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对个体发展适应性和长期规划能力研究的深入，延迟满足(Delay of Gratification)作为核心心理特质的作用日益凸显。近年来，研究视野显著拓宽，不再局限于早期儿童发展，而是越来越多地关注其在青少年和成年期(如大学生群体)的表现、影响因素及其深远影响(叶晓力，徐培鑫，张瑞，冯晨微，2023)。同时，在探索其影响因素方面，争议与进展并存，特别是关于童年社会经济地位(SES)的影响机制，研究者们正尝试整合更宏大的理论框架(如生命史理论)来深化理解(张珂烨，耿柳娜，2021；樊兴楠，2022)。这些最新进展不仅揭示了延迟满足能力在大学生学业成就(叶晓力等，2023)和组织承诺(Witt, 1990)中的关键作用，也凸显了探讨其形成机制，尤其是童年SES如何通过生命史策略路径施加影响的现实与理论价值。
延迟满足最早起源于儿童心理研究。它指倾向于放弃即时满足，而选择追求更有价值的长期成果，并在等待期中展示自我控制能力(Mischel, Shoda, & Rodriguez, 1989)。延迟满足能力是个体心理成熟的表现，对个体适应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幸银盈，2011)。例如，在学业方面，有学者认为延迟满足能够促进学习者的学习及信息加工并建议应该对学习者进行延迟满足的自我控制的训练(Pressley, Reynolds, Stark, & Gettinger, 1983)。在职业领域，美国心理学家在研究中发现那些愿意延迟满足的人工作绩效也比较突出(Miller, Woehr, & Hudspeth, 2002)。但是，以往延迟满足的研究更多注重于学前儿童和小学儿童，事实上研究大学生延迟满足能力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发现具备较高延迟满足能力的大学生更可能在学业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而提高学业成就(叶晓力，徐培鑫，张瑞，冯晨微，2023)。Alan Witt研究发现愿意延迟满足的大学生对所在学校有着更高的组织承诺(Witt, 1990)。而且在学习和生活中，大学生面对众多诱惑，需要具备较强的延迟满足能力以有效管理自己的行为和决策。
已有研究探讨了自我控制、智力等认知因素(Funder & Block, 1989)和社会经济地位(Wood, 1998)、社会拒绝(Twenge, Catanese, & Baumeister, 2003)等非认知因素对于延迟满足的影响。就社会经济地位这一因素与延迟满足的关系而言，国外研究者并未就此达成一致看法(Wood, 1998)，有研究结果发现出身于中等社会阶层的被试比来自于低等社会阶层家庭的被试更愿意延迟满足，但也有研究者得出相反结论，这可能受限于方法论和被试样本的差异。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研究者关于童年社会经济地位对于延迟满足的影响的看法则更倾向于一致，即童年社会经济地位越低，被试越倾向于即时满足(朱琼嫦，2017；周凡，2020)。以上研究均表明童年社会经济地位会对个体的延迟满足能力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童年社会经济地位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延迟满足。
繁衍和死亡是个体在生命进程中要面对的两个重要命题(Kaplan & Gangestad, 2015)。由于资源的有限性，所有个体在生命进程中随时会面对如何最优化地分配有限资源以获得最大发展的问题(Griskevicius, Tybur, Delton, & Robertson, 2011)。生命史策略体现在个体面对一系列生命命题时，如何权衡资源的分配，为了系统地描述生命史策略，Ellis等人进一步将各类生命史策略放在一个由“慢”至“快”的连续体上进行评价(Ellis, Figueredo, Brumbach, & Schlomer, 2009)。研究表明，慢生命史策略倾向于关注未来的生存成本，例如更晚的生育年龄和延迟满足行为，而快生命史策略则更注重当前的繁殖成本，例如更早的生育和更高的短期收益(Figueredo, Vásquez, Brumbach, et al., 2006)。而且延迟满足被反复证实是生命史策略的重要心理指标(Funder & Block, 1989)。具体来说，快策略者强调短期效应且倾向即时满足，相反，慢策略者更看重长期发展，倾向于延迟满足(Belsky & Pluess, 2009)。这表明生命史策略与延迟满足之间可能存在直接的联系。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生命史策略能显著预测大学生延迟满足。
根据王燕研究发现，相对富裕环境成长的个体与相对贫穷环境成长的个体不仅在物质层面存在差异，精神和心理层面也同样存在差异(王燕，林镇超，侯博文，孙时进，2017)。生活在相对劣势环境中的个体往往会面对更多的疾病和死亡威胁，其预期寿命更短，将会更多的将精力放在“繁衍努力”，从而形成更快的生命史策略；与之相反，生活在较为富裕的环境中的个体，更少的担心当下的生存，从而可以将精力更多的分配在“躯体努力”，从而形成更慢的生命史策略。童年社会经济地位能预测个体的生命史策略，童年时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个体越倾向于成为慢策略者。同样的，张珂烨和耿柳娜(2021)以及樊兴楠(2022)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童年社会经济地位显著预测大学生生命史策略。
基于上述论述和前人研究，我们可以合理推断，童年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影响个体的生命史策略，进而影响其延迟满足能力。具体来说，较高的童年社会经济地位可能导致个体采取慢生命史策略，这种策略强调长期的规划和投入，从而增强个体的延迟满足能力。相反，较低的童年社会经济地位可能导致个体采取快生命史策略，这种策略强调短期的收益和满足，从而减弱个体的延迟满足能力。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4：童年社会经济地位能够通过生命史策略的中介作用对大学生延迟满足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探讨生命史策略是否在童年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大学生延迟满足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一方面，该主题的研究有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童年社会经济地位是如何影响大学生延迟满足行为倾向的；另一方面，已有学者证明了人们生命史策略发育的可塑性(Kubinski, Chopik, & Grimm, 2017)，即使在成年后，生命史策略的发展仍在继续。