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探究贵阳地铁站站名及其翻译策略
A Study on the Name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Guiyang Metro St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Linguistics
摘要: 本文从文化语言学视角切入,探讨贵阳地铁站名及其翻译策略中语言符号与文化认知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贵阳地铁站名翻译通过音译优先、功能对等与混合编码三重策略,构建了地方文化身份与全球化语言适应的双重表达系统:音译(如“喷水池”PenShuiChi)保留黔中方言音韵特征,固化地域文化符号;意译(如“国际生态会议中心”International Eco-Conference Center)以归化策略消解跨文化认知壁垒;混合模式(如“阳明祠”Yangming Ancestral Temple Station)则实现历史名人文化的跨语际传播。这种翻译实践本质上是文化主体性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协商:既通过拼音景观强化西南官话的语言地方性(站名音译率达70%),又借助双重命名机制(如“贵阳北站”Guiyang North Railway Station)平衡国际交际需求。但是,站名翻译在对外国旅客目标群体文化认知方面并没有很好地给予平衡。因此本文就贵阳地铁站点名称英译是否更好地传播语言符号背后文化进行分析,可为城市语言景观的“文化可译性”提供实践启示,也为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符号传播研究提供范式参考。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nterplay between linguistic symbols and cultural cognition in the naming and translation of Guiyang subway stations from a cultural linguistics perspective.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employed—primarily transliteration, functional equivalence, and mixed coding—construct a dual expression system that balances local cultural identity with global linguistic adaptation. For example: (1) Transliteration (e.g., 喷水池 for “Penshuichi”) preserves the phonological features of Guizhou dialects and reinforces regional cultural symbols. (2) Free translation (e.g., 国际生态会议中心 for “International Eco-Conference Center”) employs domestication strategies to reduce cross-cultural cognitive barriers. (3) mixed-mode translation (e.g., 阳明祠 for “Yangming Ancestral Temple Station”) facilitates the cross-linguistic transmiss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These translation practices reflect a negotiation of cultural subjectivity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The predominant use of pinyin (accounting for approximately 70% of station names) reinforces Southwest Mandarin’s regional identity, while dual-naming mechanisms (e.g., 贵阳北站 for “Guiyang North Railway Station”) meet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eeds. However, the current approach falls short in addressing foreign tourists’ cultural comprehension, a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ten fail to convey the deeper cultural connotations embedded in the Chinese linguistic symbols. Therefore, this study analyzes whether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Guiyang subway station names effectively convey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embedded in their linguistic symbols. The findings can offer practical insights into the “cultural translatability” of urban linguistic landscapes and serve as a referential framework for research on cultural symbol dissemination in China’s new urbanization process.
文章引用:张梦薇. 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探究贵阳地铁站站名及其翻译策略[J]. 现代语言学, 2025, 13(9): 119-124. https://doi.org/10.12677/ml.2025.139957

1. 绪论

文化语言学指出文化和语言是具有民族性和区域性的,我国地铁站名与当地的街区文化息息相关,很多地名名称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历史来源。在地铁站名的翻译上,我国公共交通站点名称统一参考国家标准《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其目的也是普及汉语拼音,保障汉语地位。但是我国作为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也多种多样,完全统一的翻译标准与我国国情不符。因此,在地方政府在公共交通的翻译上在遵循统一国家标准的基础上,有着自己的考量。比如,国标明确规定地名采用汉语拼音,但广州地铁却因粤文化影响力强选择“陈家祠”站保留“Chen Clan Academy”的意译。

贵州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少数民族文化深刻影响着这一地区。贵阳作为贵州省省会,更是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以及现代文化的碰撞之地,如何宣扬好本地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以及当地区域特色文化,更好使其融入现代文明是贵阳需要考虑的一大任务。地铁文化也是展现地域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1],而地铁站名称是外来游客了解贵阳这座城市的重要方式,因此对于地铁站点名称的翻译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本文就将对贵阳地铁站名翻译背后蕴含的文化含义进行分析,为城市符号传播文化提供一些新思路。

