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背景
动词论元构式(VACs)是英语中的典型构式，指的是在句子中与谓词相关的实义性单词[1] [2]。动词论元构式是由不同的范例集聚而成的、抽象的图式，通过构式中典型的动词表达构式的含义。与构式意义相搭配的动词可以进入该抽象图式，成为具体的构式。比如，在英语中，以give为典型的双宾构式[Subject + V + Obj1 + Obj2]，subject为施事，object为受事[3]。构式中的每个单词的意义都与整个构式的含义有关，并且在动词论元构式中的动词的含义通常是处在核心位置的[4]。动词论元构式习得的实证性研究有助于帮助人们理解二语学习者的学习与认知机制。海外的一些学者已经在基于使用的二语习得理论基础上进行了一些研究[4]-[6]。相反，国内在基于使用的方法的基础上进行二语习得的研究不多，一些观察“输入”的影响的实证性研究也会有忽略跨语言的影响的情况[7]-[9]。同时，先前的国外研究阐述了输入频率对于英语为二语的学习者在动词论元构式的产出方面的影响，探究了不同的输入方面因素在构式习得中所发挥的作用[4] [10]。但在国内，输入频率对于二语学习者构式产出所产生的影响的相关研究较少[8] [9]。此外，国外的研究也发现了构式迁移对英语二语学习者在动词论元构式产出方面的影响[11]，也有少数研究关注母语二语双向的跨语言影响[11]。在国内，在母语对于二语产出的作用方面的研究较少[12]。
国内学界在相关领域已有一定成果，如蔡金亭[13]提出了二语产出中判断母语迁移的比较–归纳方法框架，为识别母语迁移提供了系统的分析路径；谷峪、林正军[12]针对中国英语学习者“way”构式编码运动事件展开实证研究，揭示了母语思维对二语运动事件解码的影响。但整体而言，在“基于使用的构式语法”理论框架下，专门针对中国学习者英语动词论元构式“产出”特征及其“母语迁移”机制的系统性实证研究尚显不足。因此，有关二语构式习得的研究在中国仍有拓展空间，比如在研究频率分布特点和变化对于二语学习的影响、中国二语学习者在产出英语动词论元构式时受母语迁移的影响等。
本研究综述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首先是对于基于使用的方法的概述，包括该方法的理论阐释以及在语言习得研究方面的应用原则；第二，对于基于使用的方法在二语习得领域应用的研究的阐述，主要包括应用的重要意义以及影响二语构式习得的关键要素，比如输入频率、母语迁移等；其次是对于动词论元构式的介绍。最后，总结国内外在二语构式产出的实证研究。通过总结上述研究，观察国内在英语动词论元构式产出方面的研究的空白。
2. 基于使用的方法(Usage-Based Approach)概述
基于使用的方法汇集了许多不同方面的观点，包括认知语言学、构式语法、认知心理学、学习理论等方面，这些观点的落脚点不同，但也有互补之处。比如，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以人们的感知经验为基础，它被用来组织、处理和传递信息，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从一个具象思维到另一个具象思维[14]。构式语法认为，语言可以表征以及概念化为各种构式，并且在语言社区中约定俗成，以及在学习者的头脑中逐渐固化为语言知识[2]。构式产生于语言学习者对于特定范例的记忆[4] [15]。因此，基于使用的方法和这些理论都有一个相似的基本的观点，即学习者共享语言，而语言使用的形态或者语言习得则是建构学习[4]。
Tyler [16]指出，基于使用的方法强调实际语言使用时语言形式的主要构建者，也是语言习得的基础，Tyler概括了基于使用的方法的五个关键原则：(1) 语言的根本目的是交流，交流决定语言本身；(2) 自然语言总是在一定的语境中出现，使用者的话语会受到一系列语境因素的影响。语境中的细微变化会导致使用者的语言选择发生变化；(3) 语言是通过学习获得的，包括频率信息、搭配信息在内的语言使用模式是系统学习语言的核心；(4) 意义并非是仅仅固定在词汇中，因为语法模式本身也具有意义；(5) 语言可以通过单层面模式得到准确而全面的解释。换句话说，所有的句法模式都可以在多层次的情况下得到解释，比如底层结构和表层结构。
