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教育强国建设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其核心在于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上明确提出了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建成教育强国是实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先导任务、坚实基础、战略支撑，必须朝着既定目标扎实迈进[1]。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时期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主题，而促进西部地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既是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需求，也是实现教育强国建设的应有之义[2]。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职业教育强国是实现教育强国的题中之义[3]。职业教育是“与产业同频、与就业同向”的教育类型，在服务实体经济、促进就业创业、推进乡村振兴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西部地区包括西南、西北12个省市区，西部地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是我国能源基地、生态屏障和边疆稳定的重要保障区。然而，受经济基础、地理环境等因素影响，西部地区产业升级缓慢、人才供给不足的问题突出，职业教育成为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抓手。推动西部地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既是缩小东西部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公平的必然要求，也是支撑西部地区产业转型、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现实需要。本文立足西部实际，基于区域创新系统与利益相关者理论，探讨教育强国背景下西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阐释其作为国家战略支撑、破解区域失衡等时代逻辑，剖析“产城教”融合不足、“双师型”教师滞后等困境及根源，明确服务制造强国、促进社会公平、衔接国家战略的核心要求，提出融合机制、师资建设、数字化转型等发展路径，为相关实践提供思路。
2. 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西部地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逻辑
(一) 支撑国家重大战略落地的“基础工程”
西部地区是国家多项核心战略的主战场，而职业教育是战略落地的人才基座，其发展进程与职业教育的支撑作用紧密相连。在西部大开发新格局下，发展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重点转向绿色低碳发展、产业转型升级以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这些领域对具备实操能力的技能人才有着大量需求，像光伏工程师、智能矿山技术员、跨境物流师等。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能够精准匹配这一需求，避免战略推进面临人才短缺的困境，成为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核心支撑。同时，西部地区还是“一带一路”国内段的核心区域，像新疆的中欧班列枢纽、云南的中老铁路沿线、广西的东盟合作口岸等，亟需既懂技术又熟悉国际规则、具备跨文化沟通能力的技能人才，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能培养出这类“本土化 + 国际化”人才，有效增强西部在国际合作中的竞争力，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前沿保障。此外，西部地区农村人口占比高、脱贫地区集中，乡村振兴需要能扎根、懂技术的人才，如特色种植技术员、乡村旅游管家、农村电商主播等，职业教育通过区域适配性技能培训，能够将农村劳动力转化为“新农人”，从根本上解决乡村空心化、技术断档问题，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最后一公里抓手。
(二) 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关键抓手
