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马尔库塞视角下的历史演进
赫伯特·马尔库塞的学术思想跨哲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理论体系深刻且影响广泛。本节旨在选取国内外代表性专著进行剖析，以把握该研究领域的现状与发展脉络。
(一) 国内研究图景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在中国学界持续受到关注。其关于技术、消费、社会结构及文化发展的分析，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现实问题相呼应，成为系统研究的重点。
异化理论是核心议题，现有研究多集中于经济领域中的技术异化和消费异化，并在马克思异化理论框架内进行比较与拓展。相较之下，从人类学维度探讨“人的全面异化”仍显不足。
社会批判理论方面，徐崇温通过《单向度的人》阐释马尔库塞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见解，陈学明等学者则深入其哲学思想，剖析社会内在矛盾。刘擎以“现代性困境”为主线，分析“单面人”的形成与社会变革。
思想解放是另一重点，学界从马克思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出发，探讨马尔库塞如何通过“单向度”等概念激发个体反思、回归本真状态，也有研究聚焦“爱欲解放论”，试图构建审美导向的新文明模型。金丹等学者强调其理论对应对意识形态控制、改善辩证思维的支持作用。
近年来，国内研究逐步超越理论阐释与历史梳理，朝多维度、专题化方向发展，涉及伦理学、政治哲学等新兴领域。尽管“人的全面异化”已引起注意，但其与人工智能、算法社会等当代问题的联系尚缺乏系统探讨。
(二) 国外研究图景
目前尚未出现系统研究马尔库塞“人的全面异化”的专著，相关探讨多散见于对其著作或法兰克福学派的整体性研究中，异化思想常置于社会批判与解放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
道格拉斯·凯尔纳提出“剩余压抑”概念，揭示资本主义通过限制个体需求建立剥削机制；本·阿格尔指出《单向度的人》反映了资本主义对精神层面的渗透，借“虚假需求”使人们无意间参与压迫性社会结构。麦金太尔认同市场条件下行为多由外部环境主导，而非内在情感或能力；丹尼尔·贝尔则从技术发展角度提出不同看法，强调技术创新的积极作用。
在社会解放路径方面，学者大多以马尔库塞对技术、消费及文化异化的批判为起点。默斯托认为技术若契合人的深层需求，本能解放可促成新稳定秩序；哈贝马斯虽承认技术的意识形态性，但主张以交往理性而非新感受力实现社会变革；芬博格则综合海德格尔与马尔库塞的思想，提出“美学救赎”的可能。
总体而言，国外研究虽成果丰富，但对“异化”理论仍缺乏系统整合，多聚焦个体本质与自由问题，尚未充分结合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等多维社会视角进行深入剖析。本文将在此基础上融合多个视角，并试图从宏观视角分析马尔库塞理论中个体生存的心理机制与现实意义，以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首先，与法兰克福学派共同追求的目标相一致，马尔库塞也视理性为哲学中至关重要的概念。他将黑格尔的理性自我运动与海德格尔的存在的历史性相结合，强调了否定辩证和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一致性。具体而言，他认为黑格尔的否定辩证法贯穿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方方面面，表明人的生存历程自古至今都不断经历否定与重建，这与人的历史命运密不可分。人的存在充满了否定辩证，而否定辩证也是人的生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马尔库塞特别强调黑格尔辩证法中的两个要素，这两个要素被视为珍贵的思考范畴，是理性的关键组成部分[1]。首先，是否定辩证法的否定精神。他认为不妥协的否定精神是辩证法的本质，这种本质并不与任何特定的实体或对象固有地联系在一起，而是辩证法本身的内在属性。在历史学的层面，这意味着危机和崩溃不是偶然的外部事件，而是理解当代社会制度的根本基础。
