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25年1月17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我国网民规模从1997年的62万人稳步增长至2024年的11.08亿人，互联网普及率同步攀升至78.6%。截至2024年底，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9.74亿人，较2023年12月增长5947万人，占网民整体的87.9% [1]。这一显著发展成果不仅深刻印证了互联网已成为驱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更标志着我国正稳步迈入数字经济深度发展的全新阶段。
数字经济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以数字技术应用为核心驱动力的新经济形态[2]。它通过优化数据要素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加速推动我国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为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力。与此同时，移动支付的广泛覆盖与电子商务的深度普及，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让日常消费更便捷高效、生活体验更智能多元。在这一背景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十四五”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规划》《关于促进旅游业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关于推动数字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等政策文件的颁布，既清晰指明了文旅产业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方向，更标志着这一进程已从行业实践上升为国家战略部署，成为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路径与重要抓手。作为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文旅与数字经济的融合发展既顺应时代潮流，又契合国家战略导向，不仅有助于构建数字化文旅新业态、营造智能化体验新空间、研发创意化消费新产品，更为行业创新发展注入强劲且持久的新活力与新动能。
2. 文旅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机制分析
2.1. 数字技术赋能对文化活化与叙事创新的驱动效应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加速迭代的背景下，文旅产业中的传统文化资源正突破时空限制，迎来活化与创新的新机遇。数字化转型通过技术渗透与场景融合，推动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耦合，在文化叙事方式、呈现形态、体验维度等方面实现系统性跃升，为文旅生态注入文化活力。
一方面，数字技术重塑文化叙事的互动逻辑与深度体验。在传统文旅场景中，文化传播多依赖单一化的讲解或静态展示，游客往往处于被动接受状态。而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让文化叙事转向多维度、沉浸式的互动体验模式。崆峒山景区构建了以“数字孪生为基础、交互叙事为纽带、沉浸体验为目标”的智慧化游览体系：通过无人机建模技术生成古建筑群数字孪生模型，不仅支持游客开展720度在线漫游，还能精准呈现建筑细节，为远程感知景区风貌提供技术支撑；在此基础上，景区在核心景点设置AR标识嫁接现实场景，游客扫描即可触发历史动画与语音讲解，实现虚拟信息与实体景观的实时叠加，强化场景交互性[3]；同时，结合道源文化与崆峒武术特色开发AI互动系统，将传统文化元素转化为体感游戏等可参与项目，提升游客的主动参与度。这种叙事方式使游客从文化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既激发深度探索欲望、强化文化认同感，也让传统文化的教育价值在互动体现中实现了转化和传递。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赋能文化遗产价值传承与保护修复。