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人类生存和繁衍的过程中，需要一直不断地应对各种来自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中的挑战。其中，流行疾病从古至今都是人类社会最大的威胁之一。为了应对流行病的威胁，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防御行为，如厌恶情绪的激发、对传染性场景和线索的回避、对传统习俗或社会规则的遵从等。环境与进化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将这一系列的防御性的心理机制和行为应对总结归纳并发展出行为免疫系统理论(Schaller, 2006)，为此领域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
2. 行为免疫系统理论
总体而言，当环境中出现了即时的疾病传染威胁时，个体会采取反应性行为来降低当前的感染风险，而为了从长远上提前规避或减少疾病风险，个体则会通过主动性反应进行应对。
基于行为免疫系统的理论，研究者在过去几十年里开展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分别探究了行为免疫系统在认知、人格、态度、判断与策略等不同心理层面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认知。实验研究发现，相关的病菌或感染线索的启动会对个体的认知过程与结果(如注意和记忆)产生影响。Stone & Potton (2019)在一项认知实验中采用眼动跟踪仪测量了被试对内部表现特征(比如眼睛、鼻子和嘴巴)和前额的关注。他们发现内部表现特征的毁容图片比前额的毁容图片能引起被试更强烈的情绪反应。同时，与未毁容的脸部同等特征相比，被试对毁容特征的关注度更高，并且毁容部位会引发更强的负面情绪(尴尬、同情、厌恶、排斥)以及惊讶。厌恶敏感性的个体差异与对内部表现特征(比如眼睛、鼻子和嘴巴)毁容的高度注意程度有关，也与情绪体验的强度有关。
人格。已有的研究证据表明行为免疫系统可能与大五人格的某些特质高度相关，比如开放性、外向性。Oosterhoff, Shook & Iyer (2018)通过一项对疾病回避与人格特质研究的元分析发现，个体的高疾病回避动机或倾向(即厌恶敏感性和细菌厌恶)一般与外向性和开放性等人格特质显著负相关，并与神经质和尽责性等人格特质显著正相关，而与宜人性没有显著相关。因此，个体层面的研究结果与群体层面的证据一致，出于躲避和预防疾病感染的目的，人们会变得更加谨慎小心。
道德判断。疾病威胁可能会影响个体的道德判断。Eskine et al. (2011)通过一项实验研究考察了味觉对道德判断的影响。他们让被试在分别饮用甜味饮料、苦味饮料或水后，对各种道德过失任务进行评价。结果显示，味觉显著影响道德判断，厌恶感(通过苦味诱发)会引起道德上的厌恶感，即饮用苦味饮料的被试会表现出更严厉的道德判断。
群体态度。群体层面的研究发现，在历史流行病高发的地区，在文化取向方面，人们更认同和支持集体主义价值观和群体规范。与群体层面的研究发现一致，个体层面的研究证据表明，厌恶敏感性或病菌厌恶感与个体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支持呈显著正相关，与服从的社会态度显著正相关(Wu & Chang, 2012)。总体而言，关于行为免疫系统对社会价值信念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疾病威胁可能会使人们总体上更加保守、更加顺从，并更加遵从传统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社会文化观念。这些结果也呼应了行为免疫系统对人格特质的影响发现，即出于躲避疾病传染的安全性考虑，人们在性格和观念上都会变得更加谨慎小心，尽量避免风险。在此基础上，行为免疫系统可能会进一步影响群体态度。
3. 性别偏见
刻板印象是社会构建的、社会共享的关于一个群体特征的信念。关于刻板印象的研究中，Fiske et al. (2002)立足于对刻板印象内容而不是过程的关注，提出了能力与温暖的刻板印象内容模型，将社会群体的刻板印象按照温暖和能力两个方面组织成四个象限。
刻板印象的内容模型对性别刻板印象的研究也提供了框架与指导。研究显示，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往往是矛盾的。也就是说，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很少是一致消极的(低能力–低温暖)或一致积极的(高能力–高温暖)，反而刻板印象的内容往往是混合的(即高能力–低温暖或低能力–高温暖)。因此，女性的子群体往往要么被尊重(由于高能力)，要么被喜欢(由于高温暖)，但不是两者兼而有之。传统女性，如家庭主妇，被评价为更温暖的而非有能力的；相反，被认为具有威胁性的女性，如女权主义者和职业女性，被认为更有能力的而非温暖的(Eckes, 2002)。
