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南山旅游风情街是指以儿童公园和植物园为始终点，包括南山路、七七街等街道带有浓厚历史底蕴的汉洋折中风格的建筑群。近些年，南山路city walk已经成为著名的休闲游玩路线。为了迎合旅游的发展，有关部门进行了一些新空间的设计和新文创的开发，漫步其中，可以领略历史风貌，品读人文底蕴、感受生活气息。南山诗歌节便是其中一项主题活动，其展出形式是利用诗歌涂鸦对南山旅游风情街进行布置，所有的语言景观都是涂鸦形式的文字诗歌，辅助以少量的图画涂鸦，文字主题都是和公园和南山街有关的内容。需警惕的是，此类活动可能消解涂鸦的亚文化精神，本研究将对此展开辩证分析。
2. 涂鸦的概念与特征
在中国知网上，搜索“涂鸦 语言景观”主题词，出现的有关涂鸦语言景观的研究文献数量较少，主要是尚国文、周先武和周晓春等人的论述。但是对“涂鸦”本体的研究却不在少数。涂鸦式语言景观应属于非典型性语言景观中的一种。在周晓春(2023)的《涂鸦：X景观与边缘话语界面研究刍议》中提到：“典型语言景观研究聚焦在物理空间情景化置放的静态标牌(如路标、路牌等)。近年来，随着研究视域和范围的不断拓展，以移动性、临时性、多样态为特征的X景观或非典型语言景观逐步引起学界关注”[1]。在尚国文、周先武(2020)的《非典型语言景观的类型、特征及研究视角》中阐述了非典型语言景观的四大特点，即移动性、临时性、多模态性和越界性[2]；周晓春(2023)则将临时性改成了动态性[3]；丁建新(2020)则加论了涂鸦的寄生性[4]。尚国文、周先武(2020)将非典型语言景观主要分成了8类，分别是游行标语、车体及动态广告、涂鸦、街头艺术、T恤文化衫、网络界面、语音播报和其他非典型语言标牌[2]。其中“涂鸦”是指在公共建筑的墙壁或设施表面所喷涂或刻印的文字或图案，其内容多是政治主张表达、亚文化宣传、非法广告等，大多是未经主管部门或设施所有者允许而书写在街道或建筑墙壁上。“街头艺术”则是一种高级形式的涂鸦，与一般涂鸦不同，街头艺术并非总是以挑战或对抗政府的立场或政策为目的，有时则是为了增加城市的美感，反商业化。由于街头艺术和涂鸦能让城市空间更具吸引力，这种以绘画和书法为主体的边缘艺术形式有时也会被商业化，成为当地旅游景观的一个卖点。
3. 诗歌展中涂鸦与普通街头涂鸦的区别
涂鸦诗歌展不同于普通街头涂鸦，它是由主流平台认可的涂鸦集合，与普通街头涂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大方面：
(一) 涂鸦大多是多模态，以图画为主，文字多是短句或词语；而涂鸦诗歌展展现的是单模态的文字，且是长句。
(二) 涂鸦大多是墙体艺术，而涂鸦诗歌展的语言载体不仅限于墙体。
(三) 涂鸦大多是私人性活动，具有越界性，但涂鸦诗歌节大多是政府支持的集体活动。
(四) 涂鸦所表示的主题与情感大多具有浓厚的不满情绪，具有批判色彩；涂鸦诗歌展主题大多与生活、游玩挂钩。
(五) 涂鸦一般是表现情感、艺术、文化的象征功能；涂鸦诗歌展则具有商业功能。例如：它的涂鸦会有引诱游览者购买咖啡的暗示含义。场景化放置。
(六) 涂鸦一般是自发、免费的艺术展览，涂鸦诗歌节上的涂鸦诗歌却是组织的、有偿的商业展出。
(七) 涂鸦诗歌节的涂鸦诗歌更具有动态性、临时性、移动性，它仅仅在诗歌节上展出，有严格的时间限制。
4. 涂鸦诗歌展语言景观的视角分析
(一) 对话性视角
涂鸦诗歌展中的语言景观都是涂鸦，分为官方和个人两个书写来源。官方涂鸦是由当地组织部门聘请一些网络诗人撰写诗歌，然后打印或者人工书写在椅子、交通提示镜、车厢、店门、横柱等公共设施上面，还有一部分则是刻画在横幅、气球或者立牌上，散立在南山风情街的各个角落。个人涂鸦则是官方为了营造全民创作诗歌的环境，号召个人在诗歌交换屋用水笔手写下自己创作的诗歌。但是可能局限于个人的创作灵感与能力，许多人记录的是一些美好祝愿或者“到此一游”的字迹。官方涂鸦的内容遍布整个南山风情街，内容多种多样，主要是呼吁人们感受南山风情街、享受自然和肆意的生活，同时隐性地刺激人们消费当地的咖啡或者一些商品。官方涂鸦和个人涂鸦的关系其实是互动对话的关系。对话性(dialogism)是巴赫金(Bakhtin)超语言学的理论核心[5]。在涂鸦诗歌展这种特定的场景下，涂鸦语言行为的实施者借助官方涂鸦向涂鸦语言行为的接受者传达了上述的情感与立场，个人涂鸦则是涂鸦实施者通过对话的方式谋求到的结果，官方和私人利用涂鸦展览的方式达成了互动对话的沟通。
(二) 社会认同视角