因此教育者可以考虑通过干预生命史策略从而促进大学生延迟满足能力的提升。通过让学生了解生命史策略及其长远影响，教育学生如何权衡即时满足与长期收益，帮助他们更好地规划自己的未来。对于来自不利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学校应提供额外的心理支持和资源，帮助他们克服即时满足的诱惑，培养延迟满足的能力，从而实现更好的发展。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法，针对大学生进行施测。初次收集到327份问卷，经过筛选，将存在明显缺失和矛盾的部分问卷进行剔除。最终，共获得了301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92.05%。其中，男生123人(占比40.86%)，女生178人(占比59.14%)；大一44人，大二75人，大三82人，大四100人；生源地农村139人，生源地城市162人；独生子女53人，非独生子女248人，曾经接受过贫困补助(包括政府和学校)32人，现在接受贫困补助93人，没有接受过贫困补助176人。
2.2. 研究工具
2.2.1. 童年社会经济地位
本研究采用童年社会经济地位量表，由王燕整合并修订已有研究的测量方法来评估个人的童年社会经济地位水平。该量表共4道题目，量表采用李克特7点计分(1 = 完全不同意，7 = 完全同意)，分数越高则表明被试的童年社会经济地位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α为0.86。
2.2.2. 大学生延迟满足
Ray等编制的延迟满足量表经由冯华萍(2012)翻译并修编，修订后的量表共有11道题，包括克制､冲动满足2个维度。采用5点评分法，1 = “完全不符合”，5 = “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延迟满足能力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α为0.84。
2.2.3. 生命史策略
本研究采用生命史策略问卷中文修订版，赛雪莹，赵毅冉，耿耀国，朱磊和张海姣(2022)对原始量表(即《亚利桑那生命史量表》)依据标准程序对英文版生命史策略问卷进行翻译和回译。修订后的量表包括3个分量表19个条目，每个条目按1~7评分(1 = 完全不同意，7 = 完全同意)。得分越高代表被试采用的生命史策略越慢。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α为0.91。
2.3. 数据收集与处理
本研究收集数据采用电子问卷的形式，并利用问卷星平台制作了问卷。随后，采用了线上派发问卷的方式，邀请了大学生群体参与回答问题。本问卷以研究对象自愿为原则，并在过程中提前告知被试将会以匿名的方式填写，所有信息将会保密，只用于学术研究，以打消被试顾虑。
将回收的有效问卷数据整理后，利用SPSS27.0，进行描述性统计、信度分析、相关分析等，而中介效应检验则利用SPSS的PROCESS插件。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在此研究中，收集的数据来源于大学生群体的自我报告，这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因此采用Harman单因子方法来检测共同方法偏差，有7个特征值大于1的特征根。首个因子能解释35.373%的方差，低于40%，这表明研究结果不会受到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
3.2.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表明(见表1)，童年社会经济地位、大学生延迟满足和生命史策略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
Table 1. Means, standard deviations, and intercorrelations of study variables (N = 301)
表1.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系数(N = 301)
变量 |
M |
SD |
1 |
2 |
3 |
1. 童年社会经济地位 |
4.445 |
1.566 |
1 |
|
|
2. 大学生延迟满足 |
5.093 |
0.998 |
0.675** |
1 |
|
3. 生命史策略 |
3.347 |
0.755 |
0.554** |
0.686** |
1 |
3.3. 中介效应检验
使用SPSS宏程序PROCESS执行基于Bootstrap的中介效应检验(模型4)。以童年社会经济地位作为自变量，生命史策略作为中介变量，大学生延迟满足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回归分析显示(见表2)：在方程1中，童年社会经济地位正向预测大学生延迟满足(β = 0.675, P < 0.001)；在方程2中，童年社会经济地位正向预测生命史策略(β = 0.554, P < 0.001)；在方程3中，当童年社会经济地位和生命史策略同时进入回归方程时，童年社会经济地位依然正向预测大学生延迟满足(β = 0.425, P < 0.01)，生命史策略正向预测大学生延迟满足(β = 0.451，P < 0.01)。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test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life history strategy (N = 301)
表2. 中介模型中各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变量 |
M1 |
M2 |
M3 |
β |
t |
β |
t |
β |
t |
童年社会经济地位 |
0.675 |
15.799*** |
0.554 |
11.519*** |
0.425 |
9.595*** |
生命史策略 |
|
|
|
|
0.451 |
10.185*** |
R2 |
0.455 |
0.307 |
0.596 |
F |
249.627*** |
132.683*** |
219.565*** |
