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国家的发展历史和民族的文化内涵。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有着丰富的非遗资源，这些非遗展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文化意识，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度契合，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具有积极的作用。本文立足共生理论，剖析二者在价值、资源、发展层面的融合逻辑，指出当前融合存在单元、关系、环境三方面困境。通过提出“三位一体”融合路径，即“双核驱力”激活共生单元、“三维耦合”建立共生关系、“三重保障”改善共生环境，形成“非遗赋能思政育人、思政反哺非遗传承”的共生生态。研究为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构建文化传承与教育创新协同机制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模式。
Abstrac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ICH) is an integral part of China’s rich traditional culture, carrying the nation’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embodying the cultural essence of its people. As an ancient civilization, China is endowed with abundant ICH resources that reflect the distinctive spiritual values, modes of thinking, and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se attributes closely align with the goal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contribute positively to its implementation. Drawing on symbiosis theo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tegration logic of ICH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value, resources, and development. It identifies three key challenges in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units, relationships, and environment.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the paper proposes a “trinity” integration path: activating symbiotic units through “dual-core driving forces,” establishing symbiotic relationships through “three-dimensional coupling,” and enhancing the symbiotic environment through “triple guarantees.” This approach aims to create a symbiotic ecosystem in which ICH empower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hil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urn, supports the transmission of ICH. The study offers a practical and feasible model for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s well as for establishing a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between cultural heritage and educational innovation.
1. 引言
