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学界研究中“V得/不C、V得/不得、V得/不了”等表达能性情态意义的组合结构，通常被称为“可能式”“补语的可能式”“表可能性的述补结构”等[1] [2]。本文考察的主要是能性“V得/不C”1，它们表示主观能力和客观条件上，实现某种结果或状态的可能与否[3]，如例(1) a，b，c分别表示行为主体实现某种结果(倒)、状态(清楚)、趋向(上来、下去)的可能与否。
(1) a.他砍得/不倒这棵树。(汪昌松2024) [4]
b.他看得/不清楚这种人的命运。(北京语言大学BCC语料库)
c.乘客既上得/不来，也下得/不去。(同上)
关于能性“V得/不C”的句法构造和语义表达，一般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能性意义来源于什么形式？王力(1943)、吕叔湘(1980)等认为能性意义来源于能性补语助词“得/不”[1] [5]，而吴福祥(2002)则主张能性意义是由结构整体表达的，而非其内部构体“得/不”[3] [6]；二是能性“V得/不C”和表示状态的“V得/不C”中“得/不”的语法性质是否同一？朱德熙(1982)认为能性“V得C”如“进得去”中的“得”和状态“V得C”如“长得漂亮”中的“得”性质不同，前者是一个独立的助词，而后者是一个动词后缀[2]。吴福祥(2002)从语法化的角度论证到，能性“V得/不C”分别来源于表示实现的述补结构“V得/不C”的语法化，所以产生变化的只是结构整体的意义，“得/不”的句法语义性质并未改变[3] [6]；三是“得/不”到底是什么成分？吕叔湘(1980)、朱德熙(1982)等认为能性“得”是结构助词[2] [5]，赵元任(1979)认为能性“得/不”是中缀(infix) [7]。吴福祥(2002)认为表示能性和表示实现的“得/不”一样，没有发生语法性质变化，“得”是结构助词，“不”是典型的否定副词[3] [6]。宋文辉(2015)论证了中缀的不合理，并且也认为能性“得”实际上和实现“得”一样，更适合看作是述语动词的后缀或附缀，而“不”更适合看作是附着成分或附缀[8]。生成语法的相关研究，一般将能性“得/不”看作是相应的语法功能核心词，如Tsai (2001)将“得”看作中缀(infix) [9]，Cheng (2017)、Wang (2014, 2020)将“得”看作词缀或附缀[10]-[12]；四是能性述补句法结构如何生成，语义如何表达？早期研究大多将能性意义看作是“得/不”的作用[1] [5]，而生成语法界一般也将能性意义归为“得/不”，并将它们分析成功能中心语，但是其中还存在“逻辑提升”[13]“区域错置”(local dislocation) [11] [12]“形态降落”[10]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蒋绍愚(1995)、吴福祥(2002)、宋文辉(2015)等则从历史演化的角度，主张能性“V得/不C”分别来源于实现类“V得/不C”的语境意义的语法化[3] [6] [8] [14]。
以上四个方面问题相互关联，归根到底其实是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的句法生成与语义表达的问题，而学界研究则大体上代表了“句法结构还原”和“构式整体演变”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并且他们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是“得”能否单独充当能性意义的问题。这个问题很难直接证实，因为从能性结构的语法化过程看，表面上“V得/不C”的确没有发生形态变化，发生变化的只是它们的韵律特征和信息结构2。但是我们考察发现，在此过程中“得/不”的轻重音、粘着性、韵律结构等语法性质也均发生了改变。这些改变主要是语音、韵律、音系等语音方面的形态变化，并且标记着“V得/不C”的功能变化，可以看作是具有语法意义的“语法音变”[15]。所以，本文从“V得/不C”在语法音变上的具体表现出发，来探究能性“V得/不C”句法结构的生成和语义表达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读能性结构“句法结构还原”和“构式整体演变”这两种看似矛盾对立的句法生成观点。
