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小国寡民”思想在今天的学界主要持有三种解释论调；退化论、乌托邦式的政治理想论以及统治术。然学者都从文本意思入手作保守解读。深谙“道”运行之理以及辩证逻辑的老子不可能提出开历史倒车，提出与“道之发展”相背离的退化论以及文明批判论的基调；深谙“无我”、“无为”之认识论的老子，也不可能因其自身时代的客观局限性，提出理想国式的主观性意愿，不会将道下降为“术”的层面从而演绎成一种统治术。本文通过老子《道德经》通篇的思想逻辑与基本态度，并借以现代科学熵增理论，以表明老子“小国寡民”思想的科学性。
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academia, Laozi’s concept of a “small state with a sparse population” is primarily interpreted through three perspectives: the theory of retrogression, the utopian political ideal, and the art of governance. However, scholars have generally adopted a conservative interpretation based solely on the literal meaning of the text. Laozi, who profoundly understood the operation of the Dao and dialectical logic, could not have proposed a regressive theory or a critique of civilization that contradic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ao”. Similarly, well-versed in the epistemology of “non-self” (wuwo) and “non-action” (wuwei), Laozi would not, due to the objective limitations of his era, have advanced a subjective wish for an ideal state, nor would he have reduced the Dao to the level of “technique” (shu), thereby interpreting it as a mere art of governance.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scientific validity of Laozi’s concept of “a small state with a sparse population” by examining the overarching philosophical logic and fundamental stance throughout his “Dao De Jing”, while also drawing parallels with the modern scientific theory of entropy increase.
1. 引言
“小国寡民”作为老子《道德经》中的关键理念，其解释历来存在多种取向，可主要归纳为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其一为“乌托邦理想说”，认为老子意图构建一个规模有限、民风淳朴的理想社会图景，强调自治与自然秩序，体现老子本人对人性本真状态的向往；其二为“统治策略说”，将“小”与“寡”视为动词，解读为一种有意缩减国家规模、控制人口数量的政治手段，从而推断其具有“愚民”倾向；其三则为“退化论或复古说”，主张老子倡导社会应向原始简单状态回归，否定技术进步与制度建构，体现出一种文明批判与返朴归真的伦理态度。此三种理解倾向局限的地方在于，要么把小国寡民中的“人”抽离于自然与社会的规律世界，变成一种抽象的理性存在(理想说、复古说)；要么把“人”界定为自在的、被支配的物性存在(统治说)。任何一个思想的科学性能否达成，在于经验与理性、具体与抽象、理想与现实间是否能实现统一。显然，以上观点是机械的、片面的。那么，老子“小国寡民”思想该如何解释？哪种现代科学思想又能够印证老子“小国寡民”思想的科学性？
