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其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直接关系到个体的健康成长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当前青少年价值观教育中存在着教育场域之间的协调性不充足、教育内容与青少年认知的发展性不统一、教育方式与青少年心理的内隐性不契合等问题，这既不利于青少年自我价值观的健康发展，也影响青少年价值观教育的教学效果。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将内隐理论应用于教育领域，但主要集中在学习动机、学业成就等方面，对价值观教育的应用研究较为有限。现有自我价值观的研究，主要关注自尊、自我效能等单一维度，对于多维度交互作用的探讨还不够深入。因此，本研究将内隐理论引入青少年自我价值观，为价值观教育提供了心理学视角。阐明了青少年自我价值观的运行机制并提出了相应的实践路径，为新时代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2. 自我价值观与内隐理论的概念阐释
2.1. 自我价值观的概念
自我价值观作为个体对自身价值和重要性的认知与评价，是一种原生的价值观念[1]，具有动态性特征[2]。在心理结构上，自我价值观包含认知成分(即个体对自身能力、特质的认识)、情感成分(自我接纳与自尊情绪体验)以及行为倾向成分(自我价值的实现意愿与行为表现)，三者相互作用构成了完整的自我价值体系。在动态性特征上，主要体现为个体的自我价值观会受其成长过程中内外部环境的持续影响而不断调整和重构[3]。本研究中的自我价值观特指青少年对自身在社会关系中的价值定位和重要性的认知评价体系，既包括对个人能力、品格等内在价值的认知，也涵盖对个人与社会、集体关系中自身价值实现方式的判断。这一概念区别于一般心理学意义上的自我价值感(主要关注个体自尊水平)，更强调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实现路径的选择。
2.2. 自我价值观的影响因素
青少年个体所处的外在客观环境和其内在的心理机制是影响青少年自我价值观的主要因素。一方面青少年长期所处的教育环境在其社会化过程中会对其形成潜移默化的价值影响。一是家庭教养环境。父母的教育方式、家庭氛围及亲子关系，深刻塑造青少年的自我认知和价值取向。研究表明，温暖支持的家庭环境有助于青少年形成积极的自我价值感，而冲突和忽视则可能导致自我价值的削弱[3]。二是学校教育环境。学校作为青少年社会化的首要场所，青少年在与老师和同学的社会交往中建构其自我价值观，而教育环境中的激励机制、师生互动以及同辈的评价和认同，能够强化青少年的自我效能感和价值感促进其健康发展[1]。三是社会文化环境。青少年所处的国家的文化背景为其自我价值观的形成提供了宏观框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青少年会受其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在个人成就、社会角色及价值观念的定义上存在差异，进而会形成对自身价值的认知模式和评价标准[4]。另一方面青少年个体心理机制在其自我价值观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核心作用。一是内隐理论。作为个体认知信念系统能帮助个体构建对自我能力的合理认知和积极评价，促进其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研究发现，持有渐变心态的青少年更容易形成积极的自我价值观，表现出较高的自尊水平和自我接纳能力[5]。内隐理论还能通过调节个体对失败和挫折的认知归因，间接塑造自我价值感的稳定性和发展[6]。二是内隐自尊。作为个体在潜意识层面对自我价值的自动化评价，这种评价过程具有隐匿性和自发性特征。与外显自尊相比，内隐自尊更能反映个体对自我价值的深层次信念[7]，塑造个体的自我认知的同时影响其潜意识下的行为倾向。三是内隐自我效能感。作为个体在潜意识中对自身在特定任务或情境中有效行动能力的隐性信念[8]。这种信念系统在认知加工过程中自动激活，会影响个体的行为选择、情绪调节和目标设定[9]，某种程度上会决定个体对自己的价值判断。
2.3. 内隐理论的内涵
