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乡村是实现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重要承载空间，其发展水平不仅体现了区域经济社会的整体进步程度，也是衡量城乡协调发展质量的关键指标。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发展已经从单纯的经济建设转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维度的综合推进。其中，文化治理逐渐被视为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结构优化的核心路径之一。
温州作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在乡村经济振兴、生态环境治理和公共服务优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与经济与生态领域的快速进步相比，其在文化治理体系建设、以文化塑造旅游品牌(“以文塑旅”)以及文化赋能乡村治理等方面，仍存在一定提升空间。这种不平衡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乡村社会凝聚力的增强、文化价值的深度挖掘及文化产业链的高质量发展。
文化治理作为一种融合文化发展、社会治理与社区参与的新兴理念，其内涵不仅包括对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还涵盖文化生产方式的创新、文化传播路径的多元化以及文化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再造。从理论层面看，文化治理强调文化的生态性、独特性与地域性特征，主张通过文化资本积累和文化软实力提升，构建具有内生动力的乡村发展模式。这一理念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可持续城市与社区”、“减少不平等”等核心议题高度契合，也与当前学界关于“文化驱动型乡村振兴”与“文化–经济双循环”的研究趋势相呼应。
在实践层面，文化治理不仅可以通过挖掘和激活乡村固有的文化基因，重构文化身份与集体记忆，还能够推动乡村文化与旅游、创意、数字经济等产业的深度融合，形成兼具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产业生态。同时，通过提升乡村居民的文化素养与参与度，可以有效增强其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意识和行动能力，从而实现由外部驱动向内部自我发展转变。这种由文化资本积累所驱动的发展模式，将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持久的动力与路径支撑。
因此，以温州为案例，对乡村文化治理的现状、问题及优化路径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乡村振兴与文化治理领域的理论成果，也能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提供可借鉴的实践经验与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2. 文化治理促进温州乡村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
2.1. 文化治理的内涵
文化与治理的关系呈现出内在耦合性，二者的交织与融合已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议题。近年来，“文化治理”作为一个跨学科研究热点，逐渐吸引了政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及公共管理等领域学者的关注。然而，学界尚未对文化治理形成统一且权威的定义，反映出其复杂性与多维性。
部分学者将文化治理视为国家发展阶段的标志，强调文化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嵌入作用，主张将文化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通过塑造共同价值观念和文化认同来实现社会稳定与协同发展[1]。另一部分学者则从治理实践层面出发，定义文化治理为通过政策设计、资源配置、文化服务等多元化手段，协调各类文化资源与治理主体，推动文化发展、传播与创新的动态过程[2]。两种视角分别聚焦文化治理的宏观制度属性与微观操作机制，共同揭示了文化治理的制度性和过程性特征。
本文立足于乡村发展语境，强调文化治理的地域性和功能导向性。乡村文化治理不仅是对乡村文化资源的发掘与保护，更强调在传承中创新、在守护中发展，致力于推动乡村文化产业的多元化发展，增强乡村文化软实力，进而促进乡村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全面发展。此视角契合当前中国乡村振兴战略中文化振兴的核心要求，凸显文化治理在乡村社会结构优化与经济转型升级中的重要作用。
理论上，布迪厄(Bourdieu, 2002)提出的文化资本理论为理解文化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撑。布迪厄将文化资本分为内化状态(Embodied State)、客观状态(Objectified State)和制度化状态(Institutionalized State)三种形态，揭示了文化资本如何在个体行为与社会结构之间发挥中介作用[3]。该理论强调，个体文化参与和文化品位深受其社会出身和文化资本水平的影响，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因文化资本分布差异而形成差异化的文化实践与身份认同。
基于此，本文将文化治理成效的分析框架聚焦于多元主体的文化资本累积与流动，强调政府、乡村居民、乡贤、社会组织等多方主体的共治协同机制。通过构建多元参与的平台，文化治理不仅能促进资源共享与文化创新，更能激发社会活力，实现乡村文化的共建共享。这种治理模式突破了单一权威控制的局限，推动乡村文化空间的民主化与多样化发展，彰显当代文化治理的复杂性与动态性。
