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背景
就业作为民生之本，是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石。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结构调整与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逐步显现，青少年犯罪呈现低龄化、严重化趋势，近五年相关案件数量大幅增长，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再就业问题，不仅关乎其个人能否顺利回归社会，更与社会安全稳定及未来发展紧密相关。当前我国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主要依托司法与社区两大体系推进，但实际成效与预期存在显著差距。一方面，矫正工作的社会影响力较弱，青少年矫正对象的再社会化程度不足，回归社会后易陷入边缘化困境；另一方面，受“标签理论”与社会刻板印象影响，这一群体普遍面临严峻的就业难题，成为再社会化进程中的核心障碍。
从现实层面看，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就业困境由多重因素交织导致。个体层面，其认知偏差、文化程度偏低及职业技能匮乏等问题显著；环境层面，家庭支持缺失、社会资本薄弱、政策保障不足等外部条件进一步制约了就业机会获取。就业不顺与心理压力、社会排斥形成恶性循环，不仅加剧了个体生存危机，也增加了再犯罪风险[1]。
在此背景下，如何破解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就业困境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现有研究多从单一视角分析问题，缺乏系统性解决方案。基于此，本研究以生态系统理论为支撑，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剖析就业困境的成因，并探索社会工作介入的可行性对策，以期为完善青少年社区矫正体系、促进矫正对象顺利回归社会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2. 理论基础——生态系统理论
造成青少年就业困境的因素是多元体系，单一的视角分析无法透彻剖析。本文将生态系统理论作为破局的基础理论。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人生来就有与环境和其他人互动的能力，人与环境的关系是互惠的，并且个人能够与环境之间形成良好的相互调和度。青少年的认知、行动是有目的，适者生存法则在自然界依然受用，个人意义是环境赋予的，要理解青少年行为困境就必须将其置于其环境之中；矫正对象的偏差行为问题以及导致的困境是生活过程中的问题，对问题的理解和判定也必须在其生存的环境中来进行[2]。
生态系统理论的关键在于将个体放在一个系统之中，将个体与其所生活的环境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来看待。同时，系统在动态的变化过程中维持稳定和平衡，系统内部的子系统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联系，而是存在着多元互动或互为因果的循环关系。基础与对于矫正对象困境的探讨不仅要对青少年自身进行，家庭环境、社会支持也是剖析问题成因的关键。借此从微观、中观、宏观层面着实解决青少年问题。
3. 矫正对象就业困难的原因分析
3.1. 微观层面
3.1.1. 个人认知偏差
在社区矫正工作过程中较大的障碍就是服务对象本人的认知偏差，普遍认为自己能够胜任某项工作，忽视了自己所欠缺的能力和技巧。尤其是针对盲目创业的青少年很可能导致创业失败而自我怀疑当中，造成自卑心理，难以接受就业中的挫折。他们大多存在认知偏差，在就业方面，表现为对工作缺乏正面的认知和理性的应对方式。心理问题和认知偏差是影响他们顺利就业的障碍。而就业的不顺利会加剧他们的心理问题和认知偏差，并导致求职和工作出现更多的困难，陷入了恶性循环。具体表现在，工作过程中矫正对象缺乏正确的就业观念和良好的工作态度，从而出现眼高手低、挑肥拣瘦，消极怠工的心态[3]。
3.1.2. 文化程度低，缺乏职业技能
大多数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由于自身原因或犯罪行为中断学业，其中义务教育中断的青少年占比超过了百分之七十。文化水平偏低，缺乏专业技能和谋生手段，根本不具备在职场竞争的能力，难以找到满意的工作和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没有经历过职业培训的青少年。
3.1.3. 家庭引导力度不够
家庭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教育矫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良好的家风家庭引导能帮助矫正对象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从未使得偏差行为潜移默化发生改变[4]。但现在面对的一个非常严峻的情况是，家庭成员的文化程度偏低，无法进行积极的教育，不能够引导青少年矫正对象树立正确的三观，导致其偏差行为的产生。还有的家庭非但没有进行正确的引导和思想教育，还以孩子身为矫正对象为耻，使社区矫正对象心灵失去依靠，从而产生消极懈怠对家庭冷漠等负面情绪。没有发挥家庭的疗愈、引导矫正对象的功能。
