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华文化符号是指能够代表中华文化的特定元素(如汉字、龙、长城等)的集合。作为中华民族智慧与精神的结晶，中华文化符号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时代价值，其功能演变反映了中华文明传承创新的内在逻辑。从传统社会的口传心授到数字时代的智能传播，文化符号始终是维系文化连续性、群体归属感与社会稳定性的重要基石。在全球文化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系统探究中华文化符号的功能变迁，对展现中华民族形象、建设文化强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研究动态与理论基础
2.1. 中华文化符号的研究动态
中华文化符号研究作为跨学科领域，其发展历程深刻映照社会变迁。既有研究在符号本体分类[1]与功能静态分析层面已奠定坚实基础，近年来更涌现出传播学视角下的国际效能评估[2]、社会心理学维度的认同机制解析[3]等重要成果。随着数字技术革命向纵深推进，学界虽开始关注人工智能拟态环境中的表征偏差[4]、文化符号IP化转型[5]等新兴议题，但仍存在两大局限：其一，现有成果多聚焦单一时代切片，缺乏对传统社会至数字时代的长周期功能嬗变机制的系统阐释；其二，对数字时代颠覆性场景中文化符号功能的重构逻辑，尚未建立有效的理论分析框架[6]。这种历时性考察与前瞻性预判的双重缺失，使得文化符号研究难以回应“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建的战略需求。
本研究基于“语境–功能–因素–路径”的思维逻辑，重点剖析中华文化符号在传统社会和数字时代的功能嬗变，揭示不同技术条件下中华文化符号功能转型的影响因素，探索数字时代的转型路径，为中华文化符号体系的当代创新提供理论参考。
2.2. 理论基础
编码/解码理论。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 1973年提出，文化符号的意义生产是动态的权力博弈过程，包含编码、解码和语境重构三个阶段[7]。编码，是符号生产者(如文化机构、精英阶层)将意识形态、价值观注入符号中，形成“主导意义”。在传统社会，儒家学者对“礼”“仁”等符号的阐释即典型编码行为。解码，是指受众对符号意义基于自身文化背景有可能产生三种解读模式：主导式解码(全盘接受编码者的意图)、协商式解码(部分接受但局部调整)、对抗式解码(完全颠覆原意)。从传统社会到数字时代，中华文化符号功能嬗变的本质是从“权力主导的编码”到“全民参与的动态解码”。
符号层级理论。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1957年提出，文化符号的意义分为两个层级，即外延意义和内涵意义[8]。外延意义是指文化符号的直观指涉(如“长城”作为物理建筑)；内涵意义是指文化符号隐含的文化意识形态(如“长城”象征中华民族的精神屏障)。在数字时代，内涵意义进一步分化为文化内核层(如“龙”承载的“天人合一”哲学)和技术重塑层(如AI对符号的算法化再现)。符号层级理论揭示了符号功能嬗变的层次性，即外延载体(从实体到虚拟)可变，文化内核(如民族精神)需延续。
3. 传统社会中华文化符号的功能体系
历经五千年的文明积淀，中华文化符号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功能体系，依靠文化符号的创作、传播与不断重构，实现了文化传承、民族认同、行为教化及美学熏陶等重要功能。
3.1. 文化传承：历史记忆的赓续
传统社会的文化传承往往借助符号性物质载体与仪式化实践活动来完成。甲骨文、长城及故宫这类实体文化标识，以及《论语》《史记》等经典著作，成为中华文明的历史凭证。春节、端午、中秋等节日仪式，通过代代相传保留了群体文化记忆。“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念则采用蒙学教育形式进行传递。王国军认为，早期教育文本采取分层架构，将图形符号与文本记忆相结合，使道德标准逐步内化为行为准则，这对维护中华文化的长久生命力具有重要意义[9]。
3.2. 民族认同：共同体意识的塑造
