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现代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交往已成为现代社会人际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数字交往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异化现象。数字交往异化指人在数字技术主导的互动中被工具化、数据化的现象，表现为人的情感让位于算法、人的主体性被流量逻辑削弱。在数字交往的异化之下，人们逐渐面临如人际关系的虚拟化、社交能力的退化、数字鸿沟的加剧等诸多问题。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出发，分析数字交往的异化现象及其根源，并探讨应对策略，以期促进数字交往的健康发展，使数字交往回归人的尺度，实现人与现代数字技术的和谐共生。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modern digital technologies, digital interaction has become a crucial component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Yet, while it brings convenience, it also gives rise to a series of alienations. Digital-interaction alienation denotes the phenomenon in which human beings are instrumentalized and quantified under the dominance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manifesting as emotions yielding to algorithms and human agency being eroded by the logic of traffic. Subjected to such alienation, people increasingly confront problems such as the virtualization of relationships, the atrophy of social competence, and the widening of the digital divide. Drawing on Marxist philosoph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nifestations and roots of digital-interaction alienation, explores countermeasures, and seeks to foste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teraction so that it returns to a human scale and realizes a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ity and modern digital technologies.
1. 引言
交往是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 p. 501)的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社会则“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2]。在不同的时代，技术的革新都对人们的交往形式产生显著且深刻的影响。在原始社会，石器技术的局限性决定了人类只能形成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交往。恩格斯指出，“劳动越不发展……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3]。随着青铜器和铁器技术的出现，人类交往范围得以突破血缘限制，形成了以地缘关系为核心的城邦交往。工业革命时期，蒸汽机的发明重构了人类交往的时空状态，铁路和电报技术使跨地域交往成为可能，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交往”概念。而进入信息时代后，数字技术对交往形式的改造更为深刻，以虚拟化、间接化为特征的数字技术开启了人类的交往新形式，即数字交往。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迭代，数字交往已经成为现实生活人际交往的核心方式。从即时通讯到虚拟社群，从在线协作到网络社交，数字技术的发展打破时空的限制，让人与人之间迅速连接，极大地拓展了人际互动的边界与效率。然而这种便捷性的背后，数字交往的异化现象也在不断浮现。屏幕上的点赞与转发代替了面对面的真诚交流，表情包的符号简化了人们复杂的情感表达，人际关系在虚拟互动中变得扁平化与碎片化。罗萨认为，“共鸣不能累积、贮存，也不能以工具的手段加以提升”[4]。数字交往可以使人们打破时空界限，享受数字技术的便利，但人们之间的共鸣却不会因此而增加，反而使其与交往对象的亲身接触越来越少，人们逐渐成为“熟悉的陌生人”。更值得关注的是，不同群体在数字技术获取与运用能力上的差距，使得数字鸿沟不断拉大，部分群体被排斥在主流的数字交往之外，加剧了社会分化。为此需要深入思考这些数字交往异化的现象及其根源，并探索可能的应对策略，破解数字交往异化的困境。
