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动内卷与大学生欺凌受害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ssive Involution and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摘要: 探究大学生被动内卷与欺凌受害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采用问卷法对288名大学生进行测量，结果发现，被动内卷对大学生的欺凌受害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社会排斥在被动内卷影响大学生的欺凌受害中起中介作用；信任对社会排斥影响欺凌受害的路径存在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 被动内卷显著正向影响大学生的欺凌受害；(2) 被动内卷也可以通过社会排斥间接影响大学生的欺凌受害；(3) 信任在社会排斥与大学生欺凌受害之间起缓冲作用。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ssive involution and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nd its mechanism of action. A questionnaire method was used to measure 288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results found that passive involution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predicted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exclusion played a mediating role in passive involution affecting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nd trust had a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path of social exclusion affecting bullying victimization.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1) passive involution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affects college students’ bullying victimization; (2) passive involution can also indirectly affect college students’ bullying victimization through social exclusion; and (3) trust plays a buffering role between social exclusion and college students’ bullying victimization.

1. 引言

随着社会的快速变化，升学、公职类考试的竞争越来越大，就业的门槛越来越高，大学生不仅要在学术上取得优异成绩，还要在各种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中脱颖而出，这样才有机会顺利升学、就业。在以成绩和地位为成功标准的价值观以及社会变迁带来的不确定的影响下，学生可能会过度参与竞争，从而产生内卷现象，盲目的内卷可能会对大学生的行为以及心理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如加剧大学生的焦虑和压力(Yi et al., 2022; Yan et al., 2022; Liu et al., 2024)。校园中的文化和氛围对学生的行为有着重要影响，一个积极、包容的校园文化可能有助于减少欺凌行为的发生，而一个竞争激烈、缺乏支持的环境可能加剧内卷现象。内卷会导致不公平竞争、人际关系紧张、敌意增加和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等问题(林扬千，2021)，从而可能会产生欺凌与欺凌受害行为。为营造和谐的竞争氛围，减少大学生因过度竞争而产生欺凌受害现象，需要进一步探究其潜在影响因素，本研究引入社会排斥和信任来探讨被动内卷对大学生欺凌受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受欺凌是指在学校情境下个体长时间或反复受到一个或多个同伴欺负或伤害的现象(Olweus, 1993)。大学生若不能妥善处理好人际关系问题，极易使自己处于受欺凌的风险中，受欺凌也会引发个体后续的适应困难以及更多的外化问题(刘晓薇等，2021)，也可能会使其表现出攻击行为(叶宝娟等，2021)。研究表明，同伴关系(Yin et al., 2017)、社会排斥(Kiefer et al., 2021)、信任(谢家树等，2023)、竞争(Sischka et al., 2021; Jiang & Jiang, 2023)等因素均是个体欺凌受害的风险因素。内卷现象的本质为一种对优质资源的非理性、低效率的竞争行为(Yi et al., 2022)，张雯等(2024)认为内卷是当个体身处资源有限的环境中时，受到社会规范及内外部压力的共同影响，表现出不良的心理状态及非良性竞争行为。研究发现，内卷会导致大学生的焦虑(Yi et al., 2022; Yan et al., 2022)，也会破坏群体的凝聚力(Zhang & Ji, 2023)。内卷分为主动内卷和被动内卷，主动内卷即由内在动机(成就目标、奖励)激活的内卷，对心理健康有积极作用，而被动内卷(passive involution)是指人们因为不想被同伴超越而被迫参与的非理性竞争，其正向预测焦虑(Yi et al., 2022)。考虑到被动内卷对心理健康的破坏性作用，本研究主要关注大学生的被动内卷行为。

社会比较理论(Festinger, 1954)指出，个体在缺乏客观评价时会通过与他人比较来进行自我评价，当进行上行比较(与比自己优秀的人比较)时更容易产生竞争行为并降低其自我评价。由此可见，社会比较会引发竞争行为，而基于资源稀缺条件下的被动内卷可能会触犯到他人的利益，因此存在受害的风险。研究发现，竞争与个体的欺凌存在相关关系(Jiang & Jiang, 2023)，内卷现象的核心是资源有限环境中的过度竞争行为，这种竞争所带来的压力可能会给个体造成威胁，其中竞争结果的压力会给个体带来自尊威胁，而竞争过程的压力会给个体带来幸福威胁(王汪帅等，2024)。实证研究表明，预期的未来地位威胁会使个体对同事感到嫉妒，并产生随后对同事的攻击行为(Reh et al., 2018)，当个体被动内卷所产生的是积极结果时，可能会引发他人的嫉妒，从而招致潜在的受欺凌风险。因目前并没有实证研究支持被动内卷与个体受欺凌的相关研究，本研究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提出假设1：大学生的被动内卷能够正向预测个体的受欺凌经历。

