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双重逻辑，即“‘人类学’意义上的一般物质生产逻辑与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时期的资本逻辑”(, p. 62)。生产逻辑由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创立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中得到集中表达，资本逻辑由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通过批判李嘉图社会主义者而形成(, p. 20)并在《资本论》中统摄生产逻辑。其中，《序言》和《资本论》作为在马克思生前得以正式出版的著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也引起了巨大争议。虽然许多研究已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逻辑出发厘清了《资本论》背后的逻辑基础，但并没有充分梳理其文本以揭示其在不同层面表现出的辩证张力，并且还没有研究从这种双重逻辑出发对《序言》进行专题性分析。因此，本文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逻辑为理论支点，通过对《序言》和《资本论》进行文本解读，从而厘清这两部著作的逻辑基础并对其进行准确的历史与理论定位。
2.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生产逻辑的基础地位
马克思在《序言》中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简要表述说明了以下几点：第一，从共时性方面来看，人们在其社会生产中必定发生一定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又成为上层建筑与社会意识形式建基于其上的经济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对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起制约作用。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第二，从历时性方面来看，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必然的矛盾运动以社会革命的形式爆发，造成经济基础的变更，并进而导致上层建筑的变革，这种变革要在物质生产生活的矛盾中得到解释。第三，从历史事件的可能性方面来看，一个社会形态只有在其生产力已经发展到它所能容纳的极限而无法得到进一步发展时才可能灭亡，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只有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中成熟从而为其奠定物质基础后才可能产生。人们所面临的历史任务本身也是在一定的物质条件基础上才可能被提出。资产阶级社会中发展的生产力同时使解决其社会对抗成为可能。
由此可以看出，《序言》是以物质生产为基础对人类社会的构成、发展以及历史事件的发生所进行的历史唯物主义说明，其思想深层构架是生产逻辑。这种对于物质生产的优先性与制约作用的指认是马克思对于传统哲学的重要变革。这一点可以在马克思本人对于其理论建构缘由的阐述中得到进一步确证。在《序言》当中马克思讲述了他如何从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为解决“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 p. 591)，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并发现法的形式“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 p. 591)。黑格尔将法视为理性的自由意志的具体存在，把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市民社会和国家看作理性外化的结果，即便他在某种程度上洞察到资本逻辑的运作可能造成社会危机，但他并没有提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变革，而是主张市民社会在辨证环节中向国家这个“个体独立性和普遍实体性在其中完成巨大统一的伦理和精神”[3]发展以解决其中的问题。而马克思则在充分研究了政治经济学以实现对于市民社会的解剖之后，发现法的关系和国家的形式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从生产逻辑出发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
当然，这一理论探索缘由必然会为马克思此时的历史唯物主义论述打上深刻的时代烙印。马克思在当时历史环境中的主要理论指向是确立不同于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原则、从物质生活的生产出发为历史唯物主义奠定唯物主义基础[4]，这导致他把论述重心放在物质生产的制约作用之上而较少论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因素。恩格斯对此回忆道：“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5]这使得《序言》在此后遭到种种误解并进而导致理论与政治上的谬误。因此有必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逻辑出发澄清这些误解以更好地明确《序言》的理论与历史地位。
对于《序言》最主要的误解是将其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为经济决定论。这一误解主要表现在第二国际理论家的论述当中，是将人类历史发展简化为由经济因素决定的线性进化过程的“还原论”与“进化主义”解读。在其对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流俗颠倒中，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的“生产力”概念取代了“绝对精神”自在自为的发展，在一种“内容–形式”的辩证运动中自发前进并带来生产关系的变革。斯洛文尼亚学者齐泽克指出，“马克思本人与如此过于简单的进化论观念相去甚远”[6]。这种观点在政治上导向资产阶级宿命论以及否认暴力革命的改良主义。事实上，马克思在《序言》中并没有预设生产力的永恒向前发展，而是从人类为满足需要必须进行物质生产、并且在生产中必然形成一定关系这一再清楚不过的前提出发，把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变革作为人类历史上的既成现实加以分析。
