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唐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其对外译介是实现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唐诗作为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巅峰形态，“柳”意象以其独特的文化符号属性贯穿于诗歌文本体系之中，承载着极为丰富的文化语义场。唐诗中的“柳”意象通过形态特征、语音谐音、生长习性等多维符号系统，实现了离别挽留、生命礼赞、相思愁绪等文化概念的隐喻映射，形成极具有鲜明民族特质的认知框架与情感表达范式。
认知隐喻理论将隐喻视为人类认知世界的基本思维机制，为诗歌意象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与分析维度。国内学界对“柳”意象进行了文化内涵阐释，为唐诗“柳”意象的情感内涵提供了理论框架。例如，李菁讨论了“柳”意象在《诗经》中初显其诗性与张力，由物象“柳”转化为意象“柳”，经过汉晋诗歌的过渡，逐渐生成、完型和定格[1]。在此基础上，夏爽研究了在清初遗民诗人所创作诗歌中，“柳”意象在特殊时期社会背景下新的内涵，他们继承了“柳”意象前代文化内涵，同时也发掘其新形式与意象[2]。此外。黄晓琴、陈林炯阐明了“柳”承载特定的诗意与文化意蕴，讨论了“柳”在跨文化传播的共情传播机制[3]，逐渐丰富“柳”意象的研究范围。在诗歌意象翻译研究中，国内学者采用不同的研究视角，对诗歌意象的翻译策略进行了探讨。例如，章国军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研究李商隐诗歌中“蜡烛”意象的英译[4]，王金玲、庄贺采用对比分析讨论了中国古典诗词中意象翻译策略[5]等，但较少聚焦“柳”意象的英译研究，且其研究多停留在语言转换层面，尚未形成基于认知隐喻理论的系统性研究框架。这种研究现状导致对“柳”意象隐喻映射机制的认知不足，以及对其翻译策略的理论支撑薄弱。鉴于此，本研究试图运用认知隐喻理论，深入剖析唐诗“柳”意象的概念映射机制，采用映射对等和偏移等效的翻译方法，选取案例对其不同认知隐喻内涵的英译进行分析，以期为文化负载意象的翻译实践提供理论指导，推动唐诗文化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精准意义传递。
2. 认知隐喻理论与唐诗“柳”意象分析
唐诗中“柳”意象的隐喻映射机制，恰是认知隐喻理论在文学创作中的生动体现。借助该理论框架，可深入解析“柳”意象如何通过跨域映射构建文化认知，挖掘其背后隐藏的民族思维模式与情感密码，为唐诗的英译研究提供理论支撑。这一理论视角不仅能揭示“柳”意象隐喻的生成逻辑，还能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意象理解搭建桥梁。
(一) 认知隐喻理论核心概念
Lakoff和Johnson所提出的认知隐喻理论，颠覆了传统语言学将隐喻视为修辞手段的局限，揭示其作为人类认知世界本质方式的深层逻辑。该理论的核心在于“概念隐喻”，即通过源域向目标域的系统性映射构建意义[6]。例如，“爱情是水”这一隐喻中，“水”作为源域，将“流动性”“滋养性”等特征映射至“爱情”这一目标域，使抽象情感获得具象化的认知路径。这种映射不是随意的，而是基于人类的日常经验和感知形成的稳定关联。
在认知语言学中，概念隐喻的类型主要为三种：结构隐喻赋予目标域以源域的结构逻辑，如“争论是战争”将“战争”的对抗性、策略性结构赋予“争论”；方位隐喻基于空间方位构建概念关系，如“高兴是上，悲伤是下”利用垂直空间映射情绪状态；本体隐喻则将抽象概念视为实体，如“通货膨胀是猛兽”将经济现象具化为可感知的生物实体[7]。这些隐喻类型通过跨域映射，将人类对具体事物的经验迁移至抽象概念的理解中，形成稳定的认知模式。这种模式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语言表达、思维方式乃至行为习惯。
在诗歌翻译语境下，认知隐喻理论具有双重指导价值。一方面，诗歌意象作为隐喻的物质载体，其翻译本质是源语文化中隐喻映射模式向译语文化的转换。例如，中国古典诗词中“松竹梅”常隐喻君子品格，而西方文化中缺乏对应隐喻体系，译者需在保留意象形态与传递隐喻内涵间寻求平衡。另一方面，该理论揭示了隐喻映射的文化特异性，即不同语言文化中同一源域可能对应不同的目标域。因此，唐诗英译不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更是文化认知体系的重构，需深入分析隐喻映射的文化基础与认知逻辑，确保译语读者能够准确把握源语意象中蕴含的文化深意，避免因文化差异导致的理解偏差。