内卷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资源稀缺环境下的社会比较产生的非理性竞争，而这种竞争会影响到人际关系，从而可能会产生排斥、孤立等现象。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是指个体由于被某一社会团体或他人所排斥，其归属需求和关系需求受到阻碍的现象和过程(杜建政，夏冰丽，2008)。社会排斥广泛存在于大学生群体中，且社会排斥的整体情况目前处于中等偏高的程度(吴惠君等，2013a)。研究表明，社会排斥与个体受欺负间存在相关关系(陈红等，2020; Kiefer et al., 2021)。

时间需求威胁模型(Williams, 2009)以时间为线索，认为机体一旦探测到排斥威胁，便会出现疼痛信号，基本需求(如归属感、自尊等)遭受威胁，从而产生负性行为。当群体面临资源枯竭的状况时，如果有人通过恶性竞争的行为来掠夺资源时，会使其他人的需求遭受威胁，个体与群体在行为上发生冲突，为使大家的需求得以满足，群体内通常会通过排斥的方式产生回应，通过关系攻击来获得对资源的控制感，从而弥补受损的需求，而被动参与竞争的人可能会被社会排斥从而增加受到欺凌的风险。de Waal-Andrews和van Beest (2018)发现在有经济利益的竞争任务中，依赖自己取得胜利固然会带来喜悦，但依赖他人的帮助取得的胜利不仅不会削弱个体的幸福感、社会认知，反而会增强这些方面的积极体验，也会进一步增加亲社会行为。由此可见，竞争中包容接纳的氛围有助于提升个体的幸福感，但拒绝合作或排斥则有可能产生消极的体验。基于人力资本的竞争会导致大学生在就业中存在社会排斥(吴立保，乐青，2012)，过度竞争、社会排斥等负面因素均会影响个体的攻击行为(张琪，2019)。社会排斥会影响到同伴关系，会使个体感到孤立无援，致使其社会支持感降低，从而更容易成为欺凌的目标。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中，个体可能因为无法跟上竞争的步伐而感到被边缘化，这种边缘化感可能导致社会排斥，同时，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支持和资源，受到社会排斥的个体可能更难以从欺凌受害中恢复。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社会排斥在被动内卷对大学生欺凌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信任是人类交往及维持稳定的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Yamagishi等(2015)提出了信任的双成分模型，并将信任分为了信任信念(Trust belief)与信任偏好(Trust preference)，其中信任信念是指个体对他人可信任性的信念，而信任偏好则是指人们相信自己的信任会得到尊重以及自己对成为一个值得信任的人的偏好。研究表明，遭受校园欺凌的学生，其一般信任水平更低(洪岩璧，顾一石，2019)。大学生的欺凌受害与人际信任呈负相关(谢家树等，2023)。实验研究也证实，当个体被排斥后，信任博弈任务中与排斥者的合作减少，而与陌生人的合作没有发生变化(Walasek et al., 2019)。社会排斥的增加会导致人际信任水平的降低，也更有可能对他人表现出敌对的态度(Pellegrini et al., 2021)，可见信任在排斥对亲社会行为中起着重要作用。信任对维系社会稳定和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有促进作用，在面对社会排斥时，具有较高信任水平的大学生可能更有效地缓解社会排斥对受欺凌的影响。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信任对社会排斥影响受欺凌的路径存在调节作用。

综上，鉴于被动内卷对于大学生欺凌受害可能存在潜在的影响，本研究依据社会比较理论、时间需求威胁模型及相关实证研究，采用问卷法来探讨被动内卷对大学生受欺凌的影响，并检验社会排斥的中介作用及信任的调节作用(假设模型见图1)，以期促进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为高校欺凌防治提供新思路。

Figure 1. Hypothesis model of passive involution and victimiz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图1. 被动内卷与大学生欺凌受害的假设模型

2. 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通过线上发放电子问卷，采取方便取样的方法，选取320名在校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其中32份问卷作答无效被删除，最终收回有效问卷288份，有效率为90%。参与问卷填写的大学生年龄范围为17~27岁，平均年龄为21.66岁，标准差为1.72岁。其中男生133人，女生155人；大一年级27人，大二年级64人，大三年级99人，大四年级62人，研究生36人。