2.2. 文化治理与乡村共同富裕的关系
文化治理作为一种将文化要素嵌入乡村治理体系的新型发展理念，为实现乡村共同富裕提供了创新路径和可持续方法。从内涵上看，文化治理不仅是一种资源管理方式，更是一种以文化价值引领经济与社会协同发展的制度安排，其逻辑起点在于通过文化资本的挖掘、转化与再生产，推动乡村经济、社会与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一方面，文化治理能够将乡村特有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经济资源，从而为共同富裕注入持久的内生动力。正如闫国(2020)所指出，乡村文化的生产既包括原有文化资本的延伸，也包括依托于地方资源的创新性与创造性生长[4]。这种文化生产模式能够打破传统乡村经济的路径依赖，通过创意转化和产业化运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以温州为例，将米塑、瓯塑、瓯绣、扎染、瓯剧等富有地域特色的传统手工艺与民俗文化，开发为旅游体验产品、文创商品与数字化衍生品，不仅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还提升了文化附加值，吸引了大量游客与消费群体。这种文化与旅游、创意产业深度融合的模式，推动了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直接增加了乡村居民的经营性收入，并提升了区域品牌形象。
另一方面，文化治理在社会层面能够显著提升乡村居民的文化素养与综合素质，增强社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营造积极向上的发展氛围。社会学研究表明，具备丰富文化内涵与优良文化氛围的社区，更容易吸引外部人才、资本与技术流入，从而形成“文化–人才–经济”正向循环。例如，温州部分文化氛围浓厚的乡村，因其独特的文化景观与人文活动，成功吸引了返乡创业的青年群体以及外地文创团队，为乡村经济发展注入了创新理念与多元资本。
同时，乡村共同富裕的实现又为文化治理的深入推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经济发展的成果可以为文化建设提供更多资金、基础设施与技术支持，从而推动文化治理的规模化与系统化。例如，财政收入增长和社会资本积累，使得乡村能够投资建设文化活动中心、数字文化馆与非遗体验基地，实现文化服务的普及化与高质量供给。这种经济与文化的相互促进关系，构成了乡村治理体系中“物质基础–文化引领–社会繁荣”的良性循环机制。
2.3. 文化治理促进乡村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
文化治理作为一种将文化发展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的制度与实践安排，通过多元化机制有效推动乡村共同富裕的实现。在温州乡村发展语境中，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为经济增长与文化繁荣的协同，更表现为社会资本积累、价值链延伸与人才循环的系统性推进。结合温州的实践经验，文化治理促进乡村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 产业带动机制。文化治理能够挖掘并激活乡村独特的文化资源，进而培育具有地方辨识度和市场竞争力的特色文化产业。这一过程符合文化产业理论中“资源–转化–价值”链条的基本逻辑，即通过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可交易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实现经济收益与文化传承的双重目标。例如，龙港市三园社区乾头村依托渔业优势，打造“渔夫传奇”、“又见七间”等乡村文化品牌，举办“二月二外嫁女回娘家”等民俗活动，以及“小龙舟基地”赛事等体育文化活动。这些产业不仅拓展了乡村旅游和休闲经济的市场空间，还创造了多样化的就业岗位，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经营性收入，并推动了乡村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2) 价值提升机制。文化治理通过对乡村历史文化的深度挖掘与活化利用，可以显著提升区域文化品牌形象与产品附加值。这一机制体现了文化资本在经济资本转化中的杠杆作用，即通过文化价值的赋能，实现乡村物质资源的溢价效应。以苍南“168海岸线”建设为例，该区域整合沿线的山海景观与民俗文化资源，形成生态–文化–旅游的叠加效应，不仅提升了整体区域的文化符号价值，也带动了土地、农产品及相关衍生品的价格上涨，从而增加了乡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这种由文化驱动的价值提升机制，能够在较长周期内为共同富裕提供持续的收益来源。3) 社会凝聚机制。文化治理在实施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多样化的文化活动，这些活动既是文化表达的载体，也是社会互动的平台，有助于强化社区成员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从而增强社会资本存量。例如，苍南金乡卫“元宵古风大集”等系列活动，通过节庆民俗、传统手工艺展示与互动体验，促进了村民之间的交流合作与情感连接。这种由文化活动激发的社会凝聚力，有助于形成乡村内部的互助网络和公共事务协同机制，从而提高公共资源的整合能力，推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改善，为共同富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4) 人才吸引机制。优质的乡村文化生态和高效的文化治理实践，能够形成独特的人才磁场效应，吸引外出乡贤回流和城市人才下乡。这一机制与新经济地理学所强调的“人力资本集聚”原理相契合，即文化环境不仅影响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也塑造了创新与创业的社会氛围。泰顺筱村公社的实践即为典型案例。通过深耕地方文化、改善人居环境与完善创业支持体系，该村成功吸引了艺术家、设计师、青年创业者等多元人才群体，为乡村带来了先进的经营理念、创意设计能力与社会投资，从而形成了“文化 + 人才 + 资本”的正向循环，进一步推动乡村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3. 温州乡村发展现状
