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缘起与问题提出
党的二十大指出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文化扶贫兼顾物质帮扶和思想帮扶，既能带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又能激发少数民族群体追求美好生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有效手段之一。少数民族群体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民族特色的宗教信仰、歌舞神话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其独特的民族文化既是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精神标识，也是推动区域发展的重要资源。然而，受地理环境、历史因素及发展基础等多重影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普遍面临文化传承断裂、发展动能不足、城乡差距显著等问题，如何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成为摆脱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困境的关键命题。
文化扶贫是巩固脱贫成果的强有力的手段，突破了传统经济扶贫的单一模式，通过挖掘、保护和利用民族文化资源，为民族地区注入了精神动力。回顾其发展历程，文化扶贫的政策脉络不断清晰，2009年政府就明确提出要注意少数民族贫困问题和发挥文化优势，之后根据实践总结提炼，措施逐渐完善。在相关政策的指导下，为促进文化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政府采取了许多实施策略。从服务效能来看，强调文化扶贫向精准化转换，做到以“人”为中心，从精准识别贫困居民、创新文化扶贫内容、完善扶贫管理机制、建立扶贫网络体系等方面充分发挥文化精准扶贫的优势[1]。从资源供给来看，挖掘和利用文化优势，通过文化资源价值转化增强“自我造血”能力[2]，积极探索“文化 + 旅游”“文化 + 生态农业”“文化 + 品牌产品”的开发，促进文化惠民下沉扶贫、非遗传承助力扶贫、艺术创作激励扶贫等措施的实施。从主体培养来看，坚持“人民首位”价值导向，激发少数民族群体主体参与意识，保障其真实诉求表达[3]。同时发展人才队伍，挖掘本地能人和发挥新乡贤的作用，发挥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4]。
近年来，学界围绕文化扶贫的内涵、模式及成效展开了广泛探讨。在理论层面，贫困文化理论、文化堕距、空间正义、权利贫困等理论已成为研究的重要分析框架，为理解文化扶贫的深层逻辑提供了多元视角。在实践层面，相关研究可以从“内生”“外生”两个方面来看。“内生”层面侧重于贫困地区自身发展，促进“造血式”扶贫打破贫困的桎梏。加强内生性动力促发展，一是要重视扶贫与“扶志”“扶智”协同推进，扶志催生思想动力，扶智催生行为活力，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5]。二是要重视贫困地区的自组织建设，建立自下而上信息传递路径，培养贫困群体文化建设的能力，发展更契合当地社会习俗、价值观念等地域特色[6]。“外生”层面侧重于外部力量的引入，带动贫困地区向上发展。主要有以下路径。第一，图书馆被视为文化扶贫的主力军，发挥着引导、传播、积累、激励和保护等功能。其建立在“精准”的原则上，精准识别文化扶贫目标人群和扶贫项目，推动文化资源的精准化传播和针对化服务[7]。第二，项目制文化扶贫被认为能更好地实现国家、社会资源和扶贫对象需求的有效对接，专注解决短板[8]。第三，遵从时代需求，加强文化扶贫的数字化发展，将数字化运用到文化扶贫的精准识别、帮扶过程中[9]。
本文主要选取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扶贫发展案例。作为我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分布最集中的区域，聚居着藏族、彝族、苗族、壮族等数十个民族，拥有特色民族服饰、节庆仪式、传统技艺和生态智慧，文化多样性与生态脆弱性、资源丰富性与发展滞后性在此交织，构成了研究文化扶贫与乡村振兴互动关系的典型样本。具体选取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四川崇州市、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等地，都是属于少数民族人口众多，民族文化保存良好，发展过程具有创新特色的区域，为研究提供了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2. 地方实践：文化扶贫促进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案例解读
2.1. 文化扶贫促进少数民族乡村振兴的机制路径
