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革命老区红色主题墙绘与爱国主义叙事的运作逻辑
乡村振兴不仅是经济层面的“产业兴旺”，更是文化层面的“精神凝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1]，而“精神凝聚”的核心是通过文化传承与价值引导，培育乡村居民的家国情怀与集体意识。革命老区红色主题墙绘作为乡村“可视化改造”的重要方式，近年来在全国革命老区广泛应用且逐渐超越“装饰”属性，成为爱国主义叙事的“乡村叙事载体”。
爱国主义作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核心纽带，其传播需要适配不同场景的载体。在革命老区语境中，传统爱国主义教育常因“脱离乡土记忆”“形式单一”效果有限，而红色主题墙绘以“公共空间 + 视觉符号”的双重属性，将红色历史与村民日常生产生活场景深度绑定，形成了独特的叙事与传播逻辑。值得注意的是，当前革命老区乡村与其他乡村类似，面临着农村公共文化空间日益弱化的共性问题——随着城镇化加速，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空心村”增多，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如祠堂、集市茶馆)逐渐消失，乡土文化传承陷入困境[2]。红色主题墙绘作为一种新型公共文化空间载体，其叙事与传播逻辑也需置于这一背景下审视。同时，乡村文化的再生产本质是动态重构过程，红色主题墙绘需在传承本土记忆的基础上，适应现代社会需求，避免沦为静态的文化标本[3]。基于此，本文以“叙事功能–传播动因–批判反思–优化路径”为框架，聚焦革命老区红色主题墙绘，探索其在乡村振兴中如何实现爱国主义的有效传播，同时剖析背后的权力、资本逻辑及潜在风险，为革命老区乡村文化振兴与爱国主义教育的融合提供更具思辨型的思路。
2. 核心概念界定与研究背景
2.1. 核心概念界定
2.1.1. 乡村振兴与乡村文化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涵盖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其中文化振兴是“灵魂”——通过保护乡村文化遗产、培育乡村文化认同、传承乡村价值观念，为乡村发展提供精神支撑。其核心目标之一是“凝聚人心”，而爱国主义作为国家与个体、集体与个人的情感纽带，是“凝聚人心”的重要价值基础。
2.1.2. 革命老区红色主题墙绘
本文所指的革命老区红色主题墙绘，特指以革命老区(如沂蒙、陕甘宁、大别山等地区)的民居外墙、公共建筑墙面、街道围墙为载体，以本地红色历史(革命事件、英雄人物、建设历程)为核心主题，通过绘画、场景还原等艺术形式创作的视觉作品。与普通乡村墙绘相比，其更强调“历史真实性”与“乡土关联性”——主题选择需扎根本地红色记忆，符号设计需贴合老区村民的认知习惯，是“政策导向”与“本土表达”的结合体。从创作实践来看，优秀的红色主题墙绘需遵循“在地性”原则，即深入挖掘老区的地理特征、民俗传统与红色记忆，通过提取独特文化符号(如老区特有的农具、建筑样式、民俗活动)融入创作，避免“千村一面”[4]。
2.1.3. 爱国主义叙事
爱国主义叙事是通过符号、故事、场景等载体，将“爱国”这一抽象情感转化为具体表达的过程。在乡村语境中，其核心是让村民通过感知与自身相关的历史、文化、生活场景，建立“个人–乡村–国家”的情感联结，形成“国家发展与我有关”的认同。
2.2. 研究背景：革命老区红色主题墙绘的传播动因与实践现状
随着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推进，革命老区红色主题墙绘从“零星创作”转向“系统性规划”：部分地区将其纳入“美丽乡村”建设项目，通过政府引导、艺术家参与、村民协作的方式，围绕红色历史、传统文化、国家发展等主题进行创作。例如，上海嘉定区江桥镇的“中国梦”主题墙绘，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福娃、仙鹤等传统意象相结合，以毛笔书法字体强化文化认同，使村民在日常观赏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主流价值观念[5]。这种符号化叙事规避了抽象理论的传播壁垒，符合乡村居民的认知习惯，有助于凝聚“家国相依”的价值共识。这一转变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动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政府层面来看，红色主题墙绘是落实乡村文化振兴政策、强化基层文化治理的重要手段——通过可视化的红色符号，将国家层面的历史认知与政策导向转化为村民可感知的日常景观，实现“政策落地”与“认同建构”的双重目标。
