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文化典籍对外翻译与传播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同时也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如何通过翻译再现文化典籍的美学特征，是翻译研究中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作为中华兵学经典的《孙子兵法》，其文本不仅承载战略思想[1]，更具备独特的美学体系。这种美学特质的跨文化再现，成为检验典籍译本传播效度的关键所在。
近年来，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格里菲斯《孙子兵法》英译本进行了深入探讨。从翻译伦理视角，李征(2022)指出其“以忠实再现原文内容为主要伦理诉求”的特点，强调了格里菲斯对军事意义的重视；修辞翻译方面，通过对格里菲斯译本与其他三个译本的对比分析，发现格里菲斯在翻译《孙子兵法》中的比喻、对偶和顶针等修辞时，虽注重保留原文的文学性，但在具体实践中会根据行文结构、文体和读者等因素，对原文喻体进行适度更改[2]。在文化传播层面，廖雪汝(2019)强调格里菲斯译本成功的关键在于对传播受众需求的精准把握。格里菲斯充分考虑了当时西方军事场域的特点，以及军事家、战略家和民众对军事思想的需求，对传播内容进行了适应性调整[3]。翻译规范理论方面，董聪琪(2023)运用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分析了格里菲斯译本与林戊荪译本在初始规范、预备规范和操作规范下的差异[4]。裘禾敏(2014)从回译性研究的角度，探讨了格里菲斯英译本的汉语回译本《孙子兵法——美国人的解读》。研究发现，回译过程中存在“激活”与“遮蔽”的现象。格里菲斯的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孙子兵法》的文化影响力，使其在英语文化体系中增添了新的思想内涵；但同时也可能因文化差异和翻译策略的局限，导致部分核心文化因子的“遮蔽”[5]。汪春成(2021)则从解释学视角，分析了格里菲斯等译者对《孙子兵法》军事思想的多元阐释。指出格里菲斯等译者在专业领域、翻译目的和文化理解等因素影响下，对军事思想作出了多元化阐释。这种多元阐释推动了《孙子兵法》军事思想的跨文化、跨领域传播，也促进了中国与英语国家的文化交融[6]。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从翻译伦理、修辞翻译、文化传播、翻译规范、回译性研究及解释学等多个维度对格里菲斯的《孙子兵法》英译本进行了深入分析。但对军事典籍外译过程中的美学特征再现方面关注不足。本研究依托刘宓庆翻译美学的理论框架，从翻译美学本体论、译者的审美主体性两个方面，聚焦《孙子兵法》塞缪尔·格里菲斯(Samuel B. Griffith)的英译本，研究军事典籍英译美学再现，并为中国文化典籍再现美学特征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2. 美学特征的再现
在现代翻译美学领域，学者刘宓庆的著作《翻译美学导论》，构建了系统的翻译美学理论框架。本文将使用刘宓庆翻译美学理论，具体为：
翻译美学本体论：分为形式系统(语音、文字、词语层审美信息)和非形式系统(情志、意象、文化内涵)。本文将重点聚焦译文的形式美，在此层面，原文通过四字骈俪结构、排比对仗手法及韵律化表达，构建出极具节奏感的军事哲学篇章；而格里菲斯(Samuel B. Griffith)的1963年英译本The Art of War在跨文化转换中，通过词汇选择、句法重构与副文本策略，在形式维度上实现了对原文韵律美与结构美的创造性再现[7]。
译者的审美主体性，即译者在语言转换过程中通过语言能力、文化素养与审美创造力来重构文本美学价值的能力。在《孙子兵法》英译中，格里菲斯的军人背景与军事学术素养深刻影响了其翻译策略与翻译目的。
《孙子兵法》不仅是一部军事经典，更是一部具有极高美学价值的文学著作，其形式美特征显著。在这部典籍中，孙子自创了独特的兵学术语，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手法，如排比、对偶、顶针等，增强了文本的文学性与感染力[8]。文本读来朗朗上口、易于传诵，极具音韵美。本文在刘宓庆翻译美学的基础上，聚焦术语形式美、修辞结构美与音韵节奏美三重维度。
2.1. 术语形式美的再现
孙武在其著作《孙子兵法》中独创大量兵学术语，分为六类，共有99个。其中兵制10个、兵器(含军需)17个、兵略20个、地形25个、兵技21个、治军6个，共99个。这些术语中蕴含着丰富的二元对立结构，如奇正、虚实、攻守、动静等，这些对立概念不仅适用于战略分析，而且还体现了孙子的辩证思维。
格里菲斯在翻译时侧重意义准确性，注重确保军事思想的清晰传达。格译本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注重保留原文的军事术语和哲学内涵。在《孙子兵法》格译本中，术语形式美的构建兼顾军事术语的准确性、英语表达的简洁性，以及与原文哲学内涵的契合度。以下，以部分二元对立结构术语为例。
