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根据不同的利益凭据与道德立场行善，而就动机之真伪常被分为真善和伪善。其中真善是个体善良品性或真实行善动机的外在显示，在道德实践活动中常表现为美德(沈汪兵，刘昌，2012)。而伪善，即道德伪善，是另一种行为外表上具备善的特征，但又无善之品性的善形态(程建军，叶方兴，2008)。道德伪善是指个体欲表现出道德形象，但又找机会设法避免真实行善所付代价的行为倾向或动机(Batson et al., 1997; Batson et al., 1999)。人在社会互动中具有道德伪善的动机，但其本质上是一种自我欺骗策略，会助推社会不道德风尚的形成，研究如何抑制个体道德伪善的出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塑造社会良好风尚。现阶段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也揭示了：道德伪善具有双重性质，其“善”与“不善”的性质作用主要取决于个体的利用方式，使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沈汪兵，刘昌，2012)，对道德伪善“善”的性质进行研究不仅可以促进个体健康生活方式的塑造(Eitel & Friend, 1999; Peterson et al., 2008; Fointiat, 2004)、亲社会行为的激发(Morrongiello & Mark, 2008)，同时还能向组织和团体延伸，促进组织和企业的发展(Batson et al., 2006; Teague & Watson, 2008)。
内卷感知度是指在中国社会中群体共同“被内卷”的感知形成的社会氛围下，人们感受到由内卷带来的强大压力，并做出内卷行为的倾向性程度，个体对内卷的感知反映了一种集个体心理、群体行为、文化及社会生态于一体的多维心理构念(张雯等，2024)。根据生态系统理论(Bronfenbrenner, 1979)，环境因素会通过作用于个体的认知和体验等内部因素影响个体的行为表现。而从宏观社会层面出发，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资源稀缺大环境会催化群际间内卷现象的发生发展，进而这种群体共同“被内卷”的感知会逐渐形成一种社会氛围，作用于个体的自我认知评价、对压力的感知等内部感受(张雯等，2024)，而个体的情绪体验(Polman & Ruttan, 2012)、自我意识(Batson, Thompson, & Chen, 2002)、情境因素(Batson et al., 1999; Lammers et al., 2010)等因素都会影响个体道德伪善行为的出现。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1：内卷感知度能够负向预测高校学生的道德伪善。
自我损耗指一种由于先前的自我控制而导致的个体自我调节能力下降的状态，主要表现为控制自我、做出抉择和发起行为等能力或意愿的下降(Muraven et al., 1998)。内卷化本质上是一种同一类资源的过度使用造成的边际效用递减(王钰文，王茂福，2021)，这种边际效用递减投射到个人身上就会造成个体的自我损耗，即个体内卷感知度会作用于个体的自我损耗。而现阶段有研究证实自我损耗更容易使个体做出道德伪善行为：高自我损耗条件下被试的道德伪善程度显著比低损耗条件下被试表现出的道德伪善程度高，无论是个人道德伪善还是人际道德伪善中均如此表现(李艺，邓怡洁，肖风，2021；刘赛芳，秦晓斐，张潮，2018)，即高自我损耗的个体更倾向于表现出道德伪善行为。因此，提出假设2：内卷感知度可通过自我损耗的中介作用影响道德伪善。
儒家式应对思想指个体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形成的一套运用儒家思想来应对外界挫折、困苦等消极生活事件的应对观念，在心理学的角度上主要包含信念性、整体性、亲挫折性、发展性和认知转化性五种性质(景怀斌，2006)。压力认知评价理论认为个体在面对潜在压力事件时，会经历初级评价和次级评价，进而选择应对策略(Lazarus & Folkman, 1984)。而有研究(陈烛，2021；郭艳玲，2021)通过词频分析与社会语义网络分析发现，压力是与内卷关联最高频情绪词，内卷感知度高的个体长期感受到学业的过度竞争、资源稀缺和心理压力等状况下，在初级评价时可能会倾向于将“内卷”评估为一种“威胁”或“挑战”，而在次级评价过程中基于中国集体主义文化和价值观影响主动调整自身应对方式，采用更符合文化传统的儒家式应对方式以缓解负面效应冲突。但当儒家式应对无法真正解决问题时，个体会通过合理化或行为分离缓解失调情况，进行产生伪善行为(Festinger, 1957; Batson et al., 2002)。亦有元分析研究发现，在集体主义文化下的面子文化影响中的个体更倾向于维护公开的“君子”道德形象，但在实际行为中表现出伪善(Heine & Lehman, 1997)。基于此，提出假设3：儒家式应对思想在内卷感知度与道德伪善间起到中介作用。
