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的序言以及“费尔巴哈”章节第一部分的开篇，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迄今为止人们总是受到自己所创造的所谓“虚假观念”即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支配和束缚。唯心主义一方面试图以自我诠释社会关系，错误地将群体性观念个体化；另一方面把意识形态理解为纯粹精神的产物而非物质生产的产物，将其上升为客观精神，使其脱离社会现实思辨化，无视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的作用。以费尔巴哈、鲍威尔以及施蒂纳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分别以“人的本质”“批判”“唯一者”为武器对于这种观念开展哲学斗争。但是他们依旧没有摆脱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影响，“只局限于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抓住黑格尔体系的某一方面，用它来反对整个体系”([1], p. 514)，这种看似激烈的斗争实际上局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对于改变现实的指导效果有限，而改变现状就必须进行现实的斗争。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中回答了人类历史从何而来、向何处去的核心问题，建立起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理论体系。
2. 以“现实的人”作为唯物史观考察的出发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历史唯心主义“抽象的人”进行批判和清算，将具体的、发展的、现实的人作为自己考察人类历史的出发点，为建立唯物主义历史观奠定了基础。
(一) 对于唯心主义的旧历史观的批判和超越
过去不同时代下，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大致经历从神学历史观到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观的变化历程。神学历史观以神为出发点，以神的意旨作为解释各种社会现象以及历史变迁的依据，而究其根本维护的是奴隶主与封建主的利益；新兴资产阶级出于反对封建制度与教会统治的需要，积极鼓吹人性的重要性，形成以人为出发点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观，这是历史观的一大进步，但是问题在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观实际上是以抽象的人性作为解释历史的依据，不仅在理论上难以解释所谓永恒不变的人性、善良天性如何成为变动历史的动力，而且在实践中资产阶级维护阶级利益的现实与这种抽象的人道主义原则也存在深刻的矛盾。
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对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所包含的唯物主义使马克思进一步摆脱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这种抽象的人本主义学说也使得马克思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深受影响，包括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从人的本质与异化劳动的对立中来考察劳动，将劳动看作“人的类本质”等，而直到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才在对于费尔巴哈的批判中对此进行清算，将从事物质生产的现实的人作为自己唯物史观的出发点。
(二) “现实的人”是具体的、发展的、有意识的、非孤立的人
《形态》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 p. 519)，而是从事物质生产的“现实中的个人”，区别于唯心主义以及旧唯物主义对于人的理解。
其一，不同于青年黑格尔派从精神的角度将人理解为自我意识的人、情感的人、宗教的人并以此与动物做区分，因此，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而受到具体的、历史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所决定的人的本质也必然在不断变化发展，先天的、抽象的、不变的人的本质就不可能存在。
其二，人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唯心主义历史观将人的精神、意志看作是人的存在和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1], p. 524)，这一论断揭示了意识产生的物质基础，确立了“生活决定意识”而非相反的基本原理。马克思进一步阐释了意识发展的辩证过程：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分工的出现，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离之后人类社会逐渐分化出专门从事精神生产的群体。这一分化使得意识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形成了“独立的外观”。然而，这种独立性仅仅是形式上的，就其本质内容而言，意识始终受到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的最终制约。因此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的消灭都只能通过改变现实的社会关系实现，而绝不是像施蒂纳所说的那样能消融在“自我意识”之中，不是通过精神批判实现的。
其三，现实的人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在《提纲》中马克思已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p. 505)，将人的本质问题从思辨领域拉回到现实社会关系的具体分析中。在《形态》中这一观点得以延续：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生命的生产”这一基本前提出发，揭示了人的存在的双重维度：“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 p. 532)。因此凡是现实的人都不是孤立的、与世隔绝的个体而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社会关系并非先验的抽象结构，而是通过人们的共同活动(特别是物质生产活动)历史地形成的；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社会关系的具体形态也会发生改变，从而使人的本质呈现出历史的具体性。这些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构成现实的人的本质。
《形态》正是在对这些现实的人的各方面特质分析的基础上，摆脱历史唯心主义“抽象的人”的局限，正确把握了作为历史主体的现实的人，从而找到了“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1], p. 526)。
3. 从劳动生产中发现人类历史产生的根源、动力
在历史产生的根源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现实的物质生产出发，指出满足“吃喝住穿”需要的劳动实践是人类从自然史过渡到人类史的根本标志，物质生产、新需要的产生和人自身的再生产三者辩证统一，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基础。同时批判了唯心史观，指出历史是生产方式演进的过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两个基本原理共同构成了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对于人类历史的起源和发展规律的问题作出回答。
(一) 劳动实践是人类历史产生的根源