从资本层面来看，红色主题墙绘是革命老区发展文旅产业的核心IP之一——在“红色旅游”热潮下，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红色墙绘成为吸引城市游客的重要景观，带动民宿、餐饮、农产品销售等关联产业发展，形成“墙绘引流–文旅增收–乡村发展”的商业逻辑。但需警惕的是，资本介入易导致红色文化“商品化”，如部分老区将革命故事改编为“卡通化场景”以吸引游客，消解了红色历史的严肃性[6]。
从乡村自身层面来看，红色主题墙绘是老区村民挖掘本土历史、提升村落辨识度的主动选择——许多革命老区曾因地理位置偏远、经济基础薄弱存在感较低，而红色历史是其独特的文化资源，通过墙绘活化这些记忆，既能增强村民对家乡的自豪感，又能吸引外部关注与资源投入。
安徽岳西县中纛村的墙绘作品，结合当地“宝纛河”的三国传说与当代乡村振兴实践，既突出地域特色，又传递“家国同兴”的理念，使村民从“爱家乡”自然延伸至“爱国家”[7]。这种叙事策略贴合乡村“熟人社会”的特点，增强了爱国主义传播的亲和力。
3. 革命老区红色主题墙绘的爱国主义叙事功能：从“符号呈现”到“价值传递”
爱国主义叙事的核心是让“国家”与“个体”产生情感关联。革命老区红色主题墙绘通过视觉符号的选择、本土红色故事的编排与场景的融入，实现了三重叙事功能。
3.1. 红色历史记忆的具象化：构建“可感知的红色历史认同”
爱国主义的根基是对历史的认知与认同。乡村墙绘通过将抽象历史转化为具象画面，解决了乡村爱国主义教育中“历史遥远化”的问题。
3.1.1. 革命历史的“在地化转译”
革命老区普遍拥有丰富的本土红色资源，墙绘以本地革命事件、英雄人物为原型，通过场景还原(如“村民支援红军”“本地战斗场景”)让历史“落地”。
3.1.2. 建设历程的“生活化呈现”
除革命历史外，墙绘聚焦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史(如“土改”“农业合作化”“脱贫攻坚”)，以村民熟悉的生活场景(如“老农具与新农机”“土坯房与新民居”)对比，直观展现“国家发展”与“老区村民生活”的关联。
3.2. 核心价值理念的本土化：实现“从宏大到日常”的价值渗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家国情怀等主流价值若以“标语式”传播，易引发疏离感。乡村墙绘通过“本土符号 + 价值内核”的融合，让主流价值“融入生活”。
3.2.1. 符号选择的乡土适配
以“家国情怀”为例，墙绘避免直接使用“爱国”等抽象词汇，而是用乡村熟悉的符号表达——如“炊烟与国旗同框”(家与国的关联)、“在外务工青年返乡建设”(个人与家乡的责任)。
3.2.2. 行为引导的“场景嵌入”
爱国主义不仅是情感，更包含“建设国家”的行动指向。革命老区红色主题墙绘通过描绘“村民参与乡村建设”的场景，将“爱国”转化为“爱家乡”的具体行为。
3.3. 老区与国家的联结：强化“个人–乡村–国家”的情感链条
乡村振兴背景下，革命老区的爱国主义叙事需回应“老区如何融入国家发展”的核心问题。爱国主义与乡土情怀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乡村墙绘通过挖掘本地红色资源、模范人物事迹，将国家叙事与乡土记忆相结合，引发村民的情感共鸣。
3.3.1. “老区美”与“国家强”的视觉关联
墙绘将老区的自然景观(如梯田、古桥、红色旧址)、文化符号(如非遗技艺、革命歌谣、传统节日）与国家发展符号(如高铁、卫星、国旗)并置，传递“老区是国家的一部分，老区的发展是国家强盛的缩影”的认知。例如，江西井冈山某村将“井冈山革命历史场景”与“生态旅游与现代新城区”的画面融合，直观呈现革命老区在新时代的发展变迁[8]。
3.3.2. “个人梦”与“中国梦”的故事串联
通过绘制老区村民的生活目标(如“孩子考上大学”“家庭增收”)与国家目标(如“教育强国”“共同富裕”)的对应关系，让“个人奋斗”与“国家发展”形成逻辑闭环。
4. 革命老区红色主题墙绘爱国主义叙事的传播效果与批判反思
传播效果的核心是“受众是否被影响”及“影响如何发生”。乡村墙绘的爱国主义叙事依托“公共空间在场性”“视觉符号直观性”“乡土语境贴近性”的优势，在认知、情感、行为三个层面产生传播效果，但也存在明显局限。
4.1. 传播效果的正面表现
4.1.1. 认知层面：降低爱国主义的“理解门槛”
革命老区墙绘以图像为核心，规避了文字传播中“识字能力差异”的问题，尤其对老年村民、儿童更友好。乡村墙绘遍布村落公共空间，如街道墙面、文化广场等，构成“无边界的爱国主义课堂”。与标语宣传、讲座等形式相比，其传播具有非强制性，村民在散步、劳作等日常活动中即可接触，降低了抵触心理。
4.1.2. 情感层面：激活“在场感”的情感共鸣
红色主题墙绘附着于村民日常活动的公共空间(如村口、晒谷场、学校周边)，形成“高频接触”场景。当村民在墙绘旁聊天、劳作、接送孩子时，画面中的历史故事、生活场景会自然触发情感联想。结合本地文化的墙绘作品更易获得村民认同。