2. 数字交往的异化现象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数字交往的异化现象日益凸显。人们过度依赖数字设备和网络平台进行交流，导致人际关系的虚拟化、社交能力的退化以及数字鸿沟的加剧。这种异化使得人们在数字交往中失去了真实情感的交流，难以建立深入和有意义的关系。
其一，数字技术的发展使人类交往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虚拟化特征。这种新型交往正在改变着人际关系的本质结构。马克思提出的异化理论为我们理解这一现象提供了关键视角，“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都变成了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1], p. 163)。在数字交往中，这种异化表现为真实人际关系的数字化替代。社交媒体的点赞和评论能够让人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快速地传递情感支持，但与此同时也创造出了一种“量化交往”的新模式。我们开始根据屏幕上的数字判断自己是否被重视，并且逐渐习惯“表演式交往”。为了获得更多的量化认可，人们会精心设计朋友圈人设。人们的交往不再是自发的感情流露，而是围绕着数据的“隐性竞赛”，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在看似亲密的数字连接中被渐渐拉远。正如斯蒂格勒指出，“我们作为自身的存在者，却远没有借助技术的方法成为自然的主宰，相反，我们自己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也服从技术的要求”[5]。这种虚拟交往最大的特征就是使人们丧失了面对面交往中的亲身性体验。数字媒体所创造的“即时性”幻觉，实际上消解了人们交往所需要的时间深度。并且，算法系统通过监测用户日常的喜好和行为，构建起“数字规训”机制，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平台设定的交往模式。雪莉·特克尔在《群体性孤独》中说到：“人们欣然承认他们更愿意在语音信箱里留言或发一封电子邮件而不是面对面地交谈。”[6]这就指出了数字原住民正在发展出一种新的交往伦理——宁可发短信也不愿打电话，这种交往方式虽然高效，却牺牲了情感的丰富性。从哲学本体论来看，虚拟交往正在重塑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在世存在”方式，使人们越来越生活在一个被技术中介化的世界里。
其二，数字交往的异化还体现在人们的社交能力的退化上。数字交往给人们提供了许多沟通的机会，使人们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情，但也使人们过度依赖数字设备和网络平台，忽视了面对面交流的重要性，导致社交能力逐渐退化，难以在现实生活中与他人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数字交往的便捷性也使人们在交流过程中缺乏耐心和专注力。在数字平台上，人们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随时随地可以与他人交流，大大提高了交流的效率，但也使得人们在交流过程中变得浮躁和不耐。人们不加辨别地接受大量的信息，却不会深入地思考和理解其中的观点。波兹曼指出：“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7]人们沉浸于即时的快感与碎片化的互动，逐渐丧失了专注力与深入思考的能力，人与人之间也难以建立起真正深入和有意义的关系。同时，数字交往的匿名性也使得人们在交流过程中缺乏责任感和约束力。在网络空间中，人们隐藏在头像与网名之下，这使得人们在交流过程中更加随意，可能会在网络上发表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甚至进行网络暴力等行为。这不仅会破坏网络环境的和谐稳定，也使得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正如苏格拉底的那句名言，“不经考查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8]，这种缺乏审视和约束的交往方式，使得人们在数字交往中失去了对真实自我的反思和对他人应有的尊重。最后，数字交往的碎片化使得人们在交流过程中缺乏连贯性和逻辑性。在数字平台上，人们接收的信息往往是碎片化的，这使得人们在交流过程中难以形成完整的思路和观点。这种碎片化的信息传递方式，使人们在生活中可能会在交流中频繁地打断对方或无法理解对方的观点，难以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也难以解决实际问题，从而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也变得扭曲和不真实。