在价值传承维度，虚拟展示与沉浸式体验突破时空壁垒，让公众深度感知文化遗产精髓；互动叙事与知识图谱则赋予文化遗产动态活力，显著拓展了文化价值的传播广度，也深化了公众的认知深度。在保护修复层面，高精度三维扫描与数字化建档为文物构建了毫米级精度的“数字孪生”，为其永久性保存筑牢根基。以国家图书馆为例，该馆采用高清影像数据库结合三维复原技术，对馆藏40册75卷《永乐大典》内容进行沉浸式复原呈现；运用动画、音效等技术，直观解读典籍的构成、体例、发展脉络及流散历史；在原始高清影像支持下，通过Web 3D、光影还原等交互式技术，高度逼真地还原了《永乐大典》的原始形态，赋予观众“身临其境”并“可感知”这部典籍的独特体验。数字技术凭借其独特的技术特性与创新应用模式，不仅为文化遗产注入了适应数字时代传播与存续的新动能，更通过构建多维互动的价值阐释体系，使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的文化认同建构、历史记忆传承中发挥着愈发关键的作用，进而成为文旅生态系统中兼具文化深度与体验活力的核心吸引力要素。
2.2. 数据驱动决策对运营效率与价值挖掘的优化效应
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核心价值，在于通过数据要素的深度应用推动文旅产业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实现运营效率提升与服务质量升级。在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搭建的分析框架中，数据要素通过“数字化整合–要素化加工–资产化运营”的全链条有效释放了其价值乘数效应，既为文旅产业的精细化运营和精准化服务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促进了文旅载体的传承保护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创新。
首先，数据驱动支撑精准营销与个性化服务创新。在数字化整合层面，物联网、移动终端等多源平台高度协同，实时采集分析客流密度、资源状态及市场趋势等数据，优化全域文旅资源配置。故宫博物院的“客流热力图”整合12类数据源，每5分钟生成客流密度分布图，动态调整导览服务与开放容量，2024年春节核心区游客停留时长缩短22%，游览完整度提升40% [4]；江苏扬州“苏超”期间通过票务数据联动文旅消费，主场比赛日对客队城市游客免景区门票，带动预订量同比激增305% [5]，并依托票务趋势分析优化“门票 + 住宿 + 餐饮”套餐排期，减少场馆闲置；成都宽窄巷子深度挖掘仲夏生活节期间的消费数据，针对性引入蜀锦夜展、非遗体验等业态，2024年8月夜间消费达5100万元，同比增长5%，文创产品销售收入同比提升52%，精准优化资源配置[6]。
其次，数据价值推动遗产保护与文化传承进程。要素化加工层面依托人工智能与知识图谱技术，对原生文化资源进行解构、标注与重组，生成可标准化复用、智能化组合的沉浸式体验产品，支撑个性化、场景化服务创新。苏州丝绸博物馆自2022年起开展馆藏文物和丝绸样本数字采集，在降低文物出库过程中损坏概率的同时，为织绣类文物修复及加工方式在不同主体间的共享提供了更多数字信息参考。遵循数据采集、系统开发、市场应用同步进行的工作方式，两年来该馆已在新中式服饰、网络游戏、潮玩手办、美妆、贵金属等领域授权使用丝绸纹样数据30余批次，形成了一批文化创意产品和跨界联名产品[7]。
最后，数据资产赋能资金融通与资源价值增值。资产化管理层通过区块链确权、智能合约与IP价值评估体系，将数据要素与文化资源转化为可确权、可交易、可增值的数字资产，优化文旅资源配置效率，拓展融资渠道，构建文旅产业可持续价值生态。敦煌研究院联合腾讯区块链技术，将6500余份高清壁画、文献等数字化资源进行区块链确权[8]。创作者下载飞天纹样进行文创设计后，其使用记录自动生成区块链存证，敦煌研究院可通过智能合约自动获得分成收益。创作者上传的二次创作内容经AI审核和专业审定后，再次进入素材库流通，形成“授权–创作–再授权”的正向循环。截至2025年，该平台已吸引超过5000家企业和个人参与创作，衍生出数字藏品、文创产品等多元形态，反哺文物保护资金超2000万元。
2.3. 智慧平台整合对定制服务与产业协同的催化效应
智慧平台作为数字化转型的基础设施，通过打破信息壁垒、融通产业资源，推动文旅产业从分散运营向协同发展转型，是重构文旅产业生态的核心纽带。数字平台具有显著的融通能力和链接优势，能够通过数据的采集、存储、分析、共享机制，打造“智慧化服务 + 信息化管理 + 智能化营销”的生态闭环，促进文旅产业协同与效率提升[9]。
