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今社会的生产力质态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其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与新时代背景下共同富裕的发展要求相契合，其一，先进生产力是生产力质态跃迁的基础；其二，先进生产力是社会建立公平分配制度的保障；其三，先进生产力是人类实现精神富裕的强大动力。本研究系统梳理了学界关于先进生产力视域下共同富裕实践哲学研究的核心观点与进展，归纳了先进生产力引领下共同富裕的逻辑机理、关键问题与实践路径，力求为先进生产力与共同富裕内在关联的实践哲学探讨贡献理论支撑。
Abstract: The contemporary qualitative state of productive forces is one dominated by innovation, constituting an advanced productive force characterized by high-tech, high-efficiency, and high-quality attributes. This character aligns with the developmental requirements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First, advanced productive forces serve a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qualitative leap in the state of productive forces. Second, they provide the material guarante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ocial system of equitable distribution. Third, they act as a powerful driving forc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human spiritual prosperity.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core viewpoints and advancements within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practical philosophy of common prospe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vanced productive forces. It synthesizes the logical mechanisms, key issue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through which advanced productive forces guide common prosperity. The research aims to contribute theoretical support to the practical-philosophical exploration of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advanced productive forces and common prosperity.
1. 引言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演进的终极动力和根本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理论原点。2025年全国两会指出，创新驱动成为驱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支撑。而先进生产力的内涵在于通过技术创新发展、生产要素增值化变革、产业深绿色转型升级，实现劳动者、劳动手段、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与提升，以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其基本内涵。共同富裕是每个人凭借辛苦劳动与相互援助，在摆脱贫困的基础上达到丰衣足食，是实现公平富裕即消除穷富差距之后所达到的普遍富裕境界。先进生产力与共同富裕在价值理念上、本质要求上和目标方向上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在此背景下，先进生产力与共同富裕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其内在的实践哲学逻辑，已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议题。近年来，学者们围绕“先进生产力如何引领共同富裕实践”展开了多维度的探讨，其成果集中体现在对两者逻辑机理的阐释、关键问题的剖析及实践路径的探索上。本综述旨在系统梳理国内学界在此领域的研究进展，聚焦于先进生产力视域下共同富裕的实践哲学内涵、现存问题及路径构想，以期明晰研究脉络、凝聚学术共识，并为未来研究提供方向性参考。
2. 先进生产力引领下共同富裕的逻辑机理
(一) 做大蛋糕：先进生产力驱动生产力跃迁与财富源泉扩容
共同富裕不是空中楼阁，它需要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作为支撑。目前国内关于先进生产力驱动生产力跃迁从而奠定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技术革命性突破能引领生产力飞跃。生产力的三要素包括劳动力、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从劳动力的角度而言，学者杨秋菊、王文福提出先进生产力的出现推动着高素质人才的培养，而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又反哺于生产力的发展[1]。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依赖于高素质人才的技术积累，这推动着人才培养模式的不断优化，由此形成了教育、科技和人才的良性循环，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力基础。孙珠峰、胡铖同样指出先进生产力还丰富和拓宽了劳动主体的界限[2]。先进生产力的出现意味着更为智能、先进和高效智能设备的使用，与传统人力生产力相比，这些智能设备的劳动生产并不存在生理极限且更智能化，这提供了更高的生产和产出效率。对于劳动对象而言，先进生产力的数智化技术扩宽了劳动对象边界，提升了生产力实体要素的等级，进而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从劳动资料角度而言，卢福财、邹剑认为先进生产力可以作为劳动资料直接参与到生产中去。这种突破不仅体现在单个技术的创新上，更在于技术的集成与融合，形成了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3]。第二，先进生产力发展体现在配置生产要素方面。尤亮，田祥宇认为生产力的进步优化了生产要素配置，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合理性[4]。