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人际关系敏感与躯体化——抑郁与焦虑的链式中介作用

College Students’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and Somatization—The Chain Mediating Role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摘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人际关系敏感性与躯体化症状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分析抑郁和焦虑在这一关系中所扮演的链式中介角色。方法：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作为标准化测量工具，对767名在校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问卷调查，以获取相关数据。结果：(1) 通过对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以及躯体化症状这四个变量之间均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人际关系敏感程度能够显著地负向预测个体的躯体化症状水平；(3) 抑郁和焦虑在人际关系敏感与躯体化症状之间起到了显著的链式中介作用，即人际关系敏感不仅直接影响躯体化症状，还通过抑郁和焦虑这两个心理变量间接影响躯体化症状。结论：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可以推测人际关系敏感可能首先引发个体的抑郁情绪，进而由抑郁情绪诱发焦虑反应，最终导致躯体化症状的出现。这一发现为理解和干预人际关系敏感引发的身心健康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依据。

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delve into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 between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and somatization symptoms, while analyzing the serial mediating role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this relationship. Methods: The Symptom Checklist-90 (SCL-90) was employed as a standardized measurement tool to conduct systematic questionnaire surveys among 767 college students for data collection. Results: (1)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data revealed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among the four variables: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depression, anxiety, and somatization symptoms; (2) Further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the degree of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could significantly and negatively predict an individual’s level of somatization symptoms; (3) Depression and anxiety played significant serial mediating roles between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and somatization symptoms, indicating that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s somatization symptoms but also indirectly influences them through these two psychological variables. Conclusion: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may initially trigger depressive emotions in individuals, which then induce anxiety reactions, ultimately leading to the emergence of somatization symptoms. This discovery provides new perspectives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and intervening in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issues caused by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1. 引言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对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视程度显著增强。大学阶段作为成年早期发展的关键时期，个体不仅面临着学业压力和职业发展困惑，还需要应对复杂的人际适应等多重发展性挑战(孙向红等，2025)。其中，人际关系敏感(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作为一种与多种心理健康问题存在显著关联的人格特质，表现为个体对他人行为及情绪状态产生过度的觉察与反应(Boyce & Parker, 1989)。而躯体化(somatization)是一种通过躯体不适来表达潜在情感冲突的心理防御机制(武厚，刘建平，2024)。这一现象在大学生群体中呈现出较高的流行程度，相关研究显示其检出率已达4.5% (俞国良，2022)。值得注意的是，人际关系敏感不仅与抑郁(depression)、焦虑(anxiety)等情绪问题存在显著相关性(Wilhelm et al. 2004; Boyce et al., 1992)，还可能通过情绪中介机制进一步转化为躯体症状。因此，深入探究人际关系敏感与躯体化症状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不仅有助于理解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发展规律，更能为制定针对性的心理干预策略提供重要理论依据。