关于人类从何而来的问题，在哲学界有着不同的答案：神学家将人归结为是神、是上帝的产物；费尔巴哈则自然和人作为其历史观的对象，在对宗教的批判中指出是人创造了上帝，而不是上帝创造了人，从而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但是他在感性直观的基础上将人看作是自然的产物。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尽管早期受到黑格尔以及费尔巴哈的影响，但他们在研究人从何而来即“历史如何产生”的问题时，密切关注和研究现实人的生存、特别是劳动者的生存问题。特别是之后通过对于现实工人生活的考察以及参与一系列的革命活动，使他们能够逐渐发现人类劳动实践在历史中的作用，发现唯物史观的关键则是革命的实践。
在《手稿》中马克思对于劳动实践在人的自我产生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初步论述，但是这一时期依旧受到思辨哲学的影响而具有抽象的局限性。在《神圣家族》中则进一步阐述了人的实践对于创造历史的巨大作用，明确指出人类的历史是从物质生产中产生。在《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现实的人、人类历史的产生和发展做出更加完善的论证。
《形态》的考察首先从人的一个简单的生存需求出发，指出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为了自身生存生活必须在“吃喝住穿”等基本生存资料上得到满足，“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 p. 531)，这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也是人与动物相区分的根本标志，正是在劳动实践中完成了从自然史向人类史的过渡。所以树立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这一历史前提。而物质生产活动的历史延续性展现为辩证的发展过程：已经满足的生存需要、为满足需要而进行的生产活动、以及在活动中创造的生产工具，这三者共同催生了新的需要。这种需要与生产的辩证运动，构成了历史发展的永恒动力，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另一方面，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同样是历史延续不可或缺的维度。家庭作为最初的社会关系形式，是人类社会关系的原生形态，不断实现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实现人类历史的不断延续，而随着生产力发展和人口增长，家庭关系逐渐从主导地位演变为从属关系，社会关系更加多元与复杂。物质资料的生产、新的需要的产生以及人自身的再生产，这三个维度的辩证统一，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关系形成和历史发展的基础。
(二) 历史发展以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作为动力
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社会状况出发，将历史看作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发展和变化的历史。个人自主活动的条件“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各种交往形式的相互联系的序列”(, p. 575)，社会交往形式不是任意产生的，而是与特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必然结果，不同交往形式之间存在内在的历史逻辑，而个人自主活动的可能性始终受制于既定的社会交往形式的影响而非完全自由随性。人类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更替，从地域性历史向世界性历史转变的过程。这种转变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 p. 541)，从根本上否定了唯心主义的解释框架。
因此，历史发展的动力，不是外在于或者凌驾于历史之上的东西，而在于构成历史发展基础和内容的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即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
关于这一矛盾，《形态》一方面通过驳斥要实现从古代世界向封建制度的过渡“只有占领才具有决定意义”的观点，指出“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共同体形式，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1], p. 578)，论证了两者间的关系——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与水平。另一方面，这一矛盾在社会领域往往成为阶级斗争的形式，从而揭示了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是如何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生产关系不会自动顺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做出改变，代表旧的生产关系的统治阶级总是竭尽全力维护之，而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革命阶级就必须通过阶级斗争乃至社会革命的方式使之做出改变，由此推动生产力进一步向前发展和社会进步。
4. 从唯物史观出发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以往苏格兰历史学派以及德国哲学批判继承的基础上，以物质生产和社会分工为棱镜，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指出社会形态更替存在一般的规律。尽管当前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但是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非统治阶级依旧受到压迫，实现的自由具有局限性，而要改变这种历史现状，就必须改变社会现有分工形式，达到人的个性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阶段。
(一) 基于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变革解释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内在规律
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以休谟、亚当·斯密、斯图亚特等学者为代表的苏格兰历史学派坚持感性经验原则，他们对于经济因素于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论述以及提出的历史四阶段理论对于马克思历史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启发，使马克思转向关注社会具体现实，注意到社会形态问题。同时，这一学派理论中存在的轻视理论而强调直观感性经验，基于抽象的人性论观察历史发展的规律，而四阶段理论也具有基于和维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2]的局限性问题，必须进行批判。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理论将历史发展看作是受到“理性”的支配，是绝对精神的外化，是精神实现自由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这种从抽象的、绝对的实体出发来理解历史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一方面他根据精神经历的不同阶段将世界历史划分为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和日耳曼世界四个时期，在这四个时期的更替前进中逐渐实现了自由意志的目标，并且在具体考察中反映为各类民族精神。