2. 能性“V得/不C”的形成与相关句法结构特征变化
2.1. 能性述补结构的形成
蒋绍愚(1995)、吴福祥(2002)分别阐述了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的形成过程，他们认为虽然能性“V得C”和能性“V不C”的来源路径不同，但是它们的能性意义来源基本上一致，均来自于未然语境与实现类“V得/不C”的相互作用[3] [6] [14]。比如，在近代汉语中例(2、3)的a，c，e均表达结果/状态的实现，存在于已然语境，但是在未然语境中例(2、3)的b，d，f则可以表达结果/状态实现的可能。也就是说，“V得/不C”从表达结果/状态的实现变为表达结果/状态实现的可能，是实现类“V得/不C”在未然语境下的语法化的结果。具体例句如下：
(2) a. 野外狐狸搜得尽，天边鸿雁射来稀。(姚合《腊日猎》，《全唐诗》，5712页)
b. 若使火云烧得动，始应农器满人间。(来浩《题庐山双剑峰》，又7358页)
c. 瘿木杯，杉赘楠瘤刮得来。(皮日休《夜会问答》，又7106页)
d. 惊蛙跳得过，斗雀袅如无。(王贞白《芦苇》，又8056页)
e. 已应舂得细，颇觉寄来迟。(杜甫《佐还山后寄三首》之二，又2426页)
f. 地脉尚能缩得短，人年岂不展教长。(吕岩《七言》，又9684页)
(3) a. 烧药不成，命酒独醉。(白居易《全唐诗》，5180页)
b.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赋得古草原送别》，又4836页)
c. 劝君不用分明语，语得分明出转难。(罗隐《鹦鹉》，又7546页)
d. 锥又锥不动，召又召不应。(《祖堂集》4.135)
e. 暝鸟飞不到，野风吹得开。(曹松《夏云》，《全唐诗》，8225页)
f. 云外好山看不见，马头歧路去何忙。(杜荀鹤《自江西归九华山》，又7976页)
吴文进一步认为，在这一语法化过程中，发生变化的只是“V得/不C”的结构义，但是其组成部分的语义功能并未改变，也就是能性意义是整个结构表达的，而非某个组成成分，“得/不”的语法性质并未改变[3] [6]。同时，吴文还论证了上述语法化程度的差异，如“V得C”结构依然可以表达动作程度的实现，如“洗得干净”，不仅可以表达“干净”实现的可能，还保留了表达“干净”程度实现的用法。
虽然蒋文和吴文均已明确指出，能性“V得/不C”来源于未然语境3中实现类“V得/不C”的构式意义演变，但是他们都没有交代“V得/不C”能性意义形成的具体路径以及由此造成的结果等问题，如在此语法化的过程中，未然语境是以怎样的形式和意义进入实现类述补结构“V得/不C”，并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形成能性意义的，能性意义又给“V得/不C”的内部语法结构关系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等。为此，我们接下来首先考察“V得C”和“V不C”能性意义形成路径的具体情况；其次，在能性意义形成路径的基础上，再对能性“V得C”和“V不C”的内部结构关系，特别涉及语法音变方面的情况进行探求。
2.2. 能性意义形成的路径
首先，总体形式上看，例(2)中b，d，f等能性“V得C”的非现实语境，主要来源于“V得C”结构外边缘的假设语气，并且具有形式上的标记，如例(2) b的“若”和例(1) f的“尚”；而能性“V不C”不存在“V得C”那样的外边缘语境，如例(3) b，d，f等能性“V不C”与例(3) a，c，e等实现类“V不C”例子之间并无明显的语境形式区分，所以“V不C”的未然语境只能是“不C”所表示的否定意义。
其次，从逻辑语义上看，如果没有外在语境意义的帮助，实现类“V得C”很难直接推断出能性意义“状态/结果实现的可能”，如删除例(1) b，d，f中的假设语气，一般很难将“V得C”判断为能性上的可能；但是例(2) a，c，e等实现类“V不C”表达完成否定“没/未VC”往往并不需要其他诸如假设、疑问等未然语境的帮助，就可以解读出能性否定“不能VC”的意义。与我们的观察一致，沈家煊(2006)认为“V不C”从表达“没有实现”语法化为“不可能实现”，是回溯推理(abduction)的作用，符合蕴含意义的计算性，并不依赖未然语境；而“V得C”从“结果已然实现”推导出“结果可能实现”不符合蕴含意义的计算性，故表“结果实现”的“V得C”必须处于未然语境才能得出“结果可能实现”的意思[16]。