2. 文化语言学

文化语言学主要研究的是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文化语言学认为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文化认知、价值观和社会身份的载体。语言作为一种符号,能够表达出文化的内涵,与文化相生相依。语言符号和文化都具有民族性和区域性,一片区域能衍生出独属于该地区的文化和语言来。文化语言学表明语言能够反映文化思维:如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所示,语言结构(如语法、词汇)塑造并体现特定文化的认知模式(如汉语量词隐含分类逻辑)。因此一个民族或一个区域内的语言则能够反映出背后蕴含的民族或区域文化背景。总之,文化语言学是一门研究语言与文化相互关系的学科,其核心观点是认为语言不仅是传递信息的工具,更是特定文化认知模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实践的重要载体。该学科主张语言结构(如词汇、语法)和语言使用(如隐喻、谚语、礼貌用语)都深刻反映并塑造着文化思维,例如汉语中的亲属称谓系统体现了传统宗族观念,而英语中丰富的个人主义词汇则折射出西方文化对个体价值的重视。文化语言学强调从动态视角考察语言与文化的共生关系,既关注语言如何解释文化内涵(如日语敬语反映等级观念),也探讨文化变迁对语言的影响(如网络用语对传统表达的影响)。同时,该领域注重跨文化比较,揭示不同语言中独特的概念体系(如汉语“缘分”、德语“Weltschmerz”等文化专属词),并批判性分析语言政策、权力关系对文化认同的塑造作用。通过融合人类学、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方法,为理解语言的文化深层逻辑、促进跨文化交际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框架。

我国的文化语言学源于西方文化人类学,自上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形成了文化语言学其所肩负的任务就是要从语言学角度从事建设中国新文化问题的研究[2]。而文化的建设包罗万象,如今我国文化建设飞速发展,不断地在国际舞台上展现我国风采。语言是社会联系的纽带,言语交际是语言的社会联系功能在具体场景的实现。社会联系功能也不仅限于人们之间的直接交流,社会上的提示语、人们所观看的书籍、电影等,都是语言在发挥着联系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也在不同领域传达文化的内涵。地铁作为新世纪的最便捷、使用最广泛的城市交通工具,其所使用的语言符号对该城市的文化内涵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是传播城市文化的一张名牌。因此研究地铁站名的翻译策略可以更好地为文化传播扩展渠道。此外,贵阳是多民族聚集的地区,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并存,贵阳多处地名都藏有少数民族语言变迁的背影。但由于汉语的推广,少数民族语言生存空间被挤压,如果不给予干涉,那么其生存地位岌岌可危。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尊重和包容各民族文化,为了使少数民族语言流传,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3]。对贵阳地铁站的翻译策略研究,也是对国家策略的积极响应。

此外,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研究翻译策略,能够突破传统翻译“字面对等”的局限,从深层次把握语言背后的文化认知逻辑,实现更加精准的语言意义交流。由于不同语言背后承载的文化各不相同,不同语言中,很难有完全一样的表达,通过探析语言背后的文化知识,可以灵活处理翻译用法,避免因文化空缺导致的意义流失。并且不同文化间所使用的语言,不仅只表达字面意思,其背后的意识形态、社会语境、宗教、隐喻用法等等都各不相同,此时就需要通过翻译解决文化认识差异,以匹配翻译受众的文化理解能力。

3. 贵阳地铁站站名翻译策略分析

我国对公共服务领域场所和机构名称译写大多采用专名使用汉语拼音拼写。但来源于英语的专名或是有实际含义并需要向服务对象特别说明其含义的专名,可使用英文翻译[4]。通名一般使用英文翻译。贵阳地铁站站点名称英译时基本符合国家规定,但由于贵阳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也是西南方言典型的城市,目前的站名译法可能会使贵阳本身的地名特色变得模糊,从而使地名背后的文化含义丧失。

