的平行四边形”来解释精神交往、社会状况和生产力三者的转化关系，作为力的一个方面，精神交往在与社会状况、生产力的相互作用中得以向前发展。
2.3. 精神交往的主体——人与共同体
人作为精神交往的主体，在其本质上与精神交往的内涵有着内在联结。就其自然本质来看，人的本质可划分为与动物相同的肉体需要以及区别于动物的精神需要、精神交往。从人的生产、交换、发展等方面出发，这里的精神交往随着人对世界的不断认知而丰富，诞生“激情”“热情”，最终成为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6]，从而推动人类社会的精神生活随物质条件变化发展而发展。就其社会本质来看，社会性与自然性构成了人的两种属性，没有人就没有社会，也没有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没有精神交往。此外，人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是人类活动的本能，精神交往能够丰富人的社会生活，重新塑造着或积极或消极的社会形态，不同层次、不同种类的文化、艺术、思想观念等精神交往，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人的交往，“并且每天都在重新创立着现存的关系”[7]。在这里，人作为精神交往的主体，既体现了人的自然本质，又体现了人的社会本质。具体而言，人际层面的精神交往是个体间直接的思想沟通与情感联结；群体层面是共同体内部成员的观念协调与意义共建；社会层面是不同群体通过制度、文化形成的精神互动；国际层面则是国家或文明共同体间的精神产品传播与价值对话。
共同体由人组成，同样作为精神交往的主体促进人类社会发展。这种共同体可以是历史上的公社、氏族、部落、城邦，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庄园、自治城市，以及近代以来形成的民族国家等。这种交往从内容上讲可以是物质的交换、人员的往来、精神文化的交流乃至暴力冲突等[2]。这里共同体的交往不仅涉及共同体内部，还有其外部，纵向上随着历史变迁不断扩展共同体的范围，横向上随着同外部共同体的交流，逐渐形成普遍联系的共同体。
3. 时间、空间及新的媒介：数字化时代的精神交往特征
随着新兴媒介的出现，信息时代的交往逐渐显现出数字化特征，尼葛洛庞帝认为，“在数字化的世界里，距离的意义越来越小。互联网的使用者完全忘记了距离这回事。”[8]发展技术、手段的更新减轻了人的交往成本，也拉近了人的交往距离。网络技术、虚拟技术重塑了人类的生活，人的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的主体、范围、形式都趋于多样化。在碎片化的信息茧房中，人也同样面临着精神交往的异化与技术伦理的一系列挑战。
数字化时代各行各业都在进行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渗透在生产、交换等各个阶段，而数字化转型涉及企业、政府、教育、医疗等领域，在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人的生活与工作方式也被改变。
3.1. 数字化时代精神交往的积极特征
数字化时代的精神交往得益于新兴技术的发展，呈现一定的积极特征。从交往主体来看，其本身更加多样化且能动性与互动性趋于提升，从交往手段来看，形式、模式较从前趋于多样化、丰富化，从交往主体组成的共同体来看，其范围趋于扩大。
3.1.1. 共同体范围趋于扩大
数字化时代的精神交往不断满足人们与时俱进的需求而发展，随着媒介环境的变换，交往主体与受众均开始分化，趋于多元化。主体与受众的兴趣和需求的日益分化，由主体组成的共同体在范围、数量、交往程度上都有所拓展。
在范围上，共同体的范围逐步扩大。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传播媒介的时间、空间的限制被打破，共同体从局限于地域限制、传播手段，扩展为横向上区域更广，纵向上时间更具持续性的组织形式。在此基础上，基于更大规模主体组成的共同体进行互动性活动，由此产生更多的精神联结，且该精神联结更具稳定性。从群体层面的兴趣社群到社会层面的公共领域，再到国际层面的跨国文化圈，共同体范围的扩大推动了精神交往在不同层级的深度融合。由于信息技术的进步与发展，精神交往的相关产品得益于持续保存，作为共同体的输出物能够体现共同体在数字化时代下的新特征。
在数量上，由于数字化时代的精神交往呈现个性化与自由化的特征，推动了主体根据个性化的选择建立共同体，选择的多样化促进了共同体的多样化，数量上有所增多。
在交往程度上，更具复杂化与多样化，得益于数字技术与文化的发展，精神交往的交往模式趋于多样化，更具沉浸式的交往技术促进了精神交往的塑造。规模各异、纷繁复杂的传播形态使精神交往能够持续更长时间，多样化的思想能够凭借丰富的媒介展现。
3.1.2. 交往主体的现代形态走向全面发展
数字化时代的交往主体在社会参与层面上的身份是社会成员，他们在推进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促进自我的全面发展。得益于数字技术的发展，精神交往主体出现了新型现代形态，这种交往形态将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特征，使社会成员个体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出自身的全部才能和力量[9]。