人际关系敏感指的是在人际交往中存在敏感、多疑、自卑等问题，以及在与人相处时明显感到不自在(杨延刚等，2021)。这种心理特质本质上反映了个体对社会评价的过度关注和对拒绝的恐惧。Boyce和Parker指出，这种敏感性与自卑个体所展现的脆弱内在自我密切相关。自卑者在关系中更关注他人的想法和感受，因此对人际互动的动态变化更为敏感(Boyce & Parker, 1989)。现代大学生普遍面临不同程度的人际关系困扰。据周鹏生(2017)开展的一项针对大学生人际困扰的调查显示，约有30%的大学生正遭遇人际关系问题。从精神病理学理论的视角和相关研究来看，高人际关系敏感性的大学生容易对外界的社会评价信息过度敏感，而这些负面评价常以内化的方式转化为消极的自我评价，增加心理压力和精神负担，进而引发多种情绪问题(孙洪礼等，2025)。长期处于这种心理状态下，个体不仅容易出现情绪调节困难，还可能进一步发展为抑郁和焦虑等情绪障碍。Xu等(2023)的研究证实了人际关系敏感与焦虑症状之间的显著相关性，而Boyce等(1992)的研究则进一步表明，在社交情境中，人际关系敏感是预测抑郁症状的重要风险因素。这些研究结果共同揭示了人际关系敏感在情绪障碍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抑郁是一种以持续情绪低落和兴趣减退为核心特征的情感障碍(林崇德等，2003)，在临床上称为“情感低落”或“病理性抑郁心境”。其典型表现不仅包括显著而持久的情绪低落、对既往喜爱活动兴趣丧失，还常伴随睡眠和食欲紊乱、持续疲劳感及自我价值感降低等特征。研究表明，我国大学生抑郁症状的检出率高达24.71%，这一比例不仅高于其他人群，并且该检出率仍在持续上升(邹海燕，房娟，2025)。大量临床研究表明抑郁与创伤性应激障碍及其他心理症状(如焦虑、神经症和躯体化)存在密切关联，这些关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存在，并成为影响健康和心理发展的危险因子(Regev et al., 2021; Roley et al., 2015)。在国民抑郁症数据中显示，77％的学生患者出现抑郁的原因源于人际关系(抑郁研究所，2022)。Zhao等(2018)的研究发现，大多数抑郁症患者会伴随显著的躯体症状，包括但不限于失眠、非特异性躯体疼痛、体重减轻、食欲改变、头痛、性功能障碍，以及涉及循环系统、消化系统和呼吸系统的功能性症状。罗晓慧等(2025)和吕文妮等(2024)的研究均支持这一发现，前者认为身体不适感可作为预测抑郁状态的有效指标，后者则强调抑郁与躯体症状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双向关联。

焦虑作为另一种常见的负面情绪，其核心特征主要表现为持续性的紧张和不安、对潜在威胁的过度警觉、伴随自主神经功能的过度活跃症状，以及回避行为等。心理动力学理论指出躯体症状是儿童焦虑情绪的唯一出口，是通过转化的防御机制来缓解焦虑感(唐海波，邝春霞，2009)。Mallorquí-Bagué等(2016)提出的身心互动模型(Mind-body Interaction Model, MIM)则进一步揭示，身体的情感表达及个体对其的认知是影响焦虑和躯体症状的关键因素。MIM模型强调，在高压情境下信息流会经历自下而上(身体–大脑)和自上而下(大脑–身体)的双向整合过程。若实际身体状态与认知预期及症状解释存在偏差，则会加剧焦虑及相关躯体表现。Shevlin等(2020)的最新研究为此提供了实证支持，发现COVID-19相关的焦虑水平能显著预测全身躯体症状。这些发现均表明焦虑可能在人际敏感与躯体化之间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

基于上述理论背景，本研究假设抑郁和焦虑可能在人际关系敏感与躯体化症状之间形成链式中介作用。具体而言，个体对人际关系的敏感性可能首先引发抑郁状态，这种情绪困扰随后会进一步加剧焦虑反应，最终通过这一情绪传导链条，促使躯体化症状的形成及发展。该假设揭示了心理困扰向生理症状转化的潜在路径，并已获得部分研究的间接验证。有研究发现不同自闭特质水平大学生的焦虑在人际敏感与躯体化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武厚，刘建平，2024)；而另一项研究则证实焦虑在人际交往敏感与抑郁中起中介作用(佟丽芳，姜永志，2023)。然而，目前尚未有研究直接考察抑郁和焦虑在人际关系敏感与躯体化症状间的链式中介机制，这正是本研究试图填补的空白。

本研究以高校大学生群体为样本，采用链式中介模型分析方法，系统考察了人际敏感性对躯体症状的作用机制和抑郁与焦虑情绪在其中的链式中介效应。这一研究有助于深入揭示人际关系敏感影响躯体化症状的心理路径，也为大学生心理健康干预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2. 对象和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课堂发放问卷收集数据。共收集到780份问卷，经过筛选剔除无效问卷(包括随意填写和缺失答案的问卷)，最终获得有效样本767份。

