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列奥·施特劳斯与卡尔·波普尔对柏拉图的态度截然不同，前者将柏拉图视为寻找现代性危机出路的必要回归，后者则谴责柏拉图是个不折不扣的极权主义者。然而有趣的是，二人都曾不同程度不同角度地对历史主义进行了批判，为什么他们在面对相同论点的情况下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论？为什么他们对柏拉图与历史主义的关系理解如此大相径庭？这或许得分别从二人对历史主义的理解谈起。诚然，历史主义是一个很宏大的词，很少有人能将其精准定义，梅尼克在其所著的《历史主义的兴起》中，将其理解为一种个体化的观察，而这种观察只有通过一种发展的过程才能显示出来([1], p. 5)。而在本文中，施特劳斯和波普尔对历史主义的不同侧重，正是我们分析问题的切口，如果用更准确的词来描述，施特劳斯批判的是历史相对主义，而波普尔则关注历史决定论。
2. 施特劳斯与历史主义
(一) 施特劳斯对历史主义的批判
对历史主义的批判态度在施特劳斯的思想中是一以贯之的，在《政治哲学与历史》一文和《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中都有他对历史主义的集中评价。施特劳斯认为，历史主义孕育了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解构了政治哲学，促成了现代性危机。“历史主义的立场完全可以简化为这一断语：自然正确是不可能的，因为完全意义上的哲学是不可能的。只有存在着某种与历史上变动不居的视域或洞穴截然不同的绝对的或自然的视域，哲学才成其为可能。”([2], p. 37)纵观施特劳斯对历史主义的分析脉络，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几个层次：
首先，否定历史主义的基本立场，即历史主义认为关于正义的原则都是变化的因此自然正确不可能存在。施特劳斯提出，所有人类的同意绝对不是自然正当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因为不是人人都有充足的理性来认识自然正当，而且不同时代和民族有着不同的正义观念，恰恰是关于自然正当的不同意见才证明了探求这一根本问题的必要性。若是因为形形色色的有关“正确”的观念存在就认为自然正当并不存在，这不过是习俗主义的观点而非历史主义的贡献。
其次，厘清习俗主义与“历史意识”的根本区别。从表面上来看，习俗主义与历史主义有一定的亲缘性，它们似乎都强调过去的重要性并且拒斥自然正确，但是习俗主义与古典哲学都认同自然与习俗之间的分别是“具根本性”的，而历史主义却否认这一点。“习俗主义的根本前提无非就是把哲学视为把握永恒的努力。”([2], p. 13)因此在这个前提下，习俗主义所反对的仅仅是自然正确的观念而并非真正的自然正确，真正的自然正确是古典自然正确论者所提出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历史主义者来说，所有的哲学化本质上都属于某一特殊的时代产物，也就是柏拉图所谓的“洞穴”。沿着这一逻辑，最初的保守的历史主义者意识到一旦接受了普遍永恒的原则就必然会“在思想上带来翻天覆地、让人不得安宁的后果”([2], p. 15)此他们不但拒斥不自然(习俗)的而且反对超自然(彼岸)的，这种拒斥的是对人类理性的夸张式解读，是对人自身行为的合理化尝试，也是试图让人们在此世获得家园感的努力。在历史主义者那里，时空不再具有原初的客观性，而是可以用来解释一切不同选择的主观理由和借口，正如施特劳斯所言：“时空的变幻似乎为反社会的个人主义和不自然的普遍性之间提供了一块稳妥而牢固的中间地带。”([2], p. 16)革命的历史主义者甚至变本加厉地认为，属于特定时空的东西比普遍物具有更高的价值。
接着，结束了幼年阶段的历史主义开始拥抱实证主义，但结果却是失败的。孔德认为现代实证科学是知识的最高形式，他呼吁“今后应主要以道德的名义热情地致力于最终树立实证精神的普遍影响……唯有新哲学(实证主义哲学)可以确立深刻而活跃的观念，真正能够强有力地顶住情欲的冲击”([3], p. 49)。在实证主义哲学者眼中，社会科学能通过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成为真正的科学，并且克服原本智识混乱的现象。实证主义是以经验和客观实际为质料的，乍一看这与历史学不谋而合，因为历史学就被认为是“提供了那唯一的经验性的、因而也就是唯一可靠的有关真正的人、有关人之为人的知识”([2], p. 18)。但是现实却是，人们无法从历史中得到任何客观的规范。笛卡尔曾经讽刺道，即使是最好的历史学家，他所拥有的关于古罗马的知识，也不超过西赛罗的一个女佣所拥有的信息([4], p. 32)。在这样尴尬的境遇中，历史所能保有的只剩下纯粹主观的标准，这些标准除了个人的自由选择之外别无其他依据。而历史的贡献无非是告诉我们哪一种观点曾经多么盛极一时但又随后没落了，但历史主义无法告诉我们这种变化是否合理。但也正是因为历史主义的无能为力，恰恰证明了自然正确是可能的，因为历史主义自己的立场就包含了对这种可能性的认可。