儒家式应对思想是一种可以帮助个体在心理上接受、而非排斥生活中的挫折与压力事件，从而化解个体面对挫折困苦等压力性事件所产生的心理冲突和压力感，减轻沮丧、压抑等身心反应的应对思想(景怀斌，2006)，且有研究证明儒家式应对思想是一种积极的应对思维，在个体面对压力性生活事件上起正向调节作用(杨木子，2018)。综上，儒家式应对思想下个体积极面对压力性生活事件的态度可以降低个体的心理压力，并减少压力性生活事件对个体的影响，而心理压力和压力性生活事件与自我损耗有显著关联(赵凡，2015；张婷婷，谷亚星，2016)。即儒家式应对思想作为一种心理资源可能会调节个体自我损耗行为，降低其发生的倾向性。因此，提出假设4：自我损耗和儒家式应对思想在内卷感知度与道德伪善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基于上述综述，本研究以内卷感知度为自变量、道德伪善作为因变量，以自我损耗和儒家式应对思想为中介变量进行探索，提出以下关系假设模型(见图1)。
Figure 1. Theoretical model hypothesis diagram
图1. 理论模型假设图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取随机抽选的方式，主要选取江西部分高校的大学生为被试，共计发放问卷612份，被试均自愿参与。测试完毕后，筛查回收问卷，剔除作答时间较短、未通过测谎题和有规律作答的问卷，获得有效问卷586份，有效回收率95.75%。其中，男生284人(48.46%)，女生302人(51.54%)；大一年级144人(24.57%)，大二年级145人(24.74%)，大三年级133人(22.70%)，大四及以上年级164人(27.99%)；生源地为城镇户口286人(48.81%)，农村户口300人(51.19%)。被试年龄范围在18到27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0.63岁。
2.2. 研究工具
2.2.1. 内卷感知度测量问卷
采用张雯等(2024)编制的内卷感知度测量问卷，共18个条目，涉及“资源稀缺”、“社会规范”、“心理压力”与“竞争行为”四个维度。问卷采用5点或7点计分，数据分析使用标准化分数，得分越高表明个体感知到的内卷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α系数为.96。
2.2.2. 道德违规情景问卷
参照了孙丹(2024)使用的四组道德情景题来测量道德伪善。四组道德情景分别为能否接受考试作弊、为赴约不迟到而闯红灯、为得到奖学金而谎称比赛获奖、捡到心仪书籍不归还；而每组道德情景的行为主体又被分为了“自我”和“他人”进行检测。项目均采用5级评分，从“1”级代表的“完全不接受”，到“5”级指代的“完全接受”，被试对自己和对他人的评分差距越大，表示其道德伪善倾向越强烈。本研究中，该问卷的α系数为.62，其信度可以接受。
2.2.3. 状态自我损耗量表
状态自我损耗指个体在一定时间和情境下的自我损耗(Stillman et al., 2009)。本研究采由Twenge等人(Twenge et al., 2003)编制的状态自我损耗量表的中文改编版本，共四个条目。本研究中，该问卷的α系数为.82。
2.2.4. 儒家式应对思维问卷
采用杨木子(2018)修订的儒家式应对思维量表，共有11个条目，涉及“天命思维”、“责任思维”和“亲挫折思维”三个维度。采用五点计分，题目以随机方式排列。本研究中，该问卷的α系数为.88。
2.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7.0进行所有分析。首先，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以确定共同方法偏差的严重性。其次，采用SPSS插件PROCESS中的MODEL 6检验自我损耗与儒家式应对思想是否在内卷感知度与道德伪善之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中主要变量的测量均使用自评变量，为排除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使用Harman单因素法进行检验。将四个变量中所有题均不旋转，然后进行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这些项目共提取出3个特征根大于1的成分，且第一个公因子解释总变异率的19.82%，低于40%的临界值，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周浩，龙立荣，2004)。
3.2.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内卷感知度与道德伪善(r = −.89. P < .01)、自我损耗(r = −.80. P < .01)、儒家式应对思想(r = −.88, P < .01)间均呈现显著负相关；道德伪善与自我损耗(r = .79. P < .01)、儒家式应对思想(r = .85. P < .01)呈显著正相关；自我损耗与儒家式应对思想(r = .76. P < .01)呈显著正相关。各变量的相关矩阵、平均数以及标准差如表1所示。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each variable and its correlation