整体来看，文化扶贫政策嵌入于乡村建设过程，通过激活少数民族地区“文化资本”，优化“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功能协同。根据《“十三五”时期文化扶贫工作实施方案》，文化扶贫是“发挥文化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扶志’‘扶智’作用，推动贫困地区文化建设快速发展，全面提升贫困地区文化建设水平，确保贫困地区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文化扶贫以文化来增强少数民族贫困群体脱贫致富的意愿和能力，使扶贫工作从“输血”向“造血”方式转变，由外引短缺资源向内培优势转换，促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有效结合。从三生空间理论来看，通过文化赋能实现“空间功能升级”，在生产空间中激活文化的经济价值，在生活空间中强化文化的认同价值，在生态空间中转化文化的保护价值，保存少数民族文化活性，让少数民族文化在原生环境中得到保存和发展。机制路径运行逻辑如图1所示。以下将立足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实地田野调查，结合文化扶贫、乡村振兴等相关政策文本进行梳理分析，以“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为分析框架，探索文化扶贫实践互动关系与转化逻辑，以提炼文化扶贫促进少数民族乡村振兴的实践进路。
2.2. 生产空间：促进组织治理优化，推动文旅产业发展
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扶贫语境下的“生产空间”不只是物质生产领域，更是文化传承与经济产出的载体。既承载着非遗技艺的活态传承，又承担着生产营销等经济功能，是文化与经济相互转化的关键纽带。这一空间的建构，不仅需要文化资源的整合，还需要优化组织治理机制，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为社会组织和群众参与文化扶贫创造良好的环境。还要推动文旅产业的纵深发展，形成更具韧性的支撑体系。
2.2.1. 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组织治理优化
文化扶贫虽然主要方式是以“文化”来拉动经济，但涉及的范围广泛，包括学校教育、人力资源、宗教习俗、文化产业等领域，其成效的发挥高度依赖政府部门间的协同联动。通过行政性力量扫除行政壁垒，促进区域内部要素自由流动，为文化扶贫提供制度保障和资源供给。相较于单一领域的行政事务，文化扶贫兼具文化传承、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多重属性。尤其在少数民族地区，还需兼顾民族习俗、宗教信仰等特殊性。这就要求不同职能部门形成政策合力。以贵州省少数民族文化扶贫相关政策为例，将“少数民族”“文化扶贫”“乡村振兴”“非遗”等作为关键词，在北大法宝、贵州省政府门户网站、贵州省各政府部门官方网站进行搜索，剔除失效政策、与主题相关度不高的政策，只选取正式文件，最终得到48研究样本。通过ucinet软件分析府际网络关系，对不同年份政策文本的发文主体进行可视化呈现。可视图如图2所示。
Figure 1. Shows the mechanism path of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mong ethnic minorities through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图1. 文化扶贫促进少数民族乡村振兴机制路径
Figure 2. Shows the joint government document on policies related to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for ethnic minorities in Guizhou Province
图2. 贵州省少数民族文化扶贫相关政策政府联合发文可视图
通过对可视图分析，可以看出贵州省人大、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起着纲领性作用。其他政府部门合作协调，共同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其中与少数民族乡村振兴领域息息相关的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与乡村振兴局发文量及部门合作程度最深。从政策内容看，涉及主题也逐渐丰富，民族医药、旅游商品特色产业、生态文化旅游创新、文化创意、特色小镇等创新政策发布，整合资源转化为经济优势，引导居民发展特色产业，实现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