其三，数字交往的异化导致了数字鸿沟的加剧。互联网使人们可以在瞬间获取全球范围内的知识与新闻，拓展学习与教育的机会。数字技术的发展也催生了许多新兴产业，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与增长点。而数字鸿沟则是指不同群体之间在数字技术的获取与应用能力方面存在的差距。这种差距在数字交往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使不同群体之间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一部分人难以跟上时代的巨大变化，数字技术的更新换代更是日新月异。一部分人由于经济条件、教育水平等原因，无法及时获取并使用新的数字技术，这就使得他们在数字交往发达的今天一直处于劣势地位，无法享受到数字技术发展而带来的便利与机会。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报告中指出，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使得无法及时跟上数字技术发展的人群被边缘化。而这种数字鸿沟的存在，使得社会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数字技术的获取和使用能力与人们的经济、教育水平等因素密切相关。经济条件较好、教育水平较高的人往往能够更容易地获取和使用数字技术，从而在数字交往中占据优势地位。相反那些经济条件较差、教育水平较低的人则往往处于劣势地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到：“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9]而在当今数字时代，数字资本通过算法系统将普通劳动者的决策权让渡给技术体系，导致“技能鸿沟”扩大。在数字技术面前，资本的力量使得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种差距的存在，不仅影响了个人的发展机会，也影响了社会的整体进步。数字鸿沟的加剧还可能导致社会的分裂和对立。数字鸿沟的存在使不同群体之间在数字交往中难以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甚至会造成群体间的对立，进一步可能就会导致社会的分裂。这种分裂和对立的存在，不仅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也阻碍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3. 数字交往异化的根源
数字交往的异化现象，其根源可追溯至多方面因素。技术的异化使人们过度依赖数字设备，导致社交能力退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数字技术商业化，将用户数据转化为资本，加剧了数字鸿沟。社会结构变迁，个体主义兴起，社会关系碎片化，使得数字交往更加自我中心化和表面化。这些因素相互交织，改变了数字交往的本质，造成了异化现象。
其一，数字交往的异化现象日益凸显，而技术的异化无疑是其核心根源之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异化劳动”理论，指出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相异化，而在数字时代，技术本应服务于人类交往，却逐渐脱离人的控制，反过来支配和束缚人类，形成新的异化形态。技术的自主性扩张是数字交往异化的重要诱因。雅斯贝尔斯说到：“但是，这样的时候终于来到了：在个人直接的现实的周围世界中不再有任何东西是由这个个人为了他自己的目的而制造、规划或形成的了。……环境变得非精神化了。”[10]这就是说，技术具有塑造人类生活的巨大力量，一旦失控，将成为统治人类的异己力量。如今，算法、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不断迭代升级，在各种软件中被广泛应用。平台通过对用户的喜好和行为数据的监测，构建起复杂的推荐模型，自动筛选并推送内容。表面上，这为用户提供了个性化服务，但实际上，算法逐渐掌控了信息传播的主动权，形成“信息茧房”，多元观点的交流被阻断，人们交往的丰富性和开放性受到严重破坏。技术理性的至上倾向加剧了数字交往的异化。在数字技术发展过程中，效率、精准、可计算性等工具理性成为首要价值追求，而人的情感需求、价值意义等被忽视。正如马尔库塞指出，“极权主义的技术合理性领域是理性观念演变的最新结果”[11]，技术理性的统治使社会和人失去批判性和否定性，沦为单向度存在。技术的资本驱动加速了数字交往的异化进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数字技术成为资本增值的工具。平台为获取更多用户数据和商业利益，不断引导用户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在数字交往中，用户看似在自由地进行数字交往，实则成为资本积累链条中的一环，其行为与时间都被资本所操控和剥削，造成了数字交往的异化。
