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数智时代的到来，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技术变革深刻重塑了社会各领域，高校思政教育也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局面。2024年9月全国教育大会首次提出“思政引领力”的概念；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将具有强大思政引领力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的“六大特质”之首[1]。高校作为立德树人的主阵地，思政引领力直接关乎人才培养质量。数智技术为思政工作注入新动能的同时，技术应用也带来新问题，如何借力数智技术、规避潜在风险，提升高校思政引领力，成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题。本文聚焦这一问题，探索数智时代思政引领力提升路径，为高校思政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2. 文献综述
2.1. 国外相关研究进展
国外关于数字技术与意识形态教育的研究可追溯至20世纪末的“技术批判理论”。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交往行为理论》中指出，数字媒介的普及可能导致“交往理性”被技术理性侵蚀，削弱意识形态教育的互动性[2]。近年来，针对高等教育领域，美国学者Selwyn (2020)通过对10所高校的实证研究发现，算法推荐技术虽提升了教育资源的可及性，但也加剧了学生对主流价值观的“选择性忽视”[3]。
在技术赋能教育的路径方面，欧盟“数字教育行动计划”(2021~2027)提出“沉浸式学习环境”概念，认为VR/AR技术可通过场景重构增强价值教育的感染力，但需警惕虚拟体验对现实共情能力的替代[4]。
2.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研究聚焦数智技术与思政教育的融合实践。张雷声(2023)从马克思主义技术观出发，提出“技术工具性与价值性统一”的原则，强调数智技术需服务于立德树人目标[5]。实证研究方面，王树荫等(2024)对50所高校的调查显示，83%的思政教师认为数字平台拓展了教育覆盖范围，但67%的学生反映“碎片化信息降低了思想深度”[6]。
关于核心概念，“价值算法”的雏形可见于高德胜(2022)的“技术伦理嵌入”理论，其主张将道德准则转化为技术参数，但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模型[7]。
3. 数智时代对高校思政引领力的积极影响——基于江汉大学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江汉大学为核心案例，通过两种方式收集数据：
问卷调查：面向全校2000名本科生发放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892份(有效率94.6%)；
深度访谈：对15名思政课教师、8名辅导员及25名学生进行半结构化访谈。
3.1. 拓展引领覆盖维度
数智技术的深度应用，从空间、时间和群体三个层面打破了传统高校思政引领的边界限制，显著拓宽了思政教育的覆盖维度，使思政引领从“局部覆盖”向“全域渗透”转变。
从空间维度看，数智技术构建了线上线下融合的“无边界”思政场域。传统思政引领多依赖课堂讲授、线下活动等物理空间，覆盖范围有限。而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及VR/AR技术，思政内容可渗透到学生各类生活场景，虚拟课堂与红色教育基地更实现沉浸式体验，突破地域限制，达成“随时随地、无处不在”。江汉大学“红色文化VR体验馆”自2024年3月上线以来，累计访问量达5.3万人次，覆盖全校87%的班级，较传统线下参观活动参与率提升2.8倍。
从时间维度看，数智技术实现了思政引领的“全时段”覆盖。传统教育受时间约束，难以满足碎片化学习需求；数智技术将思政资源转化为可存储复用的数字化内容，学生能灵活选择学习时段，使引领从“定时定点”转为“按需供给”，提升时效性与连续性。
从群体维度看，数智技术增强了对“小众群体”和“特殊需求群体”的精准覆盖。传统“大一统”模式难以兼顾差异，而通过大数据分析学生行为数据，可精准识别个性化需求并推送适配内容，让引领从“广撒网”转向“精准滴灌”，避免盲区。通过大数据分析，学校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精准推送“励志典型案例”专栏，相关内容打开率达72%，较普通推送高35个百分点；为少数民族学生定制的“民族团结教育”专题，互动参与度达68%。