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智能化制造技术使得企业的原材料、设备设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都能得到优化配置，进行最有效的把控，使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高。第三，先进生产力能够促进产业深层次转型升级，提高产业竞争力。张秀生、曾凌尧指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都是针对于产品的升级，或者是工艺的转型升级。在先进的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进行生产，能使整个产业产业链升级，延长产业链，提升产业附加价值和产业竞争力，实现产业转型升级[5]。对此，苏航、杨二美总结为先进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新兴产业蓬勃发展，这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6]。学者王怀月也同样认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先进生产力也在加速形成——产品从规模生产到个性化定制，产业从劳动密集到人工智能，只有经济繁荣了，才能有更多的社会资源用于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7]。
(二) 分好蛋糕：先进生产力变革分配正义的数字化与制度化路径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资产阶级法权是按劳动进行分配。为什么把这种分配规定为“资产阶级的”法权呢？因为它和商品交换的等价原则，即一种劳动形式和别的任何一种劳动形式的等价的原则一致。在不同的劳动中存在平等的权利，这是不平等的。康闪金指出在当下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生活资料的分配还是社会主义阶段的“资产阶级”的法权，这体现了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矛盾，即开始萌芽的共产主义因素与渐趋消失的资产阶级法权的矛盾[8]。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野中，从来不是把分配作为一种孤立的经济现象，而是社会生产关系在价值实现环节的必然折射。马克思明确论及，“分配关系同生产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同生产关系本质上是一回事”。卢江、郭子昂、王煜萍认为先进生产力的历史性出场，以数字技术为核心要素动力，不仅再造了物质生产过程的时空构造与要素组合方式，而且深刻重构了分配关系的权力结构与制度形态[9]。共同富裕的必要前提是让所有的人都能分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而不是把成果留给少数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可以让更多的人员参与经济发展，进而分享经济发展的收益。先进生产力同时推动社会的公平分配，依靠先进技术、制度进步等减小贫富分化，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改革红利。有利于建构更加和睦和安定的社会氛围，给国家长久的稳定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 升华蛋糕：先进生产力赋能精神共同富裕的价值共生机制
在马克思主义价值论视阈下，精神共同富裕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共生状态。先进生产力通过重塑价值生产、重构分配逻辑、重建价值认同三个维度，形成了“技术–制度–文化”三位一体的价值共生机制。这种机制突破了传统物质分配的单向度思维，在数字文明时代构建起精神文化价值的生产与共享新范式。学界对先进生产力赋能精神共同富裕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其一是价值生产的范式转换——数字技术重构精神生产新图景；区块链技术催生的去中心化创作平台，使文化生产从专业机构垄断转向全民参与。根据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监测显示，2023年我国数字文化创作者规模突破1.2亿，用户生成内容(UGC)占比达78%。这种生产关系的变革印证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工具革新必然导致生产关系变革”的论断，但数字时代的生产力发展呈现出新的辩证特征：人工智能辅助创作系统将个体创意效率提升300%，但同时引发了“人的主体性异化”的哲学争议。基于此，需要建立人机协同的伦理框架，在《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指导下，构建“技术赋能而非替代”的价值生产体系。其二，价值分配的机制创新——智能算法驱动的精准供给体系；数字孪生技术在文化服务领域的应用，构建起需求侧精准画像系统。通过对14亿网民数字足迹的机器学习，文化供给系统能实现96.7%的需求预测准确率。这种技术驱动的分配机制，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理想，又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的实践困境。北京师范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2024年的实验表明，这种机制能将文化认知多样性指数提升43%。其三，价值认同的重构路径——虚拟现实赋能集体记忆再生产；中共一大纪念馆数字化工程通过XR技术再现历史场景，使参观者的情感共鸣强度提升2.8倍，记忆留存率提高65%。其四，价值评估的维度拓展——文化资本计量体系的构建；基于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先进生产力催生了文化价值计量新范式。通过构建包含32个维度、178项指标的文化资本评估模型，实现精神财富的可视化度量。深圳“文化数字资产交易所”的实践表明，该体系能准确反映区域文化发展差异系数(Gini系数从0.42降至0.31)。
总结来说，先进生产力驱动的价值共生机制，本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时代诠释。这种机制通过技术赋能实现了精神生产的民主化、分配的人本化、认同的共同体化，在数字文明维度发展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燕连福、牛刚刚等学者明确指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和机会，使人们能够在更加自由的条件下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潜力。同时，也推动了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繁荣，为人们提供了更加全面、多元的发展空间，为全体人民精神富裕添砖加瓦[10]。
3. 先进生产力引领下共同富裕的关键问题
(一) 技术创新与人才短缺的矛盾