其次，马尔库塞的注意力转向了否定辩证法中的异化概念，他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历史视角的起源。他阐述道，理性本身体现了存在的核心，是行动的主体。然而，理性经历了一个自我异化的过程，将自己转变为一个客体。随后，在自我意识的辩证过程中，理性战胜了这种异化，达到了自我与客观的融合。辩证法的运动从根本上代表了人类存在的轨迹和历史前进的进程。因此，这两个组成部分表明，否定辩证法作为人的本质，不断超越异化，通过对立和矛盾实现自我与客观的统一，构成了人类生存过程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要素。
马尔库塞认为，将黑格尔的否定辩证法与海德格尔的自在历史性相融合，是正确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方法。在这一观念下，马尔库塞对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进行了解释，强调了历史的矛盾性、变革性、人的历史主体性以及人的情感内在统一。他指出，历史是人类的历史，其中的矛盾和变革源于人的理性生存历史。在人的生存过程中，通过情感和否定辩证的过程，人决定了现有社会的各种情况。
在人的理性辩证生存中，感性与理性、真与假、对与错等诸多方面都包含在理性辩证法的否定与肯定的自我矛盾运动中。否定辩证法作为人类生存的本质，统一了客观和主体、对象和自我、创造和毁灭之间的关系。马尔库塞认为，理性具有颠覆性和否定的力量，既是理论理性又是实践理性。他强调了理性的重要性，它不仅塑造了人，也确立了人与万物之间的真理。
2. 理解马尔库塞的辩证法思想
进一步深入探讨，我们需要理解马尔库塞试图阐释的核心问题：为何理性辩证法深刻影响着人类历史？为什么人类自身天然具备否定变革的要素，从而塑造了历史的进程？作为人类的本性，理性辩证法为何具备如此特殊属性？
马尔库塞在他的文学著作《理性与革命》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对理性的否定是个人自主性和情感的完美结合。马尔库塞提出了这样的论点：理性的洞察力和否定属性表明，理性并不局限于当前的情况和环境，而是拥有超越这些限制并按照其自主观念改造这些限制的能力。因此，逻辑批判和创新能力是自由的体现。而且，理性的发展轨迹应该以个性化和情感化为导向，因为自由和否定不是无差别的行为，而是有目的的行为。这个目的是对人类福祉的追求，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个人幸福的追求。个性化和情感强调是理性追求自身目标时不受阻碍的发展过程。在这个意义上，马尔库塞自诩为“伊壁鸠鲁”主义者。换言之，理性的否定与批判源于人性中寻求幸福与快乐的特质，而幸福与快乐又是个体化对自身目标的追求[2]。因此，在此基础特征下，理性的否定与批判，面对现有社会和环境，不断地改变并超越它们，形成了理性辩证法的发展过程，并在历史中实现了人的情感与理性的统一。
因此，马尔库塞提出了那个时代西方社会的批判理论，以人类幸福为首要标准。理性的批判性包括对自身异化状态的自我审视和反思，以实现人的自由和幸福[3]。理性需要对社会和自然施加特定的限制。这一要求显然是合理的，因为它符合人性发展的必要约束。然而，现代科学技术的轨迹将控制视为唯一的追求，并将其视为获得自由的最终标准和手段。如果理性的本质被技术进步所淹没，普遍性和必然性的概念前提可能会导致理性与个体脱节的危险后果。最终，这导致理性转变为一种控制个人和社会生活的机制，而不是充当批判自由的主体。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理性在科技模式中的迅速发展导致了人们在个人生活中越来越难以获得真正的自由，也在社会生活中难以对不合理的现象或现实进行理性批判。这表明，科技应用所带来的理性辩证的控制结果已经超出了原本的可辩证范围。这种控制不再是有选择地对待不合理事物，抛弃不足之处，而是将控制视为发展的唯一目标，最终将理性视为一种工具，即“工具理性”，将人的否定自由本性压制到一定范围之内，使人成为理性的奴隶。
3. 马尔库塞对“爱欲”的哲学解析