3.2. 优化引领内容供给
数智技术的深度赋能，推动高校思政引领内容供给从“单向输出”向“精准匹配”、从“同质化传播”向“个性化定制”转型，显著提升了内容的适配性、吸引力与实效性。
在内容生产上，呈现动态化与多元化的特点：传统内容依赖静态载体，更新滞后；数智技术通过大数据分析舆情与学生焦点，可快速生成时代性内容，结合AI制作新兴议题解析，并借UGC模式鼓励学生参与创作，形成“师生共创”生态，贴近学生话语体系。依托AI舆情分析工具，江汉大学针对“长江经济带发展”“武汉新城建设”等本地热点生成解读文章12篇，单篇平均阅读量达3200次，学生原创评论占比59%，其中《从张之洞到光谷：武汉实业报国精神的传承》一文被湖北高校思政网转载。
在内容推送上，实现精准化与个性化：传统“一刀切”模式忽略个体差异，导致“传而不达”；数智技术通过构建学生画像系统，实现精准推送，如向理工科学生推送“科技报国”案例，向文科生推送“文化自信”解读，以“千人千面”增强针对性。问卷调查显示，76%的学生认为“按专业定制的思政内容”更具吸引力。例如，对智能制造学院学生推送“大国工匠与武汉制造”案例，对人文学院学生推送“黄鹤楼与文化自信”解读，相关内容的记忆留存率较通用内容提升52%。
在内容呈现上，体现场景化与生动化：传统内容形式单一、吸引力不足；数智技术借助VR/AR等技术将抽象理论转化为具象场景，如VR重现长征历程，并通过短视频、互动H5等形式，使理论知识生动鲜活，降低接受门槛，提升感染力与传播力。学校开发的“VR重走长江经济带”项目，使学生对“新发展理念”的理解深度评分(10分制)从5.9分升至8.3分，90%的学生反馈“虚拟场景让抽象理论更易理解”。
3.3. 创新引领互动模式
数智技术通过深度融合思政教育场景，从交互机制、体验形式到参与维度全方位创新了高校思政引领的互动模式，显著提升了思政教育的参与度与感染力。
在交互机制上，数智技术打破了传统思政教育中“教师讲、学生听”的单向灌输模式，借助AI聊天机器人、在线问答平台等工具，打破传统单向灌输模式，构建师生间“提问–解答–反馈”的双向即时交互闭环。
在体验形式上，数智技术通过沉浸式场景重构让互动更具代入感，依托VR/AR技术打造红色教育虚拟场景、历史事件模拟空间等，结合弹幕评论、实时投票等功能，丰富互动场景并增强学生沉浸体验。
在参与维度上，数智技术推动互动从“师生双向”拓展为“群体共创”的网络生态，依托社群平台推动学生围绕热点议题开展线上辩论、合作完成思政项目等群体共创活动，使思政引领从师生双向互动扩展为多主体、多维度的网络式互动，有效激发学生参与热情并深化对思政理念的理解。例如，在“我为武汉代言”短视频活动中，学生提交作品1800余件，通过校内社群互评和算法推荐，累计传播量达12万人次，覆盖全校78%的学生群体，其中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创作的《辛亥精神与当代青年》获省级思政短视频大赛二等奖。
4. 数智技术应用于思政领域的伦理困境
4.1. 数字监控的边界僭越与隐私异化
数智技术的“精准化”特性推动高校思政对学生数据的依赖加深，但这种依赖正突破合理隐私边界，形成“全景式监控”风险。
首先体现在数据采集的无界扩张上，部分高校为实现“思想动态预判”，将数据采集从学习行为(如课程参与度)延伸至私人领域，包括社交言论、消费记录、地理位置，甚至通过校园APP获取心率等生理数据。例如，某高校通过外卖订单消费档次推测学生生活态度，将私人行为过度“思政化”解读，实质是对隐私的粗暴解构。
其次是数据使用的目的异化，初始用于“风险预警”的数据常被拓展至非教育领域，如将思想动态评分与奖学金、入党资格挂钩，使数据从“引导工具”异化为“管控手段”。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高校与企业合作时，存在学生数据被二次商业利用的风险，导致“隐私商品化”。
最后是学生主体性的消解，当学生意识到言行被数据化记录用于“思想评估”，可能产生“自我审查”，刻意迎合算法偏好。这种“算法规训”压抑独立思考，与培养“批判性公民”的目标背道而驰。
4.2. 算法推荐的价值偏向与认知茧房
算法作为内容分发核心机制，其“效率至上”逻辑与思政“价值引领”目标存在内在冲突，可能导致认知片面化与价值观扭曲。
首先，在算法偏见的隐性传递上，算法通过强化用户偏好形成“信息茧房”。例如，对错误思潮有过偶然浏览的学生，可能被持续推送同类观点，压缩主流价值观接触机会；过度推送“正能量”又会导致对社会复杂性的认知缺失，使思政教育沦为“算法主导”的被动接受。