2.2. 研究工具

症状自评量表(SCL-90)采用Derogatis等编制的版本，共包含90道题目，涵盖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和精神病性9个症状维度及7个附加项目。该量表采用Likert 5级计分(1 = 没有，5 = 极其严重)，各维度均分越高表明心理症状越严重。该量表展现出良好的信效度：总体Cronbach’s α系数达0.96，各维度α系数介于0.77 (偏执)至0.90 (抑郁)之间；探索性因子分析显示9个维度累积解释方差67.3%，验证性因子分析拟合指标均符合标准，证实其结构效度良好。作为临床心理评估和科研研究的常用工具，SCL-90能有效反映个体的心理症状严重程度。

2.3. 数据处理方法

采用SPSS 25.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等，并使用Hayes开发的PROCESS程序(Model 6)进行链式中介作用分析。

3. 结果

3.1.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描述统计与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结果详见表1。由表1可知，人际关系敏感与抑郁、焦虑、躯体化程度均呈显著正相关；抑郁与焦虑、躯体化程度均呈显著正相关；焦虑与躯体化程度呈显著正相关。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variables (n = 767)

表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n = 767)

变量	M	SD	1	2	3	4
1. 人际关系敏感	1.93	1.57	1
2. 抑郁	1.77	1.27	0.956**	1
3. 焦虑	1.77	1.78	0.963**	0.958**	1
4. 躯体化程度	1.54	1.36	0.926**	0.933**	0.965**	1

3.2. 链式中介效应分析

采用PROCESS 3.5 (Model 6)对人际关系敏感与躯体化程度的链式中介效应进行分析。本研究将重复取样次数定为5000次，并计算Bootstrap 95%置信区间，分析结果见图1和表2。人际关系敏感对躯体化程度的直接效应显著，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不含0，效应值为−0.09。抑郁和焦虑产生的总间接效应显著，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不含0，总效应值为0.8040，占总效应的100%。人际关系敏感通过三条路径对躯体化程度产生影响：1) 人际关系敏感——抑郁——躯体化程度(效应值为0.12，占总效应的15.4%)；2) 人际关系敏感——焦虑——躯体化程度(效应值为0.43，占总效应的53.7%)；3) 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躯体化程度(效应值为0.34，占总效应的42.0%)。

Table 2. Effect values for each path

表2. 各路径的效应值

	效应量	SE	LLCL	ULCL	路径效应占比
人际关系敏感——躯体化程度	−0.09	0.03	−0.16	−0.02
人际关系敏感——抑郁——躯体化程度	0.12	0.05	0.06	0.25	15.4%*
人际关系敏感——焦虑——躯体化程度	0.43	0.16	0.08	0.51	53.7%*
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躯体化程度	0.34	0.07	0.18	0.39	42.0%*

*占比计算：间接效应/总效应(0.8040) × 100%。

结果表明，焦虑在人际关系敏感与躯体化程度的关系中起主要中介作用，而抑郁与焦虑的链式中介路径也贡献显著。

Figure 1. The chain of mediation between depression and anxiety

图1. 抑郁和焦虑的链式中介作用

4. 讨论

研究发现，人际关系敏感与躯体化症状之间存在复杂的关联模式。尽管直接效应分析显示，人际关系敏感对躯体化症状具有负向预测作用(β = −0.09)，但通过抑郁和焦虑的间接路径却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人际关系敏感对躯体化症状的负向预测作用构成了研究的局限性之一。这种负向关系可能与特定样本特征(如本研究群体的应对机制、社会支持水平或文化背景)、测量工具的局限性，或模型中遗漏了其他关键中介/调节变量有关，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后续研究可考虑扩大样本范围与多样性、纳入更多相关变量，或使用更精细、多维度的量表，以便更精准地捕捉人际关系敏感对躯体化症状的影响路径。

而间接路径中的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现象可从心理过程层面进行解释：高人际关系敏感个体虽然对社交情境中的负面评价保持高度警觉，但他们更倾向于采用心理化的防御机制(Wilhelm et al., 2004)，即通过情绪表达而非躯体转化来处理心理困扰。然而，这种持续的警觉状态会激活机体的应激系统，进一步通过两条抑郁和焦虑主要中介路径对身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研究还发现了“抑郁——焦虑”的链式中介路径(效应值0.34，占42%)。该路径表明抑郁情绪可能通过削弱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来加剧焦虑体验，形成情绪问题的恶性循环，最终可能引发躯体症状持续存在并扩散。这些发现表明，在理解人际关系敏感与躯体化症状的关系时，需要区分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不同作用机制。尽管高敏感个体可能具备更强的情绪觉察能力(表现为直接负向效应)，但他们通过抑郁和焦虑的中介路径所承受的身体负担(即躯体化症状)却更为严重。这为临床干预指明了明确的目标路径。

