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世纪20、3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自发自觉传播、有组织传播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初步结合的发展阶段。这期间，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用人民群众熟悉的语言、喜欢的方式宣传、普及和推广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们一直在解决的关键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讲人民群众听得懂、听得进的话语，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大众化依旧是马克思主义宣传、发展的重要发展方向。
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学术界普遍认为，推广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在这种理论传入中国之初就注意到工农群众很难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内涵，对于如何突破这层壁垒，他们研究出了多种方式方法，针对性的交流、规模化的传播、融合式创新媒介，为宣传马克思主义铺平了道路[1]。在这段时期涌现出许多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他们以自身最擅长最熟悉的角度出发，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在众多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中，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特别是从1932到1937年，艾思奇在上海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将深奥的哲学进行通俗化解释传播，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范围。使哲学不再仅局限于知识分子之中。艾思奇毕生致力于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坚持不懈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问题，其代表作《大众哲学》自1936年至1949年曾刊出32版[2]，对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化宣传做出重要贡献。根据现有研究文献来看，关于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成果比较丰富，脉络清晰，不仅宏观上有对整体传播情况的研究，具有成熟的研究体系和广泛的研究内容。微观上对于个体推广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有较多内容。同时在艾思奇推广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学术界在关于艾思奇推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思想和内容，尤其是《大众哲学》国内外学者都将其作为研究的重点内容，且采用了多种研究方式，如历史研究、文献分析、比较研究等。但在关于艾思奇推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手段和路径方面的研究稍显薄弱，更多地关注于艾思奇个人的传播思想和理论贡献，对于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全面考察略显薄弱，对于推广方式和路径的研究有加强的空间，并且研究内容有些零散，系统性不强。本文则着重研究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推广方式，以艾思奇本人著作为基础，结合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梳理艾思奇在1932至1937年推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式方法，归纳总结艾思奇在推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路径。并且注重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以期更加全面地研究艾思奇推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情况。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2. 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情况
马克思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想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改变当时的社会状态，首先就要理解它，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文化变革。但是让一个古老的落后的民族去直接接受从西方而来的哲学文化显然是困难的，虽然他为内忧外患的中华民族提供了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传播初期尚处于启蒙阶段，概念晦涩，语言生疏，很少一部分人能够理解其中的逻辑。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三大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三者之中的基础，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清楚以后，就可以对马克思主义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先进的知识分子就在宣传马克思主义道路上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起，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始从知识分子的书斋走向工农大众。马克思主义成为了党的指导思想，其传播策略也相应调整。开始尝试将革命理论与工人、农民的实际斗争相结合，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的组织形式，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革命理论的学习和实践中来。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传播路径，不仅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一) 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特点
五四运动前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以传教士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尤其是十月革命之前的传播更像是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直接进行翻译，并且这种翻译内容是不成系统的，零散粗糙，不够精准，普通群众很难理解其中的含义。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更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学习西方的各种思想文化，因此这一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员构成复杂，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不够深入。在传播内容方面不够全面，更多的传播者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是为了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阶级发展的垫脚石，选取部分内容进行宣传或进行批判，以突出自己的政权的优势[4]。