为了解脱科技所主导的“工具理性”的控制，马尔库塞提出了一种不受抑制的“爱欲”。首先，“爱欲”是人类为了追求幸福而不断否定和肯定现实生活的本质。我们理解到，人的理性辩证法源于对个体幸福追求的个性化发展过程，它是人的本质自身对幸福的辩证本质。而“爱欲”进一步详细阐述了人们自身对幸福的追求，作为人的本体存在，“爱欲”代表了对完整和理想的追求，象征着真、善、美的完美境界。“爱欲”具有产生美的独特能力，可以提升到艺术领域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文明成就。“爱欲”它包含了存在、自主和美学的三位一体，体现了最大的愿景和社会进步的典范。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将“爱欲”引入了人类生存的本体地位，根据本体论观点，人类的生存本质是对爱的追求。这种追求成为了人类生存的目标，将生命体结合到更大、更稳定的单位中的“爱欲”成为文明的本能根源。马尔库塞运用这一理论来阐释人类理性辩证生存的根源，并进一步批判了压抑“爱欲”的“工具理性主义”，说明了现有社会不应该对“爱欲”进行压制。马尔库塞认为，近代哲学家通过“工具理性”的压制“爱欲”，贬低了“爱欲”，使人们变得被动和缺乏创造力，这从根本上抑制了人的本性和生存的动力，导致了众多社会问题的产生。
因此，马尔库塞主张彰显无拘束、无控制的“爱欲”，并重新概念化了弗洛伊德的“潜抑理论”。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潜抑”是阻止原始冲动渗透潜意识的屏障，并将意识所感知到的令人痛苦的冲动和欲望重新引导到潜意识的深处。“潜抑”的最初表现形式是抑制俄狄浦斯情结，随后将原始本能的攻击性转化为社会贡献的动机。“潜抑”的外在表现包括反对快乐原则的现实原则的存在、对本能冲动的抑制以及对社会禁忌的妥协。
从上述观点我们了解到，“爱欲”是人的本性，在“爱欲”的理性辩证下，它成为人们追求幸福的理性路径。当然，对一些社会现象与个人发展进行批判与控制是有必要的。然而，科学社会的“工具理性”将这种控制视为唯一的发展途径，将克制人本性的自由创造性带来的充满“爱欲”的真、善、美的理性结果置于次要位置。马尔库塞指出，“潜抑”是现实原则代替了快乐原则的社会历史进程，它在文明社会的形成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早期技术阶段，由于物质匮乏，人们不得不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生活劳动中，因此对“爱欲”的“潜抑”是必要的。这种“潜抑”属于基本的“潜抑”。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潜抑”变成了多余的额外“潜抑”，对“爱欲”的妥协成为了实践原则。这表现为毫无目标地执行某种任务，为工作而工作，为生产而生产，为盈利而盈利，人们在生产机器或国家机器中占据一个位置，充当一个角色，使生命活动屈从于社会需求[4]。
因此，马尔库塞谴责将个人权利授予统治者，特别关注将“爱欲”引导到生殖领域，同时将其他身体区域视为劳动工具。具体来说，他批判了性解放的观念、性自由的主张以及相应的行为。他的研究表明，尽管现代技术的进步侵蚀了“爱欲”的本质，但它们同时增强了个人的性渴望，从而赋予性自由以市场价值。结果，产生了一种对幸福的欺骗性认知，最终成为一种剥削工具。性解放被认为是源于人类内部“爱欲”和性冲动缺失的有形结果。在“工具理性”原则的指导下，个体将真理、善良和美德的内在本质简化为纯粹的性接触和满足，从而将“爱欲”与这一领域结合起来，限制了其升华的潜力。
工业社会不仅压抑了“爱欲”的情感，而且还造就了温顺、被动、缺乏创造力的个体。这些人受到“不幸中的欣快症”的困扰[5]。他们从“潜抑”的状态中获得虚假的满足，并自相矛盾地将真正的痛苦视为虚构的快乐。与巴甫洛夫实验中的狗类似，它们被动地默许来自条件反射和催眠术的指令。通过这一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在马尔库塞看来，“爱欲”是人的本性，它并非毫无约束、毫无界限地释放人性，而是依据其自身合理的理性辩证中的肯定和否定。我们的存在自身就具有理性辩证的源泉，这一理性辩证的源泉即是“爱欲”，是对幸福和快乐的追求。
因此，我们在追求幸福和快乐时，自然地会对事物做出肯定或否定的评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摒弃不好的部分，扬升好的部分，实现了黑格尔所称的螺旋上升的体系。这种过程代表了马尔库塞所认为的人类对幸福和自由的理性本质，这种理性辩证体现在人们的“爱欲”中。“爱欲”是人们对于个人快乐和自由的历史性抉择过程，通过理性辩证的方式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界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和批判。
