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的跨境传播已成为国家软实力竞争的重要维度，而文化负载词作为特定文化体系的“意义浓缩体”，其外宣翻译的精准性直接影响文化传播的效度与深度。壮乡文化作为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典型代表[1]，蕴含着“那文化”“歌圩文化”等独特认知体系，其在东盟地区的传播既是广西自贸区“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核心任务，也是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基石。然而，当前壮乡文化负载词的外宣实践正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三月三”“刘三姐”等核心概念在东盟语境中存在显著语义空缺；另一方面，“布洛陀”“姆洛甲”等创世神祇的译介常引发文化误读，东盟受众对“龙母”形象的解读常与西方“dragon”文化符号产生混淆[2]，导致文化传播的反向效果。这种“精准性困境”不仅制约着壮乡文化的国际话语权构建，更对中国–东盟文化互信机制形成潜在挑战。
现有研究围绕文化负载词翻译形成了三维理论路径：语言学派以Newmark的“语义翻译”为核心[3]，强调术语等值的形式化实现，但其对壮语“谐音双关”等语言特质的适配性不足；文化学派以Venuti的“异化理论”为框架[4]，主张保留源语文化异质性，却难以解决东盟多语种语境下的受众接受问题；交际学派则以Nida的“动态对等”为原则[5]，侧重传播效果优化，但容易导致文化信息的过度损耗。值得注意的是，胡庚申提出的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理论(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为解决上述矛盾提供了新视角[6]，该理论将翻译视为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性选择，但其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中的适用性仍存争议。然而，生态翻译学的“文化维主导论”难以解释少数民族文化在跨文明传播中的权力博弈关系[7]；现有三维转换模型缺乏对东盟多元文化生态的针对性设计，导致壮乡文化负载词的译介常陷入“要么文化失真、要么传播失效”的二元对立[8]。
在学术层面，既有的翻译理论框架未能充分涵盖少数民族文化负载词的“语言–文化–权力”复合属性，导致壮乡文化外宣的理论解释力不足；在实践层面，广西非遗名录英译版(2023)中“歌圩”译为“songfair”、“那坡黑衣壮”译为“Black-clothes Zhuang”等案例显示，缺乏系统性理论指导的译介实践正在消解文化符号的本真性。更为关键的是，随着RCEP框架下中国–东盟文化贸易的年增长率持续增长，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将直接影响壮乡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培育。
鉴于此，本研究旨在以生态翻译学为基础框架，通过引入文化协商理论，构建适用于壮乡文化负载词的东盟外宣路径。研究的创新点体现在三方面：其一，突破三维转换理论的线性适配模式，提出“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动态协商模型，重点解析三者在东盟多文化语境中的权重动态调整机制；其二，建立“文化资本转化率”评估指标，量化分析翻译策略对文化符号价值传递的影响；其三，首次将Spivak的“属下能说话”理论引入民族文化译介研究[9]，探讨壮乡文化负载词翻译中的权力关系博弈。本研究的边界限定为：语料范围聚焦2018~2024年间中国–东盟博览会官网、广西非遗名录英译版及《壮学丛书》英译本中的壮乡核心文化负载词；研究对象限于壮语中具有不可替代性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及制度文化词汇。通过上述研究，力图为少数民族文化的跨境有效传播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基于语料库的批判话语分析方法，聚焦壮乡文化负载词东盟外宣文本的静态分析，通过系统考察翻译文本的语言特征、文化表征与交际意图，揭示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文化协商机制。这一方法论设计既延续了生态翻译学对翻译生态环境的关注[6]，又依托批判话语分析对文本权力结构的解读优势[10]。
2.1. 语料库的构建与处理
语料库采用“三维分层抽样法”，严格限定为2018~2024年间已公开出版或发布的文本。其中，中国–东盟博览会官网“新闻资讯”板块中明确标注“壮乡文化”主题的新闻稿、活动纪实共126篇，总字数约8.7万字，文本筛选以“壮语特有词汇出现频次 ≥ 3次”为标准，抽样覆盖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2021)、RCEP生效(2022)等关键节点。选取最新发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包含“布洛陀史诗”“壮族歌圩”等47个项目的说明文本，总字数约3.2万字，其双语平行对照格式为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对比提供了天然素材。《壮学丛书》选取2019~2024年间作品，总字数约15.6万字，通过分析译者序言、注释等元文本可直接获取翻译决策的语境说明。
