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完善收入分配和就业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必然需要从理论层面探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理论依据和理论渊源，才能更好地认识和践行这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而作为唯物史观奠基之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人学思想就构成其重要的智慧来源和理论指导。因此，深入研究其中蕴含的人学思想的核心要义具有重要价值，同时力图揭示人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理论意义，以及人学思想的现实意义。
2.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人学思想的核心要义
2.1. 基础：“现实的个人”
2.1.1. “现实的个人”的基本内涵
第一，“现实的个人”是有双重属性的生命存在。马克思认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p. 23)首先，“现实的个人”具有自然属性。自然属性表现为作为自然存在物对自然规律的依存关系。自然赋予了人的肉体和生命，所以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必须遵循自然规律生存，人从产生开始，便主动找寻自然中可供生存的资源，在持续的劳动中创造人化自然。不论是原始自然还是人化自然，人都是依赖着自然而生存。其次，“现实的个人”具有社会属性。社会属性体现在人的实践活动必然形成社会联系和关系网络。马克思认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 (p. 515)这意味着人的活动必须与他人协作完成，从而形成特定的社会联系和关系。每个人在开展自己的物质生产活动时，会与其他人相互进行生产的置换，既改造客观世界又创造新的社会关系。第二，“现实的个人”是实践的人。马克思认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取代。”[2]“现实的个人”的本质在于实践，即通过物质生产活动改造自然并建构社会关系。因此实践不仅是满足生存需要的手段，更是人确证自身本质的方式。第三，“现实的个人”是有需要的人。“现实的个人”是在特定物质生活条件中所不断产生新需要的社会存在物。基本生存需要驱动着最初的生产活动，而满足需要的过程本身又历史性地在生产出新的和更复杂的社会性需要。这种需要到满足再到产生新需要的辩证运动构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并塑造个体的意识与行为。
2.1.2. “现实的个人”的基本形态
第一，以人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群体本位社会。人类社会初始阶段，最初简单的人与人的关系是两性关系。此时社会结构尚未突破家庭范畴，仅表现为家庭规模的扩展，其中既包括血缘亲属关系的自然延伸，也涵盖奴隶数量的增长，而奴隶制的萌芽恰是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此时的私有制尚未取得主导地位，其发展始终受到家庭整体利益的制约。第二，以物的依赖性的个人本位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使个人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个人将自己与共同体相区别，个体意识和独立意识凸显。个人从属于社会生产，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对立矛盾关系。表面上，各个人比之前要自由，实际上他们更加屈服于物的关系。第三，以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有在人类解放过程中实现。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及合乎人性的人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地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3]人们在自由人联合体中不断丰富和完善自我个性，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真正实现了自然与人的统一。
2.1.3. “现实的个人”的内在规定性
第一，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马克思明确指出“现实的个人”具有不可消解的自然属性。作为生命有机体，人必须首先满足吃、喝、住等自然需求，“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 (p. 67)，这构成了人类存在的生物前提。同时，“现实的个人”的社会属性具有根本性地位。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个人”的社会性体现在物质生产本身是社会性活动，个体只有在与他人的协作中才能改造自然。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着人的存在方式，精神生产如语言、观念等，都是社会共同体的产物。第二，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发挥“现实的个人”的主体性，必须把人的受动性和能动性结合起来，把“现实的个人”的发展建立在自觉认识和运用自然、社会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 (p. 585)，但人并非被动适应这些条件，而是通过实践主动改造世界。人能够依据对自然规律和物质特性的认识，发明并运用各种工具和技术，突破原有生产条件的限制，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
2.2. 核心：人的本质
2.2.1. 人的本质的根本要义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集中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著作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人的类特性恰恰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他将生命活动的性质界定为“类特性”，人与动物一样都是有生命的类，但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在于实践或劳动。人类能将生命活动转化为意识的对象，通过实践将本质力量外化到对象世界，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确证自身的类本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 (p. 501)。通过引入实践概念，揭示个体并非先验地拥有某种固定本质，而是在物质生产实践中不断生成的社会存在物。马克思全面且清晰的阐述了人的本质规定，人的本质通过实践活动外化为多层次和多方面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但他并没有否定人的自然性，人仍然具有自然属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出“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1] (p. 514)。从“现实的个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揭示需要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初动力，需要并非静态的生理欲求，而是随着生产力发展不断演进的历史范畴。