东中西部发展差距的核心是人才差距与产业差距，而职业教育是缩小差距的低成本高效路径。西部地区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人才供需错配与外流失血的双重困境，长期以来，低端岗位缺人干、高端岗位没人干的现象普遍存在——传统产业如农业、采矿留不住人，新兴产业如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又招不到人，大部分优质人才大量流向东部地区形成培养一个、流失一个的恶性循环，而高质量的职业教育能精准培养本土适用人才，提升人才归属感，在教育中融入地域文化、对接本地产业，可以减少人才外流，增强区域发展的内生动力[4]。与此同时，东西部之间存在明显的产业梯度差，东部已进入智能制造、数字经济主导阶段，西部却仍以资源型、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产业升级滞后的关键在于技能供给不足，例如新疆煤化工产业存在项目建设加速与人才培养滞后的矛盾，专业技能人才缺口直接影响千亿级项目投产[5]。人社部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培养数字人才70.4万人次，但西部占比不足15%，与“东数西算”等战略需求存在明显差距[6]。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则能通过定向培养产业急需人才，推动西部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逐步缩小与东部的产业差距。
(三) 保障民生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压舱石”
西部地区多民族聚居、城乡差距大，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是稳就业、促公平、固团结的核心载体。西部脱贫地区易存在职业教育基础薄弱、水平不高的问题。如中国政协网提到贫困地区中职学校办学基础薄弱，课程内容陈旧、实训设备老化，师资质量不高，无法满足生产实践和劳动市场变化的需求，可能导致学生“学非所用”[7]。仅培训基础体力技能，会使岗位替代性强、收入低，而高质量的职业教育通过“双高”培训即高技能、高适配，如民族手工艺制作、生态护林技术等，能够提升就业质量，让人们获得更高的收入、更稳定的岗位，从根本上巩固脱贫成果、避免返贫风险、筑牢防返贫、稳就业的底线。同时，西部地区有5个民族自治区、30个民族自治州，多民族聚居特征显著，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可以加强技能培训和民族文化认同教育，在教学中融入民族技艺传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等内容，既能让少数民族青年掌握谋生技能，又能增强他们对国家和区域发展的参与感，减少边缘化风险，筑牢民族团结的社会基础。
(四) 激活西部资源禀赋转化的“催化剂”
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文化资源和生态资源，但长期面临资源富集而经济贫瘠的矛盾，核心症结是缺乏将资源转化为价值的技能人才。西部是我国能源、矿产、农业的宝库，像内蒙古的煤炭、甘肃的光伏资源、云南的生物多样性等都极具开发价值，然而其资源开发长期停留在初级加工阶段，比如只能卖原煤而非煤化工产品、卖鲜菜而非预制菜。而高质量的职业教育能培养资源深加工、循环利用的技能人才，如煤制氢技术员、农产品冷链工程师等，进而推动“资源–产品–价值链”升级，实现自然资源向产业优势的转化。同时，西部的民族文化如藏羌彝文化、丝绸之路遗产，以及生态景观如三江源、黄果树，都是发展文旅产业的核心资源，但由于缺乏懂运营、会服务的人才，这些资源的价值难以充分释放，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则能精准培养这类人才，让文化变现、生态变现成为可能。
(五) 弥合区域鸿沟，完善职教体系的关键拼图
职业教育是西部教育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其高质量发展是实现教育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缩小教育资源的“区域鸿沟”十分关键，东部职业教育已进入数字化、国际化阶段，比如上海的智能制造实训基地、广东的产教融合共同体都展现出较高发展水平，而西部仍存在实训设备落后、双师型教师短缺、课程与产业脱节等问题。强调西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通过政策倾斜、资源投入来补齐教育短板，让西部学生享有与东部同等质量的职业教育，这体现了教育公平的社会主义本质。同时，西部地区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也是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最后一块拼图”[8]。之所以称之为“最后一块”，是因为东部职业教育已形成相对成熟的发展模式，而西部作为薄弱环节，其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全国职业教育体系能否实现真正的完整与均衡。我国职业教育体系的现代化，绝不能是“东部独强、西部偏弱”的失衡状态，而应通过推动东中西联动、城乡全覆盖的职业教育网络，让职业教育真正回归类型教育的本质定位，而非被当作层次教育的附属。