2.2. 研究工具

2.2.1. 被动内卷的测量

采用由Yi等(2022)编制的大学生内卷行为量表。此量表共26个题目(如“我完成论文作业的字数远远超过要求，因为当我看到别人的论文作业超过字数要求时，我担心自己会落后”)，分为被动内卷、主动内卷和成就动机导向内卷3个维度。问卷采用5点计分(从“非常不同意”计1分到“非常同意”计5分)，问卷题目的平均分越高，说明个体的内卷行为越多。本研究采用该量表的被动内卷分量表，该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8。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该分问卷结构效度良好(χ²/df = 2.18，NFI = 0.89，TLI = 0.92，CFI = 0.93，RMSEA = 0.06)。

2.2.2. 受欺凌的测量

采用由Olweus等编制，张文新、武建芬(1999)修订的欺凌问卷中的受欺负分问卷，共6个题目(如“别人给我起难听的外号，别人骂我，或者取笑和讽刺我”)，采用5点计分(从“从来没有发生过”计1分到“一周几次”计5分)，问卷题目的平均分越高，说明受欺凌的频率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9。

2.2.3. 社会排斥的测量

采用由吴惠君等(2013b)编制的大学生社会排斥问卷，共包含19个题目(如“大家相互调侃或打闹时有意无意避开我”)，分为直接排斥和间接排斥2个维度，采用5点计分(从“从不”计1分到“总是”计5分)，问卷题目的平均分越高，说明个体被排斥的概率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5。

2.2.4. 信任的测量

采用由Yamagishi和Yamagishi (1994)编制并由Yamagishi等(2015)修订的信任量表，共9个题目(如“大多数人是值得信任的”)，分为信任态度和信任偏好2个维度，采用7点计分(从“非常不同意”计1分到“非常同意”计7分)，问卷题目的平均分越高，说明个体的信任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9。

2.3. 数据分析与处理

本研究采用SPSS25.0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和描述统计，采用Hayes (2013)开发的PROCESS宏程序进行中介与调节效应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子分析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表明，未旋转的因素分析得到8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其中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7.61%，低于40%的临界值(周浩，龙立荣，2004)，因此可以认为本研究中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采用Pearson积差相关来分析被动内卷、受欺凌、社会排斥和信任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见表1。结果表明，被动内卷与受欺凌、社会排斥显著正相关、受欺凌与社会排斥显著正相关，信任与社会排斥、受欺凌显著负相关，与被动内卷未达到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variables

表1. 各变量间的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变量	M	SD	1	2	3	4
1. 被动内卷	3.25	0.76	1
2. 受欺凌	1.32	0.41	0.22***	1
3. 社会排斥	1.87	0.66	0.13*	0.68***	1
4. 信任	4.64	0.85	0.10	−0.24***	−0.31***	1

注：*表示p < 0.05，**表示p < 0.01，***表示p < 0.001，下同。

3.3. 社会排斥的中介作用检验

对所有核心变量标准化处理后采用PROCESS的Model 4对被动内卷对受欺凌的影响及社会排斥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被动内卷显著正向预测受欺凌(β = 0.17, t = 3.75, p < 0.001)，被动内卷显著正向预测社会排斥(β = 0.12, t = 2.28, p < 0.05)，当被动内卷与社会排斥共同预测受欺凌时，被动内卷显著正向预测受欺凌(β = 0.10, t = 2.96, p < 0.01)，社会排斥显著正向预测受欺凌(β = 0.55, t = 15.19, p < 0.001)。95% CI没有包含0，说明社会排斥的中介作用显著(间接效应值为0.07, SE = 0.04, 95% CI = [0.00, 0.14]，间接效应占比41.18%)。

Table 2. Results of testing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ocial exclusion

表2. 社会排斥的中介作用检验结果

变量	受欺凌		社会排斥		受欺凌
	β	t	β	t	β	t
被动内卷	0.17	3.75***	0.12	2.28*	0.10	2.96**
社会排斥					0.55	15.19***
R^2	0.05		0.02		0.47
F	14.05***		5.18*		127.97***

Table 3. Mediation effect results

表3. 中介效应结果

路径	效应值	SE	95% CI	效应占比
总效应	0.17	0.04	[0.08, 0.26]
直接效应	0.10	0.03	[0.03, 0.17]	58.82
间接效应	0.07	0.04	[0.00, 0.14]	41.18