2.2.2. 人的本质的生成方式
第一，对象化的物质生产活动与人的本质生成。人的本质生成根植于现实个人的物质生产实践之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的本质并非抽象的先验规定，而是通过劳动对象化于客体世界的过程中逐步显现与塑造的。在主体改造自然客体的实践进程中，主体不仅将自身的目的、需要和力量投射到对象中，实现自然“人化”，同时也在客体的反馈中确证自身本质。第二，交往的扩大与人的本质发展。交往作为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其本质是主体间的实践过程。个体在与他人的协作与冲突中，既改造客观世界又重塑自身，使人的本质成为社会关系的产物。同时，交往的扩大为个体提供了多元互动平台，促进其独特能力的发展。第三，分工和私有制的矛盾性运动与人的本质生成。马克思认为，“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1] (p. 37)分工作为生产力发展的组织形式，其阶段性的演进直接决定了所有制关系的形态更迭，而私有制又通过占有关系的异化反向塑造着个体的生存方式。它们不仅重构了社会关系的物质基础，更通过异化劳动机制生成人的本质，劳动作为“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类本质性质被剥夺，劳动者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分离，个体的主体性被消解在资本的逻辑中。
2.2.3. 人的本质的基本特征
第一，社会性。社会性是人的本质的核心属性。在物质生产活动中，个体通过劳动工具的使用、劳动对象的改造以及劳动产品的交换，不断形成政治关系等多重社会网络。其中，生产关系作为最基础的社会关系，直接决定着人的生存方式与发展空间。从血缘共同体到虚幻共同体，再到“真正共同体”的构想，人的本质在不同共同体框架中呈现不同形态，而只有在“真正共同体”中，社会性将突破工具理性束缚，成为个体自由发展的条件。第二，科学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物质生产实践中形成科学的唯物史观，立足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进一步展开对人的本质的研究，超越了以往的人的本质理论。以往的哲学家忽视人的本质的形成条件，简单地将人的本质归结为某种先验的抽象的特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却将人的本质理论从抽象的天国拉回现实的大地，超越了传统的人学思想。
2.3. 目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2.3.1.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核心意蕴
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蕴含着三重深刻意蕴。首先，人在自然中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人在与自然的相互交换中，作为主体的人逐渐对作为客体的自然进行统治和支配。因此，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须建立在“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的基础之上，在实践中尊重自然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相结合，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统一中实现“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5] (p. 185)。其次，人在社会中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人是社会存在物，社会不是独立于人的活动的外在发展，“而是人的主体活动关系和形式的总和”[6]。二者发展具有内在一致性。人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条件，这些条件构成了人的发展的现实基础与发展空间。最后，人在自我发展中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与自身关系的自由状态是“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7]，个体在创造性的劳动中，不仅改造对象世界，也同时发展自身的体力、智力、审美力与社会交往能力。正是通过自主劳动与对自由时间的积极运用，个体才能在实践层面真正实现其潜能的多维度、深层次拓展，塑造其丰富而独特的个性，从而实现人的真正的全面自由发展。
2.3.2. 人的发展和解放的实现途径
3. 《德意志意识形态》人学思想的现实启示
“哲学在现实生活的批判和能动的实践中日益意识到自身固有的实践性；哲学已扬弃为不再是与现实对立的形而上学。”[8]马克思在探索人学理论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哲学本质的新理解，即哲学并不是悬浮在“天上”的理论，而是扎根于“地上”的实践产物。因此，学习并理解马克思人学理论需充分重视其在当代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价值，从理论层面和实践两个维度践行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
3.1. 《德意志意识形态》人学思想的理论启示
3.1.1. 奠定唯物史观的理论根基
第一，系统构建了以“现实的个人”为逻辑起点的唯物史观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批判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意识哲学，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哲学在理解“人”的问题上的抽象性与虚幻性问题。实现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的思维转变，不仅为唯物史观确立了科学的前提，更揭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深层逻辑。唯物史观以“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揭示了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人学思想通过唯物史观获得了科学的历史定位，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实践理论。
第二，人学思想在唯物史观的体系下获得了科学的历史定位，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实践理论。作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实践理论，人学思想在唯物史观的指引下获得了明确的实践主体与路径，将无产阶级视为实现人的解放的历史承担者，将变革不合理的生产关系作为解放人的现实途径，使“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价值目标转化为具体的革命实践与建设实践。
3.1.2. 实现马克思主义人学发展史的范式跃迁