如果说之前的论述是施特劳斯要为古典哲学辩护而反对来自历史主义的攻击，那么接来下他所做的工作就是批判历史主义本身。首先，历史主义本身就是一种人类思想，这意味着它也会被超越，只有超越了历史才能把握历史性。其次，彻底的历史主义者拒绝承认历史主义命题的超历史可能性，其代表就是尼采和海德格尔。在彻底的历史主义者看来，“一切人类思想本质上所具有的有限性的根本洞见，并不是人之作为人就能够知晓的，也不是人类思想的进步或艰苦劳作的结果，而是深不可测的命运所赐予的不可预见的礼物”([2], p. 30)。但是这种理解告诉人们的无非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存在形形色色的观念和信仰，每一种都和其他任何一种没有本质上的差别，都是命运给我们的馈赠，我们作为人类别无选择只能敞开怀抱拥抱命运。本来最初的历史主义想在此世为人类寻找家园感，找到自身的合理性，但彻底的历史主义却将所有人一并推向了虚无的深渊，这就是历史主义发展到顶峰的结果。历史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背离了曾经自己追求永恒的目标，在不断的变化中，历史主义开始推翻曾经孕育自己的温床，义无反顾地走向相对和虚无。
(二) 施特劳斯为柏拉图的辩护
施特劳斯对历史主义主义的批判离不开他的另一个基本立场，那就是对古典政治哲学的辩护，而柏拉图正是古典政治哲学的代表。熟悉柏拉图作品的人都知道，每篇对话常常起于苏格拉底提问“什么是……”，这种提问方式正是对某物本质的追问，这种本质亦是指涉“不可能把一个异质的(heterogeneous)类转化成其他类，或者任何类本身之外的原因。类，或者说类的特征，是最典型的(par excellence)原因”([5], p. 19)。柏拉图的理念论基于对普遍性的追问，也就必然承认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接近何为真的东西。历史主义者否定追求自然正确的可能性，其最常见的形式体现在如下要求中：“用现代国家、现代政府、当前的政治处境、现代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明等问题，取代政治事务之本性、国家、人的自然本性这类问题。”([6], pp. 49-50)这种立场自然和古典政治哲学的旨趣相差甚远。
在施特劳斯眼中“苏格拉底始终没有停止过从众多局部和暂时的殊相上升至普遍且持久(超越历史，但未达绝对永恒)的类特征，但是他断然否认这是一种纯粹抽象(mere abstraction)的尝试”([7], p. 6)。在这一基本立场的前提下，施特劳斯为古典政治哲学辩护以及为柏拉图式哲学的推崇就不难理解，同时对柏拉图的维护也是对古典政治哲学的坚持。上文已经部分提及过历史主义对古典哲学的攻击和施特劳斯的回应，如果从更具体的柏拉图思想或者说古典政治哲学方面来看，施特劳斯还从积极的层面肯定了研究自然正当对当下社会科学发展的意义。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开始认识到事实和价值之间存在的根本区别，科学只能用于事实的研究，社会价值问题则只能采用理解的方式。事实与价值的分野一方面明晰了不同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政治研究中的问题。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的侵蚀使得现代政治科学研究变得价值迟钝，也失去了判断理想是非的标准。但是问题是，直到“现在还有人坚信，只要社会科学和心理学能够赶上物理学和化学，这个困境就会消失。这种信念毫无道理，因为无论多么完善的社会科学和心理学，作为科学，只能造成人类力量的更进一步增强；它们能使人对人的操控比过去更好；但在如何对人或非人的生物使用自己的力量这一问题上，它们能教给人的东西就像物理学和化学一样少。那些沉迷于这种盼望的人们，完全没有领会到事实与价值之分的涵义”([5], p. 7)。现代的社会科学研究虽然关于“是”的研究在增强人类力量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但我们再也分辨不出权力的智慧或正确地使用与权力的愚蠢或错误地使用之间的区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不能放弃政治哲学的研究，更不能用历史主义的方式埋葬这一伟大的传统。