文化符号在传统社会中发挥着强化民族认同、凝聚共同体意识的关键作用。长江、长城、黄山、黄河、故宫等自然人文景观，超越了个别区域和个体民族的认同，代表着中华文明的意象结构，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传统节日如春节，通过阖家团圆、祭祀祖先等仪式，将分散的个体凝聚为文化共同体，增强了民族向心力与凝聚力。源自日常生活交往交流的服饰、民居等文化符号，它们以直观、具体和可接触的方式将日常生活与符号世界联系在一起，表达了中华民族睦邻友好、民族团结和社会和平的价值观和行为理念[3]。黄彩文等研究发现，石屏豆腐通过三重认同建构(军屯历史叙事、“井水点制”实践、非遗国家认证)，升华为一种共享文化标识[10]。共同的文化符号为个体提供归属感与身份认同。
3.3. 社会整合：规范秩序的维系
中华文化符号通过双重规训机制维系社会秩序。一方面，显性制度通过礼仪制度、吏治等级等符号明确了人际关系准则，在乡村社会则体现为宗族祠堂、族谱、家风等承载家族秩序与伦理规范的符号，共同规范人际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另一方面，隐性教化则通过符号化的传统道德故事(如“孔融让梨”“黄香温席”)传播孝道、谦让等价值观，潜移默化地引导个体行为，实现社会教化功能。物质符号同样发挥重要作用，如阴山岩画、和亲瓦当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11]，京杭大运河、都江堰工程承载着开放进取、造福百姓的治理之道。在这一过程中，符号权力的运作呈现精英主导特征，儒家学者等群体掌控着对核心符号的阐释权[12]。
3.4. 审美教化：心智层面的滋养
在传统社会，文化符号不仅是艺术表达的载体，更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民众的审美观念和精神世界。以诗词、戏曲、国画为代表的艺术形式，依托特定的符号系统将道德教化与审美体验融为一体，成为滋养心灵的重要源泉。唐诗宋词凝练的语言融合深邃的意境，不仅抒发着深厚的家国情怀，更寄托着智者的生命智慧，在诵读与品味中能潜移默化地提高人们的审美水平。传统戏曲依托脸谱的象征意义、曲调的抑扬顿挫及模式化演出手法，形象地传递历史叙事与伦理规训，使观众在审美愉悦中接受道德观念的渗透。国画以“留白写意”的构图，将山水意境与人文哲思浓缩于尺幅之间，让观者在领略自然之美的同时，体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处世智慧。中华文化符号既具象承载着共同体内部的生活经验、利益关系、公共记忆，又以审美形式标识并激活群体的情感共振与共享体验。在数字时代，如何在保持文化内核的同时创新表达方式，是当前文化传承面临的重要课题。
4. 数字时代中华文化符号的功能拓展
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正全面革新中华文化符号的传承与创新方式。依托技术赋能，中华文化符号正进化为链接历史脉络与未来图景、调和文化价值与市场规律的核心载体。
4.1. 数字化传承：符号载体的技术重构与内核维护
数字技术通过重构符号的外延载体，突破传统文化传承的时空局限。以敦煌虚拟洞窟为例，3D建模与VR技术将实体壁画转化为数字镜像，实现了文化遗产的“原子式保存”——这一过程本质上是符号外延层从物质形态向虚拟形态的技术迁移。同样，故宫文物的高精度扫描与动画演绎，使青铜纹样、建筑构件等物质符号获得数字化重生，显著提升了学术研究与公众传播的效率。敦煌壁画不仅是艺术图案的集合，更是丝路文明“和合共生”价值的载体；故宫文物亦非静态器物，而是“礼乐秩序”精神的物质化身。然而，根据符号层级理论，数字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可能导致文化符号与其原生语境的疏离[13]。如何兼顾实现载体革新与保持文化意义延续、发挥技术优势与保持文化本真性，成为当下文化传承必须面对的课题。
4.2. 跨时空传播：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桥梁
在数字时代，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正通过互联网加速传播。李子柒视频里炊烟袅袅的农家宅院与用心烹饪的经典美食，让数以百万计的国外网友直观体会到田园牧歌式的中国生活。李子柒视频的跨文化传播是编码者与全球受众的协商式意义共建，基于互联网的社交媒体正在重塑各国文化交流方式。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黄河之水”从“天上来”的创意惊艳世界，这不仅仅是一场视觉盛宴，更是将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转化为可感知的文化体验[6]。传统文化符号借助现代表现手法引发了跨文化共鸣。然而，在文化交流过程中，选择既能体现文化特质又具普适价值的文化符号至关重要。
