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完成“两个转变”之后的代表作，其中异化劳动理论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作为一部未完成的手稿，《手稿》是马克思主义形成阶段中的重要著作，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思想还残留着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色彩。他在《手稿》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进行深入考察，通过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异化思想的批判与革新，形成了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异化劳动思想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立，为之后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也对我们分析当今社会发展的现状与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当代价值。
2.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理论来源
“异化”一词并非马克思最先提出和使用的，其最早来源于拉丁文，原意为权利的转让、精神的错乱和关系的疏远，其内涵的扩充外延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地进行的。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也非凭空产生，而是建立在对前人思想遗产，特别是对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唯物主义的批判性继承与革命性超越基础之上。深入剖析马克思与这两位思想先驱的理论渊源，是理解其异化劳动理论独创性、革命性的关键。
2.1. 黑格尔的异化思想
黑格尔在其宏大哲学体系中，异化构成了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核心环节。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并非静态的存在，而是通过一个辩证的运动过程实现自我认识。这个过程的起点是精神的内在性，为了认识自身，精神必须进行“外化”或“异化”，创造出与之对立的对象世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这个对象世界是精神自我设定的对立面，是精神的异化形态。精神只有通过扬弃这个异化的对象世界，即在对象世界中重新认识自身、克服对立，才能最终达到更高层次的自我统一和绝对知识。因此，在黑格尔那里，异化是精神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必经之路，具有积极的、建构性的意义。他通过异化概念揭示了矛盾对立、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运动法则。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异化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肯定了其包含的“伟大之处”在于“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这深刻影响了马克思对劳动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活动的理解，以及对异化作为辩证过程的认识框架。
同时，马克思又敏锐地洞察到黑格尔异化思想的根本缺陷在于其彻底的唯心主义性质。首先，黑格尔异化的主体是抽象的“绝对精神”或“自我意识”，而非现实世界中从事物质生产的、活生生的、具体的“人”。异化被理解为纯粹精神领域内的概念运动，现实世界的矛盾只是精神异化的表象。其次，黑格尔将“对象化”与“异化”混为一谈。在黑格尔那里，任何对象化都必然意味着异化，异化的扬弃也只是在思维中完成的抽象复归。这导致他无法区分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劳动才发生的、具有压迫性的异化，与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必然前提的、一般意义上的对象化劳动。最后，黑格尔的异化扬弃最终指向精神在哲学中的自我和解，而非现实社会关系的革命性变革。这种在思想中解决现实矛盾的路径，在马克思看来，无异于“虚假的实证主义”。因此，马克思批判继承了黑格尔的异化思想，他从资本主义现实社会出发，将现实的人作为异化的主体，且将对象化与异化区别开来，将异化理论置于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完成了对黑格尔异化思想的超越。
2.2. 费尔巴哈的异化思想
马克思早期对于异化理论的分析就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异化思想的痕迹。在《手稿》中，马克思首先对费尔巴哈表达了高度的肯定，“对国民经济学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2]。费尔巴哈通过揭示黑格尔异化思想中的缺陷创立了自己的异化思想，他认为在中世纪的欧洲，理性主义的光辉尚未照耀大地，统治者为保持统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不得不采取一种隐蔽、柔性的形式，将超出人们认知范围之外的事物定义为“被膜拜的至高存在”，统治者依托这种这种被赋予超越性的实体，形塑着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臣服在这种“至高存在”之下，久而久之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则会以其为标准，逐步丧失自己的主体性即独立思考和行动的能力。这就是人本质的异化。人将自己最优秀的品质抽象出来，投射到一个虚构的、超验的上帝身上，然后反过来对这个自己创造的偶像顶礼膜拜、受其支配。由此这种由人类自己树立的“至高存在”则成为统治人、压迫人的异己力量。费尔巴哈主张将这种被异化了的人的主体性从这种“被膜拜的至高存在”那里夺回来，从而消除异化，实现人本质的复归。