3. 波普尔与历史主义
(一) 波普尔对历史主义的批判
与其说波普尔反对的是历史主义不如说是历史决定论，但这并不意味着波普尔肯定历史主义。历史决定论者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背后一定有某种隐秘的“规律”，而且相信社会科学能够揭示出社会进化的“规律”并预见未来。
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的反驳主要体现在如下五个论题：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我们不可能用合理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增长；所以我们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因此我们必须摒弃理论历史学的可能性，即摒弃与理论物理学相当的历史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所以历史决定论不成立([8], p. 2)。其中，人类知识的不可预测性是波普尔的论证的核心，他认为，如果有不断增长的人类知识这回事，那么我们今天就不可能预先知道我们明天才会知道的事情。
在历史决定论的类型上，波普尔将其分为两类，反自然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和亲自然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反自然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认为某些自然科学的方法不能应用到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因为社会科学规律或社会生活规律随着不同的地点和时期而有所不同，许多规律取决于历史、文化上的差异，即取决于特定的历史境况。在这里，反自然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似乎和施特劳斯批判的历史主义很相似，都有导致相对主义的风险。为了避免混淆，波普尔对二者进行了区分，并强调历史主义是“参照各种社会学说和学派与它们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中普遍存在的预测和旨趣之间的联想”([8], p. 13)。实际上，波普尔批判的历史决定论是由历史主义和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相互嵌套而成的，其中本质主义就是唯实论的代名词。亲自然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热情地拥抱自然科学方法，并通过这些方法寻找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虽然社会科学难以精确且有含糊的缺点，但它的性质术语却使它具有丰富和全面的意义。这种术语的例子是“文化冲突”、“繁荣”、“团结”、“城市化”、“效用”等([8], p. 29)。无论是反自然的还是亲自然的历史决定论在波普尔看来都是通过观察历史来预测未来，在他看来，对一个独一无二过程的观察不可能帮助我们预见它的未来发展，我们也没有充分的理由去期望，历史发展中看来是重复的事情将一模一样地继续出现。当然波普尔也承认社会变化中存在着趋势，但是趋势不是规律，断定在特定时间和空间有某种趋势存在的命题是一个单独的历史命题，而不是一个普遍规律。
(二) 波普尔对柏拉图的批判
在波普尔眼中，柏拉图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历史决定论者。他批判历史主义的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因为这些学者发现“历史舞台上真正重要的演员要么是伟大的国家或伟大的领袖，要么就可能是伟大的阶级或伟大的观念。无论如何，他们想试图理解历史舞台上演的这幕戏剧的意义；他想试图理解历史发展的法则。如果他在这方面获得了成功，他当然就能预测未来的发展了”([9], p. 25)。之后这些学者便可以宣称自己掌握了政治学的坚实基础，并且可以提供给人们行之有效的忠告，而柏拉图便是这样的一位哲学家。持有这一信念的历史主义者常常将历史的变化和不变融合起来，乍一看这两者是矛盾的，但是变化让人害怕，这些学者只有“坚持变化由一个不变的法则所驾驭这种观点，以减轻自己对稳定世界的不复存在所产生的失落感”。其中，柏拉图在变化中寻找不变并克服失落感的方式就是“建立一个没有其他所有国家的邪恶的国家，因为它不衰败，它不变化”([9], p. 48)。波普尔看到了柏拉图思想的根源是对完美的不变事物的信念，即理念论。