其次是价值量化的简化暴力，部分高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拆解为可量化指标，如用“红色影片观看时长”量化“爱国情怀”。这种“量化排序”忽视价值认知的主观性——默默助人的学生可能因评分低被贴标签，而内心抵触却频繁参与活动者反而得分高，实质是对人文性的消解。
最后是内容供给的媚俗化倾向，算法“流量优先”逻辑倒逼思政内容向“娱乐化”妥协，如用夸张标题弱化理论深度，将价值教育降维为“快餐信息”，稀释思政教育的理论厚度。
4.3. 虚拟交互的情感疏离与现实共情弱化
VR/AR等沉浸式技术增强了思政感染力，但过度替代现实互动会导致情感异化与共情能力衰。
首先表现为情感体验的虚假化，虚拟场景中的“红色教育”通过感官刺激引导“应然情感”(如对先烈的崇敬)，而非自主思考产生的“实然情感”。这种“被设计的感动”削弱真实性，使思政教育沦为“情感表演”。
其次是现实关系的虚拟化替代，AI助手、匿名讨论区减少了师生面对面交流，辅导员依赖“数据报表”了解学生，教师通过“弹幕”互动，这种“去情感化”沟通消解了思政教育的“温度”。多数学生认为，AI聊天无法替代师生谈心，后者的非语言信息是情感共鸣的关键。
最后是社会共情能力的退化，长期沉浸虚拟场景可能混淆“虚拟行为”与“现实责任”，如参与VR扶贫模拟后，部分学生现实中志愿服务意愿下降，违背“知行合一”要求，使学生从“实践主体”沦为“虚拟旁观者”。
5. 数智时代高校思政引领力面临的现实挑战——基于实证发现
5.1. 价值引领的碎片化风险
数智时代的信息传播特性，使高校思政价值引领面临显著的碎片化风险。一方面，信息传播的“短平快”模式将思政内容拆解为孤立片段，割裂了价值理念的内在逻辑，导致学生难以形成对主流价值观的系统认知，甚至因断章取义产生理解偏差。问卷调查显示，68%的学生承认“习惯通过短视频获取思政信息”，但仅31%能完整复述核心观点；访谈中，15名思政教师提到“学生对历史事件的理解常受网络碎片化解读影响”，如将“改革开放”简化为“经济增长”，忽视制度优势内涵。另一方面，多元思潮借助算法精准渗透，以碎片化、娱乐化形式隐蔽传播，而“信息茧房”效应又让学生局限于单一视角，平台数据显示，含有“娱乐化标题”的思政内容点击量是严肃文章的2.3倍，算法的“流量导向”加剧了内容割裂，削弱了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此外，学生习惯于“浅阅读”“快消费”，对思政内容的关注停留在表面，缺乏深度思考，价值认知易随热点事件摇摆，增加了构建稳定价值共识的难度，甚至可能引发价值判断混乱。这不仅削弱了数智技术对高校思政的引领力，更不利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在此背景下，价值引领的碎片化风险亟待解决。
5.2. 技术赋能与人文关怀的失衡
数智时代，技术赋能与人文关怀的失衡已成为高校思政引领力提升的突出挑战。一方面，数智技术的过度应用易导致思政教育沦为“技术主导”的工具化过程。部分高校过度依赖算法推荐、虚拟仿真等技术手段，将学生思想动态简化为数据指标，用“精准推送”替代面对面交流，用“行为数据分析”替代深度思想沟通。例如，通过监测学生的社交动态、消费记录等数据预测思想倾向，虽提升了管理效率，却可能忽视个体情感需求与思想复杂性，使思政教育沦为冰冷的技术流程。另一方面，人文关怀的缺失会削弱思政引领的温度与深度。思政教育的核心是“育人”，需通过情感共鸣、价值引导实现心灵塑造。但数智技术的滥用可能消解师生间的情感联结：线上互动替代线下谈心，使教育失去“面对面”的温度；访谈发现，辅导员与学生的线下谈心次数较疫情前减少40%，部分教师坦言“依赖数据报表替代面对面沟通”。算法主导的内容推送固化学生认知，限制其多元思考；虚拟场景的沉浸体验虽增强趣味性，却可能弱化现实中对他人、社会的共情能力。这种失衡本质上是技术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挤压，若任其发展，不仅会让思政教育失去“以人为本”的内核，更可能导致学生在技术包裹中陷入情感淡漠、价值迷茫，最终背离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
5.3. 思政主体的引领效能弱化
数智时代的技术变革，使得高校思政主体的引领效能面临显著弱化风险。一方面，思政工作者的传统权威受到冲击。在信息获取便捷化的背景下，学生可通过算法推荐、社交平台等渠道接触海量思想观点，思政教师不再是唯一的知识和价值供给者。部分教师因对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掌握不足，难以应对学生在虚拟空间中遇到的思想困惑，导致其话语影响力下降。83%的学生表示“通过社交平台获取的观点”与教师引导存在差异，而45%的思政教师承认“对网络热点的技术溯源能力不足”。例如，当学生围绕网络热点展开讨论时，若教师无法结合技术工具分析舆情背后的价值逻辑，便难以给出有说服力的引导。另一方面，思政队伍的协同效能被稀释。传统思政工作依赖辅导员、专业课教师、党政干部等多方协同，但数智技术的分散化应用打破了这种协作模式：线上平台的信息壁垒使各主体难以共享学生思想动态数据，算法推送的个性化内容又让教育目标难以统一，导致“各自为战”的现象加剧。同时，技术工具的过度介入还模糊了思政主体的角色定位，部分教师将引领责任寄托于智能系统，减少了主动与学生深度沟通的频率，进一步削弱了思想引导的实效性。这种效能弱化不仅影响立德树人目标的实现，更可能导致思政工作在技术浪潮中陷入被动。