二语习得(SLA)的各种研究方法都可以被贴上“基于使用”的标签，因为二语习得的各种研究方法致力于两个假设：(1) 语言学习主要是基于学习者在使用中接触到他们的第二语言，也就是他们所接受的语言输入；(2) 学习者通过运用认知机制从输入中归纳出二语的规则，这些认知机制并不是语言学习所独有的，而是任何类型的学习(包括语言学习)中都起作用的一般认知机制[17]。由此可见，基于使用的方法适用于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习得。它们都将构式视为基本单位，并且构式遵循一些一般的认知规律[4] [17] [18]，并且影响基于使用的一语习得的因素和二语习得的因素存在许多相同之处[6]。但是，二语习得受到学习者第一语言的形式、含义以及概念的影响，这就意味着二语习得会比一语习得难度更高[6]。因此，在基于使用的二语习得中，跨语言的影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本研究综述中的第二部分会详细讨论基于使用的方法与二语习得的研究。
3. 基于使用的方法与二语习得的研究概述
3.1. 基于使用的方法的理论依据概括
Ellis [4] [6]基于使用的语言习得的方法与学习者母语的作用结合，总结了基于使用的二语学习的五个要点。
第一，二语习得的对象是构式。构式习得的基础是学习者识别的二语输入，并且构式习得受到各种输入因素的限制，包括频率、显著性、原型和或然性等[4] [14]。第二，语言习得是基于范例的内隐学习，但是显性学习也能促进语言习得。一般来说，二语习得和一语习得都是以语言输入中的具体范例为基础，通过对范例的加工处理，利用人的概括能力，找出范例共同的规律，最终进行抽象化[4] [6]。但是，显性学习在二语习得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那些显著性较低的语法模式或者与一语有着显著差异的二语[14]，比如对于一语为中文的学生来说，英语中的冠词、动词以及名词的屈折变化是与母语存在很大差别的。如果他们仅仅依赖于二语的输入来习得这些知识，那么他们很难充分习得。相反，通过显性学习，可以促进学习者对于语法项目的语义映射以及各种用法的关注，从而提高学习者的语言意识以及使用的准确性[19]。第三，二语习得和一语习得相类似，都有一些共同的认知规律，主要包括理性加工、概率加工和联想学习[4] [6]。理性加工指的是人们语言经验中的频率、重复性和语境有助于在大脑中形成词汇的最佳表征，以确保人们在完成新的交际任务时能够迅速地从心理词典中提取相关词汇。但是，由于受到一语的干扰，二语的“输入”(input)有时不能完全被转换为“吸收”(intake)。因此，二语习得也有其不理性的一面[20]。概率处理指的是在语言交流中获取词汇的统计信息(相对频率)，这反过来又帮助人们在完成新的理论或生产任务时优先选择高频词汇。联想学习与前两种处理机制相互关联，并认为语言学习是对表征的联想学习，这些表征反映了形式–功能映射出现的频率。频率是语言习得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因为语言的“规则”在各个分析层面(音系、句法、语篇)都是学习者对语言输入的分布特点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构规律性结论。此外，感知是构式处理的另一个因素。构式处理是一种复杂的意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通过联想与之紧密结合的后继观念对先行感觉进行补充。联想学习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包括频率、类符–形符频率分布、或然性和语义原型性。第四，二语习得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世界上使用语言的人、大脑、自我、社会和文化之间的许多互动过程都会产生规律性和系统性[6]。第二语言是一个复杂的适应系统，它由许多参与者的互动组成，由许多不同的层面(词汇、语法、语篇)、不同的人类集合体(个人、社会群体、网络和文化)以及不同的时间尺度组成[21] [22]。