3.1. 温州乡村经济发展现状
近年来，温州乡村经济在政策引导与市场驱动的双重作用下取得了显著进展，呈现出多元化与特色化发展的趋势。产业结构方面，部分乡村依托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形成了具有较高知名度与市场辨识度的特色农业与渔业。例如，瓯柑、杨梅等优质水果种植业已在区域内形成一定规模，并通过品牌化与标准化建设提升了市场影响力；沿海地区则以东海黄鱼、洞头羊栖菜、炎亭江蟹等海产品为代表，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渔业经济基础。这些产业不仅满足了本地消费需求，也通过冷链物流、批发市场等渠道辐射至长三角乃至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除第一产业外，温州部分乡村积极探索“农业 + 旅游”的融合路径，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与农家乐经济，推动第三产业在农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例如，桥墩镇碗窑村依托陶瓷文化资源打造特色旅游体验，泰顺交垟土楼通过活化利用传统建筑与民俗文化吸引大量游客，成为周边城市居民周末与节假日休闲消费的重要目的地。这类产业不仅延伸了农业价值链，也促进了乡村服务业与手工业的发展。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与数字经济的发展，温州乡村电商产业亦呈现出快速成长态势[5]。部分村镇依托抖音、微信公众号、淘宝直播等新媒体与电商平台，将本地农产品、手工艺品及乡村文创产品推向全国市场，有效突破了地域与渠道的限制。这一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产品销售模式的创新，也为农村青年提供了新的创业与就业机会。
然而，从整体发展水平来看，温州乡村经济仍面临结构性矛盾与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现实挑战。一方面，部分偏远乡村受制于交通条件、资源禀赋及资金技术等因素，产业发展滞后，缺乏具有规模效应与市场竞争力的支柱性产业，农户收入水平仍然偏低；另一方面，即使在产业相对活跃的地区，许多产品仍处于产业链的低端环节，附加值偏低，品牌塑造与市场开拓能力有限，导致整体竞争力不足。此外，乡村经济对外部市场波动与自然环境变化的敏感性较高，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稳定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3.2. 温州乡村社会发展现状
温州乡村社会发展水平在政府投资、公共政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动下有所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完善。首先，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道路交通条件得到显著改善，部分乡村实现了水泥或沥青公路的全面覆盖，交通可达性明显提高，为农产品运输、人员流动和旅游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时，部分村庄新建或改造了文化礼堂、农家书屋、健身广场及体育场地，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可及性与多样性。然而，从城乡对比来看，乡村在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设施现代化程度及服务质量方面，与城市仍存在较大差距，这在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尤为突出。
在教育领域，尽管温州乡村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基础教育设施得到一定改善，但优质教育资源仍然短缺[6]。部分乡村学校师资力量薄弱，青年骨干教师和优秀教师因职业发展、待遇水平及生活条件等因素大量流向城市，造成乡村“教师流失”现象长期存在。受此影响，教育质量参差不齐，优质教育机会的不均衡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乡村青少年的发展潜力，也加剧了城乡教育鸿沟。
医疗服务方面，温州乡村的医疗基础设施和医疗人才储备相对不足[7]。多数村级卫生室功能有限，医疗设备老旧，诊疗能力偏低；高层次医疗人才匮乏，专业医生数量不足，导致村民在面临较复杂或突发疾病时往往需要前往县市级医院就诊，增加了时间与经济成本。部分偏远村落甚至存在“看病难”、“就医远”的现实问题，居民健康保障水平有待提升。
人口结构的变动亦是温州乡村社会发展的关键挑战之一。受城市化、产业结构调整及就业机会分布的影响，年轻劳动力大量向城市流动，乡村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当前，不少乡村呈现“空心化”特征，以留守老人、留守儿童为主的人口结构导致社会活力不足。高素质、专业化的“高精尖”人才在乡村严重缺乏，技能型劳动力短缺问题日益突出。这不仅影响了乡村产业的升级与创新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3.3. 温州乡村文化发展现状