语料处理严格遵循国际语料库语言学协会(ICAME)标准[11]，使用AntConc4.0软件完成文本清洗与格式统一，剔除冗余的格式代码和无关信息；采用BCC语料库分词标准进行词性标注，确保语料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最终形成支持多维度检索的数据库，为后续的编码分析奠定基础。
2.2. 编码框架与信效度保障
基于文本分析特性，编码框架聚焦语言维、文化维与交际维三个维度，所有指标均从文本本身提取数据。语言维聚焦翻译的术语规范化程度，一方面统计同一文化负载词的译法变异系数，以系数 ≤ 0.3定义为“高度一致”，>0.5则为“显著变异”；另一方面从音系、词法、句法三个层面，通过比对目标语通用语料库(如BNC)的语言特征，判断译法与目标语规范的契合度，分为“完全契合”“部分调整”“显著偏离”三级。文化维侧重分析文本中的文化意象传递，通过语义成分分析法计算译文中保留的核心意象占比，分为“完全保留”(≥80%)、“部分保留”(30%~79%)、“完全替换”(<30%)三级，同时统计译文中针对文化特有概念的解释性文字占比，反映译者对目标语境的预判性适应。交际维通过文本内在特征推断交际效果，既分析译文中针对东盟文化的调适痕迹，通过比对东盟主流媒体(如《联合早报》)的同类文化报道用词判断译法的语境适切性，也计算译文中文化负载词的信息单位与源语的对应比例，量化翻译过程中的信息损耗。
编码框架通过德尔菲法验证，邀请5位翻译学与壮学专家进行两轮评审，Kappa系数达0.87，表明指标体系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为确保文本分析的可靠性，研究采用多重质量控制措施。信度检验方面，由两位研究者独立编码，计算组内相关系数(ICC)，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ICC值分别为0.89、0.85、0.91，均高于0.8的可接受标准，表明编码结果具有稳定性。效度验证通过三角验证法，将语料库分析结果与译者序言、编辑说明等元文本进行比对，确保研究结论与文本生成语境的一致性。此外，对所有语料标注明确的出版信息，确保每一条分析数据均可追溯至原始文本，避免二次加工信息的干扰。通过上述设计，本研究将“文化协商”这一抽象概念转化为可通过文本分析直接验证的指标体系，为壮乡文化负载词的东盟外宣路径研究提供了扎实的方法论支撑。
3. 发现与讨论
3.1. 核心发现概述
本研究通过对壮乡文化负载词东盟外宣文本的系统分析，揭示出三个关键发现：其一，壮乡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呈现“三维动态失衡”特征，语言维的术语标准化程度(平均变异系数0.42)与文化维的意象保留度(平均保留率68%)呈现显著负相关(r = −0.63, p < 0.01)，表明现有译介实践中存在“形式精准与文化保真”的两难选择；其二，权力博弈深刻影响翻译决策，在“龙母”“布洛陀”等核心文化符号的译介中，73%的案例选择“去霸权化改写”(如将Dragon Mother调整为Water Goddess)，这种调适与东盟媒体的宗教文化语境(如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对“水神”意象的高频使用)呈现高度契合(匹配度81%)；其三，文化资本转化率存在显著文本差异，《壮学丛书》英译本的平均转化率(转化率评估公式 = 保留度 × 接受度 ÷ 认知成本)达0.67，显著高于中国—东盟博览会官网文本(0.42)和非遗名录(0.53)，在同为具有一定水平的专业译者和常见目标群体中，表明学术文本的注释体系对文化价值传递具有更好的效果，见表1。
Table 1.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cultural capital conversion rates for Zhuang ethnic culture-loaded terms
表1. 壮乡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对比及文化资本转化率
源语文化负载词 |
现有译法案例 |
翻译策略 |
文化资本转化率 |
关键差异分析 |
歌圩 |
“song fair” |
归化(功能替换) |
0.41 |
丢失“群体歌唱 + 文化认同协商”
核心意象 |
“Ge Xu (Zhuang’s singing gathering with cultural identity negotiation)” |
音译 + 功能注释 |
0.73 |
保留文化特异性且适配东盟受众认知 |
那文化 |
“paddy culture” |
归化(语义缩减) |
0.31 |
丢失“稻作信仰为核心的世界观”文化维度 |
“Na Culture (the Zhuang’s
paddy-centered worldview)” |
音译 + 文化注释 |
0.72 |
完整传递文化资本内涵 |
布洛陀 |
“Buluotuo”(仅音译) |
异化(无注释) |
0.58 |
认知成本高，东盟受众理解度低 |
“Buluotuo (Zhuang’s creation god)” |
音译 + 谱系注释 |
0.86 |
平衡文化本真性与传播效率 |
3.2. 理论意义与创新对话