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指“一个人对其所属的社会类别或群体的意识”[6]。在充满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客观世界中，涂鸦群体通过带有独特标签和鲜明风格的涂鸦语言行为来表达个体观念，彰显群体身份，构建社群认同。南山风情街举办的涂鸦诗歌节是借助涂鸦将群体偏好上升为社会认同，由涂鸦中的内容激发游览者内心的共鸣。游览者自然而然就会成为享受生活、享受诗意的一份子，吸引喜爱者结成一个群体，增强该地游客的粘性。
(三) 场所符号学视角
罗纳德·斯考伦与苏珊·王·斯考伦夫妇(Scollon & Scollon)在其代表作《场所中的话语：物质世界中的语言》(Discourses in Place: Language in the M aterial World)一书中提出了场所符号学(place semiotics)理论[7]，主要关注现实空间或物理场所中的标牌、话语和行为所传达的社会意义，包括语码优选(code preference)、字刻(inscription)、置放(emplacement)、时空中的话语(discourses in time and place)四个维度，置放则分为去语境化、越轨式、场景化放置。
笔者采取了相机拍摄的方法实地调查了南山诗歌节上诗歌主题涂鸦语言景观。由于时间和安排的局限，采样的样本并不完全，现选取部分带有特征的语言景观进行个例分析。
(1) 语码取向分析
语言之间的占比及排列、组合顺序反映了景区语言的重要性排序。在图片或物理空间出现一个以上的语码时，就会存在优势语码。南山诗歌节的涂鸦语言景观的最大特点在于语码全是中文，但也有两种特例：一是英文语码，二是繁体语码。在双语、三语及多语标牌中，语种的位置及排序反映了标语的优劣势。在双语标牌中，置于上位或者右位的为优势语码，置于下位或左位的为次优势语码；在三语及多语标牌中，置于中心位置的为优势语码。英文语码出现的场所，一是外国诗人人名，二是一些提示语和主题翻译。所有英文语码都会和中文语码同时存在，英文语码作为次要语码排列在中文语码的下位。选择中文作为优势语码的原因在于该语言景观的客体大多是具有诗歌欣赏能力的中国人，且展览的目的是体会诗意，如果用英文作为优势语码，其诗歌表达会大打折扣。
繁体字语码出现的频率更少，更多的是和简体字同时出现，突出的是繁体字的一个本体的象征意味。例如南山诗歌节中有一处出现了“發”，本来完全可以用简体“发”来叙述，然而“發”这个字在现在社会中多用于表示“发财”，符合当代人“暴富”的普世心愿。如图1：
Figure 1. Traditional Chinese word code “fa”1
图1. 繁体字语码“發”
(2) 字刻分析
字刻指标语的呈现方式，包括字符的字体及字体刻印材质。具体包括四个层面：首先是字体；其次为材料，材料的意义可以通过以下三方面传达：字刻的媒介(毛笔、雕刻等)，标志本身的材料(铜、木、塑料、帆布、纸等)，标牌的新鲜度(潮湿的油漆、闪亮无标记的标牌等)；再次为层级，增加永久字刻上的临时信息，如“营业中”。最后为状态变化，如通过电子屏的滚动播出赋予当前标牌动态的含义。
南山诗歌节的涂鸦语言景观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字体都是手写字体。然而材料有所区别，有些是手写、有些是打印，有些是印在固定的椅子上、有些是印在可移动的横幅标牌上，除却印在固定公共设施上的涂鸦，其余的涂鸦在展览结束后都会撤除。
(3) 置放
置放则分为去语境化、越轨式、场景化放置。南山诗歌节中的涂鸦语言景观几乎没有去语境化置放，主要存在后两种放置。越轨式放置指处于“错误”位置的符号，强调符号的“未授权性”，如在公园和店门的玻璃上涂鸦诗歌，还有树木间的横幅。其实整个涂鸦诗歌展就是在公园和街区随处安放诗歌涂鸦，打破了场景其最初的空间意义，具有巨大的越轨性。场景化放置指文字矢量在图片的非语境化框架中的呈现，且该文字矢量是参照写在上面的实物以及该实物在空间中的方位而确定的。如一些提示语，还有在椅子和交通镜上的涂鸦。在椅子上的涂鸦语言一般是与“坐”这个概念有关，而在交通镜上的涂鸦，则与“交通安全”有关。
(四) 理论互动框架：对话、场所与认同的共生
涂鸦语言景观的分析需要打破理论孤岛，构建动态整合模型。巴赫金的对话性理论、斯考伦夫妇的场所符号学以及霍格的社会认同理论，共同揭示了南山诗歌节中语言景观的权力运作逻辑，三者是有机整体。
(1) 对话性构建认同
官方涂鸦(如店门上的“咖啡与诗，皆是生活”)通过场景化置放策略(如商业区核心位置)构建主导话语，而个人涂鸦(如诗歌交换屋的“到此一游”)则成为被规训的回应。这种“提问–应答”式对话并非平等交流，而是隐性权力实践。越轨式置放(如公园玻璃涂鸦)原属非法，但经官方授权后转化为“艺术越轨”，消解涂鸦的对抗性。交通镜上的安全诗通过功能场景绑定，将公共安全话语诗意化，诱导游客接纳“守规式诗意生活”价值观。