所以，从逻辑语义层面看，能性“V得C”和“V不C”未然语境的表现形式和语境意义并不相同，它们的能性意义形成的路径也是不大一样的。具体来说，能性“V得C”的未然语境是外边缘假设语境，它们可以直接通过对实现类“V得C”的整体结构进行句法语义操作，即对结果或状态的实现进行非现实性假设来实现能性意义。然而，“V不C”能性否定意义的产生，不仅与否定词“不”表达的否定意义，还可能与C的性质意义存在一定关联。如果能性“V不C”存在未然语境，那么它应该是“不C”在逻辑层面(Logical Form)形成的完成否定意义，即说话人通过对完成否定的回溯推理，实现“V不C”的能性否定意义。这样一来，虽然“V得C”和“V不C”能性意义的具体形成路径不太一样，但是它们均表现相关未然语境在整体结构层面的句法与语义操作。
2.3. “得/不”的语法音变
关于能性“V得/不C”语法化前后，“得/不”的语法性质是否发生改变。朱德熙(1982)主张，能性述补结构如“进得去”中的“得”和状态述补结构“长得漂亮”中的“得”性质不同，前者是一个独立的助词，出现在述语和补语之间，既不属前，也不属后；而后者是一个动词后缀。并且述补结构在结构上应该二分(看得/多，长得/漂亮)，能性述补结构则应该三分(看/得/见，听/得/出来) [2]。
吴福祥(2002) 则认为，实现“V得C”和能性“V得C”是因为它们的韵律特征和信息结构不同导致的切分方式的不同。实现类“V得C”可以看作是V和C两个事件的复合，其中V表达预设信息，C表达焦点信息，C需重读，C前允许语音停顿；而表能性的“V得C”中，VC则是一个完整的事件，格式中的能性意义以VC为语义辖域，可以看作是VC的语义算子，V和C均是信息焦点。V可以重读，C前不允许有语音停顿。但是，切分方式的不同并不足以证明这两种句法语义格式中的“得”的语法性质有别[6]。
朱、吴二人对“得/不”语法性质的看法差异较大，但是可以证实的是，能性“V得/不C”相较于实现“V得/不C”，虽然表面线性语序并未发生改变，但是它们的内部韵律结构、信息结构以及语法关系确系发生了改变。而这些改变同时又造成“V得/不C”特别是“得/不”在轻重音、韵律及粘着性等方面的变化。司富珍(2019)指出每种语言中都必然存在这样的语法音变(grammatical phonetic modifications)现象，即通过对原生词或根词进行语音加工(phonetic modification)从而新造出派生词(derivational words)，也会不同程度地存在通过语音加工对同一个词语的不同句法语义特征进行屈折标记(inflection)的现象，如汉语常采用变调、元音变化、辅音变化、重音、重叠、加缀等形式实现相应的句法语义功能[15]。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在“V得/不C”能性意义形成的过程中，“得/不”所发生的变化实质上属于语法与形态接口层面的语音变化，也属于“语法音变”，即通过对“V得/不C”内部韵律、语音的加工或调整，实现“V得/不C”能性意义的变化。
首先，我们来考察“V得C”的情况。当“V得C”(看得清楚)表动作结果、状态、程度等内容的实现时，其正反问形式为“V得C/不C”(看得清楚/不清楚)，焦点信息在C (干净)，所以C是语法重音所在。“得”则依附于动词词干V (看)，充当后缀，轻声弱读。而当能性“V得C”(看得清楚)表示能性的可能时，其正反问形式为“V得C/V不C”(看得清楚/看不清楚)。由此可见，“V得C”整体(看得清楚)才是表达“能不能VC”(能不能洗干净)的信息所在，即在语义功能上，“能不能”才是信息核心所在。