内隐理论作为认知心理学的重要概念，用于解释个体如何理解和预测自己及他人能力与特质的一种认知框架。是指个体对人类基本属性(如智力、人格、道德品质等)本质特征所持有的朴素信念系统。这些信念通常处于个体意识的边缘或无意识状态，但却深刻影响着个体对自己和他人的认知评价、情感体验以及行为选择。该理论最早由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Carol Dweck)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旨在揭示个体对能力本质的信念如何影响其行为、情绪及应对策略。德韦克将内隐理论划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实体理论和增量理论，分别对应固定心态和成长心态。从理论维度来看，内隐理论主要涵盖三个核心领域：其一是能力维度，即个体对智力、才能、技能等认知能力可变性的基本信念；其二是人格维度，指个体对性格特质、行为模式稳定性与可塑性的认知判断；其三是道德维度，涉及个体对品德修养、价值观念可培育性的深层信念。这三个维度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个体对人性本质的整体认知框架。内隐理论主要展现个体的认知信念对其行为的深层调节作用。即通过影响个体的目标定向(掌握目标或表现目标)、归因模式(内部可控或外部不可控)、应对策略(问题聚焦或情绪聚焦)等中介变量，最终作用于学习行为、社会交往、自我发展等外显表现。
2.4. 内隐理论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此外，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则秉承集体主义价值导向，追求集体价值认同的客观性、社会责任的共同性以及集体利益的优先性。而内隐理论作为源于西方心理学的理论体系，强调个体认知建构的主观性、个人成长的自主性以及个体差异的独特性，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个体主义的价值取向。两者之间虽存在一定的理论差异性，但也具备融合发展的可能性。从理论差异性来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价值取向的差异，内隐理论强调个体认知的主观建构，而思想政治教育强调客观价值标准的内化；二是发展路径的差异，内隐理论注重个体内在动机的激发，而思想政治教育注重外在规范的引导；三是评价标准的差异，内隐理论关注个体成长过程，而思想政治教育关注集体目标达成。然而，两者也存在内在融合的可能性：首先，渐变心态的培养与集体奋斗精神具有内在契合性，都强调通过努力实现发展和进步；其次，个体价值的实现与集体目标的达成可以形成良性互动，个体在集体中成长，集体因个体的成长而发展；再次，内隐理论的科学性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心理学支撑，提升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对于青少年而言，在青少年时期正是其自我意识迅速觉醒、价值判断趋于稳定的关键阶段。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来看，青少你自我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是塑造其理想人格、推动其社会适应的重要基础。重视其自我价值观的培养，不仅符合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个人需求，更是保障社会稳定进步的重要基础。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需结合时代特征，注重引导青少年树立科学、积极的自我价值观，促使其正确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进而形成符合时代要求的价值认同和行为规范，从而实现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
3. 青少年自我价值观的运行机制
3.1. 自我价值观的生成：内化主体、客体与载体的动态互动
青少年自我价值观作为一个多维度、动态发展的心理结构，其生成过程是青少年主体在社会环境影响下，以知识积累、心理加工和建构能力等要素为基础，根据自身的需求，通过自觉、理性的反思而不断地主动建构的动态过程[10]。最终形成内隐和外显的相对稳定的态度、观念和行为模式，并对其实践行为发挥指导作用。简言之，青少年自我价值观的内化是主体、客体和载体三者之间持续进行双向互动，达到内在和谐平衡的过程。