3.4.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对所有核心变量标准化处理后采用PROCESS的Model 14来进一步探讨信任是否调节了被动内卷通过社会排斥影响受欺凌的中介模型。结果如表4所示，以受欺凌为结果变量，被动内卷显著正向预测受欺凌(β = 0.10, t = 2.87, p < 0.01)，社会排斥显著正向预测受欺凌(β = 0.50, t = 12.80, p < 0.001)，信任对受欺凌的影响未达到统计显著性水平(β = −0.34, t = −0.98, p > 0.05)，信任与社会排斥的交互项对受欺凌的预测显著(β = −0.10, t=−3.04, p < 0.01)，说明信任对社会排斥影响受欺凌的路径存在调节作用。

Table 4. Results of mediation analysis with adjustment

表4. 有调节的中介检验结果

回归方程		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2	F	β	95% CI	t
社会排斥	被动内卷	0.02	5.18*	0.12	[0.02, 0.23]	2.28*
受欺凌	被动内卷	0.49	68.58***	0.10	[0.03, 0.16]	2.87**
	社会排斥			0.50	[0.42, 0.58]	12.80***
	信任			−0.34	[−0.10, 0.03]	−0.98
	社会排斥 × 信任			−0.10	[−0.16, −0.03]	−3.04**

Figure 2. Simple slope diagram of trust moderation effect

图2. 信任调节作用的简单斜率图

为进一步明确信任调节作用的实质，进行简单斜率检验(见图2)。结果表明，对于低信任水平(M − 1SD)的大学生来说，高社会排斥的大学生比低社会排斥的有更高的受欺凌发生率(βsimple = 0.60, t=13.77, p < 0.001)；对于高信任水平(M + 1SD)的大学生来说，高社会排斥的大学生也比低社会排斥的有更高的受欺凌发生率(βsimple = 0.40, t = 6.98, p < 0.01)，但相对于低信任水平的大学生来说，预测作用有所减弱。

4. 讨论

内卷会造成群体凝聚力的下降(Zhang & Ji, 2023)，人际关系的紧张、对别人的敌意增加、甚至产生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林扬千，2021)，也可能会给个体带来欺凌受害的风险。本研究在此背景下，基于社会比较理论、时间需求威胁模型和相关实证研究探究了被动内卷和大学生欺凌受害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被动内卷可以通过社会排斥引发大学生的欺凌受害，且社会排斥对大学生欺凌受害的影响可以通过信任来缓解。

4.1. 被动内卷正向预测大学生欺凌受害

本研究结果显示，被动内卷正向预测大学生的受欺凌经历，这一结果证实了我们的研究假设。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资源的占有量关乎个体的生存与繁衍，人类祖先从进化开始便伴随着竞争行为的出现。在面临资源稀缺的情境时，个体会产生稀缺感，这种稀缺感会影响到个体的价值感知、竞争感知和安全感知，从而在行为上表现出更多的趋近性行为，即为了维持自身幸福感而竭力获取资源，这有可能会导致攻击行为的出现(雷亮等，2020)。当个体开始参与被动内卷，即为了抢夺资源而有意识地(即使非其本意)进行非理性竞争时，其周围的氛围会变得紧张、人际关系恶化，受欺凌的可能性会提高。此外，社会心理学中的虚假共识现象指出，人们倾向于认为自己的观点、行为和态度与他人高度一致(Ross et al., 1977)，这种偏差导致个体高估他人与自己的一致性，当有人产生不同于群体其他人的行为(如过度竞争行为)时，有可能使其处于一种不利的环境中，从而招致他人的关系欺凌。虚假共识现象强化了群体规范，而被动内卷是一种个体在心理需求驱动下所采取的向群体靠拢的一种群体适应行为，与从众有着密切的联系(陈清艳，熊韦锐，2024)。盲目地从众可能进一步加剧资源的竞争，也更有可能导致欺凌行为的出现。因此，对于高校欺凌现象的防治，在思想层面，高校需要规范学业评价政策的价值取向，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竞争意识，矫正学业成就至上的优绩主义偏误，在行为层面，也需要注重过程公平与结果公平，减少或避免不良竞争的产生(蒋帆，黄露菡，2024)。