4.3. 产业化赋能：经济文化的融合发展
在数字时代，“游戏、短视频、网络文学、数字动漫等新兴数字文化业态，以其交互性、即时性、碎片化、沉浸式和社交黏性等特征，为讲好‘中国故事’、打造中国文化IP产业、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华文化符号提供了重要载体与路径”[14]。各类文化创意产业以传统文化符号为灵感源泉，开发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与服务，典型案例如故宫以文物为原型设计文创产品，实现了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同步提升。2024年十大数字文化IP中，《黑神话：悟空》等8部作品均融入了传统神话符号[2]，在全球市场取得成功并带动文化“走出去”，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步提升。
4.4. 互动性参与：全民文化创造的兴起
数字技术赋予公众参与文化符号创造与传播的能力，推动了全民文化创造的兴起。在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上，用剪纸艺术重现的《千里江山图》视频获得了百万点赞；在小红书，年轻人自发组织的汉服穿搭挑战让传统服饰焕发新的生机，这些鲜活案例展现了一个新趋势：数字技术正在让文化创造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生活。社交媒体上的传统文化挑战活动就像一场全民参与的文化嘉年华。当端午节不再只是吃粽子，而是变成创意粽子制作大赛；当京剧脸谱通过美妆博主的巧手变身时尚彩妆，这些文化符号就在互动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王国军研究发现，孩子们在美术课上对龙纹等传统元素的自发创作，正是文化认同自然内化的生动体现[9]。不过，这场文化盛宴并非人人可及。王艺桦和李乐的研究提醒我们，当东部城市的年轻人热衷于数字文化创作时，边疆地区的居民可能还面临着网络接入的困难[15]。这种“数字鸿沟”正在影响着文化共享的公平性。
4.5. 智能化塑造：文化认知的重塑
AI技术正在悄然改变我们接触文化的方式。打开手机，智能推荐会根据你的兴趣推送相关的非遗视频；创作软件能帮助普通人用数字画笔重现《清明上河图》的盛景。这些技术进步让文化传播变得更加精准和便捷。但智能技术的另一面令人担忧。何苑和张洪忠的研究揭示了一个尴尬现实：在大语言模型的“知识库”里，中华文化符号不仅数量稀少，还常常被简化为“功夫”“熊猫”等刻板印象[4]。就像一面失真的镜子，AI反映出的中国文化图景存在严重偏差。要解决这个问题，专家建议打造更“聪明”的AI系统——不仅要喂给它更多元的“文化食粮”，从考古资料到非遗影像，还要教会它理解文化背后的深层涵义。
5. 功能嬗变的内在逻辑与影响因素
中华文化符号从传统社会到数字时代的功能嬗变，是文化内在发展规律与时代技术变革共振的结果。这一过程既坚守着文化内核的连续性，又展现出适应时代需求的创新性，其动力源于多重逻辑的交织作用。
5.1. 文化内核的延续性
根据符号层级理论，文化符号功能嬗变的核心是文化基因的稳定传承。无论技术环境如何变迁，中华文化符号承载的核心价值与精神特质始终构成其演化的“根脉”。中华文化符号由“符号之源”“符号之意”“符号之形”构成，其中“符号之意”蕴含的民族精神是贯穿古今的核心[16]。从大禹治水符号的古今传播，到龙纹从权力象征向文化IP的转化，符号形式虽变，但其承载的“天人合一”宇宙观、“自强不息”奋斗精神、“和合共生”处世哲学等核心内涵历久弥新。这种延续性在认同建构功能中尤为突出。新疆老字号无论实体经营或数字化转型，其凝聚共同体情感的核心功能都未改变[17]。中华文化符号内在的“超族裔性、共同性”等要素，决定了其功能演化的根本一致性[18]。
5.2. 技术驱动的适应性
