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缘起与理论基础
青年亚文化是一种由青年群体基于共同兴趣和价值追求而形成的文化实践。“亚”一词指代相对于主流文化而言的次文化，是在主导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边缘文化。青年亚文化在其创造性的自我表达中呈现出与主导文化的差异，并与主导文化互动，成为社会总体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文化形态不仅反映了青年群体的独特追求和价值观，也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自我表达指个体对自己所属群体以及个体在社会中所处位置的认识和感受，这通常包括个人的个性、价值观念、信仰、经历和社会角色等。青年亚文化不仅仅是青年人的自我表达和身份认同的场所，它也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青年亚文化通过与主流文化的互动和碰撞，不断挑战和重塑社会的价值观和规范。通过这种互动，社会能够在不同文化之间找到平衡，并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和活力。
青年亚文化作为数字化时代特有的文化实践样态，其勃兴有着深刻的根源。在现代性语境下，全球化与本土化相互交织，虚拟世界与现实生活紧密互嵌，这为青年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社会土壤。在这样的环境中，青年群体面临着身份重构的需求，他们渴望通过独特的方式来彰显自己的个性和身份。
“亚”的本质特征体现为对文化霸权的象征性抵抗。青年亚文化并不追求完全取代主流文化，而是在与主导文化的对话中保持一种张力，形成具有代际特征的边缘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不仅仅是青年群体表达自我的方式，更是他们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回应。通过符号创制与空间实践，青年群体构建起了区别于主流文化的意义体系，这一体系承载着他们的价值观、审美观念和生活态度。
这种动态的文化协商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折射出青年群体的价值追寻，反映了他们对自由、个性和创新的追求，也构成了社会文化生态系统自我更新的重要驱动力。青年亚文化的出现和发展，促使主流文化不断反思和调整自身，从而推动整个社会文化的进步和发展。
为了深入了解青年亚文化群体的特点，研究通过开展问卷调研和深度访谈，分析了青年亚文化群体的特征和需求。根据研究数据和结论，青年亚文化群体的特征和需求呈现出显著的个性化和多样性。研究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通过100份问卷调研和深度访谈，分析了高校学生对亚文化的认知、参与程度及其对自我表达和文化认同的需求。数据显示，参与者主要集中在18~24岁的年龄段，男性占比约为60%，女性占比约为40%。这一群体正处于大学本科阶段，是个性和身份认同发展的关键时期。
在亚文化类型方面，研究发现青年群体涉及的亚文化领域非常广泛，包括动漫宅、游戏宅、虚拟偶像文化(v家)、电竞圈、小众文化作品爱好者、桌游圈、蒸汽朋克、克苏鲁神话、说唱及脱口秀爱好者等。其中，游戏宅占比最高，为34.29%；其次为小众文化作品爱好者，为28.57%，以及动漫宅，为25.71%。这些数据反映了青年人在多样文化环境中的广泛兴趣和偏好，体现了青年亚文化的丰富性和多元性。
对于亚文化在自我表达方面的重要性，受访者普遍认为其主要体现在个性表达与态度、探索身份认同以及反映社会现实与情感表达三个方面。其中，个性表达与态度是最重要的意义，其次是探索身份认同和反映社会现实与情感表达。在具体的自我表达方式上，受访者主要通过艺术创作、社交圈子、参与活动、服饰风格和音乐品味等方式展示他们的亚文化认同。
2. 青年亚文化群体自我表达的一般特征