(六) 应对人口结构与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前瞻性布局”
当前我国面临劳动力供给总量下降以及结构性短缺问题，而西部地区作为劳动力资源的“储备库”，其职业教育质量直接影响国家劳动力市场的整体效能。盘活西部劳动力存量意义重大。从现实来看，西部地区有3.83亿人口，其中农村劳动力占比较大，但大量劳动力因技能不足，只能从事建筑零工、简单加工等低收入岗位。而高质量的职业教育能通过订单式培养、顶岗实习、现代学徒制等人才培养模式，以及现代产业学院、多功能实训基地等载体[9]。将这部分劳动力转化为技能型劳动者，缓解全国技能人才短缺压力。同时，高质量的职业教育还能对冲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与人才外流的双重压力——西部地区老龄化速度快于全国平均水平，且青年人才向东部流动的趋势明显。西部地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可以培养本土用得上、留得住的人才，如县域医护人员、乡村教师、社区服务者等，延缓区域人口空心化，为西部长远发展保留人力资源火种。
3. 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困境及根源剖析
(一) “产城教”融合不足的深层根源(基于区域创新系统理论)
从区域创新系统理论视角看，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发展滞后，是由于区域内产业、城市、教育等创新主体互动不足、网络不完善，背后存在深层次的结构性、制度性与文化性因素，且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
一是结构性根源。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以资源型、传统型产业为主导，不仅产业链条短，而且产品附加值低，这直接导致企业利润空间有限，进而使得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动力不足。与此同时，据统计数据显示，西部地区的城镇化率至今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市对职业教育的空间支撑能力较弱，难以形成“产业聚集–人口集聚–教育升级”的良性循环，这进一步加剧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困境。二是存在制度性障碍。地方财政紧张是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瓶颈，西部12省人均GDP仅为东部的65%左右，地方政府难以承担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的建设成本。此外，跨区域协同机制的缺失，再加上像青藏高原、黄土高原等自然地理条件带来的封闭性，进一步限制了本地院校与外部优质资源的对接，使得职业教育资源难以实现优化配置。三是文化性的制约。在部分民族地区，“重学历轻技能”的观念根深蒂固，家长们更倾向于让子女选择普通教育，这不仅导致职业院校生源不足，也使得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合作的社会认同感偏低，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
(二) “双师型”教师建设滞后的多维成因
西部欠发达地区“双师型”教师建设存在诸多突出问题，这些问题共同制约着教学质量的提升。一是结构性矛盾。西部地区企业以中小微为主，本就存在高技能人才稀缺的问题，且这些人才的薪资水平远低于东部地区同岗位，这使得企业人才转型任教的吸引力严重不足。与此同时，新聘教师多为高校应届毕业生，他们普遍缺乏实践经验，最终形成“理论强、实践弱”的师资结构，难以满足职业教育对实操教学的需求。二是制度性缺陷。教师职称评定中存在重论文轻实践的倾向，对企业实践经历缺乏量化考核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教师参与实践的积极性。不仅如此，省级财政对“双师型”教师培训的专项投入不足，人均培训经费远低于东部地区，难以支撑高频次、高质量的实践培训，导致教师的实践技能难以得到有效提升。三是地理与文化限制也带来了不小的阻碍。像西藏阿里地区这样的偏远区域，交通十分不便，很难邀请到行业领军人才开展线下培训。同时，部分少数民族教师汉语水平有限，对数字化教学工具的接受度较低，这进一步制约了他们教学能力的提升，使得优质教学资源的传播与应用受到限制。
(三) 主体协同乏力的利益博弈(利益相关者理论)
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区域职业教育发展的实施主体包括职业院校、政府、行业、企业等，这些主体通过利益联结形成利益共同体，是推动区域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最佳选择[10]。