为批判这种经济决定论，阿尔都塞将关注重点转向生产方式，将《序言》中所概括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关系解释为“在那种社会形态中所有生产方式的各种生产力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矛盾”(, p. 81)，并强调“在现有生产力的基础上并在它的限度内，是生产关系起决定作用”(, p. 82)。接着他批评《序言》当中的表述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残留：“物质生产力循序渐进的、向‘更高’阶段的发展，取代了理念发展的各‘阶段’或各‘环节’的发展”(, p. 403)。可以看出，阿尔都塞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有力地批判了经济决定论，但他不知不觉把经济决定论的唯心主义立场和马克思在《序言》中的立场混淆了，以至于忽视了其中生产逻辑的作用而将其视为黑格尔式的异化观念。这应当被视为对经济决定论的矫枉过正。
此外，实践唯物主义通过强调“旧唯物主义从物、客体出发，新唯物主义从人、人的主体性、人的活动、人的实践出发”而指责在《序言》这一“‘经典表述’中我们看不到人、人的主体性和实践活动的作用”[8]。但从《序言》背后的生产逻辑出发可以看出其指责忽略的是：“人类主体的这种实践能力又是决定于人们所处于的特定的历史条件，这个‘条件’又是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并且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的社会形式。”[9]由此可以看出，实践唯物主义需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逻辑为理论基础才能获得理论效力。
综上所述，《序言》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逻辑为深层逻辑构架，通过重点强调物质生产的制约作用以批判唯心史观并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进行概括表述。但由生产逻辑出发的理论构造难以彻底摆脱对于社会结构的同质性理解，其理论视野无法透视资本主义的形式规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的复杂结构。此时历史唯物主义的资本逻辑便凸显出其重要性。
3. 《资本论》：资本逻辑对生产逻辑的统摄以及二者的张力
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指出《资本论》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p. 8)以达到“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p. 10)的最终目的。这表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具体”的资本逻辑。在对资本逻辑的分析中，资本逻辑与生产逻辑相互交织，但资本逻辑处于主导与支配地位([1], p. 83)。在生产逻辑中作为人类本质对象化的劳动过程在资本逻辑宰制下成为资本使用劳动力商品以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
但资本逻辑又始终以生产逻辑为基础。在资本的现象界，资本仿佛拥有“创造价值的奇能”，以一种类似黑格尔式自在自为的绝对精神的方式自行增殖。但资本在增殖过程中必然遭遇它的两个异质性他者。一方面，资本“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10], p. 193)，也就是它必须购买并使用劳动力这一其使用价值本身是价值源泉的商品，从而对工人的活劳动进行剥削，才能维持其增殖。另一方面，在劳动力的使用过程即劳动过程中，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即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无一不最终归结到自然这一物质生产的基础。由此可见，资本逻辑在对立统一之中对生产逻辑进行统摄。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是人类的一种历史性的生产方式，尽管资本主义的生产服从于不断追求价值增殖的资本逻辑，但价值增殖离不开商品生产，离不开雇佣工人的劳动，离不开实际生产过程和劳动过程，因而资本逻辑无法脱离生产逻辑这一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逻辑既统摄生产逻辑，又以生产逻辑为基础，这种相互交织状态决定了二者之间必然存在巨大张力。
(一) 物质性与社会性的张力：商品二重性与劳动二重性
《资本论》开篇第一句话便是对为何以商品作为开端的说明。根据马克思在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上做的区分可以看出，作为“现实抽象”的商品成为《资本论》的开端，表明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形式的普遍化以及商品交换在社会生活中的统摄力量的洞察。
商品就其内容而言的首要规定是使用价值。然而使用价值本身不足以使物成为商品，要成为商品，物一方面要经过劳动的中介，另一方面这种劳动应当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并通过交换证明这一点。商品在作为使用价值与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时体现出其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初步揭示了“量”对于“质”的取代，但还只是偶然的、具有相对性的表象。只有抽去了商品的使用价值才能看出商品真正的形式规定在于作为“幽灵般的对象性”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价值。商品的价值量通过生产其使用价值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