在五四运动之后，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始有体系，并且开始注重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内容也更加全面。1918年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拉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以及在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新境界[5]。除了个人自发宣传马克思主义之外，《新青年》《晨报》等报刊开始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媒介。五四运动让人们看到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知识分子也开始将注意力放在如何让更多的普通人理解、认同马克思主义。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先进的知识分子通过开办夜校、开讲座、做演讲等方式，向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时采用通俗易懂的口语化表达[6]。将理论知识与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需求紧密结合，深入人心，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
(二) 20世纪30年代先进分子宣传马克思主义路径
在20世纪30年代，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呈现出复杂但独特的情况。在严峻的政治背景之下，他们运用自己所熟悉的方式将马克思主义向各行各业的人进行宣传。对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哲学界的先进分子更多地是选择对相关的原文进行翻译。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前半期，专业化的哲学家组织对马克思相关著作进行了全本翻译，这与之前仅能翻译节选的情况相比是巨大的进步[7]。这段时期进行的译文书籍，为后续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准确的第一手资料。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进程中，对马克思主义著作进行直接翻译是一种重要的传播手段。李达对于传播选择的方式是对马克思主义相关的著述进行翻译传播以及参与各种大论战。在党的一大召开以后李达还创办了人民出版社，为先进分子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提供了平台。李达先后曾在上海暨南大学、上海政法学院等学校任教，教学期间，他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在学生中很受欢迎，也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群众基础[8]。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的哲学思想，也必将会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产生碰撞，如何将两者很好地平衡，也是传播过程中的重点。冯契则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儒学相结合，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先秦儒学观点。可以说冯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进分子，在丰富中国传统儒学的研究方式的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他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智慧说”[9]。不仅有助于人们更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同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持。
在同时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宣传的先进分子中，沈志远较为特殊，他引入“苏联化”的马克思主义，也让中国的很多学者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可变化性。作为早期去往苏联留学的知识分子之一，沈志远致力于将苏联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他将自己在苏联所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整理研究，为当时的中国社会介绍宣传了苏联的哲学动态，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成功实践的原因，为使用马克思主义救中国提供了思路和方法。他曾担任中共江苏省文委委员，中央文委委员，在上海暨南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也参与过一些社联，通过组织成员内部的传播，让更多的青年知识分子了解到了马克思主义[10]。在面对大众传播的过程中，沈志远根据不同的阶级和群体出版了不同的作品。借助当时的主流报刊，将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各个阶层。
但是在中国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不能把传播对象局限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者之中，要更多向普通大众介绍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说，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理论，是为了最广泛的人民群众所服务的。在理论传播的过程中，有文化基础的知识分子可以作为了解理论的“排头兵”，但更为重要的传播对象还是群体最大的基层群众。并且在当时的群众大多数文盲，甚至有些人依旧存在封建的旧思想，让这些群体认识了解马克思主义，单纯地将原文进行直接翻译是行不通的。必须要将理论进行通俗化，转化成适应基础群体阅读的模式。因此艾思奇在上海时期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就显得很重要。艾思奇将哲学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使高不可攀、难以理解的哲学理论变为人人皆可读明白的大道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的新道路。
3. 艾思奇宣传马克思主义主要路径
(一)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国式转换
艾思奇在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时，尤为注重其在中国的本土化和适应性，这一过程可以被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国式转化。他深知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关键在于让理论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使之成为指导实践的活的理论。因此，艾思奇的路径选择以贴近民众需求和理解能力为基本原则，这不仅要求他在理论上进行创新性解释，还要求他在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融入本土元素，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在中国社会中生根发芽。艾思奇在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过程中，不仅在讲述理论，更多是想教会读者怎样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实际的问题，怎样在生活中运用马克思主义，以及怎么思考学习马克思主义。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也是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式转换的最终目的。