内化主体指的是进行价值观内化的主体，即青少年本身。青少年处于认知、情感和社会性发展的关键阶段，同时其内在心理结构、认知水平及情感体验会共同影响其对外部价值信息的加工和内化效果[1]。随着青少年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具备较强的自主性和反思能力，他们在价值观的接受、吸收与整合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2]。内化客体则是指青少年在内化过程中所接触和吸收的价值观相关信息及社会环境因素。这包括家庭教育中传递的价值理念、学校教育的制度规范、同伴群体的价值认同，以及社会文化背景和媒体传播的价值观念。内化客体不仅涵盖具体的价值内容，也包含行为规范、社会期待等多维度信息，是青少年自我价值观形成的内容基础[3]。这些客体信息通过社会互动和文化传递，成为青少年内化的对象，影响其价值观的认同与建构。内化载体则指承载和传递内化客体的具体渠道和媒介，主要包括家庭、学校、社会媒体等社会化机构和环境。家庭作为最初始的教育场所，通过亲子关系、教育方式和家庭氛围为青少年价值观内化提供情感支持和认知框架[4]。学校作为系统性的教育机构，通过课程设置、师生互动和校园文化塑造青少年的价值认同。社会媒体作为现代信息传播的重要平台，通过多样化的宣传方式影响青少年的价值选择，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其作用日益凸显。这些载体通过信息传递、情感共鸣和行为示范，推动青少年对价值观的理解、认同和内化。
因此，青少年自我价值观是内化主体(青少年)通过内化载体(家庭、学校、社会媒体等)接触并吸收内化客体(价值观相关信息及社会环境)，在认知和情感层面实现价值观的内化与自我整合。即主体–客体–载体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个体心理发展的规律，也反映了社会文化环境对青少年价值观塑造的深刻影响。
3.2. 自我价值观的建构：内隐理论中固体心态和渐变心态的影响
自我价值观的建构不仅是个体与其所处环境的互动过程，还是个体心理层面上的获取过程[11]。内隐理论深刻影响青少年的自我价值观形成与发展。
内隐理论作为认知信念系统，在青少年自我价值观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核心作用，能帮助个体构建积极正向的自我价值观。进而只有深刻明晰内隐理论对个体价值观的积极作用，才能更好地对青少年进行价值观教育。研究发现，持有渐变心态的青少年更容易形成积极的自我价值观，表现出较高的自尊水平和自我接纳能力[5]。此外，内隐理论通过调节个体对失败和挫折的认知归因，影响其情绪反应和行为策略，从而间接塑造自我价值感的稳定性和发展[6]。持有固定心态的青少年倾向于认为能力是天生且不可改变的[12]，这种信念使得他们在遇到挫折时心理机制上容易产生自我怀疑和无助感，导致动机下降和情绪负面化。因此在面对挑战和困难时，他们往往可能会表现出回避行为，这种心态容易导致青少年形成消极的自我评价，进而影响其情绪健康和行为选择。这种“能力固定”的认知框架，会极大地限制青少年的成长和发展空间。不仅阻碍其自我价值观的正常健康发展，还会使青少年形成低自我价值感。相反，持有渐变心态的青少年相信能力可以通过努力学习和经验积累不断提升，这种积极的信念促使他们在面对失败时心理机制表现为积极的归因方式，将失败归因于可控因素如努力不足，从而激发内在动机，促进持续学习和自我提升。因此会更具韧性和主动性，从而增强自我效能感和积极的自我价值感。
因此，内隐理论通过影响青少年对能力的认知模式，直接作用于其自我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者应重视培养青少年的渐变心态，帮助他们建立积极的自我价值感，提升应对挑战的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健康发展。
3.3. 自我价值观的表达：自尊和自我效能的交互作用
自我价值观作为个体内在心理结构的核心要素，其潜意识表达主要通过内隐自尊和内隐自我效能两个维度体现。二者的交互作用在青少年认知、情感、以及行为中都尤为重要，共同塑造个体的自我认同和心理健康状态。
从认知层面来看，内隐自尊为个体提供了自我价值的基础性评估框架，而内隐自我效能则提供了能力感知的具体化表达。二者的协同作用形成了个体自我概念的双重支撑结构：内隐自尊承载着“我是有价值的”这一核心信念，内隐自我效能则承载着“我是有能力的”这一效能信念[13]。例如，高内隐自尊和高内隐自我效能的青少年会形成积极的认知偏向，对正性信息具有敏感性，不会过度关注负性信息[14]。这类青少年在应对策略选择上会采用问题聚焦的应对方式，如主动寻求社会支持、制定解决方案等，而非采用逃避或回避策略[15]。在情感调节层面，高水平的内隐自尊能够为个体提供情感缓冲，降低负性情绪的影响强度；而高水平的内隐自我效能则能够激发个体面对挑战时的积极情绪体验。两者的交互作用通过影响个体的情绪评价模式，进而调节其行为反应和适应策略。最后，内隐自尊与内隐自我效能的交互作用在青少年自我认同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调节作用。青少年期作为自我认同发展的关键阶段，个体需要整合来自不同领域的自我信息，形成连贯的自我概念。内隐自尊为这一整合过程提供了价值基础，而内隐自我效能则为能力评估提供了参照框架。在发展轨迹上，内隐自尊和内隐自我效能呈现出相互强化的动态关系：高水平的内隐自我效能和内隐自尊有助于青少年在尝试新事物和应对挫折时表现出对自身能力的自信和积极的应对态度，其成功的效能体验又能够进一步巩固他们的自我价值感[17]。这种良性循环有助于青少年形成稳定且积极的自我认同，增强其面对发展挑战的心理韧性。