2. “小国寡民”思想的本体论、认识论以及方法论依据
老子哲学以“道”和“德”作为其理论核心，营造出一个以“道”作为最高本体的形而上学，其思维话语则采用“无”的言说方式；“为道”和“为德”则作为基本认识论路径；“无为”则作为一种处行事与治国的方法论。小国寡民思想正是在老子哲学这一系统生态中提出的深刻认识。
首先，在本体论层面上，老子哲学以“道”作为本体，“道”就是“无”，这一本体是“变”与“不变”的统一，也是“有”和“无”的统一。其本意是“道路”，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滞于固定的形态，始终处于永恒运动的势能，他没有规定性。这就决定了倘若我们以形式逻辑或以一种概念化思维去把握老子哲学，就会产生理解偏差，把“道”局限在一个固定的形态，“道”无始无终，也不会停滞，更不会单纯的表现为短期、表面的现象界行为。因此，对“小国寡民”持有退化论观点的学者把老子这一理论定为对原始社会的复古追崇是不合理的。因“道”本身永恒变化的特性，其指向不可能是原始的单一社会形态。再者，老子以“无”作为“道”的言说方式和思维话语，“无”就是“道”。“无”被实体主义者理解为“无物”，理解为万物的本源，并且认为是老子虚构出来的实体。其悖论在于，纯“无”的东西怎么会产生“有”？在这一逻辑下，老子的“道”本体论便成为一种无中生有的武断，“小国寡民”更是在这种武断之下产生的臆想。以上是实体主义者机械的认识论观点。“实体主义者没有充分意识到，老子哲学关注的重点在于人的生存状态，而非物的存在状态。‘道’的根本作用体现为‘无’的否定性功能，它在永不停息的否定过程中，为世界和人类开辟出一条无限发展的自由之路。[1]”“无”是自由之境，它在超越了经验世界及其必然性，是对经验世界对象化、物化的否定，同时使人的自由获得了可能，并非是限制了人的自由。因此，符合“道”之运行的小国寡民思想不可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臆想也不可能是限制人本性的统治术，其最终指向，是面对生存状态的“人”，而不是物的存在状态。同时，指向的是自由的国度，而不是限制人的自由本性的国度。
其次，从“为道”的认识论上来看，老子把道、天、地、人作为一个系统的整体认识，“道”与人的认识，也就是人“为道”的过程是同步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25章》，以下只注章数)“法”的过程就是“为道”的过程。其中，“法自然”则作为“自由场域的自我实施”之涵义。今天学者将“道法自然”作“道”效仿自己自然本性的解释是有道理的。例如王西平的解释：“‘道’是宇宙万物(包括人类社会)生成、演进的总根源、总根据。自然，是自然而然。自然而然，是道的属性、性能，是‘道’生成、演化宇宙万物、人类社会的法则、规律。”[2]遵循自然本性就是自由，就是对对象化和物化的否定。因此，“小国寡民”所指向的社会形态是“为”道的自由国度。它是人身处国之中自由本性的流露展开。而“国”之所以用“小”字，这正是因为老子采用了和称“大”的道一样“强言”的言说方式，“不自其大，故能成其大”(第34章)。那么“小国寡民”之“小”，就是“不自其小，成其小”，就是说不以对象化或以概念化思维把握其含义时，便会产生以下之意蕴：老子之“国”，不仅仅是地域性、政治性的国，更是所有人“为道”而产生“无为”的自觉意识之下，人们不再注重国界之区分，即便存在地域政治上的“国”，也和没有国家这一概念一般。老子并没有给“小”和“大”给出确切的范围，其原因同样在于老子小国寡民思想指向是“人”相对的生存状态问题，而不是国之疆域的大小状态；不是对象化或物化了的国；不是主客产生分化而言的国，而是一种低熵化运行的国；是由一群主客未构成分化的人组成的“赤子”之国。
最后，从“无为”治国的方法论上看，老子认为，治的主体是“圣人”，“圣人处无为之治”。圣人和百姓的关系是什么呢？“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第5章)，圣人“治”人，不是一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治”之涵义不在基于智识谋略之上的统治，“治”之义在于对所有人“无主客分化”的对峙状态，不强调君民关系。原因在于，老子主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第57章)此句人们的理解倾向多是君主如何治理国家。同时，也可理解为老子强调的是好的国家没有君主。原因在于君和民本身就是一对对立概念，其中就已经包含了相互干预的对象化关系。在对圣人的描述中，老子认为“是以圣人为腹不为，故去彼取此”(第12章)。圣人满足于衣食充足的人，是无知无欲的“愚者”。也就是说，老子愚民的思想，同时也是“圣民”的思想，“愚”等同于“圣”。这样看来，小国寡民思想是一切愚人对愚人对峙的生存状态。抛弃了社会制度，同时弃圣智、弃仁义、弃巧利。因此，“为无为，则无不治”在小国寡民的图式中，是一切圣人的自治、也是一切愚民的自治。人们自在而自律，从而“寡民”寡的是君民关系中的民、处于被统治状态的民。“小国”是自在自为而自由的国，是没有统治压迫状态的国。