温州乡村作为浙南地域文化的重要承载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孕育了多样化且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资源。从民俗文化来看，“拦街福”、“药发木偶”、“拔五更”等民间节庆与表演活动不仅承载着乡村集体记忆与社会认同，也体现了民众祈福纳祥、礼仪交往与休闲娱乐的多重功能；在建筑文化方面，芙蓉古村、泰顺仙居徐氏宗祠等传统聚落与宗族建筑，保留了宋明以来的建筑风格与工艺特征，反映了地域历史变迁与宗族制度的延续。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泰顺廊桥营造技艺、泽雅造纸技艺是温州乡村工艺智慧的集中体现，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与工艺美学意义；此外，瓯塑、彩石镶嵌等民间手工艺不仅在造型、色彩与工艺流程上独具匠心，也是乡村居民世代传承的生活技艺与文化符号。
然而，在现代化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温州乡村文化发展面临多重挑战。一方面，城市化的加速推进与外来文化的渗透，使得部分乡村传统文化形态的生存环境受到挤压。年轻一代因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的转变，对传统民俗活动的参与度逐渐降低，部分民间节庆流于形式化甚至濒临消失；手工艺领域则普遍存在“后继无人”的现象，传承人数量锐减，技艺传承链条断裂的风险日益加剧。
另一方面，乡村文化建设的资源投入与制度保障不足，制约了文化发展的深度与广度。部分村落缺乏稳定的文化发展经费，公共文化设施相对落后，难以承载多样化的文化活动；文化创新能力不足，未能有效将传统文化与现代传播手段、文旅产业融合，导致乡村文化吸引力和市场转化能力有限。此外，专业文化人才的匮乏，使得乡村难以开展系统化、专业化的文化保护与创新实践，文化发展在内容、形式与传播路径上均显乏力，难以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与多元化审美取向。
3.4. 文化治理对促进温州乡村共同富裕的必要性
在温州乡村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的现实背景下，文化治理已不仅是文化领域的内部事务，更是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与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工具。文化治理强调以制度化、系统化与多元主体协同的方式，对乡村文化资源进行保护、开发与创新利用，从而形成经济、社会与文化多维度联动的良性循环。
首先，文化治理能够有效挖掘与整合温州乡村丰富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通过对民俗文化、传统技艺、乡村建筑遗产等进行系统性开发，并与现代旅游业、创意产业及数字经济相融合，可以拓宽乡村产业布局，推动产业从单一的农渔业向复合型的“文化 + 旅游 + 产业链延伸”转变。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产业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也能增加村民的就业与创业机会，从而在收入分配层面缩小城乡差距。
其次，文化治理是提升乡村居民精神文化水平的重要途径。通过强化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丰富文化活动供给、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能够满足乡村居民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其文化素养、审美能力与社会参与度。这种文化自觉与文化素养的提升，有助于塑造积极向上的乡风民风，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与良性发展。
再者，文化治理在传承与弘扬乡村传统文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建立文化遗产保护机制、培养非遗传承人、开展乡土文化教育，能够延续乡村的历史文脉与文化基因，增强居民的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乡村的文化软实力与外部形象，也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持久的精神动力。
最后，科学的文化治理能够形成资源汇聚与要素流动的良好机制。通过制度设计与政策引导，可吸引更多的人才、资金与技术流向乡村，构建多方参与的文化发展生态圈。人才的引进不仅能提升乡村文化创新能力，也有助于推动乡村产业升级与社会治理水平提升，从而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可持续的内生动力与外部支持。
4. 文化治理促进温州乡村共同富裕面临的挑战
4.1. 文化治理主体单一，组织能力与参与度不足
当前，温州乡村文化治理仍呈现出以政府为主导、基层组织为执行核心、其他社会主体参与有限的格局。政府政策在文化治理中起到总体规划与资源引导作用，但由于治理体系多以自上而下的行政推进为主，缺乏多元主体的广泛参与，治理结构的协同性与活力不足。乡村居民虽是乡村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与实际受益者，但在现实中普遍存在“久居兰室不闻其香”的状态，即对自身所处文化的独特价值与经济、社会潜能缺乏自觉认知。这种文化意识的不足，使居民在文化治理中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偏低，难以形成由内而外的文化振兴动力。