在劳动分工上，数字化时代对其进行了“再造”，影响了人们的交往、生活方式的重构。在旧的劳动分工中，人的创造力与活力被遏制，人仅作为流水线上的一个“机械部件”，而在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下，信息技术与现代传播媒介大幅发展，结构性的劳动分工被打破，人有更多选择余地，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劳动解放，在开放的媒介空间中，人的精神交往更加自由也更加紧密。这种发展在人际层面体现为个体表达的个性化与互动的深度化，在社会层面则表现为个体参与公共精神生活的广度与自主性提升。充分的人际传播与全息性的对话模式促使了劳动的优化，也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个性化的意识也在互动性的交流中得到解放。
在交往时间上，精神交往的主体得以创造自我。在数字化时代，物质需求已得到充分满足，此时自由时间成为衡量财富的尺度，人能以自身能力和全面发展建立较为高级的精神链接。改变人类未来五大科技的生物科技、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网络接入技术和智能家电，就是以人的自身能力和个性全面发展为目的的精神交往产物。
在劳动性质上，数字化时代的新型交往使劳动变得自由自主，劳动性质发生根本改变，劳动不再是为了谋生，而是以自由自主的创造为追求，同时，这也是基于人的发展的需求的改变。劳动性质的变化体现了人类文明程度和知识水平高度发展，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智能AI等高科技产品的推动下，人的精神产品取向精致化、科技化、智能化，这是人的自我本质力量和能力全面发展的体现。
3.1.3. 交往主体趋于多样化
数字化时代的精神交往主体发展趋于多样化，且向着智能化发展。在数字化时代，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知识密集型产业需要智识型劳动力，以此推动高精尖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高度智能化的数字系统解放了体力劳动者的职能，人获得更大程度的解放。此时的精神交往在获得一定程度自由解放的基础上体现出数字化时代的特征。马克思对于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提出这样的结论：“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10]数字化时代社会应用的大量信息系统等交往科技，正在深刻影响人类的日常生活。信息经济促使全球化的发展，精神交往正打破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界限，全球化将各国联结成一个经济共同体，精神交往和精神产品都随着高层次和高水平的知识技能人才传播，提升人类精神世界的丰富程度。
3.1.4. 交往主体性能动性趋于提升
从精神交往的原初形态出发，人的依赖关系占据统治地位，作为个体的人没有独立性，人只能依附特定的共同体，人与人的社会交往、精神交往局限于相对狭窄的范围，“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因为这样的发展是同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原始关系相矛盾的”[10]。此时的精神交往主体需要通过协作来确保最基本的生存，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促进精神活动、物质活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彼此分化分离，交往关系与世俗交往逐渐形成，大规模的精神交往伴随其中滋长壮大，民族交往、世界交往等精神交往不断加深，打破交往的人的依赖形态，从而人作为交往主体的能动性在此过程中随之提升，走向交往的物的依赖形态。此处“物”主要指资本或具体形式的商品，物的依赖形态打破了原有社会形态封闭固化的依赖交往关系，打破了精神交往的特权体系。在个体成为商品生产者和交换者后，人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与平等，摆脱了对直接共同体的隶属和依附。
3.2. 数字化时代的精神交往的异化特征
数字化时代的精神交往虽然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交往主体与交往手段各方面都趋于智能化、多样化，但无可避免地“交往异化”仍给人类带来一场交往形态革命性的变化。
3.2.1. 受支配控制的精神交往
交往的物的依赖逐渐表现出人在交往中对物的依赖关系，也表现出社会交往的客体化，一场交往形态革命性的变化，导致了马克思所讲的“交往异化”的产生。实际上，数字化时代的交往仍基于商品经济条件，此条件下的精神交往的“平等、自由、独立”，实则掩饰着更广泛的交往统治。货币作为物质财富和劳动的标志、衡量社会地位等社会属性的标准，“看不见的手”将精神生产和交往纳入普通商品范围中，精神产品和交往行为成为一种消费现象。这一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分工的多样化和精细化，促进人运用身体的局部功能重复同样的动作，导致分工的极端化，从而把人限定在狭小的领域内，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人处处感受到对个体精神的制约。人际层面表现为个体被算法推荐裹挟的交往被动性，社会层面则体现为数字资本对公共精神空间的垄断与操控。除此之外，数字化时代精神交往中的虚拟交往，由于缺乏实践性，人在一定程度上丧失其主体性，沉溺于虚拟世界，这样的交往方式给人带来禁锢。
3.2.2. 碎片化的交往消解整体