西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推进，本质上需要突破常规路径，但这一过程始终受限于实施主体的合力不足。作为发展主体的西部职业院校、地方政府、行业企业等，本应通过利益联结形成协同共同体，却因现实梗阻难以凝聚有效动能，导致政策、资源等利好难以转化为实际成效。尽管西部职业教育坐拥多重利好——西部大开发政策持续加码、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计划专项倾斜、东部对口支援带来师资与设备支持，但职业院校的“单打独斗”、企业的“隔岸观火”、政府协调的“末梢堵塞”，让本就稀缺的资源难以形成聚合效应。最终，即便有政策红利与资源输入，西部职业教育与当地新能源、特色农牧、跨境电商等产业的融合度仍显不足，始终难以达到预期的发展成效。
(四) 类型定位模糊的认知与制度偏差
西部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还面临着认知偏差、制度缺失及区域适配性不足等问题，这些因素共同制约着其高质量发展。首先是认知偏差的影响，“普通教育优于职业教育”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西部不少职业院校陷入盲目追求升格为本科院校的误区，这导致其弱化了技能培养这一核心职能，与职业教育的初衷渐行渐远。其次，制度层面的缺失也不容忽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的衔接机制尚未完善，学分互认、技能等级衔接等方面缺乏省级统一标准，这不仅造成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断层”现象，还可能出现“重复培养”的问题，严重影响了职业教育体系的连贯性与效率。此外，区域适配性不足的问题也较为突出。部分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上简单照搬东部地区的模板，未能充分结合民族地区的实际需求，比如藏区未开设牦牛养殖、唐卡技艺等具有地方特色的专业，这进一步加剧了人才供需之间的错配，难以培养出真正服务于本地发展的技能型人才。
(五) 数字化转型滞后的资源与能力约束
西部地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滞后”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数字基础设施薄弱且分布不均。多数职业院校网络带宽不足、5G和物联网覆盖不全，偏远地区院校存在“数字鸿沟”，实训基地数字化改造滞后，智能仿真设备等数字化教学装备配备率低，部分院校依赖传统实训工具，比如，根据《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报告(2023)》显示，西部地区职业院校生均数字化教学设备投入仅为东部地区的1/3，青海、西藏等地部分中职学校的网络带宽平均不足100 Mbps，而东部同类院校普遍达到1000 Mbps以上[11]。二是数字教学资源供需失衡且缺乏地域适配性。西部地区多照搬东部模板，未结合本地特色产业开发针对性内容，资源更新缓慢，如贵州部分职业院校相关数字课程内容滞后于本地产业园区技术应用，且资源共享机制缺失，院校间普遍重复建设，优质资源难辐射偏远地区。三是教师数字素养与教学融合能力不足。数字化培训频次低、针对性弱，缺乏对数字教学工具的深度应用指导，导致重技术引进、轻教学融合。
4. 教育强国建设对西部地区职业教育的核心要求
教育强国建设对西部地区职业教育的核心要求是教育强国建设将职业教育定位为“与产业同频、与就业同向”的类型教育，要求其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跃升。对西部地区而言，这一转型需紧扣区域特色与国家战略，在强国建设、促进公平、衔接战略等维度形成系统性要求。
(一) 推动制造强国的建设
在新时代的发展格局下，实体经济作为国家经济的根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着重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12]。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更是多次明确指出，“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要坚定不移把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加快建设制造强国”[13]。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也着重提出西部地区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明确要求“推动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充分发挥西部地区比较优势，推动具备条件的产业集群化发展，在培育新动能和传统动能改造升级上迈出更大步伐”以及“促进信息技术在传统产业广泛应用并与之深度融合，构建富有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14]。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在这一战略布局中，肩负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使命，需从多维度精准发力，深度契合实体经济发展需求。