智慧平台依托大数据支撑精准营销与个性化服务创新。通过线上调研、用户画像分析等方式，数字平台能够精准捕捉游客需求与偏好差异，并基于年龄、消费习惯、兴趣标签等数据，实现“千人千面”的精准触达。在服务环节，通过分析游客行为轨迹与历史数据，数字平台能够精准预判游客潜在需求。例如，携程基于用户消费行为、搜索记录等标签，结合自主研发的“千景千面”系统、LBS技术及实时数据，为用户自动推送周边匹配其兴趣的文旅活动。同时，通过细分客群实施精准营销：为家庭客群推荐“亲子主题活动套餐”；联合B站、音乐节主办方为年轻群体推出“Z世代潮流体验包”；为银发群体打造“携程老友会”品牌，推出“避寒养老游”“山水疗养漫游”等定制线路。这种数据驱动的服务模式，既增强了游客的获得感与忠诚度，也提高了营销转化效率，形成“需求–供给”精准匹配的良性循环，推动文旅生态从同质化服务向差异化竞争转型。
此外，智慧平台还通过信息的链接推动文旅产业链的深度协同。传统文旅产业中，景区、餐饮、住宿、交通等环节往往相互分离，存在信息孤岛问题。而数字平台的联动，让文旅主体能够推出跨业态优惠与主题消费场景，构建“核心景点+配套服务+文化体验”的复合型产品体系，吸引游客深度消费；游客也能通过平台一站式获取景点预约、交通接驳、餐饮预订等全链条服务。例如“游湖北”全域智慧文旅综合服务平台，整合景区门票、酒店、交通、文化演艺等资源，让游客一键完成“吃住行游购娱”全链路预订；平台还支持跨业态套餐优惠与积分互通，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场景。数字平台由此打破信息壁垒，推动文旅资源从“单点服务”向“场景联动”转型，显著提升游客体验与消费粘性。
3. 文旅产业数字化转型的现实挑战
3.1. 顶层设计不够完善，监管机制尚不健全
作为顶层制度设计，系统完备的政策监管体系已成为新时代文旅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决定性变量。近年来，在文化和旅游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多部门的协同推进下，一些列助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文件相继出台，但现行规章制度仍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一方面，现有政策文件呈现明显的碎片化、零散化特征，针对文旅产业数字化、智慧化、网络化转型的专项政策供给相对不足；另一方面，受制于跨部门权责分工不明晰、协同机制缺失，监管机制和治理能力同文旅产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存在显著的滞后性。具体体现在三个维度：其一，文旅产业数字化发展涉及文旅、工信、网信等多部门，但政策层面缺乏统筹协调，如数据共享标准、智慧景区建设规范不统一等，易导致权责不清与监管乏力；其二，现有法规对虚拟旅游、数字藏品等新文旅新业态的版权保护、数据安全、消费者权益等方面缺乏明确界定，增加了消费者隐私泄露与权益受损的风险；其三，文旅管理部门条块分割与行业壁垒共存，跨部门、跨层级的有效沟通与协同机制缺失，导致各类数据的采集与共享难以实现高效整合[10]，“数据孤岛”问题严重。上述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文旅产业数字化转型进程的关键瓶颈。
3.2. 核心技术攻关乏力，基础设施布局失衡
现阶段，我国文旅产业在数字化浪潮中迎来智慧平台、大数据分析、虚拟现实等技术带来的发展机遇。然而，其数字化进程仍面临多重挑战。首先，现有技术和平台的数据处理和应用能力普遍不足。部分文旅数字化服务平台存在功能不完善、数据承载能力低、信息处理速度慢等问题。在游客高峰期，预约系统崩溃等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游客决策效率和体验感。其次，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区域分布失衡，成为制约文旅产业数字化进程的另一关键瓶颈。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影响，我国城乡之间、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发展存在显著差距。特别是我国乡村地区，2024年末互联网普及率为65.6%，这一水平与广大城市地区相比，仍存在13个百分点的差距[11]。由此可见，乡村及欠发达地区不仅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非核心旅游区域的互联网覆盖率和智能化设备普及率也较低，这进一步制约了游客体验感的提升和产业数字化均衡发展。最后，数字技术的纵深发展导致文旅项目吸引力下降。采用全息投影、VR技术等打造沉浸式体验已成为行业趋势。但随着技术日益普及，游客购置相关设备即可居家体验，这导致文旅项目的核心吸引力下降，创新性不足问题凸显。