上述发现对生态翻译学和跨文化传播理论形成了双重拓展。针对胡庚申[6]提出的“三维转换”线性模型，本研究发现壮乡文化外宣中语言、文化、交际三维的关系并非静态平衡，而是呈现“语境敏感型权重调整”——在东盟宗教多元地区(如印尼、马来西亚)，文化维权重自动提升(平均占比47%)，而在华人聚居区(如新加坡)，语言维标准化程度显著提高(变异系数降至0.29)。这种动态机制修正了“文化维主导论”的绝对化倾向[7]，为生态翻译学的本土化适配提供了实证依据。
与Venuti的“异化–归化”二元框架相比，本研究提出的“文化协商”模型更能解释少数民族文化的跨境传播规律。在“歌圩”译介案例中，既非完全异化(保留“Ge Xu”音译)也非彻底归化(译为“folk festival”)，而是采用“音译 + 功能注释”(“Ge Xu (Zhuang’s singing gathering with cultural identity negotiation)”)的混合策略，这种实践印证了Spivak“属下能说话”的理论预判——通过翻译策略的能动性选择，边缘文化得以在权力结构中实现意义突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协商机制与“二元对立”现象形成对比，其差异源于本研究对东盟文化内部异质性的充分考量。
在文化资本理论应用方面，本研究构建的“转化率评估公式”突破了文化资本理论的定性描述局限。数据显示，“那文化”译为“paddy culture”时转化率仅0.31 (因丢失“稻作信仰”核心意象)，而译为“Na Culture (the Zhuang’s paddy-centered worldview)”时转化率升至0.72，这一量化结果为文化符号的价值传递效率提供了可操作的评估工具。
3.3. 未来方向与实践启示
未来研究可从两方面拓展：一是开展跨学科合作，结合认知语言学的眼动实验，测量东盟受众对不同译法的视觉注意力分配，为“认知成本”指标提供神经科学证据；二是建立追踪研究模型，对同一文化负载词的译法演变进行历时分析，探索翻译生态环境的变迁规律。
实践层面，建议广西自贸区构建“分级翻译机制”：核心文化词(如“布洛陀”“姆洛甲”)采用“音译 + 文化谱系注释”策略，确保本真性传递；边缘文化词(如“壮锦纹样”)可采用“功能对等 + 意象重构”方法，提升传播效率。同时，可依托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建立“文化译介共享数据库”，收录经过转化率验证的标准化译法，为外宣实践提供参考。这一机制既符合民族文化译介的规范化需求，又保留了文化协商的灵活空间，有助于实现壮乡文化在东盟地区的有效传播与价值增值。
4. 结论
本研究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基础，通过分析壮乡文化负载词在东盟外宣文本中的翻译实践，揭示了少数民族文化跨境传播的“文化协商”机制。研究发现，壮乡文化负载词的译介呈现三维动态调整特征，语言标准化与文化保真度的负相关关系(r = −0.63, p < 0.01)打破了传统翻译理论的静态平衡预设；权力博弈对核心文化符号的译法选择具有显著影响，73%的“去霸权化改写”案例印证了边缘文化在跨文明传播中的能动性；文化资本转化率的文本差异(学术文本0.67 vs官网文本0.42)则表明注释体系对文化价值传递的良好效果。这些发现共同构建了从“被动转换”到“主动协商”的理论认知框架。
在理论层面，本研究的创新体现为三方面：其一，修正了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的线性模型，提出“语境敏感型权重调整”机制，解释了东盟多元文化语境中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动态适配规律，为该理论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了本土化补充；其二，将Spivak的“属下能说话”理论引入翻译研究，通过“歌圩”等案例的混合译法分析，揭示了边缘文化借助翻译策略实现意义突围的实践路径，拓展了后殖民翻译理论的应用边界；其三，量化构建“文化资本转化率”评估公式，将Bourdieu的文化资本理论转化为可操作的翻译效果测量工具，实现了从定性描述到定量分析的方法论突破。
实践价值上，研究提出的“分级翻译机制”具有直接应用意义：核心文化词的“音译 + 文化谱系注释”策略(如“布洛陀”译为“Buluotuo (Zhuang’s creation god)”)可保障文化本真性，边缘文化词的“功能对等 + 意象重构”方法(如“壮锦纹样”译为“Zhuang brocade patterns with totemic meanings”)能提升传播效率。
从推广应用前景看，研究构建的“文化协商”模型不仅适用于壮乡文化，对藏、蒙、维等少数民族文化的跨境传播具有同样参考价值；其量化分析方法可为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中的翻译质量评估提供范式借鉴，助力构建更具针对性的民族文化外宣体系。随着RCEP框架下文化贸易的深化，本研究成果对提升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国际话语权具有长远意义。
基金项目
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广西“海、江、边”区域背景面向东盟国家的壮乡外宣公示语翻译研究》(2022KY17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