所以，抛开“得”到底表不表示能性“能/可能”这样的焦点问题不谈，我们可以确定，相较于实现类“V得C”中的“得”，能性“V得C”的“得”的语法性质是相对独立的，语音实现也是相对完整的，并且它更加接近于语缀4，是附着于VC整体上的。这在朱德熙(1982)、宋文辉(2015)等前人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到，他们均主张，能性“得”具有语义功能和结构上的独立性，是介于虚词和词缀之间，较为独立的结构助词，而实现“得”不具有这样的独立性，更适合看作述语动词的后缀[2] [8]。因此，我们可以将实现类“得”归为词缀(word-affix)，而将能性“得”归为语缀(phrase-affix)。
语缀与词缀两者均可以标示语法功能，但是在具体表达上两者往往又很难区分，如英语的领属关系’s实际上属于语缀，而在俄语中的名词领属格却是词缀。而它们的根本区别则在于，前者粘附于短语或者句子，后者粘附于词，并且词缀的黏着性大于语缀的黏着性[17] [18]。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能性结构演变中“得”的黏着性也发生了改变，并且实现类词缀“得”的黏着性是大于能性语缀“得”的。事实上，我们上面对实现“得”和能性“得”在语音完整度(轻重)、语法性质独立性等方面进行的比较，也表明实现“得”到能性“得”的语法化过程，“得”的语音完整度(轻重)和语法性质均相对独立化，即“得”的黏着性降低了。所以这也从侧面证实，“得”发生了语法音变，并且表现为语音相对完整、语法地位相对独立、黏着性相对减弱等具体现象。
下面来看“V不C”的情况，如果按照吴福祥(2002)对“不”的性质判断，将“不”归为否定副词的话[3] [6]，“不”和C之间应当是句法组合的关系，它们中间必然也就可以添加程度副词X，如“很、够、完全、十分”等，组合成“不很/够/完全/十分C”，并且它们的句法层次为[不[X] C]]。但是我们发现这样的例子并不成立，如例(4)中虽然“V不C”和“不XC”均可以成立，但是当“很、够、完全、十分”出现在“V不XC”中形成“记不很清楚”“做不够好”“搞不完全明白”“洗不十分干净”时，它们却均无法成立，如：
(4) a. 他甚至已经记不(*很)清楚上回被女人拒绝是什么时候的事了。(BCC)
b. 我总害怕自己做不(*够)好。(同上)
c. 现在的电影真是搞不(*完全)明白。(同上)
d. 水浑得连衣服都洗不(*十分)干净。(同上)
因为此时“V不XC”只能表示“不能VC”即“不能记清楚”“不能做好”“不能搞明白”“不能洗干净”，而不能表示“不能XC”即“不能记很清楚”“不能做够好”“不能搞完全明白”“不能洗干净”。实际上，此时“V不XC”的意思更接近于“V得不XC”，如：
(5) a. 他甚至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上回被女人拒绝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b. 我总害怕自己做得不*(够)好。
c. 现在的电影真是搞得不*(完全)明白。
d. 水浑得连衣服都洗得不*(十分)干净。
我们可以看到，例(4)中“V不XC”换成“V得不XC”后，例(5)的“记得不是很清楚”“做得不够好”“搞得不完全明白”“洗得不十分干净”几乎都可以成立，但是此时它们表示的主要是状态的实现，“不XC”相当于动词“V得”的补语，无法实现高层的能性意义。
在此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些看似例外的情况，比如例(6)“V不XC”的例子均可以存在，如：
(6) a. 字有点小，看不太清楚。(BCC)
b. 由于山势高耸，距离较远，茶树的具体形态看不太清楚。(同上)
c. 冉这个例外现象为什么就例外，我搞不大明白。(同上)
d. 母亲正用她那看不大清楚的眼睛细细地注视着衣衫。(同上)
但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例(6) a，b，c，d的“V不XC”表示的是“不X能VC”，如“不太能看清楚”“不大能搞明白”“不大能看清楚”，而非实现意义得“V得不XC”，如“看得不太清楚”“搞得不大明白”“看得不大清楚”。所以，此时“不XC”的句法层次是[不X [C]]，而不是[不[X [C]]。也就是说，之所以存在诸如“看不太清楚”“看不大清楚”“搞不大明白”等例子，是因为“不”和X是一个句法单位整体。所以，上述假设可以说明，能性“不”和C之间不能插入其他成分，“不”不是否定副词而是附缀(clitic)或语缀(phrase-affix)。
