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孔乙己》是鲁迅先生所著的短篇小说，收录于其小说集《呐喊》中。这篇小说通过描绘一个名叫孔乙己的落魄读书人的形象，深刻揭示了封建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毒害以及当时社会的冷漠与残酷。《孔乙己》创作的主要用意“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孔乙己》短小精悍的文风和入木三分的立意让其出版以来就被翻译成为了各种文字，广受海内外读者关注。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埃德加·斯诺和姚克合译的英译本，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英译本，美国鲁迅研究学者威廉·莱尔翻译的英译本和英国汉学家蓝诗玲翻译的英译本。
1.2. 译者风格
译者风格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通过语言运用所表现出的一种规律性特征。这一研究主要是关注文学翻译译者或译者群体独有的翻译语言特征[1]。正如贝克将译者风格视作译者的“指纹”，认为译者风格应该是指反复出现的译者的典型语言行为模式，而不是个别行为。其表现形式可以是语言特征，也可以是非语言特征[2]。译者风格的语言特征则涉及词汇选择、句式结构、篇章布局、翻译策略和方法等。而非语言特征则体现在文本选择、译注等，这些非语言特征反映了译者的翻译理念、文化背景和翻译目的等方面的信息。同时，在李德凤等合著的文章中，译者风格的研究可以被划分为功能性译者风格研究和非功能性译者风格研究。前者主要涉及主题、人物、叙事等方面，后者则涉及形式参数，一般语言特征等方面，也就是形符–类符比、平均句长、报道动词、语域特征等[3]。
1.3. 研究思路
本文参照语料库译者风格考察的常用变量，选取了杨谦益戴乃迭(1980年重印版)、威廉·莱尔(1990英译版)以及蓝诗玲(2009年英译版)三个版本为语料内容，自建语料库，使用AntConc和WordSmith，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和人工检查相结合的方法，从词汇、句法、语篇角度进行对比分析，并结合相应例句分析，以揭示《孔乙己》各译本之间的译者风格差异。
1.4. 研究意义
《孔乙己》作为鲁迅先生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对比研究其英译本译者风格具有深远意义。首先，不同译者的翻译风格反映了他们对原文的不同解读和再创造，这种差异为中西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丰富的对话空间，有助于促进两种文化的相互理解与尊重。其次，《孔乙己》的英译本翻译风格研究可以为翻译理论提供丰富的案例分析，研究译者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比如归化异化等，有助于揭示这些策略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和效果，为翻译实践提供一些理论指导。最后，译者风格的对比研究有助于挖掘鲁迅先生作品中的文化内涵和时代背景。通过对译文的细致分析，有助于揭示出原文中隐藏的文化信息和历史背景，从而加深对鲁迅先生作品的理解。
2. 文献综述
《孔乙己》是鲁迅先生所著的短篇小说，自发表以来已有多个英译本问世，陆激在文章中也研究了鲁迅先生最爱《孔乙己》的原因：通过酒店小伙计的所见所闻塑造小人物孔乙己反射当时社会方方面面的情况[4]，其研究价值不言而喻。但目前学界对于《孔乙己》英译版译者风格的相关研究还比较有限，尤其是不同版本的译者风格研究的对比分析。随着语料库和语言学的不断发展，利用语料库对译者风格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变成一种新的研究趋势。贝克在其文章中提出了研究文学翻译风格问题的方法论框架—不是从传统意义上看某个作者的风格是否在相关的翻译中得到充分的传达，而是从文学译者个人是否可以使用自己独特的风格来看[2]。在李德凤等合著的文章中，他们将译者风格的研究划分为功能性与非功能性译者风格研究。在黄立波和王克非合著的文章中，他们总结了语料库对翻译学科的三大贡献，其中就包括语料库提出的“译者风格”等有助于认识研究对象的概念。同时，王克非也研究了基于英汉双语平行语料库考察英汉、汉英语句的对应现象。此外，奥罗汉在其著作中对如何分析语料库数据从而推动翻译研究也做出了详细的说明。
本文旨在从词汇、句法和语篇三个维度对《孔乙己》三个译本进行译者风格对比分析。就词汇层面而言，本文主要研究了高频词标准类符/形符比、词汇密度。高频词中出现了情态动词的使用，李基安在其文章中分析了情态动词和情态助动词的意义，这有助于分析情态动词在社会情境下的含义。在王克非和胡显耀合著的文章中，他们也探讨了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汉语词汇特征，并得出汉语文学翻译语料与原创汉语相比表现出明显的简化的结论[5]。就句法层面而言，在李德凤与王清合著的文章中，他们以自建语料库的方法对《尤利西斯》的两个汉译本进行了研究以此探讨两位译者风格，并得出由于英语语言的干扰，小句在翻译中的状语从句多于在写作中的状语从句，这是翻译后的文本区别于非翻译的原文的一个特点的结论[6]。刘泽权与汤洁合著的文章探讨了从词汇、句法、话语/思想投射三个方面上定量考察《红楼梦》两译本的语言特征。此外，严苡丹和韩宁也在其合著的文章中，从词汇和句子两个层面探讨鲁迅小说两个英译本的译者风格和翻译策略，并得出两位译者各有特色的结论。