3.1. 贵阳地铁站站点现有翻译策略

在遵循国家标准的基础上,贵阳地铁站站点翻译主要采用以下四点策略。

(1) 音译

我国公共服务领域场所译名标准规定地名中的专名使用汉语拼音拼写,贵阳地铁站的专名地名在无文化对应基本采用这一原则。如“窦官”译为“douguan”,金阳译为“jinyang”,太慈桥译为“taiciqiao”,花果园译为“huaguoyuan”,洛湾译为“luowan”,紫林庵译为“zilin’an”等等。优先拼音化是为了保障我国汉语的地位。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急需规范文字使用来维持社会生活,因此大力推广汉语普通话,同时也为了促进中文的国际影响力,逐步改用拼音作为罗马字母写法统一规范。因此贵阳地铁采用音译的方法保证了汉语的第一位,但是对于拼音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只有中国人能够理解,而作为英语翻译,外国人必须理解汉语含义才能够理解音译背后的地名的意思,所以本文认为音译对于本土化地名的文化传播是不利的。

(2) 直译

在一些有着地理实体或者功能性名称的站名,这些地方基本是一些生活上所必需的机构,贵阳地铁采用了完全直译的方式,根据奈达的功能对等翻译原则,这样的译法就能够让外国友人准确地找到办事点,在理解沟通上更加地便利。比如“省人民医院”译为“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Station”,国际生态会议中心站译为“International Eco-Conference Center Station”。

(3) 音译 + 直译

贵阳地铁对于大部分站点采用了音译 + 直译的混合编码的方法,如“黔灵山”译为“Qianling Mountain”,贵州大学站译为“Guizhou University”,小孟工业园译为“Xiaomeng Industrial Park”,河滨公园译为“Hebin Park”,百花大道译为“Baihua Avenue”,金阳医院译为“Jinyang Hospital”。这样的处理可以让外国友人即使不理解拼音,也可以通过地名后面的通名的英语大概了解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区域,能够更好地使这些地名融入全球化语言,增强知名度。

(4) 意译

完全意译的站点比较少,比如“森林公园站”译为“Forset Park Station”、“孔学堂”译为“Confucius Academy”。这种名称是在英语中有完全对照的,这样直白的翻译会使外国旅客的接受度大大提高。还有音译 + 意译的,比如“阳明祠站”译为“Yangming Ancestral Temple Station”。这种译法对于完全拼音化,更能够被外国旅客理解。

3.2. 现有翻译策略的不足之处

(1) 文化意象的流失以及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处理模糊

贵阳是少数民族语言较为丰富的地方,很多地名的由来与少数民族语言以及当地方言有关,音译会导致文化负载词意义空洞化,同时对于方言与少数民族语的缺乏标注,会不利于少数民族文化的继承和传播。

例1:“乌当”之名的来源。宋元时期,乌当坝及周边主要居住着苗族、布依族,汉族是明初实行军屯和民屯制度时从江南到这里居住的。苗族称水塘为“乌当”,苗语里“乌”为水之意,“当”为低下、塘之意,因此“乌当”就是水塘。而简单的拼音化完全不能够体现出少数民族语言的含义[5]

例2:云岩区之名即源于境内黔灵山中“麒麟洞”,麒麟洞是俗名,原名云崖洞,又名檀山洞(亦叫唐山洞),云崖即极高之崖,贵阳方言“崖”“岩”同音,故称云岩。当前的音译之法也无法体现名称背后的故事[5]

例3:花溪原叫“花仡佬”。明末清初,这里杂居着汉、苗、布依、仡佬等兄弟民族,其中以仡佬族最多,仡佬妇女因服饰花哨美丽,被人称为“花仡佬”,地而人得名,花溪这块地方也就被称为“花仡佬”。但随后这里的人认为该名字不雅,只取“花”字,因此得名花溪[5]

在地铁沿线地名中还有很多与当地方言或是少数民族语言有关的地名,其背后承载的独特文化彰显了我国少数民族的风俗风貌,在地铁这一使用频率超高的公共交通上,我们应该想办法宣扬,在保障我国文字地位的同时,也能够使背后的文化故事为人所知。