所以，抛开对“不”是否表达“能性否定”这样的争论问题，我们也可以看到，实现类“V不C”中的“不”相较于能性“V不C”中的“不”在句法组合性、语法性质等方面都发生了改变，后者从否定副词向否定附缀转化，同时实现能性意义表达，可以看作是语法音变的一种形式。
综合上述内容可见，历时上“V得C”和“V不C”演变的路径并不完全相同，能性意义的来源也不完全一致，但是两者在语法化的同时，它们的内部韵律结构、信息结构、语法关系均发生了变化或调整，其中实现类“V得C”受外边缘的未然语境影响，语法化出能性意义，相应地“得”发生语法音变，从词缀变成为附缀/语缀；而实现类“V不C”从完成否定到能性否定的语法化，是经逻辑层面的否定意义回溯推理分化而来的，并未见外边缘未然语境的作用。但是在能性否定语法化实现的过程中，“不”也发生了语法音变，从独立副词演变为附缀成分。所以可以说，“得/不”不仅在“V得/不C”的内部结构中发生了语法音变，而且它们还分别标示了“V得/不C”整体结构的能性功能转变。
3. 能性述补结构的句法生成
生成语法及句法制图理论一般认为语言的变异或变化，主要是功能参数的改变[19]。所以，语法音变同样也可以处理为功能范畴的改变。司富珍(2019)对语法音变，包括派生(derivational)语法音变和屈折(inflectional)语法音变进行了句法制图描绘，如词汇层面存在词汇语类投射(Lexical Word, LW)以及相应的功能语类投射(Functional Word, FW)，短语层面和句子层面存在词汇语类投射(Lexical Phrase, LP)及相应功能语类投射(Functional Phrase, FP)，详见如下结构模式[15] (图1)：
Figure 1. The syntactic cartographic model of grammatical phonetic modifications
图1. 语法音变的句法制图模式
这一结构模式阐述了句法制图的基本思想，即在词汇或短语层面上，词汇语类和功能语类投射，分处两个不同层级，居于内层的词汇语类及其论元结构，为了满足语法功能特征的变化，相应地在句法结构上发生调整，扩展投射出外层功能语类。即LW/P经语法音变的调节，拓展生成FW/P这样的功能投射。
Figure 2. Syntactic generation of “ta kan de dao zhe ke shu”
图2. “他砍得倒这棵树”的句法生成
Figure 3. Syntactic generation of “ta kan bu dao zhe ke shu”
图3. “他砍不倒这棵树”的句法生成
能性“V得/不C”在形态句法上的语法音变标识了其语法功能的变化。所以，它们的句法结构也可以在上述句法制图模式中进行分析。首先，历时上“V得C”的实现意义[+telic, -neg]在未然语境[+irrealis]下，语用推理出能性情态意义[+dynamic modality, -neg]。其次，如图2所示，当能性特征(Dynamic Modality，为了方便以下称Mod)赋予整个实现类“V得C”结构后，处于句法层级低位动词核心V上的后缀“得”，发生语法音变调节，被吸引到高位的功能核心(Functional Head, F)5，但是F并非能性特征Mod，因为能性Mod的句法层级位于动词短语之上，而F仍然是结构内部节点。F的句法特征与Mod可以通过逻辑算子(operator, OP)达成一致关系(agreement)，并在逻辑层面(Logical Form)提升，从而实现能性解读。而“V不C”的能性功能特征[+dynamic, +neg]是由否定词“不”的实现意义[+telic, +neg]回溯推理产生的。“V不C”在逻辑层面上，整体受到能性功能影响，“不”作为功能核心的指示语，因为否定短语的核心(Neg Head of Neg Phrase)即Neg’语音未实现，为了满足“不”的语法音变调节，“不”层级移位至F投射的指示语位置(Specifier of FP, Spec F)，并发生附缀化。逻辑层面上，“不”通过逻辑算子OP逻辑提升，实现能性否定意义，如图3所示。