数字化时代的精神交往呈现碎片化的特征，新兴技术迅速发展的同时，人们的交往方式被改变，出现虚拟社交等交往方式，人们的精神交往也出现仿真性、虚拟性等特征。“在信息化网络空间中，每一个交往者不是单纯的主体或客体，即信息的发送者和接受者，而是具有交互式主体及关系在网络社会关系之中。”[11]现代化信息传递与网络社交打破地域局限的同时，也让精神交往呈现碎片化的特征。基于信息化社会的网络精神交往发生在任意时间、地点，信息量庞杂、数据量巨大，碎片化的信息消解精神产品的整体。
4. 弥合、分裂及走向极化：数字化时代精神交往的交流与交锋
数字化时代的精神交往呈现多形态、复杂化的特征，在数字技术的背景下，精神交往既是弥合的，又是分裂的。精神交流与精神交锋是精神交往的体现，一方面，数字化技术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平台和渠道，使得人们可以更广泛地交流和分享观点、意见和情感。通过社交媒体、论坛、博客等，人们可以与他人进行辩论、交流和争论，从而促进了思想的碰撞和交流。这种交锋可以激发创新思维、拓宽视野，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另一方面，数字化时代的精神交往也容易引发冲突和分裂。由于信息的广泛传播和多样化的观点，人们在网络上往往会遇到不同意见和立场的人，从而引发激烈的争论和交锋。这种交锋可能会导致言辞激烈、情绪激动，甚至演变成恶意攻击和仇恨言论，对社会和个人造成负面影响。
4.1. 数字化时代的交流
在当代，无论是互联网，还是VR、AR等计算机模拟场景技术，种种先进的数字技术使得相隔甚远的人也可以进行“近在咫尺”的交流。传播技术不断追求的可交流性为人类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不断拉近交流的距离。通过技术的不断发展，思想将随着信息瞬息传达，交流各方平等地在场，而观念能通过信息的传递最终达成一致，从而实现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充分交流。在人与人的交流中，利用社交媒体，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连接和对话；在人机交流中，算法也在不断地创造完美的人机交流的幻象，仿佛用户的情绪、偏好、习惯、思想都能被智能系统完全“理解”。从该角度来看，数字化时代的精神交往正趋于弥合，这里的“弥合”指通过数字化技术弥合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和隔阂，促进交流和联系的能力。具体来说，其弥合性体现在时空跨越、跨界交流、多样化的交流方式等方面，从弥合性的具体阐述来说，可从以下性质探讨。
第一，实时性和即时性。以社交媒体为例，社交媒体平台的实时更新机制使得用户能够即刻分享和获取信息，从而改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通过社交媒体，个体能够瞬间表达观点、分享新闻，形成实时的舆论场。此外，即时通信工具的广泛使用进一步加强了实时性的概念，人们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即时的一对一或多对多的对话。总体而言，数字化时代的交流更加强调信息的即时传递和实时反馈，深刻地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社交互动的方式。
第二，情感表达多样化。数字时代，技术演进带来了媒介形态与社交方式的变迁，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多形态信息完善着人们的互联网社交体验，随后出现的“emoji符号”、图文表情包、GIF动图等视觉化符号也极大地丰富了网络交流形式，满足着现代人的社交需求。而如今，在信息传播充满结构狂欢的后互联网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已不再简单停留于各种信息的传递，人们对趣味性、互动性、社交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出现了将各种文字、图片、视频与社会事件或流行热点相结合的新型交流形式，以此生成的网络流行语、梗图、表情包、趣味短视频等借助互联网的连通性及本身的趣味性迅速传播开来。互联网交流方式不仅促进了现代人尤其是年轻群体的身份认同与情感表达，也重构着互联网的数字文化形态。
第三，社交虚拟化。数字化时代之下，传播技术的进步带来的虚拟互动。虚拟互动现实互动不同的是，虚拟交流倾向于创造一种接近感，一种“远程在场”，其体现包括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进行交流、在虚拟环境中模拟社交体验、于在线社区论坛互动，通过数字化技术和虚拟平台实现社交交流和互动的过程。
4.2. 数字化时代的交锋
数字化时代的文化交锋是指在数字化技术的推动下，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碰撞和融合。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的交流方式、文化传播途径发生了巨大变革，这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交流和交锋的加剧。
首先，数字化时代的文化交锋表现为全球化的文化流动，即数字化技术使得信息的传播变得更加便捷和快速，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体等平台轻松获取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内容，这种全球化的文化流动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和深入，促进了文化的多元性和丰富性。