(2) 场所符号激活社会认同
语码优选与置放策略直接塑造群体归属感。繁体字“發”原始功能是赌博术语“发牌”，通过场所重构成为商业街的发财隐喻，游览南山诗歌节和南山路的顾客群体便会产生“消费致富”的群体暗示，这便是符号操纵。中英文语码处于同一空间时，英文语码总是处于中文语码下位，其作用就是强化“本土诗意”的群体优越性。
(3) 动态循环机制
南山诗歌节上的诗歌涂鸦作为大连政府牵头主办的涂鸦展览，其上的街景涂鸦其实也是一种官方话语，具有主导性。涂鸦通过场所符号置放等手段让游客参与对话，使其产生情感共鸣，游客在“读诗–消费”行为中无意识完成从个体到“诗意生活共同体”的身份转换。所以涂鸦诗歌展中的语言景观其实是上述三大视角理论动态循环的完美体现，具体见图2：
Figure 2. Three-cycle mechanism
图2. 三者循环机制
5. 涂鸦诗歌展语言景观背后的功能与价值
(一) 积极功能的再审视
李静一(2024)中提到：涂鸦其临时存在的意义并不关涉信息功能的实现，而在于象征功能的阐发，象征功能主要是表达个人想法、美化城市环境、发挥旅游价值，以及传播涂鸦亚文化四种具体的功能。含有文字元素的“语言实体”并不具有明显的信息或实用功能，它们在城市空间中主要发挥诗学功能[8]。此外，政府和个人通过重新挪用公共空间并使其价值化，模糊了公共空间和个人空间的界限，共同构建地方性，且地方性的意义因不同的主体也有所不同。本研究拓展了语言景观的研究范围，同时也有助于城市管理者利用涂鸦非典型语言景观，塑造地方性，促使废弃的地理空间转变为新的社会空间，从而助益城市空间新的生产和消费。旨在营造健康和谐的语言生活空间，创建积极向上的精神文化风貌，为美好城市形象的塑造与传播提供语言和文化支持。涂鸦原本是临时性、多模态、越界性的宣传亚文化的边缘性的语言景观，慢慢地涂鸦主题不局限于表达不满情绪，比如有一段时间郑州某桥下的佚名诗引爆网络，诗意与涂鸦的结合表达出浓烈的情感、结合文字存在的场景，一种别样的美感油然而生。然而桥洞下并不是合适的艺术表达场所，南山街区及儿童公园既具有休闲娱乐的场所，又带有浓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气息，诗歌放置于其中似乎更为相得益彰。南山诗歌节以诗意的方式诠释了大连的文化底蕴和城市精神。通过诗歌的力量，让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和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这样的活动不仅提升了大连的文化软实力，更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了一场难忘的诗意之旅。
(二) 文化收编的批判性审视
赫伯迪格(Hebdige)的收编理论揭示，亚文化被主流吸纳必然经历“去颠覆化”的过程[9]。原始涂鸦核心特征被置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原生涂鸦的越界性失去了本来的意味，南山诗歌节是在官方授权下的越轨，这种越轨已经失去了原本对空间管制的挑战意义；二、原生涂鸦的临时性是一种抵抗清理的策略，体现的是其反抗精神，而南山诗歌节涂鸦的临时性仅是营造一种短期的文化活动氛围；三、原生涂鸦的主题多为社会批判，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对现实的关注，然而南山诗歌节上的涂鸦景观主题转变成消费主义诗意，“咖啡杯旁的十四行诗”将诗歌与消费绑定。当涂鸦作为一种语言景观被官方接受并商业收编时不可避免真实性会有消亡的嫌疑，网络诗人受雇创作，诗歌成为定制化商品，个人涂鸦中大部分是“到此一游”，也暴露出“全民创作”实则是仪式性参与。从可持续角度来看，南山诗歌节只是作为一个节庆化策展，撤展后街道回归日常会导致空间意义短暂化；过度商业开发，游客只记得“咖啡诗”而忽略历史底蕴，也会引发文化空心化。
6. 结语
南山诗歌节通过符号互动与认同建构，将涂鸦转化为激活街区、带动旅游的城市更新工具，展现了文化治理的积极效能。但深层看，商业收编使涂鸦从抵抗艺术退化为安全装饰，边缘话语被商业逻辑挤压，暴露出公共性伪装的危机。未来需在官方框架中保留亚文化飞地(如匿名涂鸦墙)，并动态监测商业化对诗歌本真的侵蚀——这既为城市文化治理提供了平衡活力与秩序的新思路，也为理解亚文化与主流话语的博弈提供了微观注脚。
NOTES
1图片来源于笔者在大连南山路拍摄的街边涂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