在青年亚文化中，自我表达是一个关键概念，指的是个体对自己所属群体以及个体在社会中的位置的认识和感受。这种自我表达通常包括个人的个性、价值观念、信仰、经历和社会角色等方面。通过这种自我表达，青年人能够在亚文化群体中找到归属感和身份认同。
“身份指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源出于拉丁语statum，狭义指个人在团体中法定及职业地位。广义上指个人在他人眼中的价值及重要性。”[1]身份认同是在个体的自我区分与群体比较中形成的，离不开“他者”的存在，起源于西方哲学、心理学领域，是关于“我是谁”、“我将去向哪里”的问题。“个人与他人或其他群体的相异、相似的比较构成了个人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从而确定了身份，认同也就融合了身份认同的意思。”[2]
身份认同既与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紧密相关，又与个体的自我认同密切相连。与固定的社会结构和制度相比，青年亚文化中的自我概念更具流动性和动态性。在不同的亚文化群体中，青年人的身份认同不断地进行动态协商和重新定义。这种动态协商的过程，使得自我概念成为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结果。
(一) 亚文化群体的表达需求
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年轻的学生往往被期望遵循老师和家长的教导，而初入职场的青年员工则被要求服从领导的命令。这常常意味着他们持续扮演着接收和服从命令的角色。在此同时，老师、家长和领导等权威群体作为积极的教化者，建构和规定了社会对青少年的期望系统。通过履行这些社会期望，青少年得以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可，完成社会化过程并稳固自身的社会身份。
然而，在社会的进程中，对固有权威话语的挑战导致了社会中统一话语地位的瓦解，单一统一的话语规范变得多样且有时相互矛盾。现代社会中的话语权分散于各处，主流社会不再能完全控制认同的构建。与此相反，青少年现在有多种方式来寻求和获得认同。由于在成长过程中缺乏发表意见的空间，他们开始寻求与前辈和主流社会有所区别的认同系统。这驱使他们向往一种能够自由表达思想、发声和自行决策的生活方式。每一种青年亚文化的出现，都是青少年关于自我身份的表达，是与主流社会和父辈文化抵抗、协商、博弈、互渗的结果。[3]在如今新媒体环境之下，青年人通过社交平台以及各种新兴传播形式，在虚拟社群中完成个性化的自我表达，他们拥有强烈的渴望不受约束的表达欲望，自主选择表达的行为。
东亚模式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压缩的现代”使代际之间的知识与价值更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当前的青年已经难以与其父辈共享近似的文化结构与情感结构，代际知识与价值观念的错位与持续性摩擦使青年与既有的价值体系从整体上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偏差。而青年群体在整个社会中相对于其父辈的经济弱势与从属依附地位使其在文化上也处于弱势，进而造成青年面临着物质与精神上双重弱势的困境，这也是为何青年亚文化总是难以被主流体系所接受的原因。这样的双重弱势，使得无论在经济或文化结构上，青年都难以在越发不友善的大环境通过既有规则与秩序中所许可的、合理的、理性的方式求得对现状的改良。
(二) 亚文化群体的身份重构
弗洛伊德曾提出心理学上的“本我”、“自我”、“超我”概念。“本我”属于完全潜意识，代表欲望，受意识遏抑，遵循快乐原则；“自我”属于大部分有意识，负责处理现实世界的事情，遵循现实原则；“超我”属于部分有意识，是良知或内在的道德判断。本我、自我、超我构成了人的完整的人格。[4]在亚文化群体中，个体的本我常常以另一种形式得以表达，例如通过换装、Cosplay成另一角色等方式。Cosplay文化早已成为青少年对抗主流社会的一种文化样式：在现实世界中，青少年常常为了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可而不断努力，然而这种努力有时会使他们感受到自主权的丧失和被迫性。这种外在的压力可能导致他们的身份认同缺乏内心的满足和愉悦。而在虚拟世界中，青少年受到幻想角色个人魅力和控制自由度的深深吸引，这些虚拟人物的自由和纯粹的生活让他们向往不已。