《蒂迈欧篇》中柏拉图将事物分为了三类，第一类是永远自身同一的理性原型，第二类是这原型的摹本，第三类则是一切生成的载体。其中第一类在波普尔看来就是事物得以存在的恒定而持久的原则，是事物的品质、理想和完善。理念真的存在吗？对于这个问题柏拉图的回答是：“如果理智和真实意念是两类不同的东西，那么我认为就一定存在着不能感觉但能理解的理型。但是，如果如人所说，理智和真实意见彼此并无不同，那么，我们通过身体感官所观察到的，就是最真实、最可靠的了。”([10], p. 35)柏拉图的理念论和历史决定论看起来相去甚远，但波普尔却指出了其中的联系，如果万物处在不停的流变之中，即处于流动的历史中，那么关于这些事物就不可能作出确定的表达，如何在变化中的意见中找到知识？波普尔认为，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正是柏拉图的理念论让历史可以被预言，因此，在波普尔眼中，柏拉图的《理想国》通过回答“谁应该统治国家？”这个问题我们相信关于政治的一些根本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如果拿理想国来指导实践最终会演变成按照理论寻找现实中的理想国，从而导向权力分配的失衡，最后走向更大的悲剧。
4. 施特劳斯和波普尔对历史主义的竞争性阐释
通过上文的简单梳理，可以看出施特劳斯和波普尔都对历史主义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显而易见，那就是二人批判的对象是有差异的。关于历史主义有学者说过：“历史主义……是一个令人困惑的词语，它所说明的内容还没有它所带来的困惑多，我们应该摒弃这个词。”([11], p. 194)由于“历史主义”被不同时期不同的思想家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后来的思想家和研究者如果想要研究这一主题就必须先界定“历史主义”一词的内涵和外延。如果我们结合20世纪关于历史主义危机的大讨论来看，可以发现施特劳斯批判的历史主义更符合20世纪初期的讨论主题，即历史主义导向价值相对主义的风险，而波普尔关于历史主义的批判则更像是对“历史预言”的反对。
唐纳德·凯利为《新观念史辞典》撰写“历史主义”词条时称波普尔和曼德尔鲍姆等学者滥用了“hostoricism”一词，使得其含义越来越混乱([12], p. 1001)。就中文世界而言目前《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的三个中译本的书名译法各异：卡尔·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何林、赵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该书再版时更名为《历史主义贫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2014年再版)；卡尔·波普尔：《历史定论主义的穷困》，李丰斌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在这里我们不讨论到底哪一个译名更贴近波普尔原本的意思，而是从他的行文中可以发现：波普尔批判的历史主义总是在最后指向了历史规律的存在和应用。
施特劳斯和波普尔批判的历史主义并不完全一样，但并不意味着两人的思想毫无关联，事实上波普尔在批评他笔下的历史主义的同时也批判了二元论，其矛头指向的就是施特劳斯式的哲学传统。波普尔称，“在历史进程中，自然权利理论常被提出来支持平等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而实证主义学派通常站到相反的阵营但这只不过是事出偶然。正如已证明的，伦理自然主义可以带着非常不同的意图加以运用。”([9], p. 141)在这里波普尔暗示了很多思想家不过是拿着自然权利的幌子走着非人道主义的道路。至于二元论，波普尔提出二元论“根植于我们害怕向我们自己承认，对于我们的伦理决定的责任完全是属于我们的，而且不能转嫁到任何别人身上；既不能托付给上帝，亦不能交给自然，也不能转交于社会，且不能转给历史。所有这些伦理理论都试图找到某个人，或者也许是某个论点，以从我们身上卸去负担”([9], p. 143)。他认为，实际上我们人类社会的规范是人为的，道德决定其实在于我们自己的观点，那些试图寻找人类自身以外的规范权威的人，不过是不敢面对人性的懦夫而已。对于波普尔的一席言论，许多思想家也提出了质疑和批判。比如施特劳斯就提醒人们波普尔不过是用毫无生命的实证主义在黑暗中吹口哨，沃格林也认为“波普尔未曾投入到能够看清作者意图的文本分析之中；相反，他直接把现代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用于文本，武断地认为那个文本就导致了那些陈词滥调”([13], pp. 95-96)。