以上分析可以证明以下几点：(1) 马克思在这里讨论是商品生产占主导地位、并且通过普遍交换而形成无差别人类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社会当中的商品，这也构成了资本逻辑的逻辑前提；(2) 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张力在此体现为物质性和社会性的张力：由于商品生产的主导地位，商品的使用价值只有在商品完成交换并被消费时才能实现，而商品又只有在对他人是使用价值时才能够通过交换实现其价值，“商品在能够作为使用价值实现以前，必须先作为价值来实现。另一方面，商品在能够作为价值实现以前，必须证明自己是使用价值”(, pp. 104-105)；(3) 物质性和社会性的张力进一步表现为“质”与“量”的张力：两个异质的、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之间的原本相互外在的关系，通过抽象人类劳动及其时间规定的中介，成为同质性的、可以在量上进行比较的关系，“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p. 49)。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经过价值形式而统一在货币这一价值的独立形式上，进而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而形成商品拜物教。
这种物质性和社会性的张力同样存在于马克思在商品二重性基础上进一步验证的劳动二重性当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创造使用价值的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10], p. 56)。这里的表述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于物质生活生产本身作为人类历史存在的前提条件的指认，都是从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出发进行的历史唯物主义说明。而在商品形式普遍化的社会当中，劳动的有用性质如同商品的有用性那样被抽离，被简化为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即抽象劳动的量的规定，商品生产当中人类劳动的对象化过程与私人劳动社会化的过程取得同一。
(二)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张力：形式从属先于实质从属
《资本论》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复杂张力做了相比《序言》远为丰富的讨论。这一张力集中体现在形式从属与实际从属的关系上。与寻常的把生产力视为自变量而把生产关系视为因变量的解释模型不同，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连同它的方法、手段和条件本身，最初是在劳动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的基础上自发地产生和发展的”(, p. 583)。也就是说尽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需要以一定的劳动生产率为基础，但这种生产率本身并不构成资本关系产生的充分条件，“资本起初是在历史上既有的技术条件下使劳动服从自己的。因此，它并没有改变生产方式”(, p. 359)。这一形式上的转换使得生产逻辑为资本逻辑所统摄。这既是一次重大历史事件，也是一次重大的社会存在论事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缺乏这种历史眼光而将资本视为物质生产过程的永恒要素。只有从资本逻辑出发才能说明对象化劳动过程的颠倒产生的异化：劳动者使用生产资料进行物质生产的过程，转化为资本通过吮吸活劳动进行增殖的过程。
当这种形式上的转变完成后，“劳动对资本的这种形式上的从属，又让位于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10], p. 583)。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剩余劳动的剥削受到生产资料所有者对使用价值的需求范围的限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对于增殖的无限需求驱使着资本家无限地剥削剩余价值。但通过延长工作日获取绝对剩余价值的方式受到劳动力的身体界限、道德界限和工人阶级斗争的阻碍，并且商品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这一特点使资本家被卷入追求超额剩余价值的竞争，因而资本家为维持其阶级地位就必须通过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来提高劳动生产力以获取相对剩余价值。这一构成性的不平衡使得资本有着变革生产力的巨大内在动力。
资本所带来的生产力提高进一步加深了工人在生产关系中被剥削、奴役的处境。工场手工业通过分解生产过程、使劳动工具专门化、创立社会劳动的组织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又使得工人要以更高强度从事压抑其志趣和才能的单调劳动并沦为畸形的局部工人。在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人们首次学会“让自己过去的、已经对象化的劳动的产品大规模地、像自然力那样无偿地发生作用”(, p. 445)。也就是说，从生产逻辑角度出发，机器使得人类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带来了减轻人类辛劳的可能。但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逻辑为资本逻辑所统摄，减轻人类辛劳“决不是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目的”(, p. 427)，相反，在资本逻辑的统摄下，机器成了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成了加强对工人的控制与剥削的工具。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一方面驱使着资本家为防止由机器制造技术进步带来的价值的无形损耗而无限度延长工作日，另一方面又使得工人被机器排挤成为过剩的劳动人口，“由此产生了经济学上的悖论，即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变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 p. 469)。工人本身及其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也因而遭到破坏，“习俗和自然、年龄和性别、昼和夜的界限，统统被摧毁了”(, p. 320)。资本所带来的生产力提高这一“伟大文明作用”同时造成工人在生产关系中受奴役程度进一步加深，这是资本逻辑统摄生产逻辑的必然后果。
(三) 雇佣工人与机器体系的张力：阶级斗争的复杂性