(二) 唐诗“柳”意象的认知隐喻内涵
唐诗中的“柳”意象通过自然属性与文化传统的交织，形成了多层次的隐喻映射网络。植物意象含义的形成途径涵盖植物物象外貌特征的所有方面，其含义涵盖人们对植物形态、色彩、姿态等的直觉感受，也包含对不同植物间比较的感觉印象以及对植物内部组成部分关系的深层认识[8]。
从源域特征来看，柳树柔软细长的枝条、早春萌发的生长周期，以及“柳”与“留”的谐音关联，构成了其隐喻化的物质基础。这些自然与语言特质，在历史文化的沉淀与诗人的艺术创造中，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它们突破了单纯的植物属性，以系统性映射的方式，与离别挽留、生机希望、相思愁绪等目标域建立深层联系，使“柳”成为承载复杂情感与文化内涵的独特符号，生动展现了古人借助自然物象构建精神世界的智慧与审美。这种符号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漫长的文化积淀和艺术加工。
语音符号与文化传统的深度交融，赋予“柳”意象独特的离别挽留象征意义。基于“柳”与“留”的谐音关联，汉语言的语音系统为该意象奠定了隐喻化的基础[9]，使其天然成为表达不舍之情的文化符号，并在唐诗创作中得到广泛运用。在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中，雨后清新的柳色本应带来生机之感，却因友人即将远行的离别情境，转而烘托出诗人内心的依依惜别之情。在这一语境下，“柳”意象构建起“柳–挽留”的隐喻映射，诗人借柳树的存在，委婉含蓄地传递出渴望友人暂缓行程、多加停留的深层心理。这种隐喻并非孤立，从文化传统溯源，“折柳送别”习俗由来已久。《三辅黄图》已记载“折柳赠别”的习俗，唐代诗人将赠别融入诗歌创作中，进一步强化“柳”和离别挽留的认知隐喻联系。因而，“柳”成为了承载离别情感的重要因素，凝结了古人对离别的细腻感受与独特审美表达。
柳树生命力顽强，早春时节率先抽芽，以嫩绿装点大地，成为春天来临的信号，由此承载着生机希望的隐喻内涵。贺知章《咏柳》中，诗人以细腻笔触描绘柳树宛如碧玉装扮，枝条如绿丝绦随风飘舞，生动展现出柳树在春日里蓬勃的生命力。“柳”意象构建“柳–生机”的隐喻，将柳树的生长状态映射为对生命活力、美好未来的期许，契合春天万物复苏、万象更新的自然特征，反映唐人对生命积极向上的认知态度，这种对生机的赞美，也体现了唐人乐观豁达的人生情怀。
柳树枝条细长下垂，随风摇曳的姿态恰似人心中绵延不绝、纷乱复杂的思绪，因而常被用来隐喻相思愁绪。王昌龄的《闺怨》描写了深闺女子忽见路边柳色，勾起对远方丈夫的思念，“柳”成为触发其相思情感的媒介。诗中“柳–相思”的隐喻，借柳树形态特征将抽象情感具象化，让读者直观感受到女子内心如柳丝般悠长、无法排遣的愁绪。温庭筠《菩萨蛮·柳丝长》以柳丝之长与春雨之细相互映衬，营造出缠绵悱恻氛围，进一步强化了“柳”意象隐喻相思愁绪的表意功能，体现出唐诗借助自然意象传达细腻情感的艺术魅力[10]。这种细腻的情感表达，让“柳”意象在相思主题的诗作中焕发出独特的艺术光彩。
唐诗中“柳”意象的隐喻映射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月”“酒”“雁”等意象共同构成文化认知网络[11]。例如，“柳”与“月”常出现在离别场景中，前者隐喻挽留，后者象征团圆，二者通过隐喻协同强化离别的哀愁；“柳”与“酒”的组合则在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中，将物质慰藉与情感寄托融合，构建出完整的送别隐喻体系。这种意象间的互动与共鸣，进一步深化了“柳”意象的隐喻内涵，体现了唐诗独特的审美思维与文化认知模式。它们相互呼应、相互补充，共同构筑了唐诗丰富而深邃的意境世界。
3. 认知隐喻视角下“柳”意象的英译
在认知隐喻理论视域下，唐诗中“柳”意象蕴含离别挽留、生机希望、相思愁绪等多重文化内涵，其英译过程本质上是跨越语言与文化壁垒的隐喻映射重构。刘冰泉、张磊指明，当原语中的源域与目标域能在目的语中找到对应的源域和目标域时可采用映射对等翻译；若原语中的源域与目标域不能在目的语中找到对应的源域与目标域，而只有相似的源域与目标，可以采用偏移等效翻译[12]。由于源语与目标语文化在认知模式、语言习惯和审美传统上存在显著差异，译者需要以认知隐喻的跨域映射规律为指导，根据映射对等翻译与偏移等效对等翻译的方法，在保留源语意象特质与适应目标语文化接受度之间寻求平衡。
(一) 映射对等——源域与目标域的直接对应