虽然施特劳斯与波普尔和都批判了历史主义，但是他们侧重的核心是不同。施特劳斯强调的是“历史”，或者说历史的思维模式，这是一种蔓延于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思想领域的强大智识力量，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其目的是寻求人类的自我理解、自我标榜和合法化。而波普尔批评的历史主义指向的是对人类社会的预言，是对历史规律的把控，更是对乌托邦式社会的热烈追求。其实，仔细分析会发现二人批判的对象有一定的重合性，那就是他们都否认人的能力是无穷的，在施特劳斯看来，历史主义正是让人自我陶醉，顾影自怜的一种思维模式；波普尔则否认人们可以真的找到历史规律并应用于流变的社会。但是波普尔的思想却不是一以贯之的，而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他否定人的能力，另一方面又在理性主义的装点下否定自然权利，将一切道德伦理选择仅仅看成是人类自愿选择的结果，这样又会导向另一种样式的人文主义；一方面他反对历史规律是可以把握的，认为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等思想家的蓝图理想会走向专制极权，另一方面他自己提出的开放社会又有乌托邦特征，批判的理性在开放社会成为衡量社会发展和个体行为的标准，是指导人类走向自由民主的唯一道路。难怪施特劳斯评价道：“开放社会的开放性本身就包含着一种自我毁灭的病菌。”([14], p. 23)
5. 总结：重归柏拉图之争
波普尔将柏拉图的《理想国》当作指导现实政治的手册来解读，从而指责理想国中社会等级的存在、哲学王的统治、对正义的探讨等不过构建了一个以正义之名行不义之实的社会。在波普尔看来，柏拉图口中的“正义就是各司其职”是指统治者统治，工人们工作，而奴隶们被奴役。柏拉图的教导是一种政治上的教导吗？有学者指出，柏拉图的思想“并不在于它对政治的直接影响，而在于对哲学的影响。政治需要的是获取权力(gain power)，而哲学应该探讨本质(nature)。关于理想国是误导性的还是激发人们希望和行动的问题，与柏拉图的宏旨(Platonic agenda)无关”([15], p. 135)。我们暂且不论波普尔用现代人的眼光解读文本是否合适，而是回到最初的问题，即对柏拉图的争论中来。
施特劳斯和波普尔对柏拉图的解读是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其根源不在于他们二人对历史主义作了何种解读，而在于他们持有的关于自然正当的信念是不同的。对于施特劳斯而言，研读柏拉图、学习古人的智慧能够恢复古典政治哲学的生机，无论人们发现或发明了多么精妙绝伦的政治理论，如果没有政治哲学，那么人类社会就总是存在着受政治所左右的危险。而对于波普尔来说，柏拉图式的理念论不过是一种致命的自负，人们幻象把握历史从而走向完美的发展脉络不过是极权主义者精心策划的谎言。波普尔否认研究自然权利的必要性也反对古典政治哲学的理论根基，他借批判柏拉图的理想国来达成自己的“开放社会”梦想。波普尔将古典政治哲学的文本当做明确的信念来解读，这种解读或许误解了柏拉图也让波普尔的表述充满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古典政治哲学的文本中有很多类似《理想国》的作品，它们常常基于比喻和神话来行文，如何处理这些明喻或暗喻？伯纳德特对《蒂迈欧篇》的解读或许能给我们一点启示：“蒂迈欧告诉我们的那个逼真的故事的真理是这样一种东西：作为隐喻它是好像可能的，作为明喻它是一个幻象的影像。就隐喻的字面义而言，存在的影像被转移到存在之上并被迅速读过，似乎它们是属于它们不属于的东西……但是一旦明喻从原则上被承认为它之所是，人们就不能告知如何从明喻与之相像的东西那里减除明喻所有的差异。如果人们能够如此，那么就不会需要明喻了。”([16], p. 350)在施特劳斯眼中，如果这种颠转没有发生，我们就依然被困在洞穴之中没有开始上升。
施特劳斯和波普尔对同一作品的不同解读，也正好体现了哲学的思辨性和古典哲学的独特魅力，作为读者来说，我们有阅读的自由也有思考的自由，作者的写作意图和作者的个人背景往往成为读者非常关注的内容，就像剑桥学派所主张的那样，文本的社会语境值得重点关注。但也有人反对这种“自作多情”式的解读方式，主张一种纯粹的文本的解读。无论何种方式，无论是历史的还是非历史的，阅读和思考本身就是最具有意义的。
基金项目
本文系深圳市鹏城孔雀项目“维柯政治哲学研究”(2024TC0108)的阶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