在这个过程中，第二语言的表达模式逐渐形成，这与二语习得中以范例为基础的学习过程是一致的，主要适用于在目标语言环境中的二语习得。但是，以课堂为基础的二语习得中，大量的二语表达模式(比如搭配和有用的句子)是通过明确的教学和反复的练习获得的。第五，由于基于使用的二语习得的方法通常不如一语习得方法成功，一语对二语习得的影响至少有两个方面[6]。首先，学习者的学习注意力是由其独特的突出性、概率和一语的线索竞争形成的，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学习者的习得注意力会干扰构式的形式–功能映射，或阻碍构式的形成[23]。例如，由于汉语中的动词没有屈折变化，中国学生经常使用时间副词(如“刚才”、“昨天”等)来表示过去的时间，这就使得他们形成了一种非常重视时间副词的注意分配机制，即重视时间副词而忽视动词词形的转折。因此，当他们学习英语中的过去时态时，它们往往会忘记过去时中的形态标记，因为在第一语言学习的注意机制中，时间副词和过去时之间的映射阻碍了形态标记“-ed”和过去时之间的映射。其次，一语对二语习得的影响的第二方面在一语学习中形成的感知习惯也会影响二语的学习[23]。大多数学者只强调负迁移，而忽视了正迁移的作用。一语和二语在形式、意义以及形式和功能的映射方面或多或少存在相似之处。如果二语学习者能感知到一语和二语之间的相似性，它们就有可能促进二语的学习[24]。
总之，基于使用的二语习得的方法认为，语言是习得的，而且是构式的习得，具有范例学习、联想学习和理性加工的特点，并且受学习者一语的影响。
3.2. 影响构式习得的关键因素讨论
由于基于使用的二语习得是一种构式习得，它可能会受到各种输入因素的限制，包括频率、显著性、原型和偶然性等[4] [14]。(1) 频率包括类符频率、形符频率和构式频率。类符频率指的是在同一构式中，不同实例出现的频率，这有助于学习者形成抽象图式，并产生新的构式。形符频率指的是在一个构式中，相同的实例出现的频率[25]。构式频率指的是特定构式出现的频率，它会影响学习、记忆和感知。(2) 显著性通常指的是刺激的一般强度，这种刺激可以触发构式形成。低显著性线索往往不太容易习得。比如，在表达过去的时间时，副词“昨天”比过去时的屈折后缀“-ed”更突出，因此前者更容易掌握。(3) 原型是一种理想化的抽象中心描述，被称为一个范畴中的最佳范例，恰当地概括了一个范畴最具代表性的属性。词越接近原型，它的原型性就越强，也就越容易掌握(4)偶然性指的是形式和功能之间的紧密程度，线索和结果之间的映射越可靠，就越容易被学习。
基于使用的二语习得方法强调语言是从使用中习得的，并且一语在二语构式习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许多影响构式习得因素的研究中发现输入的频率和语言迁移是二语习得的关键影响因素[4]。构式中的每个单词都对整个构式的含义做贡献，同时动词论元构式中的动词通常是构式的核心[4]。Williams [26]将论元分为外部论元和内部论元。一个动词论元构式包括动词以及动词的一个或多个论元。Goldberg [2] [27]在认知语言学层面对动词论元构式进行分析，并且认为那些抽象且复杂的构式本身就具有含义，是独立于句子中的特定单词的。
3.3. 对于动词论元构式的介绍
从构式语法的角度来看，动词论元构式是英语中的典型结构之一，指句子中与谓语有关的名词性词语[1]。动词论元构式主要包括五种[28]：(1) 动宾构式，包括一个动词及其外宾，如“love his son”；(2) 动词–地点构式，一个朝着某些地方运动的运动动词，比如“go to school”；(3) 动词–宾语–地点构式，由主语进行的致使移动，比如“take a book to his room”；(4) 动词–双宾构式，有两个宾语，比如“tell us a story”；(5) 动词–宾语–结果构式，即动结构式，比如“make his son more comfortable”。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动词–地点构式，动词–宾语–地点构式以及动词–双宾构式。
3.4. 有关二语构式产出的研究