其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数字交往的异化有着深远的影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目标，在数字时代则表现为对数字技术的商业化和资本化利用。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资本的需要，创造更多的利润。社交媒体平台、搜索引擎、网络购物等数字服务，通过收集用户数据、推送广告甚至买卖用户信息等方式来实现商业利益。这使得数字交往平台变成了资本的工具，用户在这些平台上的行为和数据被转化为商品，用于满足资本的需求。正如马克思对资本最经典的表述：“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2]资本的本性便是追求利润，它会利用一切手段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了数字劳动的异化。数字劳动是指用户在数字平台上进行的各种活动，如发布内容、点赞、评论等。这些活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被转化为创造价值的劳动，但用户却无法从中获得相应的报酬。相反，这些劳动成果被资本家无偿的占有，并用于创造更多的利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加剧了数字鸿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市场竞争和利润驱动，使得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高收入人群中。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受教育水平偏低的人群中往往都无法享受或无法及时享受到数字技术带来的便利和机会，从而被边缘化。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数字技术的获取和使用上，还体现在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上。经济条件和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导致部分群体缺乏系统性的数字技能培训，使其难以有效参与数字化社会。同时，算法偏见和信息茧房进一步加剧了认知鸿沟，弱势群体往往被动接受算法的推荐，被排除在高质量数字内容之外，而优势群体则能主动驯化技术，利用数据重构规则，进而持续扩大数字鸿沟。
其三，社会结构的变迁也是导致数字交往异化的重要因素。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快速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在网络时代表现为对数字交往的深远影响。社会结构的变迁导致了个体主义的兴起。现代社会强调个体的自由和权利，个体主义成为主导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在数字交往中表现为人们更加关注自己的需求和利益，而忽视了与他人的互动和交流。数字平台上的用户往往通过展示自己的生活、观点和兴趣来吸引关注，而较少关注他人的感受和需求。这种个体主义的兴起，使得数字交往变得更加自我中心化，难以建立起真正深入和有意义的关系。社会结构的变迁导致了社会关系的碎片化。现代社会的快速变化和流动性使得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逐渐瓦解，人们的社会关系变得更加松散和碎片化。在数字交往的不断发展中，兴趣社区取代了地域社区。兴趣社区往往是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而形成的，缺乏深度和稳定性。人们在这些虚拟关系中可以轻易地添加删除好友，而难以建立起真正深入和持久的关系。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13]这指出了资本主义对传统社会关系稳定性的瓦解，而现代社会的流动性使得人们的社会关系也变得越来越脆弱。这种脆弱和碎片化的社会关系，使得数字交往更加表面化和虚拟化。社会结构的变迁导致了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的多元化。现代社会的多元化使不同的社会群体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从而有不同的交往方式和行为模式，并导致群体之间的对立。这种多元化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使得数字交往中的冲突和矛盾更加突出，也进一步加剧了数字交往的异化。
4. 应对数字交往异化的策略
应对数字交往的异化，提升数字素养是基础，促进技术向善至关重要，完善社会支持体系、将数字素养教育纳入教育体系是关键。社会培训应帮助成年人提升数字技能，政策支持则需缩小数字鸿沟，促进数字技术的普及和应用。通过这些策略，我们可以更好地适应数字时代的变化，减少数字交往的异化，构建和谐健康的数字交往环境。
其一，提升数字素养是应对数字交往异化的基本要求。“提升全民全社会数字素养和技能，是顺应数字时代要求，提升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战略任务。”[14]数字素养不仅包括对数字技术的操作能力，更涵盖了对数字信息的批判性思维、隐私保护意识以及数字交往中的伦理道德。在数字时代，提升数字素养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使用数字技术，但技术操作能力是基础，远非全部。当海量信息以碎片化的涌入各个社交平台，人们若缺乏批判性思维，便会困在“信息茧房”中，丧失多元认知的能力，这也正是数字交往异化的典型表现。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了解算法的“运作逻辑”，记录并时刻思考算法对我们的影响和改变，主动学习算法的原理和规律，识别出其中的偏见与局限，对我们看到的内容保持质疑并反向验证，从而在数字交往中保持理性和批判性。