在全球文化多样性与高等教育育人功能协同发展的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作为中华民族的“活态基因库”，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成为落实文化传承使命与创新育人路径的关键命题[1]。近年来，国家层面密集出台《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等政策，明确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强调思政教育需“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非遗蕴含的历史厚度、精神高度与审美向度，与思政教育价值引领、人格塑造、文化浸润的目标高度契合，二者融合既是赓续中华文脉的必然要求，亦是破解思政教育“实效性困境”的战略选择。
共生理论的核心概念最早由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Anton de Bary)于1879年提出，用以描述不同生物种类间相互依存的生存状态[2]。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理论演进与实践拓展，该理论的应用范围已从最初的生物学领域逐步延伸至生态学、社会学、经济学及艺术学等多学科领域。在社会学中，共生理论被用于分析组织间、群体间的互动关系，强调通过资源互补、功能协同实现共同发展；在教育学领域，其为跨学科融合、校企协同育人等提供了重要分析框架，揭示了不同教育要素通过动态交互形成良性生态的规律。同理，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本质上也是一个涉及多主体参与的动态交互过程。本文立足共生理论，提出“三位一体”融合路径：单元激活、关系连接、环境优化，旨在形成“非遗赋能思政育人、思政反哺非遗传承”的共生生态，为推进“两创”提供可操作的实践范式。
2. 非遗与高校思政教育的融合逻辑
2.1. 价值共生
非遗作为民族文化的“基因库”，其核心价值在于承载历史记忆、传递精神内核，这与思政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具有内在一致性[3]。非遗中蕴含的“工匠精神”——对技艺的极致追求、对传统的虔诚坚守、对创新的审慎探索，本质上是对敬业、诚信、创新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象化表达[4]。例如，苏绣技艺中“一针一线皆有法度”的严谨态度，与思政教育中“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育人导向高度契合；景德镇陶瓷制作中“火与土的艺术”所体现的耐心与毅力，恰与思政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的目标形成呼应。这种价值目标的耦合性，为非遗与思政教育的融合提供了根本动力。
2.2. 资源共生
非遗作为“活态资源库”，为思政教育提供了丰富的载体与场景。其物质形态(如传统技艺、民俗仪式)和非物质形态(如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均可转化为思政教育的生动教材。例如，通过非遗技艺的实践体验，学生能在“做中学”中感悟劳动价值；通过非遗传承人的口述史，学生能直观理解“文化自信”的深层内涵。与此同时，思政教育为非遗传承提供了制度化保障。高校思政课堂可成为非遗传播的“稳定阵地”，通过课程思政、社会实践等渠道，将非遗纳入人才培养体系，解决其“口传心授”式传承的脆弱性问题，更通过教育体系的标准化、规模化，为非遗注入可持续的生命力。
2.3. 发展共生
非遗的传承与发展面临“后继无人”的危机，而高校思政教育则需突破“说教化”“形式化”的实效瓶颈[5]。二者的融合为破解这一矛盾提供了路径：非遗通过教育阵地获得年轻群体的关注与参与，实现代际传承的可持续性；思政教育则借助非遗的文化厚度与情感共鸣，增强理论阐释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使非遗与思政教育在相互成就中实现共同进化。
3. 非遗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现状
3.1. 单元困境
3.1.1. 非遗发展现状
非遗虽在政策保护下取得阶段性成果，但其传承体系仍存在结构性矛盾。传统技艺类非遗因学习周期长、经济效益低，面临后继乏人的危机。部分民间手工艺因青年群体外流导致传承链断裂，仅靠少数老艺人勉强维系。同时，非遗创新转化能力不足，过度依赖商业化开发导致文化内涵流失。部分项目为迎合市场，将文化传承异化为商业符号的简单堆砌，通过机械化复制、标准化生产压缩传统工艺流程，削弱了文化辨识度与教育价值。此外，非遗传播渠道单一，多依赖线下展演或传统媒体，难以触达青年群体，进一步加剧了传承困境[6]。
3.1.2.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现状