(2) 译名标准不统一

对于通名或是有着在英文语言中对应的实体国标要求译为英文。贵阳地铁对于有名的历史建筑类名称采用了音译 + 通名意译的方式。但是对于其他中国特色的历史建筑类并未作此处理,比如“紫林庵”中的“庵”;“太慈桥”中的“桥”;“皂角井”中的“井”;“大营坡”中的“坡”等等。虽然这些建筑并非闻名的文物建筑,但也是见证了当地发展的建筑物,其背后有着当地发展的历史文化,只一味的进行拼音化处理,与名称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故事相割裂,不利于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也不利于外国旅客的理解。

3.3. 对于贵阳地铁站点名翻译建议

我国对公共交通翻译虽然有着国家的统一标准,但是由于我国地域广袤,多民族聚居,我国的国情比较复杂,不少地区对于翻译标准制定了符合当地情况的新条例。地铁站名的翻译是我国文化宣传的重要渠道,在翻译过程中要尊重受众群体,传递的信息要使对方认可、尊重与理解,才能发挥地铁文化宣传的作用[6]

(1) 多模态补充

邀请民族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参与翻译审定委员会。鉴于地铁站名称过长不好处理的问题,可以借鉴广州地铁的粤语播报的做法。可以将站点名称含义通过站点的英语语音播报方式和少数民族语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介绍补充[7]。同时也可以通过地铁软件、站内屏幕或是告示牌补充文化背景。多举措保证语言背后的文化能够被人所注意,使得群众或是外来游客能够在旅途中更加地了解这座城市,了解这座城市背后与众不同的特别之处。在汉语国际地位提升的同时,也能够带动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的发展,保障我国文化多元化的繁荣和持续性。

(2) 分层翻译策略

在站点名称的翻译上,在执行国家标准的基础上,增加地方性色彩[8]。对于处于核心功能层的词语(如交通属性、政务属性)等词语必须采取直译(如“XX站”译为“XX Station”)。但是对于文化符号层的名称可以适当考虑一下意译或是注释(如历史、民族元素)等词,比如“阳明祠”等具有隆重文化色彩的名称。

4. 结论

近年来,我国一直致力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的国际话语权。汉语作为我国特色语言的地位也水涨船高,在对于英语语言时,我国拼音化来代替英语单词的现象越来越多。但是语言的本质是为了交际,语言本身也是文化的代表。如何平衡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我国发展汉语的一大任务。如果拼音化带来的是文化传播的削弱,那么可以适当地考虑其他的策略,来促进汉语的发展,过度的一刀切也可能适得其反。

我国对外开放越来越深,热情友好地欢迎各个国家的客人来做客,以此打响我国的知名度。语言作为我国文化传播的桥梁,发挥着重大作用。而地铁类的交通工具更是一张免费的名片,能够快速直接地去传播我国的地方文化。因此在地铁站点的名称或是其他地铁语言符号的建设中还要考虑到文化传播的用途。本文就语言符号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对贵阳地铁站点名称英译进行分析,希望能够给地铁文化传播以及当地的文化宣传提供一些新思路。

参考文献

[1] 左景丽, 李依霏, 唐芙蓉. 地铁文化英文传播的时代价值与实践路径——以西安地铁文化为例[J]. 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1(6): 64-70+78.
[2] 戴昭铭. 文化语言学导论[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6.
[3] 陈卫亚.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传承的政策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 2013.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S].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 2017.
[5]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贵州省省志·地名篇[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3.
[6] 周杨. 跨文化传播视域下外宣翻译策略研究[J].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4(3): 111-113.
[7] 刘刚凤. 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的少数民族文化英译策略[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24, 8(27): 156-160.
[8] 李婉丽, 李赛丹. 论西安地铁英译公示语翻译[J]. 现代阅读, 2013(1): 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