中介效应分析表明(见表3和图1)：生命史策略在童年社会经济地位与大学生延迟满足之间起中介作用，总中介效应值为0.325。具体来看，这一效应由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共同组成。直接效应分析显示，童年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生延迟满足的直接影响效应值为0.205，这表明即使在考虑了生命史策略的影响后，童年社会经济地位仍然对大学生的延迟满足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中介效应分析进一步揭示了生命史策略在其中的重要作用。生命史策略的中介效应值0.12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为37.23%。这表明童年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影响个体的生命史策略，进而影响其延迟满足能力。这一中介效应在统计上也是显著的。
Table 3. Mediation analysis of life history strategy on the SES-DoG relationship (N = 301)
表3. 中介效应分析
|
效应值 |
Boot标准误 |
Boot CI下限 |
Boot CI上限 |
总效应 |
0.325 |
0.206 |
0.285 |
0.366 |
直接效应 |
0.205 |
0.213 |
0.163 |
0.247 |
生命史策略的中介效应 |
0.121 |
0.161 |
0.090 |
0.154 |
Figure 1. Mediating role of life history strategy in the childhood poverty-delay of gratification pathway
图1. 生命史策略在早期贫困经历和大学生延迟满足之间的中介作用路径图
综上所述，数据表明童年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生延迟满足产生了直接和间接影响，其中生命史策略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4. 讨论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童年社会经济地位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的延迟满足能力，且生命史策略在童年社会经济地位与大学生延迟满足能力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这一发现进一步揭示了童年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生延迟满足能力影响的内在机制，为理解个体心理发展和行为倾向提供了新的视角。
童年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生延迟满足能力的影响机制可以通过资源分配理论和心理发展理论来解释。童年时期处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通常能够获得更丰富的物质和心理资源，如优质的教育环境、稳定的家庭支持以及较少的生存压力。这些资源使得个体能够更专注于长期目标的实现，从而形成更强的延迟满足能力。相反，童年时期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可能更多地面临生存压力和资源匮乏的困境，导致他们更倾向于追求即时满足，以应对当下的需求。这种策略上的差异在成年后的学习和生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尤其是在面对诱惑时，童年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个体更难以抵制即时满足的诱惑，从而削弱了延迟满足能力。
生命史策略作为一种资源分配的权衡机制，能够显著预测大学生的延迟满足能力。慢生命史策略强调长期规划和对未来的投资，个体在这种策略下更倾向于放弃即时满足，选择追求更有价值的长期成果。例如，在学业方面，具备慢生命史策略的大学生更可能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进行学习，从而提高学业成就(叶晓力，徐培鑫，张瑞，冯晨微，2023)。相反，快生命史策略注重短期收益和即时满足，个体在这种策略下更倾向于追求即时的快乐和满足，从而削弱了延迟满足能力。这一中介机制表明，童年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影响个体的生命史策略，进而影响其延迟满足能力。
本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为教育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关于如何提升大学生延迟满足能力的启示。首先，教育者可以关注学生童年时期的社会经济背景，为来自较低社会经济地位背景的学生提供更多的心理支持和资源，帮助他们克服即时满足的诱惑，培养延迟满足的能力。例如，学校可以开展相关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引导学生树立长期目标，学会权衡即时满足与长期收益。其次，研究结果也提示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教育政策时，应考虑到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生心理发展的影响，通过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和社会支持，缩小不同社会经济背景学生之间的差距，促进教育公平。
此外，本研究还强调了生命史策略的可塑性(Kubinski, Chopik, & Grimm, 2017)。即使在成年后，个体的生命史策略仍可以通过干预进行调整。因此，教育者可以尝试通过干预措施，帮助学生调整生命史策略，从而提升他们的延迟满足能力。例如，通过开展生涯规划教育，引导学生关注长期目标，培养他们的自我控制能力和规划能力，从而促进慢生命史策略的形成。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生命史策略干预的具体方法和效果，为教育实践提供更多的支持。
基金项目
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时代大学生感恩心理的形成机制及培养研究”(22G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