技术变革是文化符号功能拓展的关键外驱力。历次技术革命均重塑符号的存在形态与传播路径，催生新功能。传统社会，文字突破了口耳相传的局限，印刷术则实现了伦理教化的规模化。数字时代，信息技术的快速迭代，推动文化符号功能向数字化、互动化、智能化转型。数字技术首先重构了传播功能，“无限可复制性”使文化符号突破实体时空的藩篱；“出海赛道细分化”现象则体现了算法推荐对符号精准传播的赋能[2]。其次，技术催生了沉浸式体验功能，虚拟现实(VR)等技术使用户从被动接收转向主动参与，推动文化传承从“认知”迈向“体验”[13]。再者，智能技术正重塑符号表征功能，尽管当前大模型存在“数据空洞”问题[4]，但AI对符号的生成与学习能力，已为符号功能向智能拟态环境延伸提供了可能性。
5.3. 需求导向的拓展性
社会需求的变迁引导着功能重心的转移，不同时期的核心矛盾决定了功能的优先级与表现形式。传统社会聚焦文化传承与社会整合，符号功能因而集中于历史记忆保存与伦理秩序规范。数字时代需求的多元化驱动功能向细分领域拓展。对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迫切需求推动符号功能向“有形有感有效”深化，“生活–时间–主体”三维实践体系正是对此需求的精细化响应[19]。对外，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需求促使文化国际传播更注重“跨文化认同”，“和谐律”传播原则[6]与“叙事框架重构”策略均体现了对国际受众接受逻辑的适配。同时，文化产业发展的需求加速了符号功能的经济价值转化，视觉传达设计的创新应用[5]与数字文化IP的开发[2]皆是明证。
5.4. 主体参与的互动性
文化符号功能嬗变深刻依赖多元主体的互动参与。传统社会中，符号生产与传播主要由官方与精英主导(如儒家学者阐释礼乐、史官记录历史)，民众多处于被动接收地位，功能实现呈“自上而下”的单向性。数字技术瓦解了编码者的垄断权，全民参与的解码行为(如短视频改编、IP共创)使符号意义从“单向灌输”转向“多元协商”。网民对中华文化符号的二次创作(如将端午符号转化为表情包、中秋故事改编为短视频)使人们逐渐学会“协商式解码”，推动符号功能从“教化”转向“共鸣”。专业机构与民间力量的协作(如故宫与设计师合作开发数字文创产品)则实现了符号功能“学术性”与“大众化”的平衡[13]。主体互动还促进了功能的跨界融合，强化了认同功能的感染力。教育场域中，学生对文化符号的“解码–重组”过程，正是主体参与重构功能的微观体现。
6. 数字时代拓展中华文化符号功能的实践路径
数字时代为中华文化符号的塑造与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在技术赋能的背景下，树立和突出中华文化符号需要从内容创新、技术应用、传播策略与受众群体等多维度协同推进，构建起适应数字生态的符号发展体系。
6.1. 深入挖掘符号文化内涵，搭建传统与现代交流的桥梁
编码/解码理论认为，通过共享符号的多元解码有利于实现认同整合[7]。中华文化符号是承载千年智慧的文化密码。在数字时代，也有重新解读的必要。以“和合共生”理念为例，它不仅是古圣先贤的智慧结晶，而且可以转化为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思想共识。在教育领域，王国军以湘美版小学美术教材为例，结合254幅多民族小学生绘画作品的实证研究表明，通过对教材符号的分层设计和重新编排，能有效促进学生创作中共性符号的高频复现[9]，因此建议采用递进式的文化解析模式，引导年轻群体真正理解中华文化符号背后的精神内涵，深度把握符号蕴含的文化内核。要使这些文化符号持续发挥凝聚力，还需要坚实的学术支撑。建立系统的中华文化符号学研究体系，不仅有助于厘清符号的演变脉络，更能为当代文化创新提供理论指导。当传统与现代在学理层面实现对话，文化符号才能真正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
6.2. 创新符号传播策略，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亟须运用新媒体技术创新中华文化符号的国际传播策略，核心在于建立跨文化适应矩阵。在文化内容方面，建议采用“和谐律”叙事策略，以故事化、可视化的方式深入讲述符号背后的文化价值，增强吸引力和理解度；在传播渠道方面，建议借助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平台进行精准传播，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在框架构建方面，要处理好普遍价值与特殊表达之间的辩证关系，通过核心价值观引领、整体符号体系构建与地域特色转化相结合，形成系统性的传播方案；在专业人才方面，培养既熟悉中华文化精髓，又精通国际传播规律的专业人才，是消除文化隔阂、提升传播效果的关键。只有当传播者具备跨文化对话的能力，中华文化符号才能真正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转变。