“奇正”一词出自《孙子兵法·势篇》，“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这句话的意思是，整个部队与敌对抗而不会失败，是依靠正确运用“奇正”的变化。“正”是正面、常规的战术，“奇”是出其不意的招数，两者结合使用以迷惑和击败敌人。格里菲斯的译文为：“That the army is certain to sustain the enemy’s attack without suffering defeat is due to operations of the extraordinary and the normal forces.”[9]
在对“奇正”这一概念进行处理时，格里菲斯主要将其理解为兵力配置与战术运用，翻译为“the extraordinary and the normal forces”。不过，格在序言中首次阐释“奇正”的含义时，以“indirect/direct”作为补充性说明，“高明的将军间接地(indirectly)达到目标，选择迂回、遥远的路线……”。“direct and indirect”这个翻译清晰地区分了常规和非常规战术，精准传达了原词的军事内涵，还通过形式对称与逻辑关联，保留了中文术语的二元对立结构，成为其翻译策略的典型体现，以辅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一概念。
“虚实”同样出自《孙子兵法·势篇》，“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虚实是也。”这句文言文的白话文翻译为：攻击敌军，如同用石头砸鸡蛋一样容易，关键在于以实击虚。“虚实”指兵力的多少、强弱等情形。格译文为：“Troops thrown against the enemy as a grindstone against eggs is an example of a solid acting upon a void.”
格里菲斯遵循原文的比喻结构，将“兵”比作“grindstone”(磨石)，将“敌”比作“eggs”(鸡蛋)，形象地传达了“以实击虚”的概念，体现了“虚实”概念的核心，即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敌方弱点，突出了《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原文“实”与“虚”本指兵力部署的强弱、态势的密疏，格里菲斯以“solid”对应“实”，以“void”对应“虚”，在语义上实现了概念对等。同时，这两个词汇在西方哲学中承载着“存在与虚无”“物质与空间”的形而上意义，与《孙子兵法》“以形载道”的哲学性形成隐性的跨文化共鸣，部分补偿了中文单字“虚实”的凝练音韵美。
“攻守”概念来源于中国古代各大战争，经孙武系统总结升华为军事哲学，并深刻影响了中国乃至全球的军事战略思维。《孙子兵法·形篇》中的“守则不足，攻则有余。”这句话译为白话文为：采取防守，是因为条件不充分；进攻敌人，是因为时机成熟。格译文为：“One defends when his strength is inadequate, he attacks when it is abundant.”“攻守”“attack and defend”这一译法延续了其对二元对立结构的形式化保留策略，同时强化了军事语境的直接性与专业性。
《孙子兵法》中的“虚实”“奇正”“攻守”等核心概念，作为典型的二元对立辩证结构术语，深刻体现了东方兵学的哲学智慧，在当代仍展现出强大的理论生命力。格译本在处理这些军事术语时，创造性地采用了结构保留的翻译策略：一方面严格遵循军事专业规范，立足于战略理论与实战经验进行语义转换；另一方面通过简约精准的措辞选择，既保留了术语原有的辩证框架，又确保了军事思想的准确传达。格里菲斯对以上术语的翻译表明，形式美与非形式美的统一并非对原文的“忠实复制”，而是在目的语文化中激活军事哲学的跨文化潜能。
2.2. 修辞结构美的再现
《孙子兵法》不仅是一部军事经典，更是一部充满修辞艺术的文学作品。孙武在书中巧妙地运用了排比、对偶、譬喻、反复、比喻、对比、夸张等多种修辞手法，使全书充满文学色彩，既易于理解，又富有深意。
本节将通过具体例句，重点探讨排比和对偶这两种修辞手法在英译中的再现。揭示翻译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挑战以及应对策略，为中国古典文化典籍的翻译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一是排比，《孙子兵法》中大量使用排比句式，通过重复的结构来增强语言的节奏感和强调效果。如：
例1：原文：“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孙子兵法·计篇》)
格里菲斯译文：Therefore, when capable, feign incapacity; when active, inactivity. When near, make it appear that you are far away; when far away, that you are near. Offer the enemy a bait to lure him, feign disorder and strike him. When he concentrates, prepare against him; where he is strong, avoid him. Anger his general and confuse him. Pretend inferiority and encourage his arrogance. Keep him under a strain and wear him down. When he is united, divide him.