3.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3.1. 研究方法
传统的翻译研究通常侧重于采用定性分析的研究方法，其利用有限的语料提出假设并进行主观认证。随着贝克倡导基于语料库的译者翻译风格考察以来，相关研究迅猛发展，文本内“一些难以捉摸和不引人注目的语言习惯”逐渐浮现，为探讨译者风格和翻译普遍性提供了新的方法和途径[7]。因此，本文也将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以及人工检查相结合的方法，查阅相关文献，运用AntConc和WordSmith进行语料数据分析，开展对《孔乙己》三个英译本译者风格对比分析的研究。
3.2. 研究内容
本文选用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孔乙己》以及杨宪益戴乃迭、威廉·莱尔以及蓝诗玲的译文自建语料库。由于三个译本的时间跨度相对较大，译者的身份背景也不尽相同，因而译者的风格也有所差异。学术界较多关注的是其自身的文学价值及其对社会的影响，而对于翻译风格的相关研究还比较有限，尤其是不同版本之间译者风格的研究对比相对缺乏。具体而言，本文研究主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3.2.1. 词汇维度
首先是标准化类符/形符比(STTR)。类符指语料库文本中出现的不同的词，形符指语料库文本中出现的所有词，类符/形符比即语料库文本中所使用不同词的数量与总词数量的比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语料的用词变化，是统计文本总体特征的重要参数。通过计算STTR，能够评估不同译本中词汇使用的多样性和丰富程度，进而揭露译者在词汇选择上的差异。其次是词汇密度和高频词的研究，分别可以分析文本阅读难度以及译者措辞风格[8]。
3.2.2. 句法维度
句子总数、平均句长。除标准化类符/形符比以外，奥罗汉指出平均句长也可视为译者风格的一般标记[9]。通过比较不同译本中的句子总数和平均句长有助于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句子结构的处理和长短句处理的倾向与策略。
3.2.3. 语篇维度
连接词的使用。语篇是一系列连续的语段或句子所构成的语言整体。通过分析不同译本中连接词的使用情况，可以进一步了解到译者如何衔接句子和进行段落处理。
4. 研究结果与动因分析
4.1. 词汇层面
首先借助语料库工具AntConc和WordSmith，分别获取三个译本的词汇基本数据，相关统计结果如下所示(见表1)。
Table 1. Basic statistical data of vocabulary in three translations
表1. 三译本词汇基本数据统计
译本 考察项 |
杨宪益 |
蓝诗玲 |
威廉·莱尔 |
形符 |
693 |
753 |
782 |
类符 |
1869 |
1874 |
2584 |
标准类/形符比 |
29.88% |
31.94% |
24.68% |
词汇密度 |
34.51% |
37.57% |
29.64% |
平均词长 |
3.73 |
3.76 |
3.65 |
4.1.1. 标准类符/形符比(STTR)
动因分析：译本的词汇变化反映了译者的词汇丰富程度，是译者风格的一个直接体现，“可以作为文本难易程度的衡量因素之一。”[5]贝克认为，类符/形符的比值可以体现出译者用词的不同：类符/形符比越高，表明该文本使用的不同词汇量越大；反之，不同词汇量越小。因此，通过类符/形符的比值可以比较不同语料库中译者词汇使用的丰富程度和多样性。但是文本长度的差异会直接影响这一比值，因此本文使用更为可靠的标准化类符/形符比衡量语料库文本的词汇变化。
研究结果：从表1可以看出，从标准类符/形符比来看蓝诗玲译本的比值最高，杨宪益次之，威廉·莱尔最低，分别为31.94%、29.88%、24.68%。由此得出：三个译本中，蓝诗玲的词汇使用相对杨宪益和威廉·莱尔更为多样化，而且其形符数并不是最高的，这表明蓝诗玲丰富其译文并非通过简单的增加字数，而是通过词汇的多样性实现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其词汇的丰富和变化也可能使其译文的阅读难度较之其余两位的译本更大。以以下两处译文为例：
例1：原文：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
蓝译：So fun tended to be thin on the ground-except when Kong Yiji rolled up, which is why I still remember him.