然而，费尔巴哈的异化观同样存在深刻的局限性，其核心在于人本主义的抽象性。费尔巴哈理解的“人”是抽象的、孤立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个体，是脱离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的“类本质”的载体。他谈论“人的本质”时，主要将其归结为自然属性或抽象的“类”意识，而非在特定社会生产关系中形成的社会性本质。同时，他的异化主要局限于精神领域，未能将其拓展到分析整个社会现实。因此，尽管费尔巴哈在自然观上是唯物主义者，但在社会历史领域，他由于忽视物质生产实践和社会关系的决定性作用，仍然陷入了唯心史观。因此，马克思对此也进行了扬弃，他一方面汲取了费尔巴哈将异化主体回归到“人”、关注人的本质和强调感性现实的思想精髓；另一方面，他坚决摒弃了费尔巴哈对人的抽象理解和对社会历史根源的忽视。马克思将费尔巴哈的异化理念创造性地运用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劳动异化。他明确指出，费尔巴哈所批判的异化，其深刻根源在于现实社会的经济异化——即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与其劳动产品、劳动活动、类本质以及他人的异化关系。只有通过改变造成这种经济异化的社会关系，才能真正克服这种异化以及其他一切形式的异化。这样，马克思就将异化理论从抽象的哲学思辨和宗教批判领域，彻底转向了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实现了异化理论的革命性飞跃。
3.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核心内涵
马克思关注的异化不是精神的异化，也不是人类本质的异化，而是劳动者劳动的异化。劳动异化是指劳动者的劳动及其产品反对、奴役、控制劳动者的形态。马克思所认为的劳动是一种自由的、自觉地实践活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影响，劳动者的劳动发生了异化，成为一种同他异己的、敌对的力量。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事实出发，得出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劳动即异化劳动是对人的本质的践踏，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悲惨命运。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进行了系统阐述，并且揭示了异化劳动产生的根源，指明了扬弃异化途径，从而形成了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理论的核心内容。
3.1. 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
1) 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即物的异化
这是劳动者与他的生产关系的异化。在资本主义的背景下，工人被自己的生产的产品所支配，原因在于资本家由于其占有的生产资料可以雇佣工人为其所用，“很明显，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3]，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资本，工人为资本家越是倾其所有的生产产品，自己拥有的就越少越匮乏，产品却反而被资本家所无偿占有，积累起来的“死劳动”支配了工人的活劳动。工人生产的产品越多，他所能够消费得越少；工人为资本家创造的价值越大，他自己就会变成更为低贱、廉价的商品，工人耗费自己的脑力和体力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形成了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不属于他们自身。
2) 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活动相异化，即自我异化
这是劳动者与他的生产行为关系的异化。工人的劳动成为他自身的异己的、敌对的力量支配和统治着他们自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劳动不再是满足自己需要的、自在的、自觉的活动，工人的劳动活动变成了压抑、奴役自身的过程，资本家凭借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支配工人为其工作，工人只能在无休止的压榨中自我折磨，所以一旦这种强制力消失，工人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4]。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加大对劳动者的剥削，工人的劳动脱离了自由自主的范围，成为一种被胁迫、强制性的、几乎无偿的一种活动，他们的自主性被遏制，这不仅会导致他们在劳动工作过程中的幸福感消失，还会让他们感觉到肉体上的极大痛苦、精神上的残酷折磨，使得劳动成为一种外在的负担，限制了劳动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3) 劳动者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
这是劳动者与他的生产目的的异化。由于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和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活动相异化，使得人丧失了与其他存在物有根本不同的“类”本质。在这一观点中，马克思借用并升华了费尔巴哈的“类本质”的概念，在费尔巴哈看来人是类存在物，马克思认为人的类本质就是人自在而自觉的活动，即一种“本能的”活动，人就是通过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不断地对对象世界进行改造，将自己的理念、想法融入劳动改造过程中，让世界适应自己，同时也积极地去适应世界，这样才能实际地确证自己是类存在物。而在资本主义这种无法摆脱资本逐利的笼罩下，原本是对自然界、人类社会的改造活动，由工人的自主活动被迫变成了谋生的手段，劳动者的生活被劳动活动以外的因素剥夺[5]，工人的劳动仅仅是维持自己和家人生存的一种手段，变成了一种异己的本质，使得人的“类本质”同劳动者相异化。
4)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异化
