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网络是信息社会的一个标志，它具有开放、自由等特点，这些特点为网络语言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1]。所谓的“网络语言”主要指的是由网民创造、在网络上流行并被社会接受的语言表达。由于网络语言发展迅速、传播广泛，它已成为人们在网络交流中使用的一种独特的语言表达形式[2]。网络词汇丰富多样、生动活泼，这也是网络词汇变得多样化、生动且受欢迎的原因。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用户的不断增加，新的网络术语不断涌现。作为年度“汉语盘点”的一部分，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自2012年起几乎每年都会发布十大网络用语。
目前，国内对网络用语的研究集中在概念隐喻分析、语用学、模因论以及社会语言学领域，在批判话语分析领域的分析较少。
2. 批判话语分析和网络语言
批判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源于批判语言学的发展，批评话语分析(CDA)在其二十年的发展中不断吸取各学科营养，至今已形成一个跨学科的教学和研究领域[3]。它并非单一的理论体系，而是汇集了来自语言学、社会学、文学、教育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方法，形成了独特的方法论框架。批判话语分析内部包含不同的流派，代表人物如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特兹·范·戴克(Tez van Dijk)、凡·李悟文(Van Leeuwen)等，他们从不同角度运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探讨话语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
诺曼·费尔克拉夫是批判话语分析方法的奠基人之一，他对批判话语分析理论与实践的建构贡献巨大。费尔克拉夫认为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致力于揭示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从而理解社会文化动态并进行社会批判。与其他研究社会文化的语言理论相比，费尔克拉夫的批判话语分析特别强调语言分析的重要性，从微观语言层面入手，逐步扩展至宏观社会文化层面，层层剖析，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可信度。媒体话语是费尔克拉夫关注的重点领域之一，特别是在大众媒体话语方面。在他的著作《媒体话语》中，费尔克拉夫采用批判话语分析的经典三向度分析法——文本分析、话语实践分析和社会文化实践分析[4]，并结合实例，深入解析了媒体话语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尽管他的研究重点放在传统媒体尤其是新闻报道上，但其分析理念和方法依然对新媒体环境下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费尔克拉夫的三向度分析方法构成了批判话语分析的基础理论框架，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文本分析：这是一种广义的语言分析，不仅涵盖狭义的语言符号分析，还涉及结构、声音、图像等符号的分析。在文本分析中，费尔克拉夫借鉴了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三大元功能理论(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并将这些理论与文本的再现功能、关系功能和身份功能相结合，用于分析社会实践如何在文本中得到体现、作者与读者的身份如何被构建以及双方关系的建立。
话语实践分析：这一层面涉及文本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将文本视为特定话语秩序内的实践活动，并探讨其对既有话语秩序的挑战与重构。在分析话语秩序时，需重点关注不同话语类型的界限，例如公共与私域、公共服务与市场、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
社会文化实践分析：该层面关注话语事件所处的具体情境、更广泛的制度背景以及整个社会文化环境。在这一部分，可以引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以及杰里米·边沁等人的监视理论，以此来分析媒体话语中的权力构建现象及其对当代社会文化的影响。费尔克拉夫又提出社会生活 作为“社会实践”的观点 并把话语看作是无数种社会实践的内容之一而所有社会实践都具有辩证性[5]。