基层组织作为乡村文化治理的主要执行力量，在参与广度与深度方面仍存在明显局限。一方面，基层组织在文化项目的策划、实施与展示过程中，往往受到村组织主要负责人的个人能力、治理经验及村集体经济基础的制约；另一方面，资金与技术的不足也导致部分文化项目难以持续推进。与此同时，乡村企业在文化产业发展中虽有一定参与，但其动机更多源于经济利益驱动，对文化保护、传承与创新的关注度与投入持续性不足。总体而言，温州乡村尚未形成政府、基层组织、村民、企业及社会团体多元协作、共治共享的文化治理格局，治理体系的包容性与可持续性亟待提升。
4.2. 文化资源利用不足，产业转化能力偏弱
温州乡村文化资源存量丰富，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与市场潜能。截至2024年底，全市共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950处；截至2025年3月底，温州共有4项文化项目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包括昆曲(永嘉昆曲)、中国剪纸(乐清细纹刻纸)、春节(祭祖活动太公祭春祭)以及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泰顺编梁木拱桥营造技艺)；此外，还拥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35个、省级159个、市级836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51位、省级230位、市级933位[8]。这些资源涵盖民俗活动、传统技艺、历史建筑、手工艺术等多个领域，为温州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物质与非物质基础。
然而，在文化治理实践中，这些优质资源的利用率仍然不高。部分乡村文化资源处于封存、停滞状态，缺乏系统化的开发规划与市场化转化机制，未能有效嵌入地方产业链条。现有的乡村文化产业普遍面临转化能力不足的问题，即在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文化产品与服务方面缺乏成熟路径与有效手段。以瓯海小镇、苍南福德湾等地为例，虽已开展文化旅游、节庆活动等产业化尝试，但由于前期规划科学性不足、品牌塑造与市场运营持续性欠缺，项目往往呈现“短期热度–快速衰退”的周期性现象，未能建立起长效发展机制。这不仅削弱了文化资源的经济带动效应，也使得文化在推动乡村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中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
4.3. 文化基础设施薄弱，服务水平有待提升
文化基础设施是乡村文化发展的物质载体，也是文化治理的重要支撑条件。目前，部分温州乡村在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存在明显短板[9]。尽管近年来各地陆续建设了文化礼堂、农家书屋、文化广场等设施，但整体数量不足、分布不均，部分设施存在功能单一、空间利用率低、维护不及时等问题。一些乡村文化场所设备老化、环境陈旧，缺乏必要的更新与改造，影响了文化活动的开展效果与居民参与度。
在文化服务供给方面，乡村文化队伍建设不足是突出问题之一。专业化的文化工作者数量有限，且多为兼职或临时性岗位，导致文化活动在策划、组织与实施环节的专业性和创新性不足。此外，文化服务的供给内容与乡村居民的实际需求之间存在脱节。一方面，部分文化活动缺乏针对性与吸引力，难以激发居民参与热情；另一方面，缺乏基于不同人群(如青少年、老年人、外来务工人员等)的差异化文化服务体系，导致公共文化服务的实效性不高。总体而言，文化基础设施和服务水平的滞后制约了乡村文化治理的质量与覆盖面。
4.4. 文化人才短缺，队伍建设滞后
高质量的文化治理离不开高素质、复合型文化人才的支撑[10]。然而，温州乡村在文化人才储备与队伍建设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一方面，由于乡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有限，文化岗位待遇低、发展空间小、职业吸引力弱，难以吸引外部高水平文化人才长期扎根乡村工作。另一方面，乡村本土文化人才数量稀少，且多数缺乏系统的专业培训与职业发展路径。
现有的乡村文化工作者群体普遍存在年龄偏大、知识结构老化、文化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难以满足新时代文化治理在数字化传播、跨界融合、文化创意等方面的需求。人才的短缺直接影响到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效率，也限制了文化产业链条的延伸与升级。由此，文化人才缺乏已成为制约温州乡村文化振兴与共同富裕进程的核心瓶颈之一。
5. 文化治理促进温州乡村共同富裕的优化路径
5.1. 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文化治理体系
一是加强政府对乡村文化政策支持。政府加强对乡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引导，明确其在乡村文化治理中的职责，加强对乡村文化建设的统筹规划和政策引导。加大对乡村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优化资金使用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强对乡村文化治理工作的监督和评估，建立健全考核机制，确保各项文化治理任务落到实处。搭建好文化治理的平台，引导和鼓励其他主体参与乡村文化建设。二是强化乡村基层组织文化自治能力。乡村基层组织作为乡村文化治理的核心力量，要将文化治理纳入村党组织年度重点工作清单，明确村支书为第一责任人，把文化建设与基层党建、乡村治理深度融合，如依托党员活动室开展文化政策宣讲、组织党员带头参与文化活动。组建由乡贤、非遗传承人、乡村企业、村民等组成的“文化治理理事会”，主动承接政府、文旅部门开展的文化下乡活动，提高乡村文化承办能力。三是激发乡村居民主体意识。