6. 数智时代高校思政引领力的提升路径探析
6.1. 构建“价值算法”：强化技术应用的导向性
构建“价值算法”是数智时代强化思政技术应用导向性的核心路径，需从技术设计、内容校准和伦理约束三方面发力。
在算法底层逻辑中植入主流价值导向，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拆解为可量化的指标体系(如爱国情怀、责任担当等维度)，融入信息推荐、内容筛选的算法模型。例如，在校园信息平台的推荐机制中，提高红色文化、时代楷模等正向内容的权重，确保技术工具优先推送符合立德树人目标的资源，避免“流量至上”的算法逻辑侵蚀价值引领。
建立动态校准机制，通过大数据监测算法运行效果。定期分析学生接收内容的类型、互动反馈及思想动态数据，评估算法是否偏离价值引领方向。若发现错误思潮渗透，可通过人工干预调整算法参数，及时阻断不良信息传播，实现“算法纠偏”与“价值护航”的双重保障。
强化技术应用的伦理约束，明确“价值算法”的使用边界。制定思政领域技术应用规范，禁止以“精准管理”名义过度采集学生私人数据，避免技术工具异化为监控手段。同时，培养思政工作者的算法素养，使其既能运用技术提升引领效率，又能坚守人文关怀底线，确保技术始终服务于价值引领目标，而非替代人的思想引导作用。
通过构建兼具技术效能与价值导向的“价值算法”，可使数智技术成为强化思政引领的“助推器”，而非消解主流价值的“双刃剑”。
6.2. 创新“沉浸引领”模式：增强教育过程的交互性
“沿用好办法，改进老办法，探索新办法，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8]，数智技术创新引领新模式，这种模式既发挥了数智技术的场景构建优势，又通过强交互性增强了学生的情感共鸣，使价值引领更具感染力与实效性。而创新“沉浸引领”模式需依托数智技术打造多维交互场景，推动思政教育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参与”。
一方面，构建虚实融合的沉浸式体验空间。利用VR/AR技术还原红色历史场景，如“重走长征路”虚拟仿真项目，让学生通过手势交互“参与”遵义会议决策、体验红军过草地的艰辛，在具象化场景中深化对革命精神的理解。同时，结合校园实体空间打造智能互动装置，如在教学楼设置“党史问答全息屏”，学生通过语音交互与虚拟历史人物对话，将抽象理论转化为可感知的互动体验。
另一方面，设计参与式交互活动激活主体意识。借助大数据分析学生兴趣点，定制个性化互动任务：针对理工科学生，开发“科技报国”主题的线上模拟项目，通过编程完成“两弹一星”研发历程的情景推演；面向文科生，搭建“文化传承”数字创作平台，鼓励用短视频、漫画等形式演绎传统美德故事，并通过社群互评、算法推荐扩大传播。此外，在课堂中引入实时反馈系统，学生用匿名弹幕提出困惑，教师结合数据可视化工具即时回应，形成“体验–思考–反馈–深化”的闭环交互，让思政引领在沉浸式参与中自然渗透。
6.3. 打造“协同共同体”：提升引领主体的合力
基于打造“协同共同体”需打破思政主体间的壁垒，构建多维度联动机制，凝聚数智时代的引领合力。
首先，建立跨主体数据共享平台。整合思政教师、辅导员、专业课教师及管理部门的信息资源，通过大数据技术打通学生思想动态、行为表现、学业进展等数据孤岛，形成“一人一档”的全息画像。例如，当系统监测到某学生频繁浏览消极内容时，可自动推送预警信息至辅导员与思政教师，实现“数据互通–问题共判–协同干预”的快速响应。
其次，明确多元主体的协同分工。思政教师聚焦理论深度解读，借助AI工具优化课堂互动；专业课教师挖掘课程思政元素，通过虚拟仿真实验融入价值引领；辅导员依托社群平台开展日常思想引导，利用算法筛选学生关注的热点议题组织线上讨论。同时，引入校友、行业专家等社会力量，通过云端讲座、在线答疑拓展引领维度，形成“校内为主、校外补充”的协同网络。
最后，完善技术赋能的协作机制。开发协同办公系统，支持跨部门实时沟通与任务分配；通过区块链技术存证各主体的引领成果，纳入考核评价体系，激励主动协作。避免技术工具成为分工壁垒，而是作为连接纽带，让不同主体在数据共享、责任共担中提升整体引领效能，实现“1 + 1 > 2”的合力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