本文选取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网络电视台联合主办的“中国语言盘点”活动中评选出的“十大网络用语”作为研究对象。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是由教育部语言信息管理司与北京语言大学共建的数据中心。2012年起，“中国语言盘点”增设了“十大网络用语”的评选。这些“十大网络用语”是通过网民推荐、专家评审和网络投票的方式选出的年度十大热门网络词汇，反映了广大网民和汉语研究专家对网络流行词的认可[6]。
本文共收集了从2018年至2023年的“十大网络用语1”词汇作为“网络语言”的研究对象，见表1。
Table 1. “Top 10 Internet buzzwords” (2018~2023)
表1. 2018~2023年“十大网络用语”
年份 |
十大网络用语 |
2018 |
锦鲤、杠精、skr、佛系、确认过眼神、官宣、C位、土味情话、 皮一下、燃烧我的卡路里 |
2019 |
不忘初心、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柠檬精、好嗨哟、是个狼人、 雨女无瓜、硬核、996、14亿护旗手、断舍离 |
2020 |
逆行者、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带货、云监工、光盘行动、奥利给、 好家伙、夺冠、不约而同、集美 |
2021 |
觉醒年代、YYDS、双减、破防、元宇宙、绝绝子、躺平、伤害性不高， 侮辱性极强、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强国有我 |
2022 |
党的二十大、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端稳中国饭碗、数字经济、 太空会师、一起向未来、我的眼睛就是尺、电子榨菜、俄乌冲突 |
2023 |
爱达未来、烟火气、数智生活、村BA、特种兵式旅游、显眼包、主打一个××、 多巴胺穿搭、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新职人 |
3. 网络语言的批评话语分析
根据费尔克拉夫的分析方法，网络语言的话语分析系统可分为三个向度：第一个向度是网络语言的文本分析，即关于网络语言中话语的描述性分析；第二个向度是网络语言话语实践分析，即根据网络语言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揭示话语中潜在的政治属性及深层意义；第三个向度是网络语言社会文化实践分析，将网络用语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情境之中，研究话语与社会实践互动的方式，主要包括网络用语的社会母体分析、话语秩序分析以及网络用语对意识形态和政治影响的分析。
3.1. 网络语言的文本分析
网络语言文本分析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网络语言文本的形式特征进行系统解释和深入分析，以揭示网络用语用什么样的方式建构了话语与社会关系，并导致意识形态和政治色彩融入其中。文本是话语的呈现载体，故文本剖析是网络用语话语研究的必要环节。根据其所构成文本的语言要素，网络用语文本分析主要是对其语词、语法、衔接与连贯性以及文本结构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
3.1.1. 网络语言的语词分析
语词分析主要涵盖三个方面：语词意义、语词表达以及隐喻运用。首先，对于语词意义的探讨，其核心在于解析特定语境下语词的具体含义。语词的意义不仅限于静态文本结构内的定义，更广泛地关联到符号之外的领域，在话语实践中产生更为丰富的意义内涵。例如，通过对不同职业在不同语域中对于网络语言的使用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关注网络用语的含义是否在特定语域中发生了改变以及网络用语产生了何种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 act) [7]。例如：在游戏领域，“硬核”常用来形容那些需要玩家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才能掌握的游戏，这些游戏往往具有较高的操作难度或复杂的游戏机制。
其次，语词表达的分析则侧重于探究语词传达的情感态度及其与整个话语之间的关联。由于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权力博弈，相同的行动可能被赋予完全相反的解读，这反映了不同政治文化背景下的网民之间立场上的差异。
最后，隐喻作为一种重要的修辞手段，普遍存在于各种话语之中。正如Lakoff和Johnson [8]所言，“我们发现，实际上，隐喻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不仅仅局限于语言，还包括思想和行为。我们的普通概念系统——我们借此思考和行动的方式——本质上是隐喻性的……隐喻性的概念可以超越普通的字面思维和言语的范围，延伸至所谓的象征性、诗意、生动或富有想象力的思维和语言。隐喻的本质在于“借喻”，即通过熟悉的对象或概念来隐晦地表达另一对象或概念。网络用语中的隐喻手法将文本表面的意义与深层次的意义相联结，揭示了具有广泛传播力的文字背后潜在的意识形态色彩和价值观判断。例如：“杠精”这一术语用来描述那些为了争辩而争辩的人。他们反对别人只是为了反对，常常强调自身的优越感。例如：“杠精是指那些故意表现得与周围人不同的人。”在这个词中，“精”指的是精灵，而“杠精”则指人。由于存在“精灵是人”的隐喻，这里的“精”实际上指的是人。此外，根据杨林的研究，“杠”指的是挑衅或反对他人的言语行为，其意义来源于在中国用来顶住门的杆子[9]。因此，“杠精”中的“杠”源于一个本体隐喻，“用杆子顶住门就是反对他人”。这一隐喻基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有助于理解和传达一些抽象或复杂的事物。2022年的“我的眼睛就是尺”体现了“眼睛是测量工具”的概念隐喻，将抽象的经验判断映射为具体的测量行为。以上网络流行语中的概念隐喻映射机制充分体现了隐喻认知在网络话语构建中的普遍性和系统性特征。