3.2. 中观层面
3.2.1. 学校支持功能缺失
学校作为青少年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其对社区矫正青少年的支持不足显著加剧了就业困境。一方面，部分学校在青少年矫正期间未能提供针对性的教育衔接服务，多数矫正对象因犯罪行为中断学业后，难以重返校园完成义务教育或职业教育，导致文化程度和职业技能提升渠道受阻[5]。另一方面，职业院校对社区矫正青少年的接纳度较低，缺乏专门的职业技能培训课程和实习对接机制，使得这一群体难以系统学习就业所需的专业技能，在劳动力市场中缺乏竞争力。此外，学校与社区、司法机关的协作机制不完善，未能形成教育、矫正、就业指导的联动体系，无法为矫正青少年提供持续的学业与职业发展支持。
3.2.2. 朋辈群体的负面影响
朋辈群体作为青少年重要的社交对象，其消极影响对社区矫正青少年的就业产生了不利作用[6]。部分矫正青少年的朋辈群体本身存在不良行为倾向，甚至有犯罪前科，这些朋辈不仅无法提供积极的就业引导，反而可能传递“好逸恶劳”“投机取巧”等错误就业观念，干扰矫正青少年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同时，一些朋辈对矫正青少年存在歧视和排斥，导致其社交圈封闭，难以通过朋辈网络获取就业信息和机会。此外，部分矫正青少年为获得朋辈认可，可能盲目跟随其选择不稳定或不合法的工作，进一步加剧了就业困境，甚至增加了再犯罪的风险。
3.3. 宏观层面
当前造成社区矫正对象就业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除矫正对象自身因素和环境因素外，还有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就业环境，制度政策等诸多宏观因素的影响[7]。
3.3.1. 矫正对象社会资本匮乏，关系网络较弱
社会资本的核心是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体现出一种累积性和重叠性的特点。社会资本存在于人与人交往中所出现的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对矫正对象个人而言，社会资本能够帮助其建立平等、互惠、信任的人际关系；对社会而言，社会资本能展现出社会成员的互动关系、合作关系的高低[8]。针对矫正对象而言，他们的社会资本较低，不仅体现在社会环境中互动频率较低，信任关系较弱，同时在整个社会网络中，他们所获取的资源建立积极关系的能力也相对较弱。基于此，青少年矫正对象很难获取对其有正向作用的价值引导、心理支持、物质帮助。
3.3.2. 矫正对象缺乏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的支持
社区矫正制度和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就业引导方面的制度不完善，限制社区矫正人员就业。从我国的刑罚制度来说还是惩罚为主，限制要求较低，有效的帮扶较少。社区矫正对象再就业问题的解决大力依赖政府，政府需要在其中发挥导向作用，例如在政策法规、制度建设等层面做出更多努力。
4. 青少年社区矫正的可行性对策
4.1. 法律以及社会政策支持
矫正对象就业问题的解决是多方面努力合作的结果，除了矫正对象自身的努力外，国家在政策制定及制度建设方面对矫正对象实现就业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首先，继续完善非正规就业、不充分就业等各种灵活就业体系。灵活就业是满足弱势群体就业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当然也是解决社区矫正对象就业绝不可忽视的渠道。国家应努力让非正规就业体系日益正规化、体面化、合法化，并提供资金支持，从而也为解决社区矫正对象就业问题提供良好渠道。社区矫正对象再就业问题的解决大力依赖政府，政府需要在其中发挥导向作用，例如在政策法规、制度建设等层面做出更多努力。其次，政府可以针对现存社区矫正对象的不合理的政策制度进行修订改正，补充尚属空白的相关法规，从立法层面对社区矫正制度提供保障。
其次，加强就业援助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对社区矫正对象不同类型人员采用不同援助措施，增强就业援助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社区矫正对象各有其难，建议对其进一步细化分类，设计具有针对矫正对象不同特征的个性化就业援助方案。首先，要为矫正对象提供就业政策咨询，提醒求助者注意求 职应聘后劳动合同签订、社会保险缴纳等方面的事宜。另外，可以结合国家正在实施的就业再就业政策，帮助他们争取享受优惠扶持政策的条件。国家政府应鼓励和引导有一技之长的矫正对象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在能吸收更多矫正对象就业的情况下，国家应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大力支持。