同时基层党建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少数民族地区的党组织要因地制宜开展组织建设工作。凭借自身强大的组织力和影响力引导当地居民树立正确的文化保护意识，激发居民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例如，云南普洱市利用民族节日，常态化组织开展宣传月、宣传周、宣传日活动，持续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村晚”等群众文化活动，发挥“党建 + 文化”的作用，创作了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化作品。其中原创拉祜族舞蹈《摆出一个春天》获取“云南文化精品工程”，参加了2022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充分利用民族语言、传统节庆、民间艺术等文化载体，发挥党组织的组织优势、功能以及力量，整合各类文化资源，协调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各方力量，为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坚强保障。
2.2.2. 推动少数民族文旅产业发展
文化扶贫推动文旅产业发展，并非简单地建设景区，而是将生产过程转变为旅游体验，促进文化品牌的产业链延伸，实现“生产空间–旅游空间”的融合增值。一是要促进资源转化。民族文化中的非遗技艺、节庆仪式、建筑艺术等作为独特经济资源进行创意开发，推动民族地区发展创意产业、旅游产业等多元产业，为经济发展拓展新的增长点。二是要推动价值增值，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赋予产品差异化，提升文化产品竞争力。建立民族文化品牌，可以用故事化营销方式将民族文化故事与价值观传递给消费者，提升产品精神价值。
云南大理白族扎染之乡周城村形成“前店后坊”模式，前院设展示区和体验区接待游客，后院保留生产区生产扎染，这种改造让生产空间同时具备生产和旅游的双重功能。同时，逐渐发展成文化品牌，形成“文化产品–体验服务–场景消费”的产业链，实现文化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转化。白族扎染特有的工艺天然赋予产品差异化优势，通过品牌化运营凝聚价值，通过纪录片、短视频等方式，将“以板蓝根为原料的民间艺术”“十代人的传承与坚守”等故事进行宣传，升华为“与自然对话的载体”。让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同时获得文化认同的精神满足。通过空间重构、产品创新、场景营造的方式让民族文化资源深层次转化为经济资源，为文化扶贫提供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2.3. 生活空间：强化主体自觉与教育传承
少数民族文化的“生活空间”，是文化传统、社会关系与日常实践交织的活态场域。随着现代化冲击，少数民族文化根基容易遭受破坏，出现代际传承的断层。因此，要发挥少数民族群体主体性。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源于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延续，只有当地居民深度参与文化活动的设计与实施，才能保障文化的原真性与活态传承。培养少数民族群体文化自觉意识，参与文化保护和建设的全过程。其次要重视学校对传承民族文化的作用，积极培养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人。提升自身的文化自豪感和归属感。鼓励年轻一代主动参与民族文化的学习与传播，避免出现传承人老龄化、技艺失传等问题。
2.3.1. 提升少数民族群体的主体意识与自觉性
少数民族群体是少数民族文化的承载者，在民族发展、文化传承、社会建设中具有主体地位，要加强责任担当及行动能力的认知与实践，打破“等靠要”思想的精神动力，从“被动接受帮扶”转变为“主动参与创造”。主体意识的觉醒往往始于对自身文化价值的重新认知，深刻体会自身民族文化的价值，促进深层次的精神文化的保护，才是最有效的文化传承。因此，保护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要明确少数民族群体的主体地位，开展文化惠民工程，真正让文化惠及群众。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积极组织“同唱民族歌，共跳民族舞”等活动，打造文明实践小广场、非遗文化传习点等文化传承场所，让群众参与到民族文化学习中来。并且为了提高文化供给的便捷性，发展“一个文化馆 + 若干服务点”的模式，潜移默化提高少数民族群体学习民族文化的自觉性。但主体意识的真正落地，需要以实际能力为支撑，将主动意愿转为有效行动。人才队伍作为传承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支撑力量，需要加强培养，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怒江州根据云南省乡村振兴局、教育厅等多个政府部门联合发布的《乡村工匠“双百双千”培育工程实施方案》，培养从事茶叶茶艺、傈僳族怒族服饰制作、傈僳族普米族民族乐器及工艺品制作、独龙毯编制等民族传统工艺的人才，为传统技艺的传承培育骨干人才。
2.3.2. 促进学校教育与民族文化传承相结合