深入读者，了解民众诉求，有的放矢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群众问题。艾思奇从三十年代开始就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可以在生活中举一反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解释社会现象之中[11]。起初艾思奇在《申报》中的“读书问答”专栏接收回答读者的来信，广受好评，后来又在李公朴主编的《读书生活》中与读者互动，这也是他了解群众需求的重要途径，为后续撰写《大众哲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后来在李公朴的邀请下，艾思奇成为上海一所业余学校的老师，学员组成很大一部分是职工群众。艾思奇因此可以深入了解工人阶级的情况，包括他们的学习能力、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程度，并且也会和学生交流[12]。这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式转换提供了实践经验。在深入读者的过程中，艾思奇注意到面对突如其来的民族危机和多方面的负面社会情况，中国青年和群众都陷入了茫然无措的局面。要帮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就需要广泛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又由于哲学对于他们又是过于神秘，难以理解的，因此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就显得迫切并且至关重要。
翻译原著，使用通俗化言语，言简意赅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打开群众思维。在上海时期，艾思奇做出的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撰写了《大众哲学》。在书中几乎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句句都在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将原本晦涩难懂的哲学道理，揉进社会生活的点点滴滴，用民众方便理解的语言“翻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虽通俗但不庸俗。艾思奇对于哲学的通俗化是有体系有逻辑的进行，打破人们对哲学的偏见是艾思奇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的第一步，在《大众哲学》中的第一篇文章艾思奇就指出“哲学并不神秘”，哲学存在于生活之中，因为我们习惯了，所以不易察觉。让人们接受哲学是可以掌握的以后才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阐述，从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三个方面进行解读。针对每一个哲学知识都匹配有社会生活的例子或是经典的历史故事，真正地向民众解释哲学蕴藏于生活之中。并且使用的语言倾向于口语化，像是艾思奇本人与你面对面的聊天交流，言语明白清楚甚至有些幼稚，但是却时时刻刻在讲述哲学道理。艾思奇通过这种形式帮助群众脱离迷信思想，让他们看到了科学的存在，也让很多青年学者认识到中国可以有未来。
(二) 创新宣传模式推广马克思主义
艾思奇在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时候，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上，他认为单纯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解释介绍是远远不够的，也容易让读者产生枯燥不愿意接受的情况。首先他提出了一个观点，对于文学的鉴赏的过程是一种永久性实现出来的过程，而实现这个过程的必要条件就是鉴赏者对于作品的内容必须能够适应[13]。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方式也是用文章的方式在中国青年中传播，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学者所采用的方式也是阅读马克思主义相关文章以后再进行论文的撰写向大众进行宣传。一篇论文的产生从客观上讲就只是一篇文章，不过在不同的人进行阅读和理解以后，加入自己的观点想法，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为了将马克思主义更好地在中国传播，艾思奇不仅在传播方式上选择更加容易被大众所接受的方式，也在放低自己的姿态，了解读者，贴近读者，与读者进行交流。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方面也在思考理论所传播的对象的特点。
第一、开办报刊专栏与读者直接交流
哲学传播的互动性对于增强理解与共鸣具有重要作用，在推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他充分利用了报刊这一当时的主要传播媒介，进一步开启了与读者的深度交流。艾思奇在《申报》负责“读书问答”专栏时，就常与前来投稿的读者交流，回答他们关于哲学、社会等方面的问题。在《读书生活》杂志上，艾思奇不仅发表了大量哲学文章，引导读者思考，还积极回应读者的疑问和讨论，形成了独特的互动交流传播模式。在与读者的交流中，他不仅回答与哲学有关的问题，其他的问题也积极帮读者解答，如他就曾回答了读者询问怎么做读书笔记的问题，一方面拉进与读者的距离，一方面也让更多的人愿意阅读这本杂志。从1934年到1935年，艾思奇回答读者问题前后共25次[13]。哲学传播应当是一个双向的互动过程，教育者不仅要传授知识，还要善于倾听，理解受众的困惑，通过对话与讨论，激发读者的思考，引导他们自主学习，从而实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第二、将马克思主义通俗化阐述
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解读。艾思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中，充分认识到语言的重要性，他坚信哲学的普及必须扎根于大众的生活和理解能力之中。因此，他选择了一种极其亲民的表达方式，以日常语言和生动的比喻来阐述复杂的哲学概念，从而使深奥的理论变得浅显易懂。他的这种语言策略，不仅反映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的深刻理解，也体现了他对普通民众阅读习惯和接受能力的敏锐洞察。艾思奇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在解释规律与因果时，他就讲到了中国传统的自然规律，“月到阴历十五必圆，天气在夏天必热，冬季必冷”[13]。这种结合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包容性，也使得理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更具说服力和亲和力。
在《大众哲学》中，他就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俗话运用到阐述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方面，也会直接使用“天晓得”这种俗话直接作为题目，用于讲解“不可知论”的含义。这样的表述方式使得原本抽象的哲学原理变得易于理解，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不仅降低了哲学理解的门槛，还激发了大众对哲学的兴趣，使他们愿意去接触并探究哲学的内涵。除此之外，在书中艾思也会选择一些戏剧代表人物融入到深刻晦涩的哲学道理之中，一方面增强了书籍的趣味性，另一方面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道理。在书中艾思奇就曾以卓别麟为例子解释经验派哲学的理论，他指出如果有人说：“卓别麟是滑稽大王”那么经验论者便要皱起眉头来，说：“你错了，卓别麟只是一个留小胡子的人，因为只有他的小胡子和他这个人的形状，才是我们实实在在看得到的东西，只有实实在在看得见的东西，才是事物的本来面目只有留着小胡子的人才是卓别麟的本来面目”。他在书中的很多描述都是打破了哲学的神秘面纱，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形成大众更容易接受的文字。