这一节由两部分组成，包括国外关于二语各种构式的研究和国内关于二语各种构式的研究。一些学者以具体的构式为研究对象，探究学习者对构式知识掌握的发展和变化[29] [30]。还有一些学者将输入因素或跨语言的异同作为自变量，研究它们对构式习得的影响[10] [17] [29]。
3.4.1. 有关二语构式产出的国外研究(英语动词论元构式)
首先，一些关于二语学习者英语动词论元构式的产出方面的研究主要考察学习者的动词论元构式的知识及其发展，然后从输入因素、跨语言影响和其他方面解释其结果[3] [29] [30]。Ellis & Ferreira-Junior [3]基于CHILDES (儿童语言数据交换系统)中的七名ESL学习者的自然语音语料库，研究了构式频率、形式、功能和原型对二语习得的影响。结果表明，输入的动词论元构式的类符形符分布是Zipfian型的，学习者首先使用最频繁、最符合原型和最通用的范例，这证实了Goldberg [31]的看法。Römer等人[30]通过让三种不同一语背景的二语学习者在20个动词论元构式框架(如“she___against the…”)中填空，来发现一语说话者和二语学习者在动词论元构式心理表征上的差异，并进一步考察学习者的一语是否会产生影响。研究发现，捷克语、德语和西班牙语的高级英语学习者的心理动词论元构式表征与母语学习者有多种不同。和母语为动词框架语言的二语学习者比，母语为卫星框架语言的二语学习者能产生更多的目标类动词，这也就表明二语学习者是有一语偏向的。
其次，一些学者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探讨了各种输入因素对英语动词论元构式习得的影响，这些研究都将输入因素作为研究设计中的自变量。Ellis & Ferreira-Junior [29]使用ESF (欧洲科学基金会语料库)进一步说明了习得如何受到每个构式中范例的频率和频率分布的影响，以及范例的原型性及其形式-功能映射的偶然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动词论元构式中的频率分布是Zipfian型的。
此外，一些研究表明构式迁移会影响二语英语动词论元构式的产出[11] [32]。这些研究主要检验了跨语言的异同，涉及二语学习者和母语者中不同语言背景的构式知识和语义与句法知识，来分析一语对于构式习得的影响。Yoshinari [32]将实验人员分成三组进行实验，参加实验的人员包括母语为日语和英语的人，以及一语为英语、二语为日语的学习者。参与者观看了52个各种运动事件的片段，并被要求想象自己在每个视频片段中的情景，描述接下来的内容。然后，研究人员分析了母语为日语和母语为英语的二语日语学习者的日语数据，以及英语母语者的英语数据。他们发现了说话者选择的语言形式的异同，验证了源语言与目标语之间的类型和语法差异会影响二语中对运动事件的描述，并且一语的特征会影响二语。具体而言，日语母语者的产出模式以表达“Deixis”为特征，而英语母语者的产出模式以表达“Manner”为特征。
3.4.2. 有关二语构式产出的国内研究(英语动词论元构式)
在目前的关于构式习得的产出性实验中，国内研究者很少在基于使用的方法中强调中国学习者在英语学习过程中的动词论元构式习得[7] [8] [33]。但是，这些关于英语动词论元构式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二语动词论元构式的加工处理，而非二语产出。
除了英语动词论元构式，国内很少有研究观察输入因素对于二语构式产出的影响[8] [9]。董晓丽和张晓鹏[8]旨在以初中生为对象探究偏态输入和平态输入对二语英语过去分词和宾语从句习得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产出英语过去分词的目标构式时，偏态输入组优于平态输入组。相反，在产出宾语从句的目标构式时，两组之间没有明显差别。因此，可以看出基于频率的两种输入方式在不同构式的二语习得中的效果是不同的，这可能与学习任务的性质、句子刺激的呈现方式、学习任务的时间等因素有关。徐承萍[9]研究了形符频率、词频和形式–功能映射的显著性对汉语学习者二语构式习得的影响，同时也考虑了二语的熟练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在二语构式习得中，形符频率和词频发挥着不一样的作用，形式–功能映射的显著性可以说明一些学习困难的问题。总之，较高的形符频率和词频可以对构式习得起到促进作用。