福柯说，人的身体乃是一种特殊的“驯顺的肉体”，“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人体都受到极其严厉的权力控制。”[5]在网络空间中，身体成为了可以审美化重塑的对象，远离了现实世界社会文化环境的束缚。年轻人利用角色扮演和虚构幻想，重新塑造身体符号的叙事和审美价值。这些网络上的身体替代品通常呈现出怪异的形象、颠覆性的叙事，并带有戏剧性的色彩，与幽默诙谐的元素相结合，展示了一种与常规认知相反的身体狂欢。在现实生活中，传统权威可能通过纪律手段对人们的身体进行操控和规定，要求身体不断地顺从和协调。但在数字世界里，由于身体可以转为数字化和虚拟化，年轻人能够重新调整身体形象，他们通过改变外形和符号，以审美化的方式来挑战和对抗传统的规训。他们不再受到传统制度或仪式的约束，而是通过精通数字化绘图工具，轻松进行虚拟身体的美学重构。这样的做法有助于年轻人从议程的制约中积极解放出来，实现对身体塑造的自主权。人们对于身体的塑造已经变得更加自主和自发，不再是被动和有强制性的。
(三) 亚文化活动的对抗狂欢
在亚文化群体进行“本我”和“自我”的转换时，又会产生许多新型的亚文化现象。近期流行网络梗“发疯”，就是指看似怪异的、不合常理的，有时难以理解的、令人害怕的但有时又让我们感同身受并想要模仿“发疯”的行为，比如突然的嚎叫或是热衷爬行。这些现象表现为个别主体刻意以非常规的、超期待的话语、行为、神态、姿态对特定时间、特定场合下社会所达成的既定的制度、规则或“默识”进行瞬间的或短时性的破坏。这是网络亚文化反过来对现实生活中人的行为进行影响。一方面是通过想象获得自我身份的认同，另一方面通过荒诞的行为满足了青少年被压抑的、渴望的精神愉悦。通过对理想化角色的认同，青少年得以对抗现实中主流社会对其强制性的身份认同。在传统的权力话语秩序中，身体往往被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举止都受到一定的社会准则和道德规范的限制。然而，在上海万圣节的“发疯”展演中，青年们通过对身体的扭曲和夸张表达，打破了这种传统的权力话语秩序。他们的行为虽然看似疯狂，但却蕴含着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是对美好未来的一种向往和追求。这种“发疯”展演，也提醒我们，社会应该关注青年的需求和声音，为他们提供更多表达自我和实现价值的机会，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除了这些非常规的对抗形式，受访者展示其亚文化认同的途径是多元且日常的，主要包括：1) 艺术创作：通过绘画、音乐、写作等形式表达内心世界；2) 社交圈子：加入特定圈子，与志同道合者互动交流，分享兴趣；3) 参与活动：积极投身线下线上的亚文化活动，如漫展、游戏比赛、音乐节等；4) 服饰风格：以独特穿着(如角色扮演服饰、朋克风格)彰显身份；5) 音乐品味：偏好和追随特定音乐类型来表达文化态度。这些自我表达方式不仅丰富了青年人的日常生活，也为他们提供了多样化的表达渠道。
正如巴赫金曾说，“怪诞风格的本质就是现实的各种异类因素的奇妙混合，就是打破世界通常的秩序和结构，就是形象的自由幻想性和热情与嘲讽交替。”在上海万圣节活动中，这种本土化既可以体现为融入中国元素的服装，如汉服、唐装的打扮，将西方的经典形象换成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体现为因为繁忙的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压抑了太久的人们以此契机传达自己的情绪，它突破了传统西方万圣节的宗教要义，用我们的大众文化诠释万圣节的新意义：好玩，发疯。通过身着奇装异服、化身为各种超自然的角色，年轻人得以在角色扮演中暂时摆脱现实自我的束缚。这种转化不仅仅是外在形象上的改变，更是一种内心世界的抒发和开释。这种经验在心理上构建了一种与日常完全不同的精神空间，它能使人们短暂地忘却现实中的苦恼和压力。