所以，从语法音变的视角可以证实，共时层面上能性“V得/不C”中“得/不”均可以分析为能性功能特征中心语F或Spec F，并在逻辑层面提升，实现能性意义的解读。一方面，以上句法生成过程不仅展示了，共时层面上“V得/不C”的句法构造；另一方面，其所展示的句法构造也是历时上“得/不”所发生的语法变化，即语法音变。
但是，关于能性“V得/不C”的句法生成，生成语法学界还提出过能性功能中心语逻辑提升[13]，能性功能中心语区域错置[4] [11]，能性功能中心语形态层面降落[10]等不同观点。这些观点可以归纳为能性提升说和能性降落说两类情况，以下部分主要对它们进行讨论，从而对本文的句法生成方式进行验证。
3.1. 对“能性提升说”的讨论
Wu (2004)基于“V得/不C”共时层面的句法表现，也提出将“得/不(得)”处理为结构内部的功能核心，并通过它们在逻辑层面上核心移位至“能/不能”所在的动力情态功能中心(Head of Dynamic Modality Phrase，即Mod16)，进行能性特征[M]的特征核查(feature-checking)，从而得到相应的解读[13]。但是，其主张功能中心“不”是由核心“不”和隐形核心“得”合并而成的，而“得”和“不(得)”在形式功能上相互对应，从而直接从“V得C”的句法生成过程推导“V不C”的句法生成过程。
事实上，我们知道，虽然共时层面上“V得C”和“V不C”存在结构对称性，“得”和“不”也均可以句法还原处理为能性功能中心，但是它们只是三音节音律和能性意义上的对称，两个结构的历时演化路径并不相同，也没有派生关系[6] [16]。所以，在句法分析时，“得”可以处理为与“不”相对应的成分，而非与“不(得)”相对应。
此外，Wang (2014)也指出Wu (2004)的提升说存在理论缺陷，如“得”具有[-neg]，而“不”具有[+neg]，两者合并核心时，特征存在冲突，无法解释“不(得)”如何获得[-neg] [11]。这都说明，在对它们进行句法分析时，将“得”和“不”对应是比较合理的。
Wang (2014)还指出，Wu (2004)的能性特征核查分析也存在问题：Mod1可以为空，也可以语音实现为动力情态，如“能”。它和“V得C”，如“看得懂”组成“能看得懂”。也可以实现为认识情态，如“不可能”，它和“V得/不C”，如，“看得/不懂”可以组成“不可能看得/不懂”；但是，当Mod也同时语音实现时，它们却无法组成“不可能能看得懂”。同样，“V不C”，也无法形成“不可能不能看不懂”[11]。
对此，我们赞成汪文的观点。首先，能性核心“得/不”的逻辑提升并特征核查的核心并非上述Mod1，而是一个隐形的Mod，是逻辑层面的逻辑算子，并无语音实现。因为，没有Mod1 (不能/能)，“V得/不C”也完全可以单独解读为相应的能性情态。所以，认识情态“不可能”与“V得/不C”(看得/不懂)组合并不涉及“能”实现的问题7。其次，隐性Mod的存在，也说明“V得/C”的句法最大投射是能性情态短语(Modality Phrase, ModP)，可以在整体上表达能性情态意义，而这与学界所持的能性整体构式观[3] [6]是一致的。
3.2. 对“能性降落说”的讨论
Wang (2014)、汪昌松(2024)、Cheng (2017)基于分布式形态学(distributed morphology)的后句法(post-syntactic)形态合并理论，提出外部能性形态句法特征“得”在VC之上形成，后与相邻成分形态合并“区域错置”(local dislocation)或在VC之间降落(lowering)等“能性降落”观点[4] [10] [11]。与能性提升说不同，他们认为能性中心特征首先生成于能性句法层级Mod的位置，然后在形态句法的操作下实现在VC之间。
但是，如果从“V得/不C”语法化的过程看，历时上，能性特征首先由推理产生，其后“得/不”才发生语法音变。也就是说时间顺序上，“V得/不C”结构先于能性意义产生和存在，能性意义产生并作用于“V得/不C”结构整体上而非VC上，所以“得/不”的语法音变产生于“V得/不C”的结构内部，属于结构内部语法调整；而且线性顺序上，“得/不”一直处于V和C之间，线性顺序未曾改变。所以，采用“能性降落说”和“区域错置”说，将能性句法层级均构拟为普遍语法层级与汉语事实确有出入，仍值得商榷。