表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其相关
变量 |
M |
SD |
内卷感知度 |
道德伪善 |
自我损耗 |
儒家式应对思想 |
内卷感知度 |
67.58 |
26.52 |
1 |
|
|
|
道德伪善 |
1.55 |
6.69 |
−.89** |
1 |
|
|
自我损耗 |
10.59 |
3.16 |
−.80** |
.79** |
1 |
|
儒家式应对思想价值观 |
35.34 |
9.06 |
−.88** |
.85** |
.76** |
1 |
注：N = 586，*表示p < .05，**表示p < .01，***表示p < .001，下同。
3.3. 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使用Hayes (2012)提供的SPSS插件PROCESS中的MODEL 6，以内卷感知度为自变量，以道德伪善为因变量，以自我损耗和儒家式应对思想为链式中介变量，所有的中介效应检验如表2和图2所示。整个回归方程显著，R2 = .80，F (586) = 2306.12，p < .001。具体而言，自我损耗和儒家式应对思想的链式中介效应由以下三条路径产生的间接效应组成：(1) 由内卷感知度→自我损耗→道德伪善路径产生的间接效应为−.04 (95% CI = [−.05, −.02])；(2) 由内卷感知度→儒家式应对思想→道德伪善路径产生的间接效应为−.04 (95% CI = [−.06, −.03])；(3) 由内卷感知度→自我损耗→儒家式应对思想→道德伪善路径产生的间接效应为−.01 (95% CI = [−.01, −.003])。所有间接效应合计−.09 (95% CI = [−.11, −.06])，自我损耗与儒家式应对思想在内卷感知度对道德伪善的负向效应中的链式中介作用成立。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4。
Figure 2.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ego depletion and Confucian coping thought on moral hypocrisy
图2. 自我损耗与儒家式应对思想在内卷感知度影响道德伪善的链式中介作用
Table 2.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ego depletion and Confucian coping thoughts on the influence of involution perception on moral hypocrisy
表2. 自我损耗和儒家式应对思想在内卷感知度影响道德伪善的链式中介作用
中介路径 |
间接效应 |
标准误 |
LLCI |
ULCI |
相对中介效应 |
总间接效应 |
−.09 |
.01 |
−.11 |
−.06 |
|
内卷感知度→自我损耗→道德伪善 |
−.04 |
.007 |
−.05 |
−.02 |
44.44% |
内卷感知度→儒家式应对思想→道德伪善 |
−.04 |
.008 |
−.06 |
−.03 |
44.44% |
内卷感知度→自我损耗→儒家式应对思想→道德伪善 |
−.01 |
.002 |
−.01 |
−.003 |
11.11% |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内卷感知度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道德伪善，研究假设1得证，也与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相契合。社会交换理论强调社会交换的互惠性和个体的公平性评估，即在社会交换过程中个体期望通过付出获得对等回报，并持续评估交换关系的公平性，若个体长期处于内卷压力下的资源分配失衡情境中，所感知到交换的“不公平性”，会促使其通过行为补偿或认知调整来恢复公平感知(Blau, 1964)，故而当高校学生长期感知到内卷行为导致的付出和回报失衡下的交换不公，可能会通过道德补偿行为重建心理平衡。这也与Kasser等人提出的“物质主义–道德补偿”模型相契合，即外部压力可能会促使个体通过道德行为弥补心理缺失，重建心理平衡(Kasser, 2016)。社会规范理论也指出个体会受到特定群体内成员共同认可的行为规范或隐性或显性的约束其行为，以维护社会秩序(Cialdini et al., 1990)。即在高度内卷的学业或生活环境中，个体会通过感知群体规范来调整自身行为以避免偏离群体，并在感受到自身行为与群体规范不一致时，基于社会排斥的压力，主动抑制自身的伪善行为以维持群体认同。