分析：从译文可见，格里菲斯基本保留了原文的排比句式，通过重复的“when…”结构，营造出节奏感与强调效果，和原文的修辞美相呼应。在主体性方面，译者通过倒装结构(状语前置)制造悬念感，先抛出条件，再引出结果，使译文更具有吸引力和可读性。此外，重复使用“when”一词，不仅实现了音韵上的呼应，符合英语的头韵审美习惯。这种结构上的重复在译文中构建了一种对比，先提出一种看似真实的情况(如“when capable”)，然后立即揭示出相反的策略(如“feign incapacity”)，从而突出了原文中“示之”的欺骗性和战略智慧，使译文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达到了较高的美学标准。
这种处理方式既忠实于原文，又充分考虑了英语的表达习惯和审美需求，体现了格在翻译过程中充分发挥其主体性与创造性。通过这种忠实与创新相结合的翻译策略，格里菲斯成功地实现了形式美与内容美的有机结合，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既忠实于原文又符合目的语言文化的高质量译文[10]。
例2：原文：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孙子兵法·谋攻篇》)
格里菲斯译文：To capture the enemy’s army is better than to destroy it; to take intact a battalion, a company or a five-man squad is better than to destroy them.
分析：格里菲斯在翻译时注意保留原文的句式特点。此句他用了重复的“To…”结构，读起来更有节奏感，重点也更突出。这个译文有两点好处：第一，通过重复“To…”的句式，把原文“全……为上，破……次之”的条理清晰地展现出来；第二，在列举具体部队单位时(从营、连到五人小队)，他用层层细化的方式，让“保全胜于摧毁”的战略思想更加直观。这种翻译既保持了原句朗朗上口的特点，又能让英语读者感受到中文排比句的强调效果。刘宓庆认为好翻译既要“形似”也要“神似”。格里菲斯用重复的句式以保留原文结构美，用现代部队编制让外国读者更好理解，这种既保留中文节奏又调整内容的做法，便是翻译美学理论的典型应用。
二是对偶。在格里菲斯的英译本中，常使用对偶的修辞手法。通过对立或并列的短语来表达相互对立或互补的思想，突出逻辑关系和哲学深度。在英语中，可以采用对等的对偶结构，以保持原文的对称性和冲击力。如以下：
例3：原文：“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兵法·谋攻篇》)
格里菲斯译文：Know yourself and know your enemy, and you will never be imperiled in a hundred battles.
分析：这段翻译通过“Know yourself and know your enemy”这一对偶结构，成功再现了原文的修辞美感，使译文在形式上与原文保持高度一致。这种对称性的表达不仅增强了节奏感，还通过并列结构突出了“知己”与“知彼”同等重要的战略意义，使核心思想更加鲜明有力。译者选择“Know”这一动词，精准传递了原文“知”的主动性含义，同时赋予译文一种动态的逻辑张力，进一步强化了表达效果。
格里菲斯在翻译过程中注重形式美的保留，格再现对偶结构，使译文在视觉和听觉层面与原文呼应。这种处理方式体现了翻译美学中形式系统的重要性，同时也传递了原文的非形式美——“知己知彼”的战略思想和哲学内涵。译文不仅在形式上追求对称，在内容上也通过“never be imperiled”这一表达，准确传递了“百战不殆”的深层含义，展现了原文的智慧与深度。
此外，译者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当的语言调整，例如将“百战不殆”译为“never be imperiled in a hundred battles”，既保留了原意，又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这种忠实与创新的结合，体现了翻译中形式美与非形式美的有机统一，为读者提供了既忠实于原文又符合目标语言文化的高质量译文。这种处理方式不仅让译文更具有可读性，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范例。
三是其他修辞手法。比喻、对比和夸张等修辞手法同样为文本增添了美学价值。在翻译时，既需要忠实于原文，也需要进行适当的创造性转换，以准确传达这些修辞手法的深层含义。翻译《孙子兵法》时，不仅要关注其战略内容，还要注重其修辞形式。通过关注修辞结构之美，译者能够更好地捕捉孙武作品的精髓，确保其在跨文化交流中的持久魅力。翻译应既注重内容的准确传达，又兼顾形式的美学再现，这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典籍跨文化传播。
2.3. 音韵节奏美的再现