通过宣传教育、培训等方式，提高乡村居民对文化治理的认识，增强其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徐琴提出将乡村文化建设以契合乡土文化生态的方式予以呈现，使乡村文化治理实践与农民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11]。鼓励乡村居民特别是乡贤、非遗传承人等积极参与乡村文化建设项目的决策、实施和监督，充分发挥其在文化传承、文化活动组织等方面的作用。建立乡村居民参与文化治理的激励机制，对在文化治理中表现突出的乡村居民给予表彰和奖励，激发其参与的积极性。四是引导社会组织与企业参与。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鼓励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文化治理。通过购买服务、项目合作等方式，支持社会组织在乡村文化项目策划、文化活动组织、文化人才培训等方面发挥作用。引导企业积极参与乡村文化产业发展，鼓励企业投资乡村文化旅游、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等项目。同时，企业要注重文化资源的保护和传承，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建立政府、乡村居民、社会组织和企业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文化治理格局。
5.2. 充分挖掘文化潜能，提升文化产业创新发展能力
一是挖掘文化资源潜能。组织专家对乡村的历史建筑、传统技艺、民俗文化、民间传说等文化资源进行详细记录和分类整理，明确各类文化资源的价值和特色。在此基础上，制定科学合理的文化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规划，挖掘文化资源潜能，为文化资源的有效利用提供依据。二是创新文化产业发展模式。根据市场需求和乡村文化特色，创新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在乡村旅游方面，对传统乡村观光旅游进行升级，开发乡村康养旅游、研学旅游、体育旅游等新业态。加强乡村文化旅游品牌建设，打造具有温州特色的乡村旅游品牌。在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方面，鼓励企业和设计师深入挖掘乡村文化元素，运用现代设计理念和技术，开发出更多具有创新性和市场竞争力的文化创意产品。加强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推动文化产业与农业、制造业、互联网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拓展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
5.3. 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服务能力
一是加大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政府应加大对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按照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建设一批功能齐全、设施完善的文化礼堂、图书馆、文化广场等文化设施。加强对现有文化设施的维护和更新，提高设施的利用率。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通过PPP模式等方法，吸引企业、社会组织等投资建设乡村文化设施。二是提升文化服务质量。加强乡村文化队伍建设，通过引进专业人才、培训现有人员等方式，提高文化工作者的业务水平和服务能力。建立文化志愿者服务机制，鼓励城市文化人才到乡村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结合乡村居民生活实际，制定适合当地的文化服务方案，丰富文化活动内容和形式，提高文化服务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5.4. 加强文化人才培养，壮大乡村文化队伍
一是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政府应制定乡村文化人才培养计划，加大对乡村文化人才培养的投入。依托高校、职业院校等教育资源，开设与乡村文化相关的专业和课程，培养一批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乡村文化人才。加强对乡村文化工作者的在职培训，如：乡村文化信息化建设能力、新媒体运营能力等数字技术手段职业化培训。定期组织业务培训和交流活动，更新知识结构，提升业务能力。二是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提高乡村文化人才的待遇和地位，改善其工作和生活条件。建立健全乡村文化人才激励机制，对在乡村文化建设中取得突出成绩的人才给予表彰和奖励。加强乡村文化人才的社会保障，解决其后顾之忧。营造尊重人才、重视文化的良好氛围，吸引更多的文化人才到乡村发展，壮大乡村文化队伍。根据乡村文化工作者的综合能力和乡村文化特色，制定个性化的文化服务能力提升培训方案，从而提高乡村文化工作者的水平，为乡村文化体验者提供便捷高效的文化服务。
文化治理在促进温州乡村共同富裕中的作用不可估量，只有不断完善文化治理机制，提升文化治理能力，挖掘乡村文化资源潜能，才能推动温州乡村文化长效功能，促进温州乡村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实现高质量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基金项目
温州市社科联2024年度课题：文化治理促进温州乡村共同富裕的范式再思考(课题编号：24WSK255YB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