第三、引用耳熟能详的故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联系
艾思奇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深知故事的魅力和力量，他巧妙地将哲学理念融入到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之中，使得抽象的理论通过具象的故事得以生动展现，进一步增强了理论的吸引力和说服力。这是其哲学普及策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有助于降低哲学理解的难度，提升大众的共鸣，使哲学深入人心。在分析认识和实践的区别的时候，艾思奇以胡桃为例子，描述胡桃的外观、怎么种植，以此来讲述先有认识再有实践，实践又是一切认识的基础的道理。在介绍形式和内容的时候，引用了“谈虎色变”的成语以及“纸老虎”的故事，说明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表现形式。在书中他还引用了岳飞的故事，用以解释对立统一规律的含义[13]。这样的讲述方式，既保留了故事的趣味性，又让人们在轻松的氛围中理解了原本不易把握的哲学概念。他将晦涩难懂的哲学道理与人们的情感和记忆相结合，使理论与人们的日常经验相联系，从而产生了更强的认知共鸣。通过故事，艾思奇不仅让哲学理论变得亲切和有趣，还使之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相融合，让人们在理解故事的同时，也理解了哲学的智慧。
第四、用马克思主义批判错误思想
艾思奇在上海的时期不仅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通俗化，还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对当时社会上的一些错误的哲学思想进行了犀利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本就是一门具有批判性、实践性的学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可以解释很多社会上不合理现象的错误之处。
自然科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很密切的关系，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同时，自然科学是人类探索自然规律的认识性活动，因此哲学对自然科学也具有指导性的作用。但是在资本主义控制下的自然科学的研究就背离了规律，资本主义成为了自然科学的拦路虎。1933年。艾思奇写下《现代自然科学的危机》一文，批判了资本主义对于自然科学的侵蚀与迫害。他指出在资本主义控制下的科学不是真正的科学，研究这种科学的科学家也不是真正的科学家，“理论上可以说一个自然科学家应该成为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科学家的宗教信仰常是特别浓重的”[13]。这些科学家只会追逐利益，研究杀人工具用以扼杀劳动力和生产力，埋头于所谓的研究，忽视了社会发展真正的规律。他以此文批判了资本主义，同时也宣传了马克思主义重视发展真正的自然规律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是以人为中心的理论，学习、宣扬马克思主义就是要让更多的人有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达到真正的自由。而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常有一些爱国青年发觉自己无法为救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而选择自我了结。1936年，艾思奇受《现世界》杂志编者的邀请撰写一篇有关于新哲学的观点论自杀的文章，这里的新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文章中，艾思奇表示爱国青年应该把握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看透环境中的各种各样足以陷入悲观的条件，互相鼓励，减少自杀这种错误的想法。在文章他也坦诚地表示“新哲学的原则是要用事实做研究的基础，要的是事实的核心。自杀是社会的事实，不是单纯的哲学的事实”[13]，他并没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夸大，而是坚持站在客观的态度上对其进行宣传。同年，他还写了《胡适也来挑拨离间》一文，批判胡适将参与学生运动的人称为“好事”“好动”青年的说法，犀利地指出胡适要阻止抗争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是为了工人阶级而产生的科学的理论，在革命抗争的年代，学生、工人、农民，中国最广泛的群体都是需要被重视的，艾思奇运用马克思主义，通过自己的笔杆子，深刻地批判着当时社会上的错误思想。
第五、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扫清障碍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很多民众是不了解科学，也没有文化基础的，封建思想也比较严重，甚至说是有些愚昧的。因此艾思奇发表了很多科学小品宣扬科学，他撰写的科学小品通俗易懂，寓思想性于科普创作中，容易使民众受到教育。在此之前的文学界，小品主要是文人茶余饭后的消遣，缺乏实际的社会意义。而艾思奇将科学与文化相结合，为科学传播开辟了新的途径。这种结合不仅使得科学知识更加生动有趣，也提高了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艾思奇撰写的科学小品会结合社会实际为例子，在《火箭》一文中，他用美国科学家制造火箭为案例，分析火箭和普通枪炮弓箭有什么不同之处。并且不是简单的介绍，甚至会细致地分析火箭的燃料在多少度会沸腾，需要使用什么容器盛放[13]。文章在进行科学宣传的过程中，也打开了读者的阅读视野，对于当时中国社会中，这些科学进展就像是天马行空，普通民众是不敢想象的，而艾思奇通过科学小品就打开了这扇通往外界的大门。艾思奇用科学小品也在向群众表达人类是不同于动物的，是有思想、有智慧，会使用工具的高等生物。在《由爬虫说到人类》中，他就指出：“人类的优点就是智慧，用了智慧，人类制造工具，建立科学，借此征服了世界。”艾思奇的科学小品在阐述科学知识和哲学原理时，善于从浅入深、由表及里地进行剖析。他通过逐步引导读者思考和理解，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使读者能够逐步掌握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的精髓。中国流传下的寓言故事中就曾有两小儿辩日的故事，艾思奇就将这个故事引用到《孔子也莫名其妙的事》中，用科学的角度分析人们为何在地球上看到日升日落。在文章最后他也说明在封建社会中就是由于没有科学的方式方法才无法解释两小儿辩日。倘若遇到了科学，疑团便消失了。艾思奇的科学小品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的形象和深刻的哲理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赞誉。并且这种创作风格被后来的科普作家所借鉴和发扬，推动了科普事业的不断发展。
4. 结语
艾思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进程中，以其独到的创新模式和深刻理解，为这一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新的道路。他不仅将哲学理论以使用日常语言和生活实例，以及借鉴传统故事等方式表达，还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错误的思想。通过在杂志上与读者积极互动，他实现了理论的广泛传播，并且创造性地使用科学小品这种文学形势，使群众了解科学、认识科学、认同科学，打破了愚昧的世界观，让哲学教育更具参与性和实效性。艾思奇的实践证明，哲学普及并非简单地传授知识，而是要激发大众的思考和参与，使理论内化为个人理解和行动的基础。他的著作和理论工作不仅推动了哲学理论的大众化进程，还培育了哲学理论工作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艾思奇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使之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有力工具，而非抽象的学术理论。他的方法和理念：将理论的本土化、故事化的解释、互动式的交流，以及灵活使用马克思主义与错误思想斗争，即便在今天，仍为理论传播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