研究发现，抑郁在人际关系敏感与躯体化症状之间的中介效应具有重要临床价值(效应值0.12，占总效应15.4%)。既往研究表明，人际关系敏感性是抑郁症状的重要预测因子(龚梅恩等，2011)，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在认知行为层面，抑郁个体常伴有注意偏向和负性解释偏向，会过度关注和放大正常的躯体感觉，形成“抑郁——躯体关注——症状加重”的恶性循环。相关研究为此提供了理论支持：吕文妮等(2024)发现抑郁患者往往表现出情感识别和表达障碍，导致情绪问题以躯体不适的形式表现。罗晓慧等(2025)的研究则验证躯体症状能有效预测抑郁状况。在临床应用方面，这些发现为理解抑郁症的共病现象提供了新视角。许多慢性疾病如慢性偏头疼和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常伴有抑郁症状(傅增辉等，2024；卢启帆等，2023)，本研究揭示的“人际敏感——抑郁——躯体化”路径可能部分解释了这一共病机制。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在医学疾病背景下，抑郁在心理社会因素与躯体症状间的中介作用是否会发生改变。

研究数据表明，焦虑情绪在人际敏感性与躯体症状的关联中扮演关键中介角色(β = 0.43，解释方差53.7%)。这一发现可从以下两个维度进行解析：从预测关系来看，研究证实人际敏感性能够显著预测焦虑水平。研究结果与既往研究相吻合：Anyan等(2020)指出社会交往压力会提升焦虑感受；吴晓薇(2015)研究团队也发现社交互动不足会加剧社交焦虑症状。从作用机制分析，焦虑状态会显著增强大学生群体的躯体症状表现，包括对潜在威胁的过度警觉反应和自主神经系统的异常激活(Mallorquí-Bagué et al., 2016)。结果也同样印证了心理动力学理论的观点，即个体在焦虑时会通过躯体化的形式去表达(唐海波，邝春霞，2009)。在特殊人群研究方面，本研究结果同样具有重要启示意义。Ivanova等(2019)关于成人自闭症谱系障碍(ASD)的研究中指出该群体普遍面临人际关系的挑战和躯体症状的共病问题。本研究揭示的“人际敏感性–焦虑–躯体化”路径可能为理解ASD患者的躯体问题提供了新视角，提示在未来研究可以重点关注情绪调节能力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最后，本研究揭示的链式中介效应(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躯体化)贡献率达42%，显著高于抑郁路径的12%，这可能反映了焦虑症状与躯体症状之间更为直接的生理联系。

研究还发现，抑郁和焦虑在人际关系敏感与躯体化症状的关系中起链式中介作用(效应值0.34，占总效应42%)。人际关系敏感个体初始的抑郁情绪可能引发对自身社交能力的怀疑和担忧，进而加重焦虑体验；而持续的焦虑状态又反过来强化了抑郁情绪中的无助感和绝望感。这种情绪交互作用会持续激活应激生理系统，最终可能引发顽固性躯体症状的出现。这一发现表明在临床干预中采用针对抑郁和焦虑的综合治疗可能比单一情绪干预更为有效。

基于上述发现和课题组过往研究成果(房娟，2018；房娟，2019)，本研究对高校心理健康工作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建立人际敏感学生的早期筛查机制，要通过社交能力培养和认知调整降低其对负面评价的易感性；第二，为出现情绪困扰的学生提供及时的心理支持，重点培养其情绪调节技能；第三，对主诉躯体不适的学生实施身心综合评估，避免单纯生物医学模式的干预取向。

基金项目

2021年度海南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互联网时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创新研究与实践探索(Hnjg2021-34)。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