3. 空间诉求的层级化呈现
新型亚文化活动日益呼唤对空间的特殊需求与诉求，它们不仅代表了现代青年文化的动向，也反映了青年群体对于实体空间的渴望。与过往主要依托网络媒介和论坛等虚拟空间进行表达的亚文化形式不同，随着漫展、精致露营、剧本杀等新兴活动的兴起，越来越多的青年将文化实践转移至线下实体空间，展现出活跃的文化趋势。马克思曾经指出，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人类活动必不可少的要素。[6]空间诉求涉及到个体或群体对于物理空间的使用、占有和赋予特定意义的行为，这与他们的文化实践和身份表达息息相关。这种诉求呈现出层级化特征，主要体现为对物理空间的文化拓展与虚拟空间的数字孪生以及心理空间的疗愈等维度。
这种空间赋义实践在校园语境中引发了青年对亚文化空间发展的普遍期待。受访者希望能在校园空间内见到更多亚文化圈子的实体化呈现，并促进不同圈子间的联动与交流。具体而言，他们的期待包括：多元化的文化空间(如涂鸦墙、音乐演出场地、社交咖啡馆等以满足不同群体需求)、跨文化互动(鼓励不同亚文化圈子交流，举办跨文化活动促进共存融合)、提高社会认同感(通过宣传教育提升社会对青年亚文化的接受度，营造包容氛围)，以及丰富的文化活动(如定期举办漫展、游戏比赛、音乐节等以丰富文化生活)。这些诉求的核心在于创造具有归属感和表达自由的空间场域。
(一) 物理空间的文化拓展
青年群体正通过身体实践，积极将物理空间转化为承载意义的载体，实现空间的再现与文化功能的拓展。上海外滩源万圣节与抖音打卡点的兴起即是典型案例。在上海外滩源万圣节期间，历史建筑立面成为了青年Cosplay展演的动态画布。青年们身着奇装异服，在古老的建筑前尽情展示创意与个性，为承载着厚重历史文化内涵的建筑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现代元素。这种身体实践超越了空间的物质属性，赋予其丰富的文化意义。表演与建筑相互映衬，形成独特的文化景观，将外滩源从一个历史文化区域转变为充满活力与创意的文化展演空间。抖音打卡点的流行，则体现了青年激活城市空间媒介功能的另一种路径。以上海的石库门弄堂为例，这些原本承载浓厚生活气息的居住空间，因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文化特色，在抖音等社交媒体的推动下成为热门打卡点。青年们通过拍摄短视频，展示弄堂的生活场景、建筑细节与传统文化，促使石库门弄堂实现了从单纯居住空间到文化展演空间的功能转变与多维拓展。
(二) 虚拟空间的数字孪生
B站跨年晚会堪称虚实交互新范式的典范，充分展示了AR技术在实现虚拟偶像与现实舞台共演方面的独特魅力，以及其对打破媒介情境理论中前后台界限的重要作用。在B站跨年晚会上，AR技术的运用让虚拟偶像与现实舞台完美融合。虚拟偶像洛天依等在AR技术的支持下，仿佛从虚拟世界中穿越而来，与现实舞台上的歌手、舞者共同演绎精彩的节目。观众们不仅可以欣赏到虚拟偶像的精彩表演，还能感受到其与现实舞台的互动，这种身临其境的体验打破了传统舞台表演的界限，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视听盛宴。虚拟偶像的出现模糊了现实与虚拟的边界，观众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观看视角，而是可以通过手机、电脑等设备，以多种角度参与到晚会的互动中。他们可以发送弹幕、参与投票、与其他观众交流，仿佛自己也成为了晚会的一部分。这种互动方式使观众能够更加深入地参与到节目中，增强了观众的参与感和沉浸感，也改变了传统的媒介情境，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互动模式。
(三) 心理空间的疗愈转向
舒尔茨所说的“场所精神”强调了空间的特质和归属感——场所是有其独特特征的空间，这些特征决定了居住其中的人们对环境的理解和感受。[7]通过确立“场所精神性质”的概念，新型亚文化活动在寻求空间诉求时，不仅追求物质环境的利用，更追求一种文化和精神层面的归属感和认同。