3.3. 人才培育模式脱节，复合人才供给短缺
数字人才不仅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储备，还拥有丰富的数字素养与技能，能够运用数字技术解决实际问题，为文旅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关键智力支持。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我国文旅产业对复合型、跨领域数字化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然而，现有人才培养体系与市场的实际需求存在脱节，导致人才供需失衡，阻碍了文旅产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一方面，数字化人才供给数量存在显著缺口。《中国数字经济人才发展报告(2024)》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数字经济产业规模已达53.9万亿元，人才总量约3144万人，人才缺口高达2500万人[12]。由此推知，文旅产业正面临着数字化人才数量短缺的严峻挑战。另一方面，数字化人才供给质量亟待提升。随着数字经济转型步入深水区，文旅产业对高融合性、强专业性人才的需求愈发突出。然而，传统文旅从业者普遍缺乏数据分析、数字营销、用户体验设计等数字素养，而技术人才又对文旅场景的业务逻辑理解不足，形成了核心能力的结构性缺口，须通过“科技小院”等在地化培养模式破解结构性矛盾[13]。究其原因，其一，高校数字人才培养体系不健全，课程设置偏重传统理论，缺乏“文旅 + 数字技术”的跨学科融合培养；其二，企业普遍缺乏数字化人才培养意识，大部分从业者依靠“干中学”，专有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其三，文旅产业内部数字人才流失严重，数字化岗位薪资竞争力远低于互联网行业，基层文旅企业难以留住技术骨干。
3.4. 数字产品供给受限，品牌效应释放欠佳
在数字经济浪潮下，文旅产品的综合品质面临着更为严苛的考验。当前，我国文旅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仍处于起步阶段，在数字化产品供给和品牌建设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亟待政府和企业协同探索破解路径。一是产品数字化水平滞后，商业模式落地受阻。数字文旅项目往往需要高额的前期投入，成本压力较大，而游客对于付费项目的接受程度有限，这导致许多景区、酒店未能同步实现产品数字化转型，现有产品形态仍主要停留于传统视听层面，商业模式难以有效验证。二是市场需求分化明显，消费群体接受度不均。不同年龄段、不同地域的消费群体，对数字文旅产品的认知和接受程度存在显著差异。例如，老年群体在新型数字化设备的操作和数字化服务的适应上存在一定障碍；部分偏远地区的游客，由于接触机会有限，对新兴的数字化文旅体验认知度不高，接受意愿也相对较低。这使得数字化产品难以实现全面覆盖，影响了其普惠性和市场渗透率。三是文化内涵挖掘不足，差异化创新能力不足。过度追求商业化效益的倾向导致全国各地文旅产品同质化现象突出，超70%的文旅项目集中于古镇、商业街、主题公园等雷同形态[14]，对地域特色文化、历史内涵的挖掘不够深入，缺乏具有独特辨识度的IP打造。这使得文旅产品的特色逐渐淡化，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游客的新鲜感与体验质量。
4. 文旅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推进路径
4.1. 以政策为引领，加强顶层设计
政策监管体系的优化需要立足制度重构与机制创新双维度。制度重构层面，应强化专项政策供给的体系化建设，系统整合现有碎片化政策文件，聚焦数字化、智慧化、网络化转型核心领域，从文旅数字化技术应用、业态创新及标准规范等多维度为文旅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预期制度保障。与此同时，加快完善新业态领域的监管法规体系。针对虚拟旅游、数字藏品等新兴业态，构建涵盖版权保护、数据安全与消费者权益的全链条法规框架，引导相关企业落实数据采集、存储与处理的安全责任，强化技术防护手段应用，降低隐私泄露与权益受损的潜在风险[15]。