结果表明，自我损耗在内卷感知度和道德伪善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2：内卷感知度直接影响道德伪善，并且会通过自我损耗间接影响道德伪善。中介效应的前半段中内卷感知度对自我损耗的显著负向预测可从认知重评的视角加以重新解读。根据Lazarus的认知评价理论可知，个体的内卷感知源于其感知需求大于感知资源的认知解释，当其给个体带来过度的心理损耗时，个体会通过认知重评重建认知路径，将威胁性解读转化为成长性意义，如个体可能会通过对“内卷竞争”的重新定义来进行需求降级，或通过心理储备的激活进行资源升级，以增强应对效能感(Lazarus & Folkman 1984; Bandura, 1997)。且有研究者提出在东亚社会的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在激烈的资源竞争环境中，个体会通过“奋斗即美德”的社会认同强化，将内卷压力转化为集体归属感，从而缓解自身的焦虑压力和自我损耗程度(Hofstede, 2011)。而中介效应的后半段中自我损耗显著正向预测道德伪善的结果也与以往研究相符(Baumeister et al., 1998; Gino et al., 2011；范伟等，2016；聂衍刚等，2018)。Bandura的道德推脱理论认为在资源受限情境下个体会通过责任转移、有利比较、道德辩护等认知重评方式合理化不道德行为以缓解心理冲突(Bandura, 1999)，即当个体处于自我损耗的受限情境中，会提供各种方式合理化自身的伪善行为以维持心理平衡。Du等学者的研究也发现，自我损耗会显著增加个体的道德虚伪倾向，自我损耗程度高的个体显著表现出道德伪善(Du et al., 2019)，支持了自我损耗加强个体道德伪善的观点。
研究结果亦证实了内卷感知度会通过自我损耗–儒家式应对思想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道德伪善，验证了假设3和假设4，形成了“内卷感知度–自我损耗–儒家式应对思想–道德伪善”这一作用路径。首先，资源动员效应强调了在高压或竞争环境下，个体主动调动额外的心理资源以应对挑战时，会产生短期的认知控制加强和行为效率增强现象(Edwards & McCarthy, 2004)，即内卷感知度对自我损耗的负向预测作用。而自我控制的双系统模型提出个体的自我控制是两个系统交互作用的结果，当控制系统资源充足时，可抑制冲动系统，选择更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Hofmann et al., 2009)。故而当低自我损耗的个体处于资源充足状态下，其有更高的认知控制能力来协调文化规范与个人目标时，会更倾向于选择符合中国集体文化的儒家式应对策略以面对内卷。且有研究表明在中国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个体，更倾向于面子维护的目的而表现出道德伪善行为(Heine & Lehman, 1997)，即高儒家式应对思想的个体更倾向于表现出道德伪善。
本研究对内卷感知度与道德伪善的关系及作用机制展开了探究，丰富了相关理论并构建了作用模型，但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在方法论角度上，本文主要采取问卷调查法开展，而道德伪善指个体在外在道德行为与内在态度认知间存在的不一致性，通常表现为“行为外显化”与“态度内隐化”的割裂，现阶段道德伪善的测量框架强调道德伪善的测量需同时考察外在与内隐的两类指标以进行全面评估。故仅采用问卷进行测量难以对变量关系进行全面评估，且传统的自我报告法也易受社会赞许效应的影响，在后期研究中可以结合脑电、心率等多项指标不断尝试。其次，本次研究的施测对象全部为在校大学生，被试群体过于同质化且单一，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结合实际需求将被试群体进一步扩展为青少年及成人群体，探究在不同年龄阶段的被试间实验结果是否具备一致性。
5. 结论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对内卷感知度对高校学生道德伪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探索，通过建立内卷感知度→自我损耗→儒家式应对思想→道德伪善的链式中介作用模型，研究结果为：
(1) 内卷感知度显著负向预测高校学生的道德伪善。
(2) 自我损耗在内卷感知度和道德伪善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3) 儒家式应对思想在内卷感知度和道德伪善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4) 自我损耗和儒家式应对思想在内卷感知度与道德伪善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根据以上结果得出研究结论：内卷感知度不仅直接负向预测大学生道德伪善行为，还通过自我损耗与儒家式应对思想的链式中介路径间接降低道德伪善水平，探索了高压环境下心理资源消耗与中国文化背景下应对思想取向的双重道德调节机制。该结果为解析社会内卷化进程中道德知行分离现象提供了解释模型，为缓解大学生道德冲突提供了研究基础。
基金项目
生成式人工智能背景下实验心理学实验教学改革探索2024jzyb-48；2024年江西省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省级项目《高校学生内卷感知度水平对个体道德伪善行为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编号：S202410412058。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