上海大学路“露营式办公”空间为我们呈现了青年如何通过自然元素植入将工作场景转化为情感疗愈场，实现空间赋义的独特实践。在上海大学路，一些办公场所创新性地引入了露营元素，打造出“露营式办公”空间。这些空间中摆放着帐篷、折叠椅、绿植等自然元素，营造出一种亲近自然的氛围。对于长期处于高强度状态的青年来说，这样的空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们在学习工作之余，可以坐在帐篷里休息，或者在绿植环绕的环境中放松身心，享受片刻的宁静与惬意。
从舒尔茨场所精神理论的角度来看，这种“露营式办公”空间实现了空间认同的双重建构。一方面，它满足了青年对学习工作场所的功能需求，提供了舒适的环境和必要的设施；另一方面，它通过自然元素的植入，赋予了空间更多的情感价值和精神内涵。在这里，学习工作不再仅仅是一种任务，更是一种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活方式。青年们在这个空间中，不仅能够提高效率，还能获得情感上的满足和精神上的滋养，实现了对空间的重新认知和认同。
4. 青年亚文化群体发展困境与调适路径
青年亚文化群体在自我表达和空间诉求方面具有青年亚文化的多样性、自我表达的多样性以及空间诉求的多样性等特点。青年亚文化群体在自我表达与空间诉求的实践中展现出丰富的多样性，然而其发展进程并非坦途，调研中清晰呈现出多重困境，这些困境既涉及文化认同层面的内在张力，也包含空间资源维度的外部挤压。
在文化认同方面，当代青年群体陷入了复杂的矛盾状态。一方面，“社恐”现象与“搭子文化”折射出原子化的生存现状，数字化社交行为与对传统归属感的需求形成鲜明冲突；另一方面，汉服复兴、传统节庆再造等实践又彰显出青年对文化根脉的追寻，试图以此重塑文化认同。调查数据显示，34%的受调查青年因生活压力大、厌倦内卷而加剧了这种认同矛盾。同时，亚文化所倡导的个体自由原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集体责任之间存在深刻张力，部分青年将“集体主义”标签化为“牺牲个性”，将“社会责任”曲解为“体制规训”，这种认知偏差导致他们对主流话语产生排斥。更值得警惕的是，极端亚文化圈层通过建构“受迫害想象”强化群体封闭性，其碎片化、戏谑化的传播模式与主流媒体的线性叙事形成鸿沟，大幅降低了青年群体对传统媒体内容的接受率，使文化共识的建构面临严峻挑战。
空间资源的挤压则从三个维度构成了发展阻碍。快速城市化催生的大规模人口流动，瓦解了传统地缘共同体，这种“无根状态”削弱了社会凝聚力，使亚文化成为青年情感代偿的出口。教育与就业资源的激烈竞争，在重点高校等环境中催生出“绩点为王”的异化心态，青年虽以“饭搭子”、“考研搭子”等“轻量化社交”补给情感需求，但这种碎片化联结不仅无法解决空间异化的本质问题，反而让情感支持系统愈发脆弱。高压社会环境更诱发了普遍性心理危机，《世界精神卫生报告2022》显示，中国15~24岁人群抑郁障碍患病率高达23.8%，[8]部分群体将亚文化圈层视为“精神避风港”，却陷入认知固化的困境，而情绪低迷带来的批判反思能力弱化，又导致他们对主流价值的理解趋于简单化、对立化。
面对这些困境，构建文化协同的调适路径成为破局关键。以亚文化为切入点创新主流表达，推动个人目标与主流价值观的融合是重要方向，例如中国青少年新媒体协会与B站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华服日线上晚会，在共青团中央的全程直播支持下，实现了主流价值对亚文化符号的创造性收编。在此基础上，还需通过符号再造将主流价值观转化为青年叙事，增强主流价值的吸引力，同时进行载体创新，如开发融入剧本杀推理机制的“红色剧本杀”互动游戏，能显著提升青年的兴趣。空间层面的再造与资源匹配同样不可或缺，既需要在物理空间设计中更多融入亚文化元素以提升青年驻留时长，也需要优化虚拟算法，像网易云音乐“抱抱墙”功能还促进了云端社群的边界生产，可见技术赋能为原子化个体重建社会联结网络提供了新路径。此外，建立双向认知调适机制也至关重要，通过跨代际对话解构偏见，借助心理支持网络将挫折转化为动力，同时将亚文化元素融入教育载体，最终构建“个性表达–共同体意识”兼容的良性发展模式，为青年亚文化的健康成长与社会文化的和谐共生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