资本对于机器大工业生产的普遍运用在生产过程中带来如下结果：(1) 劳动的简化与均等化使得原先在工场手工业中因专业化分工而造成的“工人的等级制度”([10], p. 405)消失了；(2) 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造成大量相对过剩人口；(3) 为了避免机器的停转与启动所“浪费”的价值以及机器价值因闲置而造成的无形损耗，工作日被无限度延长；(4) 生产资料的集中造成工人的集结。
但与此同时，从生产逻辑视角出发来看，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中，机器的广泛运用又大大加强了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从而孕育了推翻资本主义的前提。首先，生产过程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为社会革命提供了动力。其次，单个工厂的生产过程因运用机器带来的生产的有组织性，与资本逻辑下资本各自追求自身增殖而导致的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形成了尖锐矛盾，尤其体现在生产过剩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当中，这表明资本无法驾驭机器和社会化大生产带来的巨大生产力。再次，机器大工业创造的生产力为建立一个更高级的社会提供了物质基础；最后，机器大工业将劳动者集结起来，通过共同的生产过程和机器体系对于劳动的简化，消除了工人的地域隔阂与工人在自身技能方面的差异，使得工人在被剥削的共同境况中树立起阶级意识，由此锻造了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即无产阶级。
然而，资本逻辑与生产逻辑的复杂关系，使得推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从生产逻辑出发来看，既然资本增殖离不开对于活劳动的吮吸，那么工人斗争的最直接手段应是罢工。然而在资本逻辑统摄下，工人罢工却反倒可能促使资本家进一步采用自动机器从而将工人排挤出生产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如马克思所说，“机器成了镇压工人反抗资本专制的周期性暴动和罢工等等的最强有力的武器”(, p. 501)。此外，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国家法律”以维护其阶级利益的斗争，又促使资本“加快发展机器体系来生产相对剩余价值”(, p. 471)，提高劳动强度，并导致资本进一步集中。马克思精辟地指出了工人的立法斗争如何促使资本进一步巩固其统治：“如果说，作为工人阶级的身体和精神的保护手段的工厂立法的普遍化已经不可避免，那么，另一方面，这种普遍化使小规模的分散的劳动过程向大的社会规模的结合的劳动过程的转化也普遍化和加速起来，从而使资本的积聚和工厂制度的独占统治也普遍化和加速起来。”(, p. 576)。由此可以看出资本逻辑下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工人对造成其悲惨境遇的资本的反抗反而进一步增强了资本的力量。因此，尽管可以从生产逻辑出发对资本逻辑进行有力批判，但超越资本逻辑的任务仍任重道远。
4. 结语：超越资本逻辑
通过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与《资本论》这两个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有着重要意义的经典文本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逻辑即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复杂张力。在《序言》中，马克思以生产逻辑为基础，从物质生产的制约性出发，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物质生产不仅是历史的前提，更是推动社会形态更迭的根本动力。然而，这一阶段的论述仍带有一定的抽象性，尚未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分析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资本逻辑，它既统摄生产逻辑，又以其为基础，形成了物质性与社会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雇佣工人与机器体系的多重矛盾。资本逻辑的自我增殖机制一方面推动了生产力的空前发展，另一方面加剧了社会对抗，使资本主义陷入周期性危机。
然而，资本逻辑的统治并非永恒，“虽然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逻辑成为支配一切的逻辑，但这一逻辑并不是不可超越的”([1], p. 83)。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11]。机器大工业在强化资本统治的同时，也创造了超越资本逻辑的物质条件：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占有，无产阶级的集中与组织化使其成为变革的历史主体。因此，资本主义的灭亡并非源于外界因素，而是其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是资本逻辑的否定之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0], p. 874)这一历史进程并非自动实现，它依赖于无产阶级打破资本逻辑的桎梏的革命实践，使生产逻辑从资本逻辑中解放出来，最终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由于资本逻辑与生产逻辑的复杂关系，这一解放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代代人的不懈思考与努力。
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的辩证关系表明，历史的发展既受到客观的物质生产条件制约，又依赖于主体的能动性。唯有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人类才能真正超越资本的统治，迈向一个“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新社会。这一愿景不仅是马克思理论的终极指向，更是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思考与实践的永恒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