4.2. 社会支持网络针对矫正对象策略
社会工作介入矫正对象在社会化进程中离不开社区。事实上，通过利用社区内的资源就能从内部解决部分青少年矫正人员的再就业问题。例如，社区工作的重点就是为社区人员提供服务，包括，医疗救助、教育等，这类服务的就业门槛较低，适合社区矫正人员从事。首先，社会工作者应针对矫正对象制定矫正项目。制定项目过程中应坚持个别化原则，制定适合他的矫正方案，采取有差异性的矫正对策，探索并完善符合青少年的矫正效果评估机制。其次社会工作者要整合可利用的资源，为其提供帮助。社会工作者在协助服务对象时一方面要挖掘服务对象本身的优势以及资源因地制宜采取个性化服务，另一方面还需要帮助服务对象挖掘以及运用社区以及社会的资源，帮助服务对象建立社会支持系统。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存在一些难以避免的问题，比如法规不全面、制度不健全、社会工作者可利用的资源较少难以挖掘。因此，社会工作者可以从服务对象环境系统进行介入，向社区、政府、社会赋予服务对象平等的理念，在各个方面努力保障青少年应享有的权利，为青少年提供一系列需要的资源。其次，社会工作者帮助服务对象与社区居民，志愿者建立良好的关系，从而使青少年感受到社区的帮助与温暖，帮助青少年犯在社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通过开展社区活动，大大增强他们与社区的交流与联系，推升个人获得感参与感荣誉感。
4.3. 非社会支持网络的支持针对矫正对象的策略
家庭对于矫正对象的行为与现状的改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家人的陪伴与温暖是矫正对象改变的力量源泉，也是其获得自信的最重要路径[9]。因此家人的言谈举止是矫正对象改变的重要契机。对于矫正对象来说，家庭的支持对其解决就业问题有着任何其他关系无法替代的作用是最富有感情色彩的。家庭产生的责任与亲情能潜移默化地教育服务对象致使其发生改变[10]。因此矫正对象若身处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中，得到良好的支持，此类的矫正对象在就业方面不会遇到太大的阻碍。矫正社会工作者可以帮助服务对象整合家庭，矫正机构中的内部与外部的资源，并促进社会资源的整合，积极介入社区矫正人员的家庭，帮助社区矫正对象重建他们与家庭之间的关系网，弥补与家庭成员之间的裂痕，使熟人社会与关系社会的功能得以发挥。此外，沟通方式的正确与否可以使矫正对象最大限度被理解、被包容，沟通方式的改进影响会给家庭成员与社区矫正人员带来积极、正面的影响。不仅家庭成员要学会与社区矫正人员的正确沟通方式[11]；社区矫正人员同样需要学习如何与家庭成员说话，学会缓和社区矫正人员与家庭之间的矛盾关系。其次发挥朋辈群体的积极作用也是矫正对象再社会化的关键举措。当矫正对象没有在良好的家风中受到熏陶，此时朋友是矫正对象获得的强关系支持重要来源。在矫正过程中，社会工作者要帮助服务对象选择正确的朋辈群体，可以通过评估、走访等方式协助服务对象。
4.4. 社区矫正对象自身素质提升
由于标签的存在，导致服务对象会产生的消极的心理状态，比如焦虑、自卑等，对自己的认知产生偏差，在面对生活、社交等方面会不觉得的产生自卑心理，会导致社区矫正对象自我感觉被歧视被社会抛弃，让其看不到生活的希望[12]。在社区矫正对象再就业过程中，应该帮助他们建立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就业观、价值观等至关重要。矫正对象的不自信除了来自心理方面之外，还有自身实力不够硬，针对这种现象，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学历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是弥补这一短板的重要举措。同时，社区矫正对象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技能。社区矫正人员首先要与社区工作人员沟通交流，主动参加政府和社会为矫正人员提供的职业培训，提高自身水平、增强择业能力。社区矫正对象再社会化的重要途径[13]。
5. 结语
社区矫正对象就业问题研究不仅对于社会工作本身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我国法律、民生、社保的发展也具有相辅相成的作用。我国在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举措中，还需要青少年在其中发挥决胜角色。因此，我们应充分认识和重视青少年矫正对象就业问题，争取为矫正对象就业创造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首先，我国青少年矫正对象的就业情况的确不容乐观，不仅源于社会标签所产生的歧视问题，还因为青少年自身应处于社会文化知识学习阶段与自身不具备就业的资源、技能等方面的矛盾。其次青少年的再社会化的过程离不开社会支持网络，非社会支持网络，以及自身素质的提升。最后本文通过列举解决矫正对象就业问题的改善措施，研究矫正对象改善的可行性举措。限于笔者能力和资源的不足，本文对社区矫正对象就业问题只做了初步的探索，希望有关学者进行深入研究来弥补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