4.2. 社会排斥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社会排斥在被动内卷与大学生受欺凌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即被动内卷不仅直接正向预测大学生的欺凌受害，而且还通过社会排斥间接影响大学生欺凌受害。不同于理性竞争对个体实现自我目标的积极作用(Elliot, 2020)，内卷导致个体的发展呈现愈发复杂化但并未产生质变的结果。从理性人假设出发，人们应回避任何会造成确定损失的竞争环境(Frank & Bernanke, 2004)，但内卷中个体参与竞争所带来的收益往往与投入不成正比，由此便产生了非理性竞争。不仅如此，中国人认为同事之间是一种竞争与合作的关系(Keller & Loewenstein, 2011)，但个人收获通常以他人牺牲代价(Różycka-Tran et al., 2015)，因此非理性竞争可能会破坏群体内成员间的信任与合作(Barker et al., 2012; Liu et al., 2014)，招致社会排斥。

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内外群体效应可以较好地解释社会排斥，当个体的被动内卷行为威胁到他人利益、引起竞争意识时，其他群体成员可能会进一步分化成内群体，对被动内卷的个体(外群体的)知觉更加不敏感，并趋向于激发消极的刻板印象，信息加工时会产生明显的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刻板化。这种分化加剧了群际冲突，提高了被动内卷个体受到欺凌的可能性。研究表明，竞争环境更能引起个体对最佳群体功能的关注，竞争环境中的青少年比非竞争群体中的青少年更可能排斥缺乏能力的球员(Richardson et al., 2014)。被动内卷的个体往往缺乏突出的能力，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中极易由于群体的敏感性而产生拒绝接纳的行为，从而产生社会排斥、欺凌受害等情况。因此，在高校欺凌防治过程中，要关注受欺凌个体的被排斥经历，引导其与班级或组织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避免其因为恶性竞争而引发人际关系问题。

4.3. 信任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还发现，信任在社会排斥与受欺凌之间起调节作用，具体体现在信任水平较高的个体(与信任水平较低的个体相比)，社会排斥对受欺凌的正向预测作用有所减弱。依据信任调节模型，信任是个体理解与他人关系的核心要素(Berscheid, 1994)，信任通过影响一个人对未来行为的评估或解释另一方过去的行为，来调节主要决定因素对结果的影响(Dirks & Ferrin, 2001)。面对社会排斥时，信任水平高的个体倾向于积极地评估社会关系，表现出温和的行为反应，即使社会排斥在交往过程中表现出对需求满足的阻碍，信任水平高的个体还是可以较易地建立新的关系；信任水平低的个体倾向于收集负面反馈信息(Fedor, 1991)，并维持现有的社会关系，减少社会交往的频率，回避陌生的社会关系(Yanagisawa et al., 2013)。社会排斥会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人们的归属需求，从而导致受欺凌的发生，人际信任作为社交体系中重要的“润滑剂”(Molden & Finkel, 2010; Yanagisawa et al., 2013)，它会在大学生社会排斥对受欺凌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研究也发现，被告知遭受社会排斥的个体会对他人更加信任，有被排斥风险的人会通过信任他人来“修复”他们的社会状况，从而为互惠建立可能性(Derfler-Rozin et al., 2010)。因此，在高校欺凌防治教育中，也要关注个体信任水平的发展，引导大学生建立良好人际信任，促进人际交往模式的良性发展。

4.4. 本研究的价值与不足

本研究在高校学生内卷问题较为突出的社会背景下，探讨了被动内卷、社会排斥对大学生欺凌受害的影响，以及信任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在理论方面，本研究拓展了被动内卷与欺凌受害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在实践方面，为大学生的教育方式以及大学生欺凌受害的预防和干预提供了新视角。

此外，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有待在未来研究中不断完善与改进。首先，研究所采用的横断研究设计存在一定局限性，今后有必要通过纵向研究对该结论做进一步探讨与补充；其次，本研究所有数据均来自被试的自我报告，未来还应尝试与其他测量方法结合，以期获得更全面客观的结果；最后，本研究主要选取了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未来还可拓宽研究群体范围，探讨被动内卷及欺凌受害在职场环境情境中是否存在类似情况。

5. 结论

本研究基于社会比较理论、时间需求威胁模型，探究了被动内卷与大学生欺凌受害经历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 被动内卷显著正向影响大学生的欺凌受害；(2) 被动内卷也可以通过社会排斥间接影响大学生的欺凌受害；(3) 信任在社会排斥与大学生欺凌受害之间起缓冲作用。

致 谢

感谢苏州大学教育学院的陈家行和罗煜娟两名硕士研究生，在收集资料及论文撰写过程中提供的帮助，特此致谢！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