杨译：Only when Kung I-chi came to the tavern could I laugh a little. That is why I still remember him.
威译：The only time I could relax a bit, and even have a laugh or two, was when Kong Yiji came around. And that’s why I still remember him even now.
例2：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蓝译：At which everyone inside (and outside) the tavern would collapse with mirth. Kong Yiji truly brought with him the gift of laughter.
杨译：And a jumble of archaic expressions till everybody was roaring with laughter and the whole tavern was livened up.
威译：Everyone roared with laughter. The space within the shop and the space surrounding the shop swelled with joy.
例1和例2中的“(哄)笑”是原文《孔乙己》的高频词之一。在例1中对于“笑”的翻译，杨宪益只使用了最常见的“laugh”进行翻译，译文简洁也相对简单。威廉·莱尔也是直接将其翻译为“have a laugh”，而蓝诗玲则是灵活变换词汇的表达方式，采用了“fun tended to be thin on the ground”这样一个句式来展现“笑”所带来的愉快的氛围。例2中对于“哄笑”的翻译也是同样如此，杨宪益和威廉·莱尔也是采取了简单的词组“roar with laughter”的不同形态进行翻译，而蓝诗玲则是采取了一种夸张的修辞手法，用“collapse with mirth”更加生动地展现了哄堂大笑这一氛围，对于例1和例2的处理，蓝诗玲的译本有句子有词语，有名词也有动词，充分展现了其译本词汇的多样性与丰富性。
4.1.2. 词汇密度
动因分析：词汇密度是实词数与总词数比值的百分比，是文本信息量即词汇多样性的又一衡量标准。英语的实词包括名词、实意动词、形容词和副词四类。一般来讲，文本的信息主要以实词传达，因此词汇密度亦可反映文本的难易程度[7]。
研究结果：根据表1的词汇密度数据可以得出：蓝诗玲译本的实词使用率高于杨宪益和威廉·莱尔，再次说明其译本词汇量丰富多变。但同时王克非认为“词汇密度低反映信息量和文本难易度相对降低”。因此杨宪益和威廉·莱尔的译本更易阅读，而蓝诗玲译本的信息量大，词汇变化丰富，阅读难度相对大一些。
4.1.3. 高频词
动因分析：高频词是文本中出现频率较其他词语更高的词语，是文本的主体部分，是译者风格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各译本中的高频实词统计更有意义，因为它们能够清楚地反映作品的主题和主要人物[7]。笔者想通过分析高频词发现三个译本的不同之处，进而分析三位译者的不同措词特点。利用AntConc中的停用词表功能，删除了the，of，and这样的功能词。以下列举了三个译本中除功能词外的前十个实词(见表2)，按频率高到低排列。
Table 2. High-frequency content word statistics in three translations
表2. 三译本高频实词统计
蓝诗玲译本 |
杨宪益译本 |
威廉·莱尔译本 |
Rank |
Word |
Frequency |
Rank |
Word |
Frequency |
Rank |
Word |
Frequency |
1 |
kong |
34 |
1 |
kung |
28 |
1 |
kong |
35 |
2 |
yiji |
29 |
2 |
would |
25 |
2 |
yiji |
19 |