第一，在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发展史中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人学思想转变了人学的研究领域，继承了对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其中提到的人的异化不再局限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生存状况的描述，而是用来表示人被人的所有物以及生产物所钳制，不能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本质，由此将人的研究扩大到物质生产历史的范畴。同时，《德意志意识形态》人学思想为后续著作奠定理论基础，为人类的解放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提供理论前提。其中提出人的本质、人的解放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人学思想为《共产党宣言》中“自由人联合体”的提出奠定基础，也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人学依据。
第二，界定了与其他人学思想不同的研究内容。一是从“解释世界”向“改变世界”的实践转向。马克思主义人学产生之前，基本上整个西方人学观都侧重于“解释世界”，而马克思将人的解放置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考察，认为生产力只有达到一定高度，进而实现共同富裕后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人的解放提供了科学的历史路径。二是深刻揭示出人的本质并非孤立、原子式的存在，而是具有鲜明的“社会性”特征的存在。马克思不再追寻概念中的人，而是发现人们重视生活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将人的发展置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动态过程中予以考察。这种转变不仅为马克思主义人学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石，而且通过提出“现实的个人”“自由人的联合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一系列核心范畴，构建起一个逻辑严密、内容完整的人学理论体系。
3.1.3. 深化人学思想史的发展研究
第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学理论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无论是列宁对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异化问题的深刻剖析，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中“以人为本”核心理念的提出，均能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探寻到理论源头。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现实的个人”不再是被资本逻辑支配的抽象劳动者，而是作为共同富裕主体、美好生活追求者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者的具体存在。
3.2. 《德意志意识形态》人学思想的现实启示
3.2.1. 夯实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人的美好生活的物质基础
第一，始终坚持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满足人民需求的前提。发展物质生产力的“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而在于发展生产”[9]，这里的“发展生产”就是夯实物质基础，提高经济生产力。当前，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并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物质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创新。高质量发展阶段对物质生产力的追求实现了从“量的积累”到“质的跃升”的转换，高质量发展不仅关注生产力的规模扩张，更注重其内涵提升，通过科技创新、结构优化和绿色转型等路径，使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更契合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多元需求。这种发展方式既坚持了“物质第一性”的基本原则，又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使生产力的发展与满足人民需求形成动态平衡。从毛泽东强调“发展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改善人民生活，到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为中国发展提供了关键的方法论指引。
第二，在发展物质生产力的进程中，实现人的美好生活需要需着重关注三个核心要素。一是人的现代化。作为劳动者，人需促进自身的现代化发展。新发展阶段对人的素质与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发展生产力的关键在于培育高素质劳动主体，包括能够创造新质生产力的战略人才与熟练掌握新质生产力的应用型人才，这客观上需要提升人的现代化水平。二是劳动资料的智能化。随着科技的迅猛进步，劳动资料正经历从传统向智能的深刻变革。智能化劳动资料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与质量，成为生产力的重要支撑。因此，劳动者不仅要掌握传统技能，更要具备运用智能化工具的能力，实现人机协同作业。三是劳动对象的拓展。在新质生产力战略框架下，劳动对象的范畴与内涵不断拓展深化，逐渐向数据等新型要素延伸，为生产力提升开辟了新空间。生产力的发展需重视对新型劳动对象的挖掘、整合与利用，同时劳动者要具备处理与分析新型劳动对象的能力，以适应高质量生产力发展的需求。
3.2.2. 把握“现实的个人”是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前提
第一，“现实的个人”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价值标准和实践指引。“现实的个人”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原点。现代化作为一种社会变迁过程，必然涉及发展指标的设定和发展成果的评价，但所有这些都必须以“现实的个人”的福祉为根本标准。中国式现代化拒绝将GDP增长以及科技突破等工具性指标绝对化，而是始终强调发展的“以人为本”，这种价值取向正是源于对“现实的个人”的重视。同时“现实的个人”的多样性要求现代化进程必须尊重个体差异，避免用单一标准衡量人的价值。中国式现代化在推进过程中，始终警惕工具理性的膨胀，通过强化价值理性的引导，确保现代化服务于人的发展。同时，“现实的个人”的能动性要求现代化实践必须激发人的主体意识，注重培育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使“现实的个人”从发展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既提升了发展的可持续性，也增强了个体的尊严感和成就感。
第二，以“现实的个人”为基点推进人的主体性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的主体性发展被赋予了鲜明的实践导向与时代内涵。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进步的根本尺度，这与马克思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构想形成历史性呼应。从脱贫攻坚中“一个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到共同富裕道路上“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安排，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人的主体性置于社会发展的核心位置。通过消除制度性障碍、优化资源配置和完善公共服务，为个体自由发展创造现实条件。