3.1.2. 网络语言的语法分析
网络语言的文本分析对文本中可替换的语词表达、功能及其潜在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进行分析，包括及物性、语态和名词化等方面。
第一，及物性。句子层面的概念维度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通常被称为“及物性”，它涉及的是过程的类型[10]，具体来说就是涉及在句子里编码的过程类型以及参与这些过程的参与者类型(这里的“参与者”指的是句法成分) [11]。表1中的网络用语的句式多为无主句“燃烧我的卡路里”“确认过眼神”，同时也有“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这样的句子，后者绝对数量较少。第二，语态。语态分析即对文本句子中的主语和谓语之间关系进行研究。多数汉语语法学家认为汉语被动式的主要形式“‘被’字句”表示贬义[12]。所以在2018年~2023年的“十大网络用语”中，表示贬义的被字句没有出现。第三，名词化。名词化指的就是把某个过程或特征看作事物而词性转换只是这种现象得以实现的一种方式[13]。
3.1.3. 网络语言的衔接与连贯的分析
Halliday (1976)认为，衔接的概念是一个语义概念；它指的是文本内部存在的意义关系，并且正是这些关系使得文字成为文本。朱永生[14]认为连贯性是一个语义概念，它指涉话语内部不同组成部分在意义上的关联。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 话语中各部分所表达的命题彼此相关联；(2) 话语中各部分所蕴含的言外之意相互关联。只要满足上述任一标准，即可认为该话语具备连贯性。在2021年的十大网络用语中，“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运用“但”这个转折连词充当衔接手段，达到了对比的效果，通过对比“看不懂”和“大受震撼”两种看似矛盾的状态，产生了幽默效果。一个人如果看不懂某件事情，通常不会对其感到震撼，但这里却表达了即使不理解也能感受到强烈的情感冲击，这种反差带来了趣味性。
3.1.4. 网络语言文本的结构分析
主要涉及对其组织属性的深入探讨，旨在理解网络语言文本是如何通过各种要素、方式及其顺序构成的。该分析主要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从宏观角度来看，文本结构对于网络话语使用者掌握文本整体意义至关重要。文本结构越清晰，使用者越容易掌握其内容。从微观角度来看，较小的句法结构同样是体现隐含观念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方式。2018~2023年的十大网络用语主要运用较小的语法结构“词语”，文本结构清晰，网络使用者可以较轻易掌握其内容。
3.2. 网络语言话语实践分析
网络语言话语实践作为连接网络语言和社会实践的中间环节，强调对网络语言的产生、传播和接受过程的系统分析，以揭示其背后的规则和核心价值体系，展示网络语言对个人价值观和社会建构的影响。
3.2.1. 网络语言的产生分析
网络语言的产生分析通过研究网络语言文本与其它文本和习俗之间的互文关系，揭示了话语权力在网络语言中的运作方式。正如邱利见、刘学智[15]所言，“互文性”是话语分析的一个重要方面，展示了文本与其他文本和话语之间的相互构建和转换。2020年的“光盘行动”，就体现了自尧、舜、禹时代开始，中华民族就已养成了勤俭节约的美德，《尚书·大禹漠》就有“克勤于民，克俭于家”的记载[16]。因此，中国网络用语的产生与习俗密切相关，其与习俗之间的互文性也不容忽视。
3.2.2. 中文作者信息
网络语言传播的分析主要关注其传播的渠道和媒介的重要性。社会主导地位的话语和边缘话语在传播渠道和媒介上存在显著差异。而且这些传播媒介和途径对话语的影响力和权重有着重要作用。李杨[17]认为网络语言的传播方式与渠道与传统的传媒具有显著差异，网络语言的传播是一种依托于电脑平台的病毒式传播，并且这种语言形式使得“草根”在一定程度上掌控了话语权。由此可见，大数据时代下网络语言传播促进了平民掌控了一定程度上的话语权。
3.2.3. 网络语言的接受分析
网络语言接受的分析强调了理解网络语言使用者的“语境模式”。相较于强制性权力，话语是一种软权力。使用者对网络语言话语的接受、理解和吸收取决于具体情境中的主观参与和选择。如果脱离了具体语境，网民对其的理解可能会变得模糊不清。例如：“不约而同”这个网络用语表示不约会、不聚集已经成了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则[18]。