经过上述三层异化现象之后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主要变现在劳动者内部之间、资本家内部之间和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人和自己的类本质是异化的、是疏离，那么他也必然与其他人处于相分离、相疏离的对立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不再是和谐平等的关系，而是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这种不平等的状态，随着这种状态的不断加深，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激烈，进而使两个阶级之间的对立也逐渐激化，这种异化不会只存在两个群体之间，而是会像毒液渗透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方面面，尽管资本主义尽情宣扬着他们的现代化，但都无法掩盖金钱至上的社会使人变得无情、冷漠。异化的劳动使得加速了资本家的财富积累，资本家变得更加富裕，劳动者越来越赤贫，资本家为了追逐更多的利益不断以各种方式残酷地压榨劳动者，社会基本矛盾便日益加剧。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异化劳动论的四重规定性逻辑紧密、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的关系逐渐延伸至人的关系。第一个规定所论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事实”，第二个规定性是基于第一个规定之上的深入分析，劳动中的异化是根本，对另外三个规定具有决定作用。第三个规定是对第一个规定和第二个规定的凝练和升华，而第四个规定是前三个规定的必然结果。总之，马克思的异化劳动论的四重规定性揭示了资本主义的逐利性、极端性、反人道性，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指明了揭示了异化的根源，论述了共产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3.2. 异化劳动产生的根源——私有财产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的分析中，找到了其产生的根源就在于资本、土地与劳动这三者之间的分离，在于私有制使劳动活动产生了异化。在私有制之前的社会里，人们是自由而自觉的，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去生产自己的产品，劳动与消费是相关的，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分工的出现以及私有制被确立，劳动成为谋生的手段，社会资源严重倾斜在资本家一方，使得工人生产的产品并不属于自己，他们彻底变成了奴隶，只能暗无天日来为资本家创造和积累财富，劳动因为私有财产发生异化。同时，私有财产也表现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由于工人与资本家的雇佣关系，工人出卖劳动力生产剩余价值，却被资本家占有转化为资本，扩大的资本继续反过来再奴役工人，工人始终处在“生产自身”的循环中，劳动在促进资本积累的背后是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劳动异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与私有制的高度集中，资本家能从中积累越来越多的私有财产，所以此时私有财产表现为异化劳动的结果。
3.3. 扬弃异化的途径
马克思通过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现象，也认识到了异化不仅仅存在于劳动活动，而且也蔓延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在私有财产的统治下实现扬弃异化、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显得尤为重要，而要实现人的解放实现复归，就要进行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6]。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共产主义不是平均的、片面狭隘的共产主义，而是以恢复人的本质为宗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共产主义。他认为，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自我裂变的未来图景，是扬弃异化的思想武器和现实路径。因此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工人要想得到自身自由自觉地发展，就必须破解造成异化劳动的制度根源，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以此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生产关系，为劳动者实现自由全面发展打开新的空间。
4.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理论价值和当代启示
马克思对“异化劳动”进行了系统研究，形成了异化劳动理论，深刻揭示了异化劳动产生的根源、内在规定性、扬弃途径，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立，异化劳动理论所具有的理论价值，对于现阶段的劳动异化现象作出科学、理性的审视具有重大意义。我们所处的时代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革，当今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异化劳动现象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异化劳动现象并无本质差别，但异化劳动的形式变得更为隐蔽，为此必须深刻把握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理论价值，在此基础上找寻其当代启示，以便找寻当今社会中破解异化劳动现象的纾解之策。
4.1.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理论价值