(二) 以资源均衡与文化融合促进社会公平
西部地区多民族聚居、城乡差距显著的特征，决定了职业教育需承担兜底保障与融合纽带的双重角色，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在资源均衡配置上，需着力缩小区域差与城乡差。针对大部分职教资源集中在省会城市的现状，要求职业教育资源向县域、乡村、民族地区倾斜。如建立城乡对口支援机制，推动省会优质职业院校向县域分校输出课程、师资，让农村学生享有与城市同等质量的技能教育。在社会融合上，需强化“技能培养 + 文化认同”的双重目标。针对多民族聚居特点，职业教育需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民族文化传承与技能培训结合——例如新疆职业院校在培养纺织技术人才时，可融入艾德莱斯绸传统工艺课程；云南职业院校在乡村旅游专业中，同步开展彝族、白族等民族文化讲解技能培训[15]。通过这种“技能+文化”的培养模式，既让少数民族青年掌握谋生本领，又增强其对国家发展的参与感，避免边缘化风险，夯实民族团结的社会基础。
(三) 深度衔接国家战略，打造“战略落地”人才基座
西部地区作为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的“主战场”，职业教育需成为战略推进的人才供给站，实现战略需求在哪里，人才培养就跟到哪里。在西部大开发新格局中，需聚焦绿色低碳与基础设施升级需求，针对绿色能源、智能矿山、互联互通基建等领域，培养懂技术、能实操的特色人才——例如为甘肃光伏基地培养光伏系统设计与运维人才，为陕西智能煤矿培养矿山智能化监测技术员，让职业教育成为西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需强化“本土化 + 国际化”双属性。依托新疆中欧班列枢纽、云南中老铁路沿线等区位优势，职业教育需培养既懂技术又熟悉国际规则的人才——例如开设东盟方向上跨境电商运营、中亚标准国际工程施工等专业，融入国际贸易规则、跨境物流通关、多语种沟通等课程，让毕业生能直接服务于西部与周边国家的产业合作，增强西部在国际合作中的竞争力。在乡村振兴战略中，需聚焦扎根乡土的实用人才培养。针对西部地区农村人口占比高、脱贫地区集中的特点，职业教育需下沉服务重心，培养能留得住、用得上的“新农人”——例如为四川凉山培养高山果蔬种植技术员，为广西百色培养农村电商主播，为青海农牧区培养草原生态管护员，通过“接地气”的技能培训，破解乡村空心化、技术断档问题。
5. 教育强国背景下西部地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一) 机制、培育、模式：西部职教“产城教”融合的三重突破路径
针对西部职业教育产城教融合的难题，基于区域创新系统理论，从三个维度构建系统性解决办法，增强各主体协同互动。在合作机制上，由省级政府牵头成立产城教融合发展联盟，建立跨层级产业需求对接机制，定期发布《区域产业人才需求清单》，将城镇化规划纳入讨论范围。通过差异化利益绑定，以技术支持鼓励资源型企业参与实训基地建设，对新兴企业实行税收减免和优先招工政策，借鉴“飞地经济”推动东西部校企共建异地实训基地。此机制可借东部经验提升企业参与度，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可补充地方税收减免成本。在人才培养上，职业院校建立产业监测系统，每两年调整专业，实行教师每5年挂职6个月并与职称挂钩制度。通过本地就业毕业生每月500~1000元、连续3年的岗位补贴，及最高10万元的回流人才创业扶持，提升技能人才留存率，相关资金由省级财政与企业配套解决。在培养模式上，政府统筹在产业集中区建公共实训基地，企业提供设备技术、院校负责运营；推动东西部院校专业共建，利用职教云开设远程课堂、组织交换实训。PPP模式可降低财政压力，对口支援政策助力专业共建，预计能提升西部院校专业与产业匹配度。
(二) 加强师资建设：打造“引育留用”全链条体系
一是完善“双师型”教师培养机制，加强教育针对性，根据教师的年龄、职称、经历和学科背景等因素，将教师分为不同的层次和类别，制定针对性的教育计划和内容[16]。二是建立“西部地区职教教师特殊津贴”，资金来自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与省级财政配套，按岗位等级为艰苦边远地区教师发放月补贴，民族地区教师额外增补。中央转移支付有保障，差异化补贴可吸引教师赴艰苦地区，需要建立中央督查机制以防范省级配套不到位的风险。三是柔性引才，以“银龄教师、产业教授”等方式吸引东部退休教师、企业技术骨干，实施“西部职教银龄计划”，利用其经验与时间优势，实现校企双赢。四是各类各级高校需清楚认识自身的优势所在，不断提升办学能力，促使办学条件全方位达到标准。同时，要制定“双师型”教师的认定标准，以该标准为指引，重点把“专业、教材、课程、师资、基地”这五大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直接相关的核心要素，打造成为“金专、金课、金师、金教材、金地”，从而扎实筑牢职业教育的“基本功”。五是职业院校要瞄准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的培养，与地方政府、特色产业及一线行业紧密联系、灵活联动，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最后，要打破不同类型高校之间的壁垒，在各级各类高校间搭起“立交桥”，实现资源共享、贯通互认，实现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平等共生。