3. “小国寡民”在熵增世界观下的诠释
老子认为：人类生存在一个有生命的物质世界中，道是世界生命和人类生命的得以延续的支撑，但同时也是现象世界流变消亡的依据。能量世界观和老子的“道”世界观都是超越于经验物质世界的认识。1864年，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依据卡诺蒸汽机的做功现象和机理，提出了熵的概念，这揭示了熵与热力学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3]。在当代物理学范畴内，能量依照能量守恒定律与能量转化定律，也就是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热力学第二定律来运行的。在能量观的视域下，人与自然作为一个整体，无论是人还是自然物都在宇宙自身的运行中由于能量的转化而迭代更新。但是能量的转化是有一定规律的，违背其运动规律则会产生混乱的“无序”能量，导致人与自然这一系统整体的熵值增加，进而失衡。最为关键的是人与自然的能量转化是不可逆的。在熵增原理里，熵是度量能量状态转化时产生能量损失的指标。而这些损失的能量，作为无效能量等同于污染，所以熵就是污染的同义词。依据热力学第一定律与热力学第二定律，可认为熵是衡量系统中无效能量的尺度[4]。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一个孤立系统的总熵(即无序程度的度量)不会减少，只会增加或者保持不变。这意味着系统会自发地朝着更加无序的状态发展，而不是变得更加有序。
老子捕捉到了这一规律性认识，现象的经验世界永远处于熵增的必然性变化状态中，“无为”和“循道”是对现象界必然性的否定，同时也是对现象界一切事物最终走向消亡的肯定。从能量的角度来说，是对熵增无序状态的抵制作低熵化运动，因此老子肯定了人的自由意志，但也肯定了人的局限性。老子认为“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常且久者，以其不自生”(第七章)。也就是说，天地保持和谐运行并且长久的原因是它不为自己而生，其无为、无私、无欲的本性，就是宇宙的有序而低熵化长久运行的原因。又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就是说，能量低熵转化的同时，它是有规律性的，这个规律就是一种纯粹的自在自为无己的本性，这一本性强调与自然、他人共生的发展模式。“不道早已”，不按照道的这个规律发展，就会导致加速灭亡。能量熵增理论也告诉我们，能量熵增到某个节点，组织会发生崩坏或死亡，人类生命以及世界生命都具备自在自为的本质属性，虽不能克服现象世界的熵增，但能因其自然本性也就是自由属性对现象世界的熵增效应(流变的必然性)作出否定性意愿，可自在自为的作低熵化运动。老子和熵增理论都告诉我们人类生存现象世界的有限性和必然性并同时给予了适合人类生存状态的答案：即小国寡民——低熵化的社会存在状态。
反观老子对“小国寡民”思想的描述：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道德经·第80章》)
其中，老子表达了对高度集中的国家政治经济组织的否定、对维持生存持有过多技术的否定以及对过分干预民众生活的否定。这些会导致能量世界的熵值增加，故而形成世界总体崩坏的混乱局面。然而老子并未直言反对国家、反对科技、反对干预民众生活。其本意在于强调基础性的满足而不是过度满足。人类个体以及人类族群的自我保存是人的本性，也是道的本性。但欲望的过度满足是不合“道”的妄为、也不符合人的自由本性，正如老子所言：“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第三十二章)“知止”就是为知性划界，避免那种使人沉于物，受自然必然性支配的对象化思维。