提升数字素养能够增强人们的隐私保护意识。在数字交往中，隐私保护意识的缺失让交往沦为数据剥削的工具，当人们在社交软件上随意分享位置、行程或授权不明软件获取个人信息时，看似自由的数字交往实则便让渡了隐私权。提升数字素养就意味着人们要学会审视每一次信息分享的边界，建立个人隐私的“防护清单”，理解在“同意条款”背后隐藏的潜在风险，警惕“隐形数据”的收集，并通过数据留存意识和拿起法律工具来学会应对隐私侵犯。提升数字素养还有助于培养数字交往中的伦理道德。在数字交往中，人们的行为和言论对他人和社会都有影响。在匿名性的掩护下，网络暴力、谣言传播等诸多恶意行为屡见不鲜，让网络沦为了情绪肆意宣泄的战场。因此，我们要规范我们的网络行为边界，拒绝随意辱骂他人、传播未经核实的谣言，始终保持理性表达。同时，我们也可主动分享科普知识，参与数字公益，利用数字技能帮助他人，承担数字社会责任。数字伦理意识的树立能让我们随时思考与警惕数字交往带来的诸多风险。
其二，促进技术向善是应对数字交往异化的关键策略。刘易斯·芒福德指出：“技术是有用的，确为实践所需要，但与‘真善美’并不相干。”[15]这就是说，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但其应用和发展方向是受到人类价值观和社会目标影响的。在数字时代，有人精心装扮朋友圈却疏于现实的生活，有人被算法困在“信息茧房”中逐渐丧失对多元观点的思考，还有人因聊天记录或生活对话被精准投放广告而惊觉个人早已没有隐私可言。这些现象的根源就是技术发展与人文关怀的失衡。因此，必须要引导技术向善，使数字交往更加符合社会的价值观。技术向善要求推动“数据信托”落地，让数据的使用兼具价值与伦理。数据信托是指通过第三方机构管理个人或群体数据，平衡数据利用价值与隐私保护的机制。用户可将分散的各种数据委托给合规的信托机构，由信托方统一管理数据的使用权限，用户也可通过信托平台实时查看数据的使用记录，并有权随时撤回授权。信托机构也需与数据使用者签订协议，约定数据收益，并明确数据泄露的责任。技术向善需要推行“算法审计”，让算法决策可追溯、可问责。算法审计是对算法设计与运行的逻辑和结果的独立评估，核心就是使算法透明可控。算法审计要明确其覆盖范围，对涉及公共利益的算法要强制展开审计，维护公共的安全。并且，不仅要审计算法上线前的设计，还需跟踪上线后的运行效果，对审计发现的问题要求机构和平台限期整改，对拒不整改的则可建立起“算法黑名单”，将结果纳入信用评价体系。除此之外，技术向善还需要公众的参与和监督。公众应积极参与技术发展的讨论和决策过程，对技术的应用和发展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从而使技术的发展更加贴近社会需求，减少技术的异化现象。同时，用户也应主动选择那些坚守人文底线的平台，自发抵制窃取人们隐私且无下限的软件，从而倒逼技术回归向善向好的初心。当技术真正服务于人的情感联结而非利益的追求时，数字交往方能摆脱异化的枷锁。
其三，完善社会支持体系是应对数字交往异化的重要举措。社会支持体系包括教育、培训、政策支持等多个方面，通过完善这些体系，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适应数字时代的变化，减少数字交往的异化现象。教育体系的完善是应对数字交往异化的基础。学校应将数字素养教育纳入课程体系，将批判性媒介素养纳入大中小学必修内容，从小培养学生的数字技能和批判性思维。学校应设计参与式教育，让青少年在反思中建立“技术–自我–社会”的认知框架，培养既懂数字逻辑又有人文关怀的综合性人才，为不断发展的社会输送专业血液。社会培训体系的完善可以提升成年人的数字素养。通过分层分类的培训设计，能精准对接不同群体的需求。针对中老年群体，可开设智能手机基础操作、防网络诈骗等实用课程，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数字社会；面对职场人士，可以聚焦数据分析、在线协作工具等进阶技能的课程培训，提高其工作效率。除此之外，完善社会培训体系还可以整合社会资源，借助社区课堂、线上平台等场景，打破时空限制，让成年人随时随地参与学习。政策支持体系的完善可以为数字交往提供良好的环境。通过明确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法规，能遏制信息滥用、网络欺诈等行为，让用户在社交平台、线上交易中更有安全感。同时，针对算法歧视、网络暴力等问题的监管细则，可规范平台运营，避免技术滥用对交往公平性的破坏。此外，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均衡布局的政策，能缩小城乡和区域间的数字鸿沟，让更多人平等参与数字交往，最终形成安全、公平、包容的数字环境，促进健康的线上互动与社会连接。
5. 结论
数字交往的异化现象是现代社会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它对个体与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来看，数字交往的异化现象源于技术的异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以及社会结构的变迁。为了应对这些异化现象，我们需要提升数字素养、促进技术向善、完善社会支持体系和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数字交往的健康发展，促进人与技术的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