学校教育作为文化传承的主阵地，在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延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将民族文化融入学校教育体系，不仅能让青少年建立文化认同，还能为民族文化注入代际传承的“活水”。民族地区逐渐开展民族文化课程，包括民族的语言文字、生产生活特色技能、民风习俗文化等[10]，有利于学生快速学习和深层次了解现实情境的背后逻辑，同时建立开放的课程理念，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创意，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
凉山彝族自治州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也是四川省民族类别最多、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地区。并且彝族是一个有自己语言和文字的民族，是文字历史比较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因此凉山州发展双语教育模式，一类模式是指各学科均以彝语教学，此外单独开设一门汉语课程，二类模式是指各学科均以汉语教学，此外单独开设彝语课程[11]。这种双语模式有利于引导少数民族学生的语言向主流语言过渡。彝族文字的学习是研究彝族文化的有益途径。比如彝族宗教领袖毕摩会运用文字记载自己履行社会职责的全过程，涉及宗教、艺术、哲学等领域，有重大的研究价值[12]。与此同时，凉山州还重视民族文化的传承，比如西昌市琅环镇民胜小学开展民族特色课程，教授彝族月琴、彝族刺绣、彝族经典诵读等，重视彝族优秀文化的传承。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模式难以适应民族文化传承的需要，需要不断创新体验式教学，让民族文化在互动中被感知、被接纳，让文化传承成为内在需求，为乡村振兴提供“有文化、有认同、有活力”的人才支撑。
2.4. 生态空间：塑造共生空间，运用数字赋能
生态空间是民族文化与自然环境相互依存的空间，是民族节庆、民族仪式等的举办地，过度开发容易造成生态资源和文化根脉的流失，因此要塑造共生空间保护人地纽带，促进数字技术进行融合，从静态保护转向动态共生。
2.4.1. 塑造文化共生空间以保护民族文化生存环境
生存环境是民族文化传承的载体和生命家园，是少数民族文化创生地域所经历的自然历史变迁和经济人文的留续。因此传承少数民族文化不能只局限于文化本身，其环境背景作为文化的表现形式和聚居空间也需要被妥善保护。要建立少数民族文化共生空间，让少数民族文化在旅游中活态展示，既有利于避免经济形态的改变导致的文化变迁，又能发展特色旅游吸引游客。把环境、民族、文化、经济等因素深度融合形成动态特征和生态功能的集合体，促进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互动，重构文化空间[13]。
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享有“歌舞之州、森林之州、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苗族侗族文化遗产保留核心地”等美誉。黔东南州长期保持近70%的森林覆盖率，自然遗产保存良好，有其特殊的地貌形态和文化渊源。黔东南州致力于“非遗 + 旅游”模式发展，借助“千村百节”品牌，按照“政府主导，民间主办、社会参与”的原则发展非遗品牌，以原住民为活动主体，展示社区居民现实生活文化，体现民族服饰和饮食。同时建立非遗传承基地、非遗工坊、特色街区等非遗文化空间，与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文化共生空间构建了多元包容、和谐互动、持续共生的场域，既守护了传统生活方式，又通过旅游实现了文化价值的现代转化，使文化展示不局限于舞台表演，而是融入居民日常生活场景，既保护了文化的“形”，更守护了文化的“魂”。
2.4.2. 探索资源数字化以降低生态压力
通过资源数字化的方式为文化资源开发提供间接接触路径，将少数民族文物古迹、民族建筑等文化资源以数字形式存储和传播，降低游客实地参观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压力，避免过度商业化对生态空间与文化本真的破坏。例如，贵州从江稻鱼鸭生态系统利用数字化呈现让游客了解其运作过程。稻鱼鸭复合系统体现“稻田养鱼、鱼粪肥田、鸭除虫害”的生态智慧，也体现了村民在千百年实践中形成的农耕时序的文化价值。通过数字技术将这一文化资源进行记录与传播，用3D建模还原“稻田–鱼–鸭”的生态循环场景，构建“生态–文化”的数字档案，并制作纪录片将村民“赶鸭入田”的歌谣等文化场景记录下来，将“稻鱼鸭”从本地生计变为可传播的文化品牌，从而带动从江稻鱼鸭等生态产品线上销售额增加，让生态空间的文化价值在保护中获得更可持续的生命力。
3. 文化扶贫促进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问题与挑战
3.1. 文化本真性与商业化发展矛盾