格译本受其军事学者身份影响，在叙事主体性层面呈现出显著特征：高频采用第一人称视角强化情感共鸣。具体而言，其通过句法简化与韵律化措辞(如排比句群节奏控制、军事术语头韵编排)，在保证精确传达战略思想的同时，契合刘宓庆翻译美学中“音韵节奏美”的实践要求，使译文既维系学术严谨性又兼具文学可诵性。
《孙子兵法》在音韵节奏美方面，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孙武运用大量“……者……也”句式。
例1：原文：其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众树动者，来也。……(《孙子兵法·行军篇》)
格里菲斯译文：When the enemy is near by but lying low he is depending on a favourable position. When he challenges to battle from afar he wishes to lure you to advance, for when he is in easy ground he is in an advantageous position. When the trees are seen to move the enemy is advancing…
分析：这一段话复现了三十余例“……者……也”句式，构建起兼具语义规约性与形式诗学功能的修辞范式。这种高密度排比结构不仅生成文本内在的韵律化特征(如音步对称、尾韵呼应)，更通过句式模块化显著提升战略指令的认知加工效能——在实现军事科学体系化建构的同时，其平行结构(如“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为动态战场要素的分析提供了逻辑框架。
例2：原文：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孙子兵法·军争篇》)
格里菲斯译文：When campaigning, be swift as the wind; in leisurely march, majestic as the forest; in raiding and plundering, like fire; in standing, firm as the mountains. As unfathomable as the clouds, move like a thunderbolt.
分析：从形式系统的音韵节奏美角度来看，格里菲斯注重节奏韵律，如通过使用对仗工整的句式结构，如“When…be…as…”，“in…as…”，“in…like…”，“in…as…”，“as…as…”，“move like…”等，形成了一种节奏上的和谐与韵律感，与原文的节奏张力相呼应，富有音乐性。译文的选词简洁而富有表现力，如“swift”，“majestic”，“like fire”，“firm as the mountains”等，这些词汇直观地描绘出军队的不同状态，让读者能迅速联想到对应的画面，使译文在英语中同样具有了独特的韵律和节奏感，增强可读性和感染力，体现了翻译过程中对音韵节奏美的重视和再现，符合刘宓庆所倡导的翻译美学理念。同时在排版上，分号的使用使各个并列的意象清晰呈现，增强了形式上的美感和可读性。
在非形式系统方面，格里菲斯成功再现了原文中的多种意象，如风、林、火、山、阴、雷震等，这些意象在译文中依然鲜活生动，组合在一起构建出一支军队在不同情境下的具象化图景，使读者能够在脑海中形成清晰的画面，从而深刻理解《孙子兵法》中所倡导的军队应具备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3. 中国文化典籍的美学特征再现的启示
《孙子兵法》作为中国文化典籍的杰出代表，格译本中美学特征的再现为我们带来了诸多启示。孙武的著作《孙子兵法》不仅在军事思想上具有极高价值，而且在语言的形式美上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准。这种语言的形式美不仅充分展现了其军事思想，还为特定的阅读对象——军人，在记诵过程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11]。
格里菲斯在英译《孙子兵法》时，与孙武在美学追求上不谋而合。他通过多种修辞手法，如排比、对偶、比喻等，再现了原文本的术语形式美、修辞结构美与音韵节奏美。例如，格里菲斯在翻译中保留了原文的排比句式，营造出一种节奏感和强调效果，与原文的修辞美相呼应。此外，格里菲斯还通过音步对称、尾韵呼应等方式，实现了音韵上的呼应，符合英语的头韵审美偏好使译文在形式达到了较高的美学标准。
通过这些翻译策略，格里菲斯不仅成功地将《孙子兵法》的美学特征再现于西方世界，还为其他文化典籍的翻译提供了宝贵借鉴和启示。这表明在翻译过程中，注重原文的美学特征，如语言的形式美和修辞结构美，可以更好地传达原文的内涵和魅力，同时提升译文的可读性和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