事实上，生成语法界已形成这样的认识，即并非所有的句法功能一定都事先存在于普遍语法层级上，如Li (2022)曾指出，普遍语法(Univeral Grammar, UG)存在功能性空缺(functional void)，而与象似性(iconicity)构成界面，如“的/地/得”等语义比较模糊的连接词(linkers)，它们的语法范畴并不明确，只是句法关联成分，所以无法通过普遍语法UG的句法运算形成句法层级，从而完成句法结构RS到线性语序RL的投射[20]。李亚非先生的研究表明，象似性也可以在句法关系和语序关系中起到制约作用。
所以，这从侧面说明“V得/不C”在能性意义形成的时间和线性顺序上的事实，也应该符合象似性的认知原则，即“V得/不C”的语序关系RC，完全可以直接形成实现类“V得/不C”线性语序RL，“得/不”均产生和存在于“VC”之间，而不是从句法层级Mod的位置降落于VC之间的8。
4. 结语
能性结构“V得C”和“V不C”在结构上具有对称性，但是它们在能性的历时来源、语法化程度及使用分布等方面均表现出了很多不对称性情况。本文主要从它们历时演变的路径出发，探究它们在语法音变及句法生成等方面情况，并且以此确定它们在句法分析上的可能。“V得C”的能性意义来源于未然语境下的实现可能性推断，而“V不C”的能性意义来源于否定意义下的实现不可能性的语用推断，在能性功能意义的影响下，两者均发生了语法音变和句法层级移位，但是前者以“得”的独立性为形式，后者以“不”的附缀化为形式。在句法制图的框架下，“得”可以处理为句法结构上的能性功能中心，“不”是否定能性功能中心的指示语。
此外，通过对能性“V得/不C”语法音变的考察，我们还可以发现，“V不C”和“V得C”的整体规约性与成分还原之间并非截然对立。一方面，“V得/不C”可以由功能中心语“得”和指示语“不”的能性特征在逻辑层面的提升，实现能性表达。另一方面，“V得/不C”语法音变是内部结构关系上的调整，所以整体构式句法投射ModP完全可以表达能性意义。
基金项目
泰州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汉语自然口语中否定句的意愿表态研究”(项目编号：TZXYQD2024A001)。
NOTES
1能性式还存在“VO不得”“V不得O”等结构。它们与“V得/不C”中“得/不”的语法来源不一样。所以，本文只关注“V得/不C”的句法结构和语法来源，并不将“得”统一处理为能性中心，“不(不得)”处理为能性否定中心。
2吴福祥(2002) 承认这两种句法语义格式语法化前后的韵律特征和信息结构并不相同，但是他并未以此断定“得/不”的语法性质也发生了改变。
3未然语境常指非现实语境，如否定、疑问、假设等。
4陆丙甫、完权(2022)将词缀之外的附着形式(clitic)、小品词(particle)、连词(conjunction)等均处理为语缀。
5图2中，de上移到V反映的是在实现类“V得C”中，动词后缀“得”被动词核心吸引依附的过程。
6Wu (2004)主张“得/不”需要在逻辑层面得到Mod的特征核查，且此Mod不仅是动力情态“不能/能”Mod1的句法位置所在，同时也是“V得/不C”所包含的隐形的能性Mod。为了区分我们将前者标记为Mod1，但是我们发现，动力情态“不能/能”Mod1表达的是“能不能”的语法意义，而Mod表达的则是“愿而不能”的语法意义，两者并不相同。并且“V得/不C”所包含的Mod也并不需要Mod1的核查允准。
7至于“不可能看得/不懂”成立，而“不可能能看得/不懂”无法成立的原因，我们推测可能与否定的句法语义限制相关，如在肯定形式情况下，“可能能看得懂”和“能看得懂”均可以成立。
8按照Li (2022)的普遍语法与象似性界面假设，普遍语法负责语义关系RC至结构关系RS的投射以及结构关系RS至线性关系RL的投射，而象似性可将语义关系RC直接到线性关系RL的投射，虽然中间缺少了句法结构关系RS，但是这并不代表句法结构RS缺失，更不意味着其不受普遍语法的管辖，所以这与本文的句法还原方法并不矛盾。与传统的句法结构RS到线性关系RL的单向路径不同，Li (2022: pp. 73-75)主张句法结构RS也可以从线性关系RL逆向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