(三) 明确“特色定位 + 战略衔接”的办学方向，强化人才供给精准度
针对职业教育与区域需求错位、类型定位模糊的问题，需以服务国家战略与释放区域优势为导向，构建专业建在产业链上、人才育在需求链中的办学模式｡
一是对接国家战略设置特色专业群，围绕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乡村振兴等战略需求，建立“战略–产业–专业”联动目录｡例如，为西部大开发绿色转型需求，在甘肃、宁夏开设光伏系统设计与运维、风电设备检修专业群；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在新疆、广西开设东盟跨境电商、中亚工程施工标准专业，融入多语种、国际贸易规则课程；为乡村振兴，在四川凉山、云南怒江开设高山果蔬种植、民族手工艺传承专业，培养能下地､懂文化的复合型人才。二是构建贯通培养的现代职教体系，打破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的衔接壁垒，建立“学分互认、技能等级衔接”机制。例如，陕西可试点“中职 + 高职3 + 2”模式，中职阶段培养基础技能，高职阶段聚焦产业升级需求，如从传统采矿转向智能矿山技术；支持西部职业本科院校建设，重点培养“技术研发 + 现场管理”的高层次技能人才，避免向普通本科同质化倾斜。三是坚持“就业导向 + 区域适配”的办学初心，扭转重升学轻就业的摇摆倾向，将本地企业就业率、创业带动就业数作为核心评价指标。例如，要求职业院校毕业生本地就业率不低于60% (民族地区可适当放宽)，并通过校友跟踪服务机制，鼓励毕业生返乡创业或服务基层，破解培养一个、流失一个的困境。
(四) 加速数字化转型与资源共享，缩小“教育代际差”
针对西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薄弱、资源适配性不足的问题，需以“补短板 + 建生态”为目标，推动职业教育数字化从硬件建设向深度应用跨越。
一是要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底座。实施“西部职教数字化攻坚计划”，重点提升偏远地区院校网络带宽的建设和配备智能仿真实训设备；通过“东西部数字结对”机制，由东部院校向西部捐赠淘汰但仍可用的实训设备，降低更新成本。二是要开发本土化数字教学资源。依托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设立西部特色资源专区，鼓励院校联合企业开发适配课程——如贵州职业院校联合大数据企业制作东数西算运维数字课程，西藏院校开发高原生态管护虚拟实训模块；建立资源共享联盟，避免重复建设，例如青海、甘肃、宁夏联合开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跨区域数字课程｡三是要提升教师数字素养与应用能力。将数字教学能力纳入教师考核必修项，通过“国培计划”专项培训，重点教授在线教学、虚拟仿真实训等技术；组织一些东部数字化专家讲座活动，手把手指导西部教师运用AI批改作业、设计数字化教学方案，避免买了设备不会用的浪费。四是要健全数字化转型保障机制。省级财政可设立“职教数字化专项基金”，建立“数字化转型评估指标体系”，从设备使用率、资源更新频率、教学融合度等维度定期考核，杜绝重建设轻应用的形式主义。
(五) 凝聚多元主体协同合力，构建“内外联动”的发展格局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针对政府、院校、企业各自为战的问题，通过利益联结、政策激励打破壁垒，形成政府引导、院校主导、企业参与、社会支持的共治生态。
一是强化政府统筹协调功能。政府需出台西部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规划，明确各主体权责——如教育部门负责标准制定，人社部门牵头就业对接，工信部门推动企业参与；建立职业教育成效与地方政府考核挂钩机制，将技能人才供给量、产教融合深度纳入地方官员政绩评价。二是要推动东西部职教结对帮扶升级。在现有对口支援基础上，建立专业共建、师资互派、资源共享的长效机制，例如，上海与云南合作共建智能制造实训基地，上海提供设备和师资培训，云南负责场地和生源，毕业生既可服务云南产业，也可输送至上海企业，实现“双向流动”。三是激发行业协会与社会力量参与。支持西部行业协会，如光伏协会、文旅协会；制定行业技能标准，参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方案评审；鼓励社会资本通过“PPP模式”参与职教办学，如设立“西部技能人才培养基金”，对优秀校企合作项目给予资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