映射对等翻译基于源语与目的语文化中隐喻体系的重合性，当“柳”意象所承载的含义在中西文化中有共通认知时，可直接保留意象形态，实现隐喻的直接传递。这种翻译策略依托于人类对柳树自然属性的普遍认知，如柔软的枝条、早春萌发的习性等，这些共性构成了隐喻映射的基础。通过直接保留“柳”的意象形态，不仅完整保留了原诗的意象符号，更使得其蕴含的普适性情感得以直接传递，从而让目标语读者能够跨越文化差异，直观感受唐诗独特的意象风貌与审美韵味。这种策略的优势在于能最大限度减少文化信息的损耗，让译语读者体验到与原语读者相似的意象感知。
例1：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13]: p. 21) (贺知章《咏柳》)
许渊冲译：
The slender beauty’s dressed in emerald all about;
A thousand branches droop like fringes made of jade.
But do you know by whom these slim leaves are cut out?
The wind of early spring is sharp as scissor blade. ([13]: p. 246)
张智中译：
Emerald jade decorated into the height of a tree;
thousands of twigs drooping with green silk braids.
O who has tailored so many fine willow leaves?
The spring wind of March is like a pair of scissors. ([14]: p. 73)
张智中译本通过“emerald jade”(碧玉)、“green silk braids”(绿丝绦)等精准意象，将柳树的色泽与形态生动呈现。“decorated into the height of a tree”(妆成一树高)保留了拟人化手法，而“tailored so many fine willow leaves”(裁出细叶)则巧妙呼应了原诗的设问句式。在西方文化中，柳树同样具有自然生机的意象基础，目标语读者凭借对柳树的普遍认知，能够轻松理解诗歌中“柳–生机”的隐喻关系。其译本对“willow”一词的明确使用，让“柳”的意象更加突出，为隐喻的直接传递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许渊冲译本“The slender beauty’s dressed in emerald all abou”相比，张智中的译文更注重意象的完整性，既保留了“willow”的明确指向，又通过“silk braids”强化了柳枝的柔美质感。这种翻译策略利用中西文化对柳树自然属性的共同认知，实现了隐喻映射的基本对等。尽管“green silk braids”在形态描写上较原文更具具象性，但这种微调符合英语读者的认知习惯，反而增强了目标语读者对“柳”意象的感知度。
例2：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15]: p. 23) (王维《送元二使安西》)
许渊冲译：
No dust is raised on the road wet with morning rain;
The willows by the hotel look so fresh and green. ([15]: p. 24)
文殊译：
The morning drizzle has settled all dust at Weicheng;
Around the guesthouse willows are in fresh and green. ([16]: p. 223)
这个原句描绘了雨后柳树清新翠绿的自然景象。两位译者都直接保留“willows”，呈现出柳树在送别场景中的清新姿态。尽管“柳”在中国文化中有离别挽留的深层寓意，但此句中柳树的自然描写在中西文化中具有共通的审美感知。通过这种直接的意象对应，西方读者能够直观感知到柳树作为自然景物在送别场景中的烘托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隐喻映射的对等传递。不过，由于未对“柳”的文化隐喻内涵加以阐释，读者对其蕴含的离别情感的理解仍停留在较浅层面。这也说明映射对等策略在传递普适性审美感知方面效果显著，但在处理深层文化隐喻时存在局限性。
(二) 偏移等效——源域与目标域的动态调适