另一方面，黑格尔强调，世界历史和自然历史都有一个不断从低级向高级运动发展的过程，其中包含的辩证历史观具有一定合理性，并且肯定了人类活动对于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而自由的实现是历史发展的最终目标的思想，这些观点对于马克思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他的历史阶段理论中同样指出最终要实现“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恩格斯在对于过去苏格兰历史学派以及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理论学说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提出了现实的人的社会历史发展三阶段理论，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形态》指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水平决定着现实个人的生活水平，社会形态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进行更替，在这其中就蕴藏着历史发展的规律。在早期人类靠狩猎、耕作等活动为生的时期，主要形成以血缘纽带为核心的自然依赖关系，个人完全从属于氏族或部落共同体，个人发展受到自然条件的严格限制。这是现实个人发展的第一阶段——“自然的个人”阶段。随后伴随生产力发展以及商品经济的兴起发展，作为被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相较于前一阶段更为自由，但是这种自由依旧是片面的，形式上的人身自由与实质上的物化统治并存，“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3]，而国家作为“虚假的共同体”，实质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因此人的发展这一阶段也被称为“偶然的个人”。只有到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个人的全面发展的最终阶段，才使得人成为“有个性的人”，实现人的全面解放。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形式被称之为“真正的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的条件下，“自然形成的分工与私有制的消灭，由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消灭，个人摆脱了对人与对物的依赖于是人成为真正的、自由的、有个性的个人”[4]。尽管在当前第三阶段的实现还是人类的美好的愿景，但是在前两个历史阶段的发展中正在为第三阶段的实现不断积累和创造条件，其实现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加。
这种社会形态的划分有助于帮助人们更好地梳理各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发展进程，尽管不同民族、国家有着不同的语言、习俗以及历史文化传统，但是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有着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因而也适用于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这一普遍规律。但另一方面，现实的历史发展往往比理论更加复杂，《形态》所列举的五种形态并非每个国家都会依次经历的，在一定时期出现跳跃、局部倒退、停滞都有可能。
(二) 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向
关于人类历史发展去往何处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分工的产生发展对于国家产生以及人的实践活动的异化的影响，指出在未来人类将进入这样一个社会——固定分工和私有制及其所带来的异化将被消除，每个人的个性将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真正的共同体”——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把物质生产规定为人的本质和社会历史现实的基础上，对物质生产的内在矛盾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他们指出，分工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是生产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分工的产生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以及生产力的发展，但同时又把每个人固定在强加于其上的特殊的活动范围内，于是这股物质力量不仅不受制于人们的意志和行为反而成为支配人的异己力量，“自主活动”的存在是偶然的，劳动已经丧失了自主活动的假象，成了摧残人的生命的形式。因而固定分工就使得“自然的个人”异化变成表面上自由的“偶然的个人”，这就是阶级和国家的产生以及人的实践活动发生异化的根源。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质资源不发达的时代，人们为了争夺生存资料进行的斗争不会停止，不平等的分配现象也不会消失；而只有到了生产力获得极大发展、物质生活资料的极大丰富的时代，个人的发展以牺牲别人的发展为代价的历史才会终结，使每个人的个性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只有到了这一阶段，人的“自主活动”代替了强制劳动和雇佣劳动，而“随着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终结了”([1], p. 582)。
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只有在现实世界中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 p. 527)，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人类历史进入到资本主义时期，此时一个新的阶级——无产阶级也随之诞生，这个构成占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阶级却被排斥在社会之外并承受着一切重负，与其他阶级发生着最激烈的对立，于是在这其中产生了必须实行革命的共产主义的意识，无产阶级展开的一切革命斗争就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异化劳动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和这些阶级本身，如此才能建立新的社会，人们才能做到和实现自主活动。
5. 结语
在《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唯心史观的基础上，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在理论上“以论战的方式清晰而完整地阐发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从而奠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基础”[5]，为之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就现实意义而言，这一系列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观点和基本原则不仅指导着当时的无产阶级斗争，同时也为我们党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提供思想资源。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现实的人”作为历史考察的出发点，强调现实的人的劳动实践是人类历史产生的根源和发展的动力，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再进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我国在大力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正确处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在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需要的过程中充分调动积极性、主动性，以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不懈追求的目标。此外，《形态》中关于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理论论述与当今的全球化理论存在一定共通之处，这为当前我们理解和应对全球化背景下的问题与挑战，抓住机遇实现发展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