机制创新层面，应建立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一方面，联合工信、网信、自然资源等相关部门，设立数字化转型专项机构，统一数据共享标准与智慧景区建设规范，通过搭建跨层级数据共享平台破解“数据孤岛”困境，同时依托权责清单制度厘清监管权责边界，化解多头管理与监管效能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引入社会监督机制，借助数字化网络平台畅通游客意见反馈渠道，收集公众对文旅数字化转型的诉求和建议，形成多元主体参与、高效联动的协同治理生态。
4.2. 以技术为驱动，完善基础设施
首先，大力推进高新科技的研发与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及云计算等前沿技术的深度融入，正重构文旅产业的资源认知、产品逻辑与市场理念，不仅显著拓宽了产业边界，还丰富了其要素范畴，同时大幅增强了资源整合效能与市场配置效率[16]。为此，需重点培育一批核心科研实验室，加大对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强度，提升文旅数字化服务平台的数据承载能力和处理效率；进一步完善平台功能模块，实现多源数据融合与智能分析，为游客提供精准化服务。整合文旅部门、龙头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创新资源，构建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体系，推进跨领域、跨部门的技术交流与资源共享，助力文旅产业向数字化转型稳步迈进。
其次，加快数字基建的均衡化建设。紧跟时代发展方向，将文旅产业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纳入数字中国建设的宏观布局，推动文旅行业基础设施整体数字化服务能力提升。制定区域协同发展规划，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资金投入和技术帮扶力度，推动光纤网络、5G基站实现全域覆盖，有效弥合数字鸿沟。
最后，深化地域特色文化内涵挖掘与数字表达。聚焦打造具有独特叙事风格的沉浸式文旅项目，充分运用数字技术作为文化表达的载体，积极开发专属数字藏品等特色文化衍生品，增强文旅项目的吸引力和核心竞争力。
4.3. 以人才为支撑，激发转型活力
针对文旅产业数字化转型中的数字人才供需失衡问题，需构建“产教融合、梯次培育、生态优化”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学校方面，要深化人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校应打破传统学科壁垒，联合文旅企业与技术机构，共建“文旅 + 数字技术”跨学科课程体系与实践平台。课程内容需紧密对接产业前沿需求，增设数据化文旅营销、智慧景区运营管理等交叉课程。同时，建立校企联合实践基地，通过项目制学习、引入产业导师等方式，有效衔接理论教学与产业实践。
社会方面，要协同优化人才生态。文旅企业需转变观念，将数字化人才视为战略资产。针对在职人员，定期开展模块化数字技能培训，强化数据分析、数字营销、用户体验设计及场景技术应用等实务能力培养，重点提升从业者运用数字技术解决文旅场景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地方政府需完善文旅产业数字岗位薪酬体系，建立科学的评价标准与职业发展通道，通过股权激励、项目分红等方式增强岗位吸引力。同时，可针对文旅企业关键技术岗位推出税收减免、专项人才补贴等精准激励政策，缓解人才流失压力。
4.4. 以市场为导向，强化品牌建设
在数字经济深刻重塑文旅产业发展路径的当下，深化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核心路径。这一进程不仅需要拓展技术赋能的广度与深度，更需着力强化文化价值的创新转化与品牌辨识度的系统构建。针对产品数字化水平滞后与商业模式验证难的问题，政府可牵头设立文旅数字化专项扶持基金，分散企业前期投入风险；同时鼓励文旅企业开发云端化、模块化解决方案，降低中小景区、酒店的数字化转型门槛。
面对市场需求分化与普惠性不足的现状，一方面，聚焦银发群体需求，推动适老化与简易化设计，开发搭载语音交互功能、配备大字体界面的专属应用，解决老年游客技术障碍[17]；同时，在偏远地区优先推广数字应用程序，逐步培育当地数字消费习惯。另一方面，联合社区、学校开展全民数字素养提升行动，通过线下体验点与培训课程缩小“数字鸿沟”，增强全社会的数字化接受能力。
破解文化内涵薄弱与同质化困局，关键在于深耕地域文化。具体而言，可由政府主导建立文化资源数字化标准库，支持利用数字技术深度解析地方文脉；文旅企业则需强化与文化学者、创意人才的跨界合作，打造具有高辨识度的文旅产品IP，以此保障持续的创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