高校思政教育在体系化建设上取得显著进展，但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课程内容方面，部分教材对非遗等本土文化资源的挖掘不足，多以西方理论或抽象概念为主，导致学生难以产生情感共鸣。教学方法上，以教师为中心的“单向灌输”模式仍占据主导地位，虽引入案例教学、情景模拟等模式，但对非遗的利用仍停留在表层，缺乏对非遗精神内核的深度剖析。实践环节中，思政实践活动多以志愿服务、社会调研为主，与非遗的关联性较弱，未能充分发挥非遗在价值引领、文化认同中的独特作用。
3.2. 关系困境
3.2.1. 课程融合浅表，学科壁垒森严
非遗与思政课程的结合缺乏系统性设计，多表现为“拼盘式”叠加而非“嵌入式”融合。部分高校开设非遗选修课，但课程目标侧重技艺传授，未与思政教育的价值观培养目标形成呼应；或是在思政课中插入非遗案例，但未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文化逻辑与精神价值。此外，跨学科课程开发不足，非遗与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等学科的联动机制尚未建立，导致融合内容碎片化、表面化[7]。
3.2.2. 师资能力断层，协同效能低下
高校思政教师与非遗传承人之间存在明显的知识结构差异。思政教师普遍缺乏非遗专业知识，对非遗的历史脉络、技艺特点、文化符号理解不深，难以将其有效转化为思政教育资源；非遗传承人虽精于技艺，但缺乏教育教学方法论训练，授课内容多凭经验传授，缺乏理论升华与体系化设计[8]。此外，师资培训机制不完善，高校与非遗机构、文化部门的合作多停留于短期项目，未形成长效的师资共建与共享机制。
3.2.3. 实践路径单一，育人成效虚化
非遗实践活动与思政教育目标的契合度不足。部分高校将非遗实践简化为“参观 + 体验”模式，学生仅停留在表面参与层面，未能通过实践深化对非遗精神内涵的理解。在传统戏曲实践活动中，学生可能掌握基本唱腔，但未领悟其承载的伦理价值；在民间工艺实践中，学生可能完成作品制作，但未思考其蕴含的生态智慧[9]。此外，实践评价机制缺失，多以参与次数或作品数量为考核标准，忽视了对价值观内化程度的评估。
3.3. 环境困境
3.3.1. 网络环境受蚀，价值导向偏离
数字化时代，非遗传播面临“流量至上”的挑战。部分网络平台为吸引眼球，将非遗元素与低俗内容嫁接，或通过夸张表演、猎奇视角解构非遗的文化严肃性。传统仪式被简化为搞笑段子，非遗技艺被异化为娱乐表演，导致其文化内涵被消解。同时，高校思政教育在网络空间的非遗资源整合不足，缺乏优质数字内容供给，难以与商业平台形成竞争，导致青年学生对非遗的认知被碎片化信息主导。
3.3.2. 文化认同弱化，价值冲突加剧
社会文化多元化背景下，非遗与思政教育的融合易受功利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冲击。部分学生受消费主义影响，认为非遗“无用”“过时”，更倾向于追求西方文化或流行文化；部分学生受历史虚无主义误导，对非遗中的传统价值观产生质疑，认为其“封建”“落后”。此外，全球化进程加速了文化同质化趋势，部分非遗项目为适应市场而简化或改造传统元素，导致其文化独特性丧失，进一步削弱了青年学生的认同感[10]。
3.3.3. 制度保障滞后，协同效能不足
政策支持虽逐步加强，但高校与非遗机构、地方政府间的协同机制尚未健全[11]。非遗项目进校园缺乏长效保障机制，多依赖临时性项目或个人关系，导致活动持续性不足；资金投入方面，高校非遗相关课程建设、实践基地建设、师资培训等经费来源单一，多依赖学校自筹，难以满足深度融合需求；制度评价方面，对非遗融入思政教育的成效缺乏科学评估体系，多以活动数量或媒体报道为指标，忽视了对学生价值观变化、文化自信提升等核心目标的考量。
4. 非遗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合路径
4.1. “双核驱力”激活共生单元
4.1.1. 文化驱动力
文化驱动力是非遗融入思政教育的根本支撑，需从非遗中挖掘历史记忆、精神基因与价值理念，转化为思政教育的鲜活素材。非遗作为“活态历史”，其技艺与符号可承载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通过非遗技艺演绎经典历史故事，将历史记忆从“文本记载”转化为“情感体验”，强化青年对历史传统的认同[12]。同时，非遗中“工匠精神”“家国情怀”等精神符号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深度关联，传统技艺的“精益求精”可转化为“敬业奉献”的思政案例，传统建筑的“天人合一”理念可引申为“绿色发展”的教育资源。此外，非遗的图案、工艺等符号可通过符号学方法解析其文化意义，转化为象征资源，如族群图案映射“社会凝聚力”，传统建筑结构关联“可持续发展”理念，实现从“视觉元素”到“价值符号”的升华。
4.1.2. 教育驱动力