面对国家组织问题以及人民生存状态的问题，老子看到了专制制度毁灭的必然性。从管理角度，国家作为政治组织载体，其越大，越权力集中，就越复杂。组织管理者若采用不恰当的领导风格，比如滥用管理权力，超越组织制度和被管理者之上，致使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间出现显著隔阂，会极大削弱组织内部的协作能力，压制内部成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干扰组织的平稳运转，导致管理的熵增[5]。熵增到一定的阈值区间，便会导致国家组织的解体。
面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物质发展问题，老子看到了物质对人的对象化以及异化作用，看到了工具理性(智、巧、利)对人类欲望的过度填充，科技是人类扩张欲望的应用表现，它加快了能量的转化以及欲望的满足速度，它是能量获得的催化器，同时是事物消亡的催化剂。因人类自身物质欲望的过度满足，势必造成人对世界生命能量的过度摄取，能量过度的摄取转化必然导致大量无效能量的产生。这些有效能量在生成与使用的过程中，必定会伴随着等量无效能量的产生，从而导致人、社会、自然所组成的整体系统熵增进一步加剧，混乱程度也随之增大。人与世界生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形成系统整体熵值增加的局面。最终，人类社会与自然这一系统面临更快瓦解的态势。地球系统与文明系统乃至个体生命系统都有其走向消亡的规律，只是时间的问题。然人有理性，对自身生命乃至整个文明社会的生命具有一定自觉能力，不能改变生命其最终结局，然亦可以提前作低熵化行动。“使民重死”是老子对事物最终走向消亡这一局限性的清醒认知。老子看到了事物存在的消亡规律，“小国寡民”也不乏为老子本人对人生命的关怀。故老子主张“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这种“无知”、“无欲”的低熵化自由生活方式，让工具理性在自由国度前止步。
工具理性的根本危害在于其割裂“局部有用性”与“系统代价”的认知框架。人类将自然拆解为可计算的资源碎片时，必然触发不可逆的熵增连锁反应。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商业社会，一旦发现某发明物的有用，便立即投入大量生产。以塑料垃圾袋为例，在开始之初，人生产垃圾袋的目的仅聚焦储存便捷性这一“有用性”，于是导致大量生产，却忽视了从石油开采、聚合生产到废弃填埋的全周期熵增。这种线性思维导致能量转化严重失控。有效能量被转化为巨量微塑料和温室气体的无效能量。更进一步，微塑料经食物链回馈人体与自然生物，最终打破了生命系统的有序性。后果是，政府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抵制这种“熵增”效应。但整个过程不可逆，且文明本身不可逆，政府资源也有其有限性，不能治本。这种“有用即合理”的逻辑，正是《道德经》所批判的“伎巧滋起，奇物滋起”(第57章)的现代表达。工具理性将技术异化为欲望的奴役工具，在技术狂欢中加速文明熵增。
因此，人类社会真正的理性状态是老子所言的，要复归与“朴”的低熵化运作。同时，老子并没有否定国家的作用，老子“小国寡民”其所阐述的是一包容与保全的天下观，而非一保守与自保的小国观[6]。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老子连续用了两个“使”，这个“使”的主体是谁？不外乎“道”与“国家”，而道其本身作为一个“自然”的概念，不会有人属性的意志。“使”的责任主体便落实在君主或国家身上。“小国寡民”中出现的一系列“使”正是国家作用的体现，老子其“小国寡民”思想与大国思想并不冲突[7]。这就说明，老子承认国家的作用。
4. 结论
在老子的哲学图景中，“小国寡民”思想是根植于“道”本体论与“无为”方法论的生存哲学。老子以“道”的永恒流变性与“无”的否定性自由为根据，将小国寡民指向一种低熵化的社会存在状态。在熵增不可逆的宇宙规律下，通过消解工具理性膨胀与欲望异化，从而实现人类生存的可持续自由。“小”与“寡”是对主客未分化的生存共同体的暗喻。国家作为“不为大而成其大”的自然载体(第34章)，民众作为“自化自朴”的自治主体(第57章)，共同构成去对象化、去干预化的“赤子之国”。“甘食美服、安居乐俗”的朴素生存，是对系统无序化的自觉抵御。
基金项目
课题名欧阳竟无的儒学研究(项目编号2024XKT1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