因此，理解内隐自尊与自我效能的交互机制，有助于教育者和心理工作者针对青少年的个体差异，设计更具针对性的干预策略，促进其健康发展。
4. 基于内隐理论青少年自我价值观的培育路径
4.1. 基于主体–客体–载体的内化模式：涵养青少年的育人环境
一是优化内化主体的心理准备状态。激发青少年作为内化主体的主观能动性需要建立系统性的自我效能感培养机制。首先，教育者应运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对青少年进行基线评估，准确识别其效能感发展水平和薄弱环节，便于后续的科学干预。具体而言，教育者要指导青少年建立个人成长档案，通过可视化的成长记录增强青少年的自我认知能力，该档案应包含基本信息、目标设定、成长轨迹和反思总结等核心要素。其次，要帮助青少年形成“挑战–成功–反思”的循环体验机制，即引导青少年设定符合其能力水平的挑战目标，并要求其详细记录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和策略应用，最后再进行结构化反思，即每周总结成功经验，每月形成成长可视化图表。这种循环训练能够帮助青少年在实践中逐步建立“努力能够带来成功”的深层信念，从而来增强对自我价值的信心。
二是丰富内化客体的价值内容供给。教育者需要在遵循系统性和针对性相结合的原则上构建多元化、层次化的价值观内容体系，从而增强价值观内容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在内容架构上，应建立以社会主流价值观为核心层，以创新精神、国际视野等时代价值元素为拓展层，以具体行为指标为实践层的三维立体框架。具体而言，教育者可对教育内容进行故事化改造，即收集和制作符合青少年认知特点的价值观主题故事，将抽象的价值理念转化为生动具体的叙事情境。同时，要大力推进价值观教育的情境化实施，通过设置真实生活场景，让青少年在角色扮演和情境模拟中体验价值选择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此外，实践化体验是价值观内化的关键环节，需要定期组织青少年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创新创业等社会实践活动，让其在真实的社会参与中感受和践行价值理念，实现从认知接受到行为内化的深度转换。
三是强化内化载体的协同效应。构建“家庭–学校–社会–媒体”四位一体的协同育人机制，需要建立制度化、规范化的运行体系。在家庭层面，要建立价值观对话的长效机制，父母可根据社会热点话题结合学校教育内容与青少年进行定期讨论活动，尽量保证每周固定对话时间不低于1小时，确保价值观教育在家庭中的持续性和有效性。在学校层面，要实施各学科价值观融入计划，要求各学科教师接受价值观教育培训，通过制度化安排确保价值观教育与学科教学的深度融合。同时在班级里建立5至6人的同辈互助成长小组，设立班级价值观实践积分制度，推动青少年在课上课下的知行合一。在社会层面，要建立社区教育协作网络，定期邀请道德模范进校讲座，搭建跨年龄段价值观交流平台，设立社区实践基地，组织代际价值观传承对话活动，充分发挥社会教育资源的协同作用。在媒体层面，需要建立优质内容筛选机制，制定青少年价值观内容评估标准，加强内容审核人员培训，建立用户反馈收集系统，开发互动体验功能模块，通过技术手段和管理制度双重保障，为青少年提供优质的数字化价值观教育资源。
4.2. 基于内隐理论的认知重塑策略：培养青少年的渐变心态
一是构建渐变心态的认知训练体系。基于内隐理论，教育者应重点培养青少年的渐变心态，改变青少年对其能力本质的固化认知，建立“努力–能力–成就”的动态认知链条。研究表明，渐变心态的培养需要通过结构化的认知训练来实现。具体而言，教育者首先应帮助青少年识别“我不擅长这个”“我天生就不是学习的料”等自我否定的固定思维，通过记录的方式让青少年觉察这些固化认知的出现频次和触发情境。其次，要向青少年传授大脑可塑性的科学知识，每周安排相应的时间让青少年观看相关科普视频，使其明晰人类大脑的可塑性，从而建立起科学的认知基础。再次，引导青少年通过分享成长故事、撰写反思日记等方式将自身成就可视化，要求其每日记录具体的努力行为和进步表现，每周制作个人成长轨迹图，从而在认知层面逐步接受“能力可以培育”的核心理念。