6.3. 强化符号产业融合，促进经济文化协同发展
为充分释放文化符号的经济价值，要推动中华文化符号与文化产业的深度融合，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核心策略在于延伸文化产品价值链。首先，在内容开发环节，考古发现等学术研究成果为文化IP开发提供了丰富资源。刘雅等对陶寺遗址龙纹陶盘的研究表明，深入挖掘文物背后的文化内涵，能够为现代文创产品开发提供独特的创意源泉[20]。其次，在产品转化环节，视觉传达的创新设计至关重要。通过提取传统元素的核心特征，结合现代设计语言进行重构，可以显著提升文化产品的市场吸引力。中国外文局课题组的研究数据显示，这种“国潮化”设计策略能使产品海外市场转化率提升37% [2]。最后，在应用拓展环节，文旅融合为文化符号价值实现提供了重要场景。将文化符号植入旅游体验、教育产品等多元场景，不仅能够延伸产业链条，还能增强文化传播的深度和广度[21]。为推动文化符号产业化的持续发展，需要构建完善的产业生态系统。一方面，要加强文化产业园区建设，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创新；另一方面，要推动文化与科技、旅游、教育等领域的交叉融合，形成产业集群效应。这种系统化的发展思路，将有助于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良性互动。
6.4. 推动全民参与符号生成，增强文化凝聚力
在数字时代，警惕数字符号的刻板化，要通过多元叙事重构文化内涵，如通过搭建公众参与平台与加强文化教育普及双轨并进，激发全民对中华文化符号的创造与传播热情。一方面，要构建多层级参与机制。从教育系统来看，要将符号解码纳入学校课程体系，通过“具象认知→隐性阐释→精神内化”实现文化认同建构；从社区实践来看，要开展农耕符号设计等在地化创作活动，联动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实践；从数字平台来看，要设立文化创意众筹机制，支持公众参与文化符号再生产。另一方面，要深化符号情感联结机制。借鉴新疆老字号“记忆–情感–价值”重构模式[17]，将传统符号转化为情感纽带。同时通过创意大赛等形式使文化符号真正成为全民共享的精神财富，最终通过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协同联动增强文化凝聚力。
7. 结论
从传统社会到数字时代，中华文化符号的功能嬗变展现了中华文明强大的生命活力和创新潜力。中华文化符号的功能转型始终遵循着“守正创新”的基本逻辑，通过数字化传承、全球化传播、产业化发展等新形式拓展了其时代内涵。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中华文化符号的功能拓展提供了重要机遇。基于编码/解码理论和符号层级理论分析可知，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仅解决了传统文化传承中的时空限制问题，还创造了全民参与、跨界融合的新生态。然而，技术赋能也带来了新挑战，保持文化符号的原真性、消弭数字鸿沟以及文化表征偏差等问题都需要我们在理论与实践层面持续探索。
中华文化符号的功能嬗变研究，不仅为理解中华文明的薪火相传与推陈出新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实践路径。持续推动中华文化符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作出更大贡献。
致 谢
本文参考了专家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在文中均已注明，在此表示感谢。
基金项目
本文是内蒙古自治区大中小学美育名师工作室“文艺美育工作室”研究成果；内蒙古自治区教育科学研究“十四五”2023年度规划课题“新时代内蒙古高校美育的实践困境与应对策略”(NGJGH2023548)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