3.3. 网络语言社会实践文化分析
网络语言的社会实践分析是指将网络话语置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揭示权力对网络语言话语的管控，以及网络语言话语对意识形态和权力的维护、批判与重构。费尔克拉夫(同上第64页)认为，语言与社会的其他层面之间存在双向互动关系，作为“社会实践”的话语，不仅能够反映世界，还能够反过来塑造社会。网络语言话语的社会实践分析主要从“网络语言的社会背景、网络语言话语秩序、网络语言对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号。
3.3.1. 网络语言的社会母体分析
网络语言的社会母体分析主要研究网络话语与社会之间的动态关系，解释网络话语如何服务于社会结构，以及社会结构如何决定网络语言话语的表达。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阐述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探讨网络话语的生成源头；解释网络话语与社会结构和权力的关系；说明网络话语在巩固和强化既定社会结构与价值体系方面的作用；探讨网络语言在重新创造或改变关系和结构方面可能产生的影响。正如樊洁[19]所言：“网络语言在表现形式上改变了传统文化热点话语体系严肃正式的表述风格，以轻松戏谑的方式传达网民对社会热点事件的判断。在内容上，网络语言突破了传统的禁忌，涉及一些敏感话题，例如性、政治议题等。”通过对社会中话题的戏谑表达，网络语言促使社会中传统的价值体系得以重构。符合刘汶蓉[20]的研究结论：“青年人的性态度与中老年人相比呈现出较大的开放和多元的趋势。”
3.3.2. 网络语言的话语秩序分析
正如费尔克拉夫(同上第10页)所言，话语秩序的定义为“话语层面的社会秩序”，由“语体、话语角度、风格”三要素构成。网络语言的话语秩序分析旨在探讨网络语言话语的结构特征、形成机制及其内在的权力监控作用，从而揭示其固有的政治属性，并揭示意识形态层面的特征。网络语言中的语体、话语视角与风格的选择并非随机，而是权力关系的体现，反映了社会中的支配结构。从语体的角度而言，网络语言是一种非正式的口语，但是，在涉及意识形态的网络流行语如“强国有我”“不忘初心”等都具有书面语的特征。
3.3.3. 网络语言对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影响分析
杨文华[21]认为：“网络语言通过颠覆和拆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主体、权威、理想、叙事和秩序，在网络空间中实施意识形态操控。”
在分析网络语言对意识形态及政治的影响进行分析时，主要阐述网络语言话语如何构建社会，并在此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及其产生的影响。费尔克拉夫[22]认为，话语对世界的构建功能主要体现在知识与信仰体系、社会关系以及社会身份(“自我”)三个方面。对于网络语言对意识形态和政治影响的分析，同样应当从这三个方面入手。在2018年~2023年的网络用语中，“不忘初心”等网络用语兴起于习近平在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3]，网民将本是共产党员的要求扩展至全体国民，体现出网络语言对意识形态的影响。
4. 结论
本文以2018年至2023年的“十大网络用语”为研究对象，运用费尔克拉夫的三向度分析方法，揭示了网络语言在当代中国社会话语实践中的独特机制。研究发现，网络语言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一是“反讽式隐喻”成为主导修辞策略，如“996”、“内卷”等词汇通过隐喻机制将抽象社会现象具象化，同时承载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区别于传统隐喻的单纯认知功能；二是“语义压缩”现象，即在有限字符空间内承载多层次语义内容，体现了数字媒介约束与表达效率追求的统一；三是“去中心化”衔接模式打破传统语篇线性逻辑，通过碎片化语言单元实现意义的网状连接。在话语实践层面，本研究发现网络语言话语权分配呈现“阶层化”特征，挑战了“草根赋权”的简单化理解。在社会文化实践层面，本研究提出“话语缓冲”理论，即网络语言通过戏谑化表达为社会批判提供相对安全的话语空间。通过纵向分析，本文还发现“话语循环”现象，即网络语言不仅反映社会现实，更通过广泛传播反向影响社会认知，形成话语与现实的互构关系。本研究首次运用批判话语分析方法系统考察官方认定的网络用语，为网络语言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和分析框架。
NOTES
1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未发布2022年的“十大网络用语”为确保研究的连贯性和数据的完整性，因此本文采用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的“2022年度十大流行语“作为补充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