二是实施差异化的归因训练。针对不同心态倾向的青少年，采用个性化的归因训练策略。教育者首先需要通过归因风格问卷等工具识别青少年的归因倾向类型，在此基础上再实施精准化干预行为。对于固定心态倾向的青少年，重点训练其将失败归因于“努力不足”或“策略不当”等可控因素，而非“能力不足”等不可控因素。具体而言，要引导青少年每周进行“失败经验重构”练习：详细描述失败情境，分析当前的归因模式，帮助青少年正确归因失败，最后制定具体的改进策略。此外，当青少年取得成功时，要及时引导其将成功归因为自身的努力和策略选择，而非运气或天赋。可采用“成功和失败经验重构”的双重训练方式，定期组织青少年分享各自的成长经历，让青少年在反思和交流中逐步内化渐变心态的认知框架，进而帮助青少年建立积极的因果关系认知模式。
三是建立“过程导向”的评价体系。优化以“结果导向”为主的传统的评价模式，构建关注过程、策略运用、进步幅度的综合评价体系，以此强化青少年的内在动机，使其形成“努力有价值”的深层信念。具体而言，教育者要建立青少年学习过程的记录档案，详细记录青少年面对挑战时采用的策略、遇到困难时的坚持程度以及问题解决的思维过程。在评价反馈时，要重点关注青少年自身的进步幅度，对青少年个体进行时间维度的比较，并且要采用过程性表扬方式。例如，“你相比之前有了很大的进步”。同时，要将青少年的努力程度、策略改进、坚持时间等过程性指标纳入评价体系，通过多维度的过程评价持续强化其渐变心态认知。
4.3. 基于内隐自尊与自我效能交互机制：培养青少年的健康心理
一是建立“价值感–能力感”双重支撑的心理健康框架。通过采用认知行为疗法、积极心理学训练等方法，帮助青少年识别和调整负面的内隐信念，从而增强其应对压力的能力。具体而言，教育者首先要使用量表测量青少年的内隐自尊和自我效能的现状水平，建立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基线档案。在价值感建构方面，教育者要帮助青少年建立“我是有价值的”核心信念，通过定期开展“发现他人和自身优势”的团体活动，运用性格优势测评、同伴积极反馈等方式，让青少年发现并确认自身的独特价值。在能力感提升方面，要强调努力和策略的重要性，鼓励青少年面对挑战要坚持不懈地解决问题，通过设计递进式的技能训练项目，将复杂任务分解为可完成的小步骤，让青少年在每个阶段都能获得成功体验。同时，通过正向反馈和激励措施，及时肯定青少年的努力和进步，使其形成“我是有能力的”效能信念。
二是实施精准化的心理干预策略。针对不同类型的青少年，采用差异化的心理干预方式。教育者首先要通过内隐自尊测验和自我效能感评估，将青少年划分为不同的心理类型。对于低内隐自尊型青少年，通过使其明确其自身特殊优势、回顾其过往成就等方式来帮助其发现并提升自我价值感，具体而言，鼓励他们参与“优点日记”、“成就回顾”等活动，逐步强化其价值认同。对于低内隐自我效能型青少年，要对其进行能力训练。具体而言，鼓励他们去学习和掌握相关技能，设置难度适宜的挑战任务，在他们面临挑战时给予其正向反馈来提升其效能信念，引导其建立“我能做到”的成功经验清单。对于内隐自尊与自我效能分离型青少年，要实施整合性干预措施，同时开展价值确认和能力建构训练，定期进行一次综合评估并及时调整干预策略，促进两者的协调发展。
三是构建持续性的心理健康监测体系。建立青少年心理健康动态监测机制，定期评估其内隐自尊与自我效能水平，通过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档案，跟踪青少年的价值观发展轨迹，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积极干预。具体而言，要建立定期评估制度，每月使用标准化量表对青少年的心理状态进行测评，通过数据对比分析发现其心理发展的变化趋势。当监测发现青少年个体的心理指标出现异常波动时，要立即启动个性化干预程序，在干预过程中每周记录其心理状态和行为表现的改善情况。同时，要建立“预警–干预–跟踪”的完整监控机制，确保心理问题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此外，要将心理健康监测与价值观培育工作有机结合，通过分析青少年心理状态与价值观发展的关联性，为优化教育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5. 结语
青少年自我价值观作为个体价值观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青少年对自身价值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的综合体现。基于内隐理论培育青少年自我价值观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在教育学、心理学等理论指导下，通过认知重塑、环境构建、心理促进等多重策略的协同作用，形成完整的教育实践体系。这一体系不仅要关注青少年的认知发展规律，更要重视其情感体验和行为表现，深入研究青少年自我价值观的形成发展规律，帮助青少年在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中促进其全面健康发展，对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