教育驱动力是思政教育吸纳非遗元素的关键路径，需通过课程重构、场景再造与评价创新，推动非遗从“文化素材”到“育人资源”的转化。思政课程需打破“理论灌输”模式，将非遗元素融入课程体系，在道德与法治课程中引入家训文化非遗，在近现代史课程中结合革命文物非遗，通过“物证史”“艺载道”强化价值观培养。同时，构建“认知–体验–反思”的育人闭环，利用数字技术还原非遗制作场景，开发非遗数字平台整合资源，通过研学旅行延伸至非遗传承地，实现从“课堂中心”到“场景中心”的转变[13]。此外，突破“考试分数”单一维度，建立“过程–结果–价值”评价体系，将非遗实践纳入综合素质评价，采用档案袋记录学生成长，引入社会评价机制，推动从“知识考核”到“素养培育”的转型。
4.2. “三维耦合”建立共生关系
4.2.1. 课程连接
课程连接需打破学科壁垒，构建“非遗 + 思政”的融合课程体系[14]。在思政必修课中系统嵌入非遗元素，如“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解析家训非遗中的伦理规范，“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结合革命技艺非遗的历史叙事，通过“以艺载道”强化价值引领。
开设“非遗思政”专题选修课，系统阐释非遗蕴含的工匠精神、家国情怀等内核，同步设置实践学分，要求学生完成非遗技艺体验(如掌握一项基础技艺)、主题性非遗创作(如围绕诚信、环保等主题创作非遗作品)等任务。推动跨学科协同，联合艺术、历史等专业共建案例库，将非遗技艺流程(如木雕工序、染织流程)转化为“劳动教育”实践模块，让学生在研习中深化价值认知，实现课程从“知识传递”到“文化浸润”的转型。
4.2.2. 师资协同
师资协同是关键支撑，需通过团队组建与技能融合提升教学效能。聘请非遗传承人担任兼职教师，与思政教师结对开展教学，传承人开设“大师工作坊”，讲解技艺奥秘，思政教师结合“工匠精神”提炼教学案例，实现“技艺–精神”的双重传递；推动传承人与思政教师的技能融合，建立“双导师制”联合备课机制。例如，教师与传承人合作设计“历史叙事中的非遗”课程，将历史故事转化为非遗艺术形式(如用剪纸表现历史事件，用戏曲演绎人物故事)；教师与匠人联合开发“传统工艺与劳动价值观”课程，通过技艺实践(如共同完成一件需要协作的工艺品)实现“价值观”的融合[15]。
4.2.3. 实践融合
成立非遗社团(如剪纸社、戏曲社、民乐社)、举办主题展览(如“非遗中的智慧”、“技艺与匠心”)，将非遗元素融入校园生活，开展基于历史或社会议题的剪纸、泥塑展览，让学生在艺术创作中感悟相关精神价值[16]；组织非遗保护区调研(记录濒危技艺、访谈传承人)、创新创业项目(设计具有教育意义的非遗文创)，推动非遗保护与社会服务结合，引导学生参与技艺传承、文创产品设计，通过“非遗 + 文旅”(开发研学路线)、“非遗 + 电商”(助销非遗产品)等模式助力乡村振兴。建立长效实践基地，如与非遗工坊、博物馆共建，确保实践活动的连续性和深度。
4.3. “三重保障”改善共生环境
4.3.1. 数字保障
打造“非遗 + 思政”融媒体平台，集成VR体验、线上资源库、互动社区等模块，通过VR技术还原传统建筑场景，让学生在虚拟环境中体验技艺细节，或利用3D扫描技术建立非遗资源库，支持在线检索与下载；运用大数据分析学习行为，推送个性化内容，通过区块链技术确权非遗数字资源，保障传承人权益[17]。
4.3.2. 文化保障
在校园内设置非遗雕塑、文化长廊，雕刻非遗符号象征文化内涵，或展示传统建筑结构体现传统智慧，通过视觉符号传递文化内涵；定期举办“非遗雅集”“传承人讲座”，邀请非遗大师开展技艺展示与学术交流，举办技艺工作坊、非遗文化周，吸引师生参与非遗实践。
4.3.3. 制度保障
将“非遗育人成效”纳入教学质量评价指标，设置实践学分、文创设计竞赛、价值观反思报告、社会影响力评估等多元化考核维度，推动从“知识考核”向“素养考核”转变；校地共建非遗与教育融合研究中心，联合保护单位、文化企业开展课题研究(如非遗教育转化路径)、项目合作(如共同开发教材、教具)，共建研学基地(提供稳定实践场所)，与地方政府合作开发融合教育价值的非遗旅游路线或文化体验项目，形成“产学研”一体化模式。建立专项资金保障制度，支持课程开发、师资培训、实践活动和平台建设。
5. 结语
非遗与高校思政教育的融合，本质上是文化传承与育人使命的协同共振。从共生理论视角看，二者的价值耦合为融合奠定根基，资源互补提供实践可能，发展互促形成持久动力。并从融合现状出发，以解决融合实际困境为目标，从共生单元、共生关系、共生环境三个方面提出通过“三位一体”路径破解：以文化与教育双驱力激活共生单元，破除主体发展短板；靠课程、师资、实践三维耦合构建紧密关系，打通互动梗阻；借数字、文化、制度三重保障优化共生环境，筑牢支持体系。
这种融合不仅让非遗在校园扎根，获得代际传承的新生命力，更让思政教育充盈文化质感，实现“以文化人”的深层育人。唯有持续完善共生生态，才能真正实现“非遗赋能思政、思政反哺非遗”的良性循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与高校思政教育创新提供坚实支撑。
基金项目
黑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黑龙江省中医药经典普及化研究专项课题重点资助项目(ZYW2024-009)：基于SWOT分析龙江中医药非遗和康养旅游融合发展策略研究。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