第二，数字化时代的文化交锋也带来了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在数字化时代更加凸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文化的观念、价值观和习俗相互交织，产生了文化冲突和对立。这种文化交锋既是文化多样性的体现，也是文化认同和文化保护的挑战。
最后，数字化时代的文化交锋也催生了文化的融合和创新。数字化技术为文化的创造、传播和表达提供了新的平台和工具，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促进了文化的融合和创新，新的文化形式和艺术表达涌现出来。同时，数字化技术也为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使得传统文化得以在数字化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数字化时代的文化交锋既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也是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创新的推动力量。它既带来了文化的流动和融合，也带来了文化的冲突和挑战。数字化时代的文化交锋，体现了精神交往的分裂性，精神交往交锋主体在思想上不同观点的碰撞，给交锋带来一定的分裂性，思想文化常分为多条支流，即交锋的结果。
以意识形态的对立为例，精神交往的交锋走向分裂，体现在不同的人或群体对于某些核心价值观念的不同看法和信仰，这种对立通常会在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产生分歧和冲突。例如，在现代社会中，左翼和右翼意识形态就是一种常见的对立。左翼通常强调平等、社会正义、环保等价值观，而右翼则更注重个人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安全等价值观。在当今世界的精神交往中，美国的两党制政治、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都是交锋的表现。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代表了左翼和右翼的意识形态，两党在选举、政策制定等方面常常产生分歧和冲突。在中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都呈现交锋状态。
4.3. 反思当下的精神交往——弥合、分裂及走向极化？
数字化时代给人们带来了更加便捷和广泛的精神交往方式，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数字化时代的精神交往，既有弥合和联结的作用，也有分裂和极化的趋势。
从弥合、联结方面来看，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数字化平台为人类提供了更加便捷和广泛的交往方式，交往主体可以通过这些平台与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共同体进行交流和互动，不仅有助于促进文化多样性和文化交流，也有助于理解、尊重不同的文化思想。
从分裂、极化来看，一方面，数字化平台上的信息过载和信息泛滥现象导致主体越来越难以获取真实的信息和知识，信息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也难以得到保证，从而加剧不同文化和思想之间的分裂和对立。另一方面，数字化平台也为人们提供了更加方便的社交和交流方式，但这种便利也容易导致人们陷入信息的“过滤泡沫”，只关注和接受和自己观点相同的信息和观点，从而加剧了不同文化和思想之间的极化。
然而，在弥合、分裂二元对立的表象之下，更应察觉到二者殊途同归的根源与本质。不可否认，对精神交往的讨论无法抛弃对物质交往的考察，更需要重新回到马克思，纳入其对交往异化这一话题的讨论。马克思认为，交往本应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然而在私有制条件下，对货币与商品等外在的“物”的崇拜，令交往的本质被“物化”了，交往着关心的不再是“我与你”，而是物的交换价值与升值空间，进而导致“社会关系最终成为物同它自身的关系”[12]。数字化时代下，物对人的控制变得更加隐秘与精准，数字资本以前所未有的控制力影响着数字交往的形式。隐秘在于数字资本的无感性：数字空间中的点赞、评论、收藏看似是数字交往的正常过程，然而对“数据”的过度强调在无形间将用户异化为“数字劳工”，扭曲了数字交往手段的本意。精准在于数字资本的无处不在：算法看似更方便地将内容推送到志同道合的人面前，然而久而久之，不再吸收新信息将导致异质群体交往的阻断甚至隔离。由此，数字技术成为了新时代的“物”，在推动群体弥合与分裂的过程中，其本质上导致了数字交往的异化。因此，超越二元对立，察觉到数字化时代精神交往背后的数字资本的控制性，或许是回归马克思所期盼的人与人之间真实交往方式的应有之道。
数字化时代的精神交往与马克思所在印刷时代的精神交往在交往主体、交往范围、交往手段等方面均有所拓展，在此基础下，精神交往既走向弥合，也走向分裂，且两者相互应和，在不同时间阶段占据不同的主要位置。数字化时代的精神交往未来的发展趋势将会更加普及、便捷和多元化。面对新兴技术带来的挑战，精神交往如何正向发展？如何在全新的环境中调适形态？重新思考数字化时代精神交往的走向，要在坚持底线的基础上，推进符合时代变化发展的精神产品，促进世界精神交往传播秩序合理构建；同时，敏锐地在数字技术的控制下保持思考力，在扬弃异化的数字交往形式的同时，走向真正的“共同体”式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