然而，科技社会中的“工具理性”却取消了源自人性本身的不断发展的“爱欲”，将理性辩证的控制作为唯一目标，通过实证方法来审视人类社会和自然科学。这在某种程度上压制了人们的“爱欲”，将其异化，导致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成为“工具理性”的生产机器。在痛苦和抑制之下，“爱欲”积压得到不合理的释放和空前的宣泄，从而引发了人类社会许多阴暗面的问题。
4. 马尔库塞对工具理性的批判
为了摆脱“工具理性”所带来的广泛问题，马尔库塞在他的著作《单向度的人》中，结合了《理性与革命》和《爱欲文明》的内容，对西方主流思想模式展开了系统性批判[6]。这一批判包括了以下几个关键方面：
首先，单向度哲学将所有矛盾简化为单一维度，忽视了辩证过程的双重性。它将哲学的唯一目标限定在精确性和清晰性上，将哲学局限于纯粹的公理概念结构或已确定的语言和行为结构之中。
第二，单向度哲学既是一体化思想体系的产物，又反过来巩固该体系。它将否定性思维转化为肯定性思维，将理性畸形化为技术合理性。技术合理性要求客观中立，但它的中立性却具有非人性的倾向。它为一切目的提供服务，但并不为人服务。科学技术变成了适用于一切目的的工具，将人类行为量化并使人被工具化。技术优先权成了政治优先权，因为改造自然也就是改造人。这导致了人们服从机构的控制，造成了人们的不自由与合理性的冲突。
第三，在生产活动领域，由于“爱欲”受到现有思想体系的压抑，劳动成为了痛苦和不幸的折磨。劳动变得单调乏味，充满了重复的动作，而人的器官则成为机器的一部分。劳动不再是为了追求自身满足，而变成了满足其他需求的手段。
第四点，主流观念推广机制制造出强制性的消费和虚假的需求。资本主义并非通过抑制消费来压制人的解放，相反，它通过制造消费来激发劳动，将人置于受灌输和操控的地位，无法自由决定自己真正的需求。广告、广播、电视等传媒制造的这些需求都是虚假的，人们过着为了商品而生活的生活，将汽车、房子等商品当作生活的核心。
第五点，发达工业社会是一种攻击性社会。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人的本能冲动包括“爱欲”和“死欲”两个部分，它们一直处于竞争和平衡的状态[7]。当“爱欲”受到抑制时，“死欲”得以凸显。人们依赖发泄来满足攻击本能，攻击的对象首先是其他人，导致紧张的人际关系，使竞争成为普遍和永恒的现象。这引发了人们的恐惧、孤独、自卑、精神崩溃和自杀。攻击的对象也包括自然界，自然的开发目标不再是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而是破坏、征服和剥夺自然的资源，使自然变为商品化、被污染和军事化的自然。这导致了生存环境和“爱欲”的发泄环境的衰退，形成了所谓的“人海社会”。
第六点，发达工业社会是一种一体化的社会。它将福利社会与战争社会融合在一起，在民主、科学和富裕的外表下，社会控制扩展到各个领域，公共舆论渗入私生活，甚至连卧室也对大众媒体开放。个人选择的机会和自由受到限制。人们不再追求自由，因为他们感到福利社会和富裕社会带来了幸福。工人阶级已经失去了独立的阶级意识，他们的价值观、理性思维、情感和灵性都受到社会通行模式的规范。在这种“高度集中的社会管理形态”中，虽有民主但缺乏自由，虽有富裕却不幸福，虽有科学但无理性。
5. 结语
以上所述，马尔库塞以理性“爱欲”作为人类本性的基础，对“工具理性”引发的发达工业社会提出了批判。他认为，这种有选择性的理性约束和对“爱欲”的抑制，使人们陷入了虚假的幸福中，成为“工具理性”所需要的工具，从而导致了工具时代下的生存悲剧，包括虚假需求、人际关系的瓦解、精神崩溃等负面发展因素。这一现象在西方社会表现得尤为明显。
此外，马尔库塞指出，在舆论的影响和温室式培养中，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等弱势群体逐渐失去了独立的阶级意识，逐渐与资本主义形成一体，依照现有制度执行，而不再将人生的发展目标与方向作为自主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改变这个“病态社会”的命运？
马尔库塞认为，希望应该寄托在“社会底层”，即那些流浪汉、失业者和局外人。他认为，这些人由于亲身经历的苦难，将为争取基本人权而进行抗争。他最后引用本雅明的话说：“只是因为有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赐予了我们。”这句话强调了那些最不幸的人可能会成为改变社会的力量和希望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