4.1.3. 行为层面：引导“爱乡即爱国”的实践转化
爱国主义的终极效果是“行为外化”。乡村墙绘通过将“爱国”转化为“爱家乡”的具体行动(如保护环境、参与村务)，推动认知向行为转化。
4.2. 传播逻辑的深层动因：权力、资本与乡村的互动
4.2.1. 权力逻辑：政策导向与基层治理的结合
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是红色主题墙绘的主要推动者，其核心需求是通过文化符号落实上级“传承红色基因”“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政策要求，同时强化基层治理[9]——红色主题墙绘所传递的“集体意识”“家国情怀”，有助于减少村民矛盾、提升基层凝聚力，降低治理成本[10]。
4.2.2. 资本逻辑：文旅开发与红色IP的塑造
在“红色旅游”产业化的背景下，资本(包括地方文旅公司、外来投资者)将红色主题墙绘视为“低成本高回报”的文旅IP——墙绘无需大规模基建，却能快速打造“红色村落”的视觉标识，吸引城市游客消费[11]。
4.2.3. 乡村逻辑：认同建构与资源获取的需求
老区村民是红色主题墙绘的接受者与间接参与者，其需求是通过墙绘活化本土红色记忆，提升村落的“独特性”——在城乡差距依然存在的背景下，老区村民希望通过红色文化吸引外部关注，获取政策支持、旅游收入等资源，同时增强自身对家乡的自豪感，避免“被边缘化”的焦虑[12]。
4.3. 潜在风险：权力、资本对红色叙事与乡村文化生态的影响
4.3.1. 权力主导下的叙事单一化：村民话语权被边缘化
在红色主题墙绘的创作中，政府往往掌握“主题定调”“符号选择”的主导权，外来艺术家负责技术执行，村民多为“被动接受者”——许多墙绘主题由乡镇政府统一规定(如“必须包含红军、国旗元素”)，忽视村民对本土红色记忆的独特理解。
4.3.2. 资本介入后的记忆失真：红色历史被商业化、娱乐化
为吸引游客，资本常对红色历史进行“选择性改编”，弱化历史的严肃性，强化“视觉冲击力”与“娱乐性”。
4.3.3. 本土文化生态的挤压：红色主题覆盖其他文化符号
革命老区除红色文化外，还拥有丰富的农耕文化、民俗文化(如民间歌谣、传统手工艺、节庆习俗)，但在“红色优先”的导向下，许多村落将原本用于展示本土民俗的墙面改为红色主题墙绘，导致“红色符号”过度覆盖，本土文化多样性被削弱。
5. 优化路径：平衡权力、资本与乡村主体性，构建健康的红色叙事生态
革命老区红色主题墙绘的爱国主义叙事，需在“政策导向”“资本需求”与“乡村主体性”之间寻找平衡，避免沦为权力的“传声筒”或资本的“工具”，真正成为“活化红色记忆、凝聚老区人心”的载体。
5.1. 强化村民主体性：从“被动接受”到“参与共创”
改变“政府定调、艺术家执行”的单一模式，建立“村民参与”的机制：在墙绘创作前，由村两委组织“红色记忆座谈会”，邀请老年村民讲述本土红色故事，确定墙绘主题；创作中，允许村民对细节提出修改建议；创作后，由村民组成“墙绘维护小组”，负责日常保养与故事讲解。
5.2. 规范资本行为：平衡历史真实性与商业性
建立“红色叙事真实性审查机制”，由老区文化部门、历史学者、村民代表组成评审小组，对资本主导的红色墙绘内容进行审核，禁止“虚构历史”“过度卡通化”“商业标语植入”等行为；同时，引导资本将红色墙绘与本土文化结合，而非单纯服务于消费。
5.3. 保护文化多样性：构建“红色 + 本土”的多元叙事
避免“红色主题独占墙面”的现象，在规划时明确“红色墙绘与本土民俗墙绘的比例”，确保老区文化生态的多元性。
6. 结论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墙绘的爱国主义叙事不仅是“文化装饰”，更是“铸魂工程”。它以图像为语言，通过文化传承唤醒记忆、价值引领建构认同、情感凝聚动员行动，将爱国主义精神融入乡村日常生活，为乡村振兴提供精神动力。
但其传播过程并非“中性”，而是权力、资本与乡村需求互动的结果——权力主导确保政策落地，资本介入推动文旅开发，乡村需求驱动认同建构，但三者的失衡也可能导致“叙事单一化”“记忆失真”“文化生态挤压”等风险。未来，需以“村民主体性”为核心，通过规范权力行为、引导资本方向、保护文化多样性，推动革命老区红色主题墙绘从“单向传播”向“参与式共创”转型，使红色叙事既“契合政策导向”又“贴近本土记忆”，既“服务文旅发展”又“坚守历史真实”，真正成为老区乡村文化振兴与爱国主义教育的“良性载体”。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5年度山东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山东省红色地标文化叙事重构对大学生抗逆力培育的路径与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