1)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论要求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批判异化劳动的目的在于通过扬弃异化完成对人的本质的复归，实现人自由全面的发展，这一理论内含着浓厚的人文精神，与我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相互契合。对于我们目前推动社会发展、促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需要同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就是要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要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放在首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将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观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改革发展中落实到实际。在经济建设中做到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的同时，也要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统一，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为实现人全面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提供强有力的经济制度保障。在政治建设上，要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民主制度体系，切实做到改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保护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归根到底就是始终将人民放在心里，做人民想做的事，切实维护人民的利益，将人民是否拥护、是否赞成、是否高兴当作评判工作是否优秀到位的准则。总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扬弃异化现象、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道路的选择。
2)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是抵御新型异化劳动现象的锐利思想武器
随着数字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数字技术迅猛发展，数字技术与现代产业相结合催生了一批新产业新业态，同时也诞生了一大批新型劳动者。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也给产业转型升级、劳动者工作效率的提高带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数字化技术迅猛发展和人工智能的全面应用带来的产业变革和新劳动者的产生，新的异化形式随之而来，相比于以往的时代，当今时代的异化劳动形式更为隐蔽、手段更为彻底、惩罚更为残酷，给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影响，但是数字化带来的新的劳动异化并未脱离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的思想体系，新的劳动异化并未改变其本质，而是以一种新的形式表现出来。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在当今数字化、信息化发展的时代仍然具有超时空的价值。
4.2.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当代启示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诞生于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的背景下，但其对劳动本质异化的深刻剖析穿透时空界限，为我们审视当下数字资本时代的新型劳动形态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但在市场经济和资本逻辑依然发挥作用的领域，异化现象并未消失，而是以更隐蔽、更技术化的形态渗透于各类“新型劳动”之中。深刻把握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四重规定性，并针对性地提出破解之道，对于构建更加公平正义的劳动关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4.2.1. 新型劳动中的异化现象：四重规定的当代映照
(1) 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外卖骑手的“配送价值剥夺”
外卖平台的算法系统将骑手的劳动产品即配送服务转化为可量化的“单量”“准时率”“满意度”等数据指标，这些指标构成了平台评价骑手绩效、决定其收入分配的核心依据。例如，某平台数据显示，骑手每完成一单配送可获得5~8元收入，但平台通过“动态定价”机制，在高峰时段提高用户支付的配送费，却仅将其中的30%~40%分配给骑手。骑手创造的配送价值越多即完成单量越多，平台通过算法优化获得的抽成比例越高，形成“劳动产品反向支配劳动者”的异化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言：“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这就使得外卖骑手深陷“多劳未必多得、越拼越被算法紧逼”的困境。
(2) 劳动者与劳动活动相异化：电商主播的“情感劳动异化”
电商主播的劳动本应包含创意策划、选品推荐、情感互动等自由自觉的内容。然而，在MCN机构严苛的流量考核机制和平台算法推荐逻辑的驱动下，主播的劳动活动被高度标准化和异化。例如，主播每日直播时长不得低于6小时，需每15分钟重复一次促销话术，甚至被要求通过“剧本演绎”制造虚假消费场景。这种劳动完全脱离了主播的自主意志和真实情感表达，沦为一种压抑性的强制行为。许多主播反映“下播后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劳动也从“自我确证”异化为“自我消耗”，印证了马克思关于“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的判断。
(3) 劳动者与类本质相异化：网约车司机的“创造性剥夺”
马克思强调人的类本质在于通过劳动实现对自然和社会的创造性改造。但网约车司机的劳动被平台算法简化为“接单–导航–送达”的机械流程。平台通过GPS实时监控司机的行驶路线，一旦偏离系统推荐路径便会触发警告，甚至扣减服务费。这种无处不在的算法监控彻底剥夺了司机根据路况、乘客需求进行自主决策的权利，使其沦为算法指令的被动“执行终端”。这种劳动也就完全丧失了“自由自觉”的属性，彻底沦为维持生存的谋生手段，这正是人的类本质与劳动者相异化的鲜明写照。
(4) 人与人关系相异化：平台用工中的“原子化竞争”
平台经济常将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劳动者塑造成“个体经营者”，掩盖了真实的雇佣关系本质。平台通过设计“抢单”“派单+拒单惩罚”“实时排名”“冲单奖励”等机制，刻意制造并加剧劳动者之间的零和博弈关系。例如，某平台的“冲单奖励”规则规定，只有每月完成前20%订单量的骑手才能获得额外奖金，这直接导致骑手之间为争夺有限的高质量订单而相互竞争，甚至出现抢道、隐瞒路况信息等行为。同时，平台将“用户评分”系统作为管理劳动者的重要工具，实质上将消费者转化为监督者，使得劳动者与服务对象之间也容易形成紧张甚至对立的关系。这种由平台规则系统性制造的“劳动者敌视劳动者”“劳动者防范消费者”的状态，正是马克思所描述的“人同人相异化”在数字时代的典型表现。