少数民族文化的价值在于其独特性与原生性，而文化扶贫需要将文化“产业化”与“市场化”。为迎合市场需求，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和满足大众消费偏好，往往会出现一系列偏离文化本真性的现象。为了吸引游客和消费者，将少数民族祭祀仪式、节庆活动简化为舞台表演，淡化了原有的精神内核和社会功能。刻意制造民族风情，导致产品同质化，削弱了地域特色与民族个性。并且，传统手工艺品为扩大生产规模，向规模化、标准化转变，以降低成本、提高产量，冲击了产品的文化价值与艺术价值。商业化是文化扶贫实现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但如果不以保护文化本真性为前提，会侵蚀文化认同的根基，使文化扶贫失去可持续发展的源泉。
3.2. 文化传承人才短缺与主体性缺失
文化扶贫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少数民族群体的主动参与，需要既懂本地文化又能对接现代发展的复合型人才。但乡村青壮年外出务工导致人才短缺，当地传承人往往年龄较大不熟悉现代化技术，难以有效形成“自我造血”机制。另外，文化主体参与由文化传承转向艺术表演，造成主体身份迷失，缺失传承动力。文化创意人才不足，本地文化资源难以转换为经济优势。因此，人才吸引与培育是关键，需要根据本地的文化资源与实际情况，加强人才培育力度，完善人才吸引政策。
3.3. “三生空间”协同不足与功能割裂
少数民族文化来源于特定社会空间，生产空间提供经济支撑，生活空间维系社会关系，生态空间孕育文化内涵。但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过程中，出现单一空间功能强化而造成整体功能失衡的现象，文化价值难以有效转化为乡村振兴动能。生产空间商业化开发过度挤压生活空间的文化场景，为追求短期经济收益，过度扩张文化产业的生产空间，将传统村落区域划为“商业区”，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生活空间的文化功能边缘化，承载传统智慧和文化符号的文化设施逐渐被现代化工具替代，使文化传承失去日常载体。原有生活气息与社交功能被商业氛围改变，游客流量打破了原生场景的生活节奏。生活空间的“烟火气”减少。生态空间与民族文化深度绑定，未保护生态空间让文化活动流于形式，破坏了文化传承的原生场景。
4. 文化扶贫促进少数民族乡村振兴的进路前瞻
4.1. 创新驱动激活发展动能
民族文化的生命力不仅在于传承的深度，更在于创新的活力。在坚守文化本真的前提下，赋予民族文化适应现代化的表达形式与发展路径，打破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固有局限，释放民族文化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精神价值。首先，要加强观念创新，通过案例示范与交流培训，鼓励传承人打破守旧的思维定式，加强主动求变的内生动力。其次，要促进业态创新，以文化要素为根基，将民族文化主题、产业定位与市场需求有机统一起来，打造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模式。还需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开发“文化 + 沉浸式体验”“文化 + 网络游戏”“文化 + 数字藏品”等新业态。最后，要推动机制创新，构建开放共享的传承与激励体系，鼓励企业与传承人合作开发文创产品，推动高校开设民族文化创新课程，培养复合型人才。
4.2. 推动数字化赋能民族文化
利用数字化技术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是文化创新发展的必然趋势。一方面能够实现少数民族文化整体性保护，将少数民族服饰、歌舞、艺术品转换成数字形式存入云平台和区块链中，并且利用数字化设备，如全息成像、三维建模、虚拟现实等技术运用到博物馆、文化馆中，将少数民族文化清晰展示到参观者眼前。另一方面数字化能实现少数民族文化再创作，通过数字游戏、影视动漫、创意视频等年轻人喜欢的方式进行宣传，促进少数民族文化新业态发展，实现云旅游、云展览、云演绎，让数字技术与文化内涵相互交织。同时数字媒体为少数民族群体展示文化提供平台，体现少数民族群体的主体性，为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新动能，为少数民族群体增收致富。
4.3. 深化“三生空间”协同发展
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不是孤立的空间，而是跨空间融合，需要建立协同机制，实现融合效应。在生产空间方面，通过经济生产、媒体宣传等强化经济系统，为少数民族地区提供物质支持。在生活空间方面，发挥少数民族居民的主体作用，通过听取当地居民诉求，挖掘和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等方式强化社会系统，促进各部分的和谐关系达到均衡状态。构建文化活态传承体系维护文化保护与发展矛盾，避免生产空间商业化导致文化失真。在生态空间方面，保护土壤植被、地形地貌，展示本地农业和田野风光，以自然环境展示乡村休闲特色，强化自然系统。培养“文化 + 生态”的发展特色，建立文化承载力生态红线，避免过度开发。政治系统起着协调作用，完善政策协同制定，促进资源整合，不断强化少数民族地区“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