此外，很少有研究指出一语对二语的产出有影响[12]。谷峪和林正军[12]采取了视频描述任务来收集英语专业一年级学生对于“way”构式的产出情况，以此来调查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对于“way”构式这一类的运动事件解码情况。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很难产出“way”构式，并且发现一语思维对二语运动事件解码有很大影响。
整体来看，国内学界在相关领域已有一定积累，如蔡金亭[13]构建了二语产出中母语迁移的判断框架，为分析迁移现象提供了方法支持；谷峪、林正军[12]揭示了母语思维对二语运动事件解码的影响。但与国外的大量研究相比，在“基于使用的构式语法”理论框架下，专门针对中国学习者英语动词论元构式“产出”特征及其“母语迁移”机制的系统性实证研究尚显不足，国内研究多集中在输入频率上，对一语迁移因素的关注和探讨仍有提升空间。
因此，在基于使用的构式语法理论框架下，专门针对中国学习者英语动词论元构式“产出”特征及其“母语迁移”机制的系统性实证研究尚显不足。虽然国内已有研究关注了中介语错误分析[13]以及英汉构式对比[34]，但结合输入频率、产出分布规律及母语概念迁移等多维度，聚焦动词论元构式动态产出过程的研究路径有待深化。本文倡导的研究路径旨在更全面地揭示中国学习者二语动词论元构式的习得机制，补充现有认知。
4. 未来研究方向与结语
本研究综述简要介绍了二语动词论元构式产出方面的相关理论及实证研究。首先介绍了语言习得方面基于使用的方法的基本概念。其次，介绍了动词论元构式的基本概念。最后，对比了在二语构式产出方面国内外的研究重点，尤其关注国内在“基于使用的构式语法”理论框架下，针对中国学习者英语动词论元构式“产出”特征及其“母语迁移”机制研究的可深化方向，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参考。
基于当前研究现状，未来可着力于以下具体方向：汉语特有的语法构式(如“把”字句、存现句)如何影响中国英语学习者对语义相近的英语动词论元构式(如双及物构式、致使位移构式)的习得与产出？具体而言，这种母语迁移在产出中表现出哪些形式特征(如过度使用、回避、错误类推)？在实施具体的研究设计中，建议采用混合方法设计。例如，语料库对比分析——建立平行语料库，系统对比汉语“把”字句与英语双及物构式/致使位移构式在句法、语义及语用分布上的异同。同时，收集中国英语学习者中介语语料库(书面/口语)，分析其产出目标英语构式时的分布特征、高频动词、错误类型(如误加介词、论元缺失/错位)，并与母语者语料进行对比，寻找迁移证据。其次，也可增加诱发产出实验，即设计视频描述、句子补全或图片描述任务，要求不同水平的学习者用英语描述特定场景(如“传递物体”、“致使移动”)。实验材料需精心设计，包含可能诱发母语迁移的关键场景(如强影响性致使事件，更符合“把”字句使用语境)。重点观察：学习者是否倾向于在英语中过度使用或回避使用特定构式？其产出的论元结构是否带有汉语特征(如论元选择、介词使用)？是否出现将汉语构式特征直接“翻译”到英语中的错误？由此，将语料库发现的倾向性与实验中的具体产出表现进行关联分析，并结合学习者的汉语水平和英语水平数据，探究迁移发生的条件(如语言水平、任务类型、构式语义复杂度)。
二语动词论元构式的相关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价值。在教学实践上，将基于使用的语言习得理念融入课堂教学，可以系统了解中国学习者动词论元构式的发展状况。在理论上，基于英语构式产出中正迁移与负迁移特点的认识，教师可以设计更具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提高构式的教学效果，促进二语学习者更加有效地习得构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