4.2.2. 完善公平正义的劳动保障体制机制
上述案例分析清晰地揭示，新型劳动中的异化现象与劳动者权益保障的缺失或薄弱密切相关。平台算法控制、数字监控、社会保障缺位等因素，是加剧当代“四重异化”的关键推手。因此，要抵御和消解异化，首要任务就是构建并完善公平正义、覆盖广泛的劳动保障体制机制，为劳动者筑起抵御资本逻辑过度侵蚀的防线。
一是健全法律法规体系，织密权益保护网。针对平台用工等新就业形态的特点，亟需修订和完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及配套法规，明确界定平台与劳动者的法律关系，将劳动基准强制适用于所有用工形式。依法保障劳动者获得合理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社会保险等基本权益，确保劳动过程中出现的争议能够依法高效解决 同时，要明确平台企业的算法管理责任，要求其算法规则、定价机制、考核标准等必须透明、公平、合理，并接受监管，防止利用技术优势进行隐蔽剥削。
二是强化劳动监察执法，压实平台责任。相关单位必须大幅提升劳动保障监察的力度、广度和技术手段。劳动监察部门应配备相应的数字技术能力，对平台企业的用工模式、算法规则、数据应用进行常态化巡查和穿透式监管。特别要针对前述案例中暴露的问题进行重点监察。严格查处平台企业规避用工责任、利用算法侵害劳动者权益违法行为，倒逼平台切实承担起主体责任
三是扩大保障覆盖范围，创新保障模式。应积极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全面纳入劳动保障体系，在保障其享有平等的基本权益基础上，需要针对其工作的高度灵活性、流动性、收入不确定性等特点，量身定制特殊的保障机制。探索建立适配的平台职业伤害保障制度、职业发展支持体系、心理健康服务机制等。推动建立行业集体协商机制，让劳动者在关乎切身利益的算法规则、报酬标准、劳动强度等问题上有话语权。
4.2.3. 完善和优化收入分配制度
马克思深刻揭示了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相异化的核心在于分配不公——工人创造的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在这里，劳动产品对劳动者来说是独立的、陌生的，“他(指工人——引者注)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3]: p. 78)”劳动者为资本家生产更多的劳动产品，其自身也越贫穷，从而导致社会收入差距不断增大，逐渐激化社会矛盾。前述案例中，外卖骑手的配送价值被平台算法大幅抽成；主播创造的流量和销售额与其实际收入不匹配等再次印证了这一点。因此，要克服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成果的异化，核心在于建立更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确保劳动者能共享发展成果，避免“多劳少得”甚至“劳而赤贫”的现象，逐步缩小不合理的收入差距。
一是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是扭转资本过度侵蚀劳动所得、实现社会公平的关键。针对平台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算法定价压低实际单价、模糊抽成比例等问题，需要通过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明确劳动报酬在服务价格中的合理底线和透明计算规则，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获得与其劳动贡献相匹配的报酬。在更广泛的层面，应加强工资分配的宏观指导，健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着力提高一线劳动者特别是一线产业工人的工资水平，努力缩小行业间、地区间、不同群体间不合理的收入差距。
二是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激发活力与公平并重。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承认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同时，必须强化劳动要素在分配中的基础性地位和话语权。根据时代发展，科学评估数据、知识、技能等新型生产要素的价值，完善其参与分配的机制，既要激发各类要素活力，也要防止资本利用数据、技术优势过度攫取剩余价值，加剧分配不公。探索劳动者持股、利润分享等模式，让劳动者更多分享企业发展成果。
三是加强能力建设与价值引导，促进全面发展。应对技术变革带来的挑战，需要大力加强职业培训和终身学习体系建设，提升劳动者的技能素质和适应能力，减少技术性失业风险。同时，要引导社会和企业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超越纯粹的功利主义，尊重劳动的创造性和尊严感。鼓励企业改善劳动组织管理，为劳动者提供发挥自主性、创造性的空间，使劳动者在物质获得满足的同时，也能在劳动中实现精神富足和自我价值提升，逐步走向物质与精神的共同富裕。
5. 结语
异化劳动理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正式被提出，到如今已经快一百八十年了，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仍然发挥着深刻的理论价值，在目前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之下，要彻底消除异化现象这种说法依然是难以实现的，这是因为在这个阶段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没能达到彻底消灭异化的高度，马克思提出的消灭分工、消灭私有制在当前阶段还不能完全实现，想要彻底消灭异化现象、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我们的长远目标，不可一蹴而就。但认真学习和掌握理论的主要内容，通过实践基础上对当今社会中存在的种种异化问题和现象进行剖析，才能更好地找寻彻底破解异化劳动的纾解之策。
基金项目
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资助项目“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党的意识形态领导能力建设研究(项目编号：YCSW2025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