当原语中“柳”意象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在目的语文化中缺乏直接对应时，偏移等效翻译策略便发挥作用。由于“柳”在中国文化中蕴含的离别挽留、相思愁绪等隐喻，根植于独特的谐音文化、历史习俗与审美传统，在西方文化中难以找到完全契合的对应，因此需通过调整隐喻表达、补充文化信息或转换意象等方式，在目的语文化中寻找功能相似的隐喻表达方式。该策略以维持隐喻核心功能为目标，通过意译重构隐喻逻辑、注释补充文化背景、意象转换实现情感共鸣，尽管可能导致部分文化韵味流失，但能有效跨越文化差异，实现隐喻内涵的等效传递，进一步协调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语义与文化差异。这种动态调适并非随意改动，而是在深入理解源语隐喻内涵和目标语文化特点基础上进行的精准处理。
例3：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13]: p. 271) (李白《劳劳亭》)
许渊冲译：
the wind of early spring knows parting grieves;
it will not green the roadside willow leaves. ([13]: p. 62)
文殊译：
knowing the bitterness of such occasions,
the spring breeze lets not the willows turn green. ([16]: p. 102)
许渊冲通过“wind of early spring”与“parting grieves”的直接关联，将原诗中“柳”与离别苦的隐喻逻辑，转换为春风与离情的直接联系，虽能传递出离别的愁苦，但舍弃了“柳”作为中国文化中特定离别象征的意象表达，属于对原诗中意象的偏移处理。文殊译同样将春风拟人化，以“knowing the bitterness”建立起春风与离情的关联，同样未能凸显“柳”这一文化意象。不过，二者通过“parting grieves”“bitterness of such occasions”等表述，在情感层面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等效传递，引导目标语读者领悟诗歌的深层意蕴。这种转换虽然弱化了“柳”的意象，但却让西方读者更易理解诗歌的情感基调，是偏移等效策略在情感传递上的体现。
例4：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17]: p. 64)
许渊冲译：
Tonight I hear the farewell song of Willow Green.
To whom the tune will not nostalgic feeling bring? ([17]: p. 65)
杨自力译：
Tonight, the tune of Willows of Sorrow was heard.
I wondered but whose homesickness barely stirred? ([18]: p. 135)
在中国诗歌中，“折柳”蕴含着“柳”与“留”的谐音文化，以及“折柳送别”的传统习俗，承载着浓厚的乡愁意味。许渊冲译本补充了注释，阐释了“柳”在中文发音中与“留”相近，在中国古代，“折柳”是流行的送别曲调，源自“折柳送别”的习俗，古人借此表达对离人的不舍与祝福，指明“闻折柳”常触发思乡之情。该译本先采用直译保留“willow”意象，再通过注释补充关键文化背景信息，既维持了源语意象形式，又详细阐释了“折柳”的文化隐喻内涵，帮助西方读者建立起“柳”与乡愁之间的隐喻关联，弥补了因文化缺省可能导致的理解障碍，在保留意象的同时实现隐喻内涵的等效传递。这种注释补充的方式，是偏移等效策略中处理文化特异性隐喻的有效手段，为目标语读者搭建了理解的阶梯。
杨自力的译本中，将“折柳”译为“Willows of Sorrow”，通过“sorrow”(悲伤)一词，直接点明“折柳”所蕴含的情感基调，以意译的方式传递出“折柳”背后的离别哀愁与思乡之情。这种翻译方式虽未保留“柳”的字面意象，却精准地抓住了其文化隐喻核心——借“柳”传达的愁绪。相较于许渊冲译本借助注释辅助理解，杨自力的译文更侧重于情感氛围的直接营造，让西方读者无需额外注释，也能快速感知诗句中的乡愁与哀伤，在情感传递上实现了另一种形式的等效。这种意象转换的处理，体现了偏移等效策略在适应目标语文化接受度方面的灵活性。
例5：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13]: p. 255) (王昌龄《闺怨》)
许渊冲译：
Willows sway their branches like threads again;
The bridge at the post is bathed in spring rain. ([13]: p. 35).