3 |
would |
23 |
3 |
wine |
18 |
3 |
wine |
17 |
4 |
manager |
14 |
4 |
chi |
15 |
4 |
long |
15 |
5 |
wine |
14 |
5 |
said |
13 |
5 |
said |
15 |
6 |
bar |
8 |
6 |
tavern |
11 |
6 |
manager |
12 |
7 |
coppers |
8 |
7 |
counter |
8 |
7 |
would |
11 |
8 |
never |
7 |
8 |
long |
8 |
8 |
could |
10 |
9 |
day |
6 |
9 |
coppers |
7 |
9 |
counter |
10 |
10 |
long |
6 |
10 |
looked |
7 |
10 |
like |
10 |
研究结果：首先，根据表2，三个译本的共同点是，故事的主人公孔乙己的英文姓名Kong Yiji、故事发生地咸亨酒店的老板名称(manager)以及故事的线索——酒(wine)出现频率都较高。在蓝诗玲和杨宪益的译本中排行前五，在威廉·莱尔的译本中排行前六，其名字的高频出现表明了三译本的故事主要人物都有谁，而wine则是点明了故事的线索是由酒或者说在酒馆而发生的。其次，则是情态动词的使用。根据韩礼德对情态动词的分类，would属于中量值情态动词，could属于低量值情态动词。他认为，说话者语气的轻重可以通过情态的高、中、低量值来体现，坚决、肯定的态度用高量值情态表达，反之则用低量值情态，中量值情态动词则介于两者之间。在否定和肯定之间，从低到高，情态值越低，越接近否定；情态值越高，越接近肯定。杨宪益和蓝诗玲译本中都大量使用了中量值情态动词could，出现频次分别为28和23，威廉·莱尔则是同时使用了中量值情态动词would和低量值情态动词could，但都未使用高量值情态动词。由于社会活动的复杂性和人际关系的多样性，有时需要用婉转的语言来避免唐突[10]。由此可得，三位译者在翻译时都为了能使译本更容易被目的语读者所接受使用中、低量值情态动词，也保证了论述的严谨性。最后，就不同点而言，三个译本中杨宪益和威廉·莱尔的译本第五位都为said (说/道)，出现频次分别是13和15，而蓝诗玲的高频实词前十却没有出现said。这表明杨宪益和威廉·莱尔更注重主要人物话语的投射，原文《孔乙己》比较单一的报导方式对其二者影响较大。
4.2. 句法层面
句子是由词和词组遵循一定的语法规则所构成的语言单位。翻译考察的基本单位是句子[11]。句法层面的分析也是评估翻译文本语言特点的重要方式。句法总体特征的考量包括译文的平均句长、平均句段长、结构复杂度以及简单句和复合句的使用频率等。本部分将从句子总数和平均句长两方面对《孔乙己》三个译本的句法特征进行探究。经统计，分别获取三译本的句法基本数据，相关统计结果如下所示(见表3)。
Table 3. Basic syntactic data statistics of three translations
表3. 三译本句法基本数据统计
|
杨译本 |
蓝译本 |
威廉译本 |
平均句长 |
20.02 |
23.96 |
18.28 |
句子总数 |
111 |
95 |
162 |
动因分析：平均句长是衡量文本句子难易程度的一个标准，其指代的是句子长度的平均值。一般而言，平均句长越长，则理解难度越大。反之，平均句长越短，理解难度越小，更易理解。
研究结果：根据表3：蓝诗玲译本的平均句长最长为23.96，而句子总数却最少。威廉·莱尔译本的平均句长最短为18.28，但句子总数最多。杨宪益译本的平均句长以及句子总数则是处于二者之间，分别为20.02和111。所以可得：蓝诗玲在翻译《孔乙己》时倾向使用长句复合句，理解难度大。而威廉·莱尔则倾向于使用短句或简单句，理解难度较小。对于句子总数而言，蓝诗玲的句子总数最少为95，非常短小精悍。这也符合她自己在接受采访中所说：“在翻译中国作家的小说时，自己的译文总比原文短，没有原文那么啰嗦。其次，她还认为当代中国文学作品，行文冗长拖沓，要译成可读的英文，就得译得经济一些。”[6]
4.3. 语篇层面