矛盾性别主义理论(Glick & Fiske, 1996)理论针对的是性别刻板印象的内容。Glick & Fiske (1996)发现，男性对女性的态度可以分为两种性别歧视态度：敌意的性别主义和仁慈的性别主义。仁慈性别主义是两性关系独特特征的产物，将妇女描绘成美好但软弱的形象。在主观上，仁慈的性别歧视通过向那些表现出与传统女性特征相关的低地位特征的女性提供家长式的保护来满足这一需求。当女性违反地位规则，表现出与男性相关的高地位特征，或以其他方式挑战性别等级制度时，她们就会遭遇敌意性别主义。敌意性别主义认为由于女性的能力较低，男子的地位较高是理所应当的，并相信女性的目的是要篡夺男性在性别等级制度中的合法地位。因此，当女性挑战性别等级制度并威胁到男性的统治地位时，男性会表现出一种基于偏见的敌意和蔑视。敌意性别主义表现为对女性的公开敌意，尤其是对非传统女性(如女性主义者)的负面态度。
4. 行为免疫系统对性别偏见的影响
为了最大限度地识别和避免隐形病菌的威胁，行为免疫系统同时具有过度泛化和功能灵活性的特点，个体可能会对病毒线索和传染威胁表现出过度泛化或敏感的态度。就像烟雾探测器可能会对最小的烟雾发出警报或被误触一样，行为免疫系统也可能会将非感染性的生理和心理的异常现象视为显著的疾病线索，不仅引发从群体和个体层面对内群体规范(例如传统性别规范)的顺从以及对外群体成员的排斥，它还会进一步深化人们对某些偏离主流或常态规范的小众或边缘群体的偏见态度，例如偏离传统女性角色规范的女性(女权主义者、堕胎妇女等)。因此，行为免疫系统可能对性别偏见(特别是敌意性别主义)存在影响。
群体层面，Thornhill et al. (2010)在一项基于传染病–压力模型的研究中传染病对人类心理和社会行为产生的因果影响。他们采集了传染病在线数据库中227个国家和地区的传染病流行数据，结果支持了传染病–压力模型，显示了高非人畜共患传染病流行率预测了总体上更低的性别平等和民主化等社会价值观。表明环境中长期的疾病威胁可能会加剧性别不平等以及对鼓励对女性的压迫与歧视。
个体层面，对厌恶敏感性的研究也为行为免疫系统与性别偏见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些间接证据。Patev et al. (2019)进行了一项相关研究，发现厌恶敏感性的增加与更多的敌意性别主义以及对堕胎的污名化态度正相关。因此，行为免疫系统的个体特质可能与性别偏见存在关联。
如前文所述，值得注意的是，行为免疫系统不仅会将社会价值观念引向更保守传统的方向，更凸显对内部群体规范的重视与顺从。在此基础上，行为免疫系统的特质或即时激活会引发人们对偏离常态的小众群体的偏见。行为免疫系统具有过度泛化的特点，就像烟雾警报器有可能会被误触一样，行为免疫系统也可能会降低人们对“异常”人群或现象的容忍度，进而使他们对偏离传统或主流规范的群体表现出更多的排斥和偏见态度。综上，本研究以行为免疫系统理论作为理论框架，试图进一步将其对社会态度与偏见影响的研究延伸到性别偏见领域，尝试为性别偏见的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5. 启示
虽然预防和降低性别偏见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挑战，但深入了解其成因和催化条件，对改善性别偏见是有现实意义的。本文将性别偏见问题置于行为免疫系统理论的框架中进行讨论，探讨了疾病威胁环境以及厌恶敏感性对于性别偏见可能产生的强化作用，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对性别偏见的产生提供了新的理解视角。同时，这一新的解释框架也给传染病流行时期的性别偏见缓解提供了一些启示。
从实践层面来看，在传染病高发和流行期间，对于疫苗接种的宣传和普及有助于降低疾病环境的威胁，营造和谐健康的社会氛围，促进社会成员间的理解与包容。在现代社会，疫苗作为科学防御传染病的核心武器，具有强大的社会心理稳定效应，其宣传与普及工作的实践价值尤为凸显。当大量人群完成接种，形成群体免疫或显著降低传播率时，整体环境的疾病威胁显著降低，社会成员的安全感将大幅提升。人们对于外出工作、学习、社交的顾虑减少，有助于维持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正常运转。这不仅能缓解因预防疾病带来的社会性焦虑和疲惫感，进而降低个体的行为免疫系统的过度激活，减少因疾病威胁而产生的对偏离常态人群的误解、排斥甚至歧视，从而进一步缓解性别歧视问题。
从公共卫生宣传的角度，精准、透明、持续的防疫信息传播，能够破除信息迷雾、建立科学认知，防止对感染者产生污名化与排斥心理，是防止行为免疫系统过度泛化的关键。基于事实和数据，说明风险可控性及医疗资源的保障，这有助于降低公众对疾病威胁的非理性恐惧，能有效消除公众疑虑，提升公众安全感。科学引导应清晰解释病毒的传播途径、感染后的典型病程以及康复情况，避免任何将感染者描绘成“威胁源头”、“麻烦制造者”的倾向。宣传应着重展现对患病同胞的关怀、支持和鼓励其积极治疗、康复的社会氛围。政策层面应清晰表明反对任何形式针对感染者、康复者及其家属的歧视态度和行为的立场。同时，可融入相关法律法规的普及，强调对歧视行为的零容忍。唯有如此，才能在构筑免疫屏障、降低疾病威胁的同时，防止个体行为免疫系统的过于敏感从而加剧性别偏见与歧视行为，维护和谐健康的社会氛围。
基金项目
武汉体育学院青年教师科研基金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22S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