John Turner译：
Sudden she sees the wayside willow trees
In light hues clad:
And her heart is sad,
She bade her lord win glory of the sword. ([19]: p. 106)
王昌龄《闺怨》中，“柳”在中国文化里常蕴含离别相思之意，以柳色触动闺妇情思，隐喻其因丈夫远行而生的悔恨与哀怨。许渊冲译本着重描绘柳的形态，在一定程度上传递出柳丝的柔美与绵长，延续了原诗借景抒情的韵味；John Turner译本更侧重叙事，将闺妇见柳生悔的过程直白呈现。从情感隐喻角度看，两位译者的译文都实现了情感的传递，让读者感受到闺妇的哀怨。然而，西方文化中“柳”缺乏如此深厚的情感寄托与文化积淀，译文虽保留了情感内核，但原诗中“柳”所承载的独特东方文化意象与历史韵味，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有所流失，这也印证了隐喻转换在实现情感等效传递的同时，可能带来文化信息损失的特点。这提示译者在运用偏移等效策略时，需谨慎权衡文化信息保留与情感传递的平衡。
在认知隐喻理论下，映射对等与偏移等效翻译策略为唐诗“柳”意象英译提供方法。前者借中西文化对柳树自然属性和部分情感的共通认知，保留“柳”意象以传递普适情感；后者针对文化特异性隐喻，通过意译、注释、意象转换等搭建理解桥梁，虽可能损失文化韵味，却确保核心隐喻与情感传递。策略选择是译者权衡文化差异、隐喻复杂性、读者背景及翻译目的的结果，实际需灵活组合，在保留意象特质与适应目标文化间平衡。未来，如何创新翻译策略以最大化留存“柳”意象的中华文化精髓，提升跨文化传播的效度与深度，仍是唐诗英译领域亟待深入探讨的核心命题。这对于推动唐诗文化乃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准对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4. 总结
本研究以认知隐喻理论为基石，系统剖析了唐诗“柳”意象丰富的隐喻内涵及其英译策略。深入挖掘发现，“柳”意象凭借其独特的自然属性与深厚的文化积淀，构建起在离别挽留、生机希望、相思愁绪等文化概念中的映射机制。在英译实践层面，通过映射对等与偏移等效两种翻译策略，深入探讨了如何在跨文化语境中实现隐喻内涵的等效传递。其中，映射对等策略依托中西文化对柳树自然属性及部分情感联想的共通认知，直接保留“柳”的意象形态，能够最大程度保留原诗意象风貌与普适性情感内涵；而偏移等效策略则聚焦于文化特异性隐喻，当“柳”意象承载的独特文化内涵在目的语文化中缺乏对应时，通过意译重构隐喻逻辑、注释补充文化信息、转换意象实现功能等效等方式，确保核心情感的传递。不过，该策略在实施过程中，往往会导致部分文化韵味流失，这也侧面印证了文化意象翻译的本质是跨文化认知体系的重构过程。
本研究通过理论探讨和对比实践分析，为唐诗意象的跨语际转换开辟了创新路径，对提升古典诗歌文化内涵的国际化传播效能具有指导价值。但在实际翻译中，文化意象的语际重构在具体翻译实践中仍存在多重制约因素。如何在保留唐诗“柳”意象所蕴含的中华文化精髓的同时，兼顾目标语读者的认知背景与接受程度，更精准地平衡文化传真与读者接受之间的关系，仍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这也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需要学界进一步探索与实践。
基金项目
2023年度广西科技大学研究生课程思政课程建设项目“语言认知与翻译”(项目编号：010D105)。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