3.2.3. 遵循人的本质是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要求
第一，人的本质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联系。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将人的发展作为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思想高度契合。中国式现代化一直致力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关注物质层面的需求，更注重精神文化、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的需求，不断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同时，人的本质决定了人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主体地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生产劳动和社会服务等实践活动，以自己的智慧和汗水为现代化事业贡献力量。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也反过来塑造和丰富人的本质。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新的社会关系不断涌现，人们在参与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身的素质和能力，逐渐实现自我价值的提升和本质的丰富发展。
第二，遵循人的本质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生动呈现。首先，以人的发展为导向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并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要。近年来我国在高端制造业以及数字经济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不仅提高了国家的经济实力，也为人们提供了更多高收入和高技能的就业岗位，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加强再分配调节，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乡村振兴，努力缩小城乡、区域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保障人民群众在经济发展中的平等权益。其次，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关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本质为核心，是对人的本质属性的理论回应，它强调发展应回归人的社会性需求，既肯定个体在社会关系中的能动性，又要求社会制度设计必须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的发展置于社会发展的核心位置，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历史演进，本质上是对人的本质发展规律的深化认识，确保社会发展始终围绕人的合理诉求展开。
3.2.4. 坚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旨归
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社会现代化共同的价值目标。马克思站在世界历史的角度论证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共产主义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将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表现，也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重要过程。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实践形态，既尊重现代化进程中人类文明的共性规律，承认物质基础积累与社会关系调整对人的发展的前提性意义，又以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避免了资本逻辑主导下人的发展的异化风险。这种实践表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贯穿于现代化进程的具体历史运动，中国式现代化通过自身的探索，正在将人类对这一目标的追求从理念层面推向实践深处，成为连接民族性实践与世界性进程的价值纽带。
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方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完全占有自身的本质，即“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5] (p. 189)。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实践的自由性和自觉性体现为主体对活动目的与方式的自主选择和对活动意义的理性认知。这种自由自觉体现为创造性劳动对重复性劳动的超越。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意味着个体摆脱外在规范的单向塑造，实现自身独特性的同时实现与社会的和谐共生。此外，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有着密切的联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现实路径。中欧班列的常态化运行不仅缩短了亚欧大陆的物流时间，更促进了沿线国家的产业对接与人文交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则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助力其突破发展瓶颈。这些具体实践不仅增强了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更通过利益共享机制培育了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对传统国际关系中零和博弈和霸权思维的有力超越，它以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出发点，旨在打破“修昔底德陷阱”式的传统大国对抗逻辑，为人类解放开辟新的实践路径。当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致力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与进步时，人类将不再被国家间的隔阂与冲突所困扰，而是能够在和平、稳定和繁荣的环境中追求自身的自由与幸福，这无疑是人类解放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是人类社会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迈进的重要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