动因分析：对语篇层面的研究主要是为了能够从整体上把握译者的风格差异。在语篇层面主要关注的是语篇的连贯与衔接。一篇文章需要由连接词将结构上不相关的词语、句子和段落连接而成。因此，本部分将从连接词这一方面来研究《孔乙己》三个译本在语篇层面上译者风格的差异。首先，利用语料库工具AntConc进行分析，分别获取了三个译本的连接词使用情况，相关统计结果如下所示(见表4)。
Table 4. The usage of connectives in three translations
表4. 三译本连接词使用情况
杨译本 |
威廉译本 |
蓝译本 |
Rank |
Word |
Frequency |
Rank |
Word |
Frequency |
Rank |
Word |
Frequency |
1 |
And |
45 |
1 |
And |
75 |
1 |
And |
23 |
2 |
But |
13 |
2 |
But |
24 |
2 |
But |
9 |
3 |
So |
8 |
3 |
So |
14 |
3 |
So |
7 |
4 |
Although |
4 |
4 |
Or |
10 |
4 |
Or |
5 |
5 |
Or |
2 |
5 |
Because |
3 |
5 |
Because |
1 |
6 |
Because |
1 |
6 |
Although |
1 |
6 |
However |
1 |
7 |
However |
1 |
7 |
However |
0 |
7 |
Although |
0 |
研究结果：根据表4，排名前二的连接词都为“and”和“but”，但威廉·莱尔译本的使用频率远高于杨宪益和蓝诗玲译本，分别为75和24。并且在其他连词使用方面，威廉·莱尔的译本也比杨译和蓝译频率高，说明威廉·莱尔在处理译文时更多地运用显性翻译策略，便于读者理解。这也是出于中文重意合而英文重形合的考量，也就是说中文对连接词的使用较少而英文出于语法角度不得不使用连词，所以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得不采取显化翻译的策略。
5. 结论
通过以上对比研究，本文在自建语料库的基础上对《孔乙己》的三个译本的译者风格从词汇、句法、语篇三个维度进行了分析。
从词汇层面看，蓝诗玲在翻译时词汇运用与变换较其他两位译者更为丰富，这与其翻译观、译本出版定位及对鲁迅先生作品的解读相关。首先，作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汉学家，她主张翻译需兼顾忠实性与文学性的动态平衡，尤其注重通过语言细节再现原文的张力，她认为鲁迅先生的文本是通过方言与书面语的结合来传递批判性，因此她选择以丰富的词汇层次映射这种语言风格的混合性。其次，该译本由企鹅出版社推出，其目标群体对文学复杂性有较高接受度，促使她通过词汇多样性传递原文的社会阶层隐喻。再者，她认为鲁迅先生是一位以文学解剖当时社会病态的批判现实主义者，因而她通过词汇的精细变换强化了原文的讽刺与悲剧层次。相比之下，其他译者可能更侧重目标读者的阅读流畅性而弱化了词汇的文学性表达。从句法层面看，蓝译本平均句长最长、句子总数最少，因其目标读者为学术群体，所以选择保留原文复杂逻辑的长句结构以传递文学性与思想深度，相较杨、莱尔译本的短句策略更侧重学术严谨性，这也增加了普通读者阅读难度。从语篇层面而言，莱尔译本连接词占比最高，因其针对英语形合语言特性，通过显化中文意合语境中的隐含逻辑降低目标读者认知负荷，提升可理解性，但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原文的意合美感。这些差异既反映了译者对目标读者定位与翻译目的的考量，也揭示了文学翻译中形式忠实与读者接受的平衡问题。
本研究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其中，本研究在分析各译本所显现的译者风格与翻译策略仅基于单一文本量化分析，而没有验证不同策略对读者实际接受效果的影响。未来研究方向可拓展至鲁迅先生其他作品的多译本比较，结合读者实验深化翻译策略相关研究，以期更好地理解鲁迅先生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