曾立，谢鹏俊认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的驱动，但当前我国在科技创新领域仍存在人才短缺的问题[11]。阿里研究院、智谱联合发布《2024全球数字科技发展研究报告——科技人才储备实力研究报告》，其中利用混合量化指标H-index衡量一个科研人员的学术地位，它结合了相关的论文和引用数量等参数。结果显示我国数字科技领域的人才规模12.8万人，全球人才占比17%且是美国的1.5倍和日本的8.3倍，高居世界第一。然而，中国数字科技领域的高端人才，学术成就较高的有7000余人，只占据着全球9%的份额。而中国的高端科技人才数量在数量上仅是美国的35%。李政、廖晓东也同样指出中国数字科技领域虽然人多但是高端科技人才储备还是欠缺，我国现有人才的技能水平以及创新创造能力也是如此[12]。这些都会限制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作用，阻碍共同富裕的发展推进，无法进一步推进经济建设，落实共同富裕。
(二) 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
第一，技术创新的非均衡发展。学者陈婉玲、周浩然认为技术差别和劳动力能力差别所造成的行业间技术性分割问题就构成了制约市场自由分割和交换的问题。特别是技术相对落后的地区，为了适应地区内一些关键产业的发展，在必要时地区内的一些经济主体还会通过市场分割和区域保护的手段，在未来地区间收益分配上力争更大的利益份额，然而该种做法实际上是阻碍市场的一体化、资源的自由流动[13]。当前面临的较为主要的问题之一，就是要怎样防范地方经济主体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壁垒设置以达到市场的统一和资源的自由流动。一些处于相对发达区位的地区，由于具有较完善的科技创新体系、充裕的科技创新研发投资资金和人力资源等技术资本积累，能够有效地吸取新的技术，在先进生产力发展上形成发展优势；而欠发达区位则由于没有先进的技术创新能力而难以应对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进而造成了区域发展差异的拉大。第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不均衡。学者徐政、郑霖豪、程梦瑶都指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产业结构在现有基础上要进行深度的转型升级[14]。而不同区域之间的产业结构则不同，北上广等经济发达区域城市区域早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可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处于发展相对落后的区域，由于缺乏先进的科学技术能力，难以在技术创新基础上转化形成一种新的产业，从而不能应对先进生产力发展。其次，农村以传统产业为主，转换难度大，造成这种产业结构的不均衡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发展矛盾不断加剧。第三，区域间要素流动障碍。蒲清平、向往认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各类生产要素充分流动和有效配置，在要素市场发展程度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因素上各地存在差异，形成要素区域间流动的障碍[15]。例如本来经济落后的地区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等，难以为自己所有的人才、资金等重要要素提供条件；学者李政同样认为有的区域因要素市场成熟、完善等，能够充分吸收和利用各类要素资源推动先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这种要素区域间流动障碍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16]。
(三) 精神富裕丰足的潜在风险
一方面，技术依赖于数字鸿沟。黄陈晨、刘方平指出先进生产力高度依赖于科技创新和数字化技术。一部分人群因为技术落后或无法适应新技术而陷入数字鸿沟，偏远地区的人群可能难以享受到先进生产力带来的便利和机会，导致他们在精神层面上的满足感相对较低[17]。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或加剧精神生活的异化风险。数字技术快速变革下人的生活模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先进的传播技术让人们更能便捷获取不同的信息和不同的价值观[18]。程恩富，陈健指出在传播技术和互联网下，人们获取到的信息比较丰富多彩，有的人会选择将这些不良信息传播出去，从而影响人们心中的价值观取向。这种情形下应该弘扬怎样的价值观、如何去克服数字时代带来的精神困境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生产力的质变不代表社会关系同步发生革新，更不代表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就会随之得到相匹配的发展。精神文化的发展是一个相对独立且复杂的过程，它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历史传统、教育水平、个人选择等等都会影响精神世界发展的程度。生产力与社会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
4. 先进生产力引领下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
(一) 完善人才培养机制
在完善人才培养机制的整个过程中，可能面临产教分离、区域资源失衡及激励不足等结构性制约，需建立动态化的协同机制。第一，加大学科和人才队伍建设。陈亮、叶明裕提出大学可以因校制宜、因地制宜开设数字素养相关的创意课程与“微专业”，设置数字、信息、科技等要素高度集成的先进生产力研究机构，面向共同富裕实践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与前沿领域开发数智攻关项目[19]。在细节层面，学者赵哲要求高校与企业形成密切协作，高校可针对企业实际需求，更新课程设置与研究方向，重视实验操作与技能训练，加大实习实训环节的比重。同时，企业应参与到人才评价标准的制定中，提供实践平台与创新资源，奖励青年人才的创业行动和技术创新[20]。第二，建构多元化的人才培养体系。戴春勤、杨天媛建议要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调整职业教育专业设置，提升职业教育的质量和水平，为广大劳动者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机会和技能提升路径。必须加强企业与科研院校的合作，建立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效衔接[21]。冯圆也同样认为通过与企业、研究机构等加强产教融合、职普融通、校企合作，为学生提供更多实习锻炼机会，推动产学研一体化的建设进程[22]。第三，完善人才引进服务。韦文华认为可参考成都“蓉漂计划”，通过一次性安家费、针对性人才培养计划和项目、专项创新创业政策，营造良好人才生态环境的同时，吸引更多先进生产力的人才进入经济较不发达地区落户发展[23]。第四，健全人才激励体系。将技术成果转化收益的30%直接分配给核心团队，对攻克“卡脖子”技术的团队授予永久性技术分红权，同时建立科研容错机制，连续三年研发投入可视同利润考核。
(二) 加速经济模式的转型升级
张林指出先进生产力为全社会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基础。具体表现在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了颠覆性动力[24]。这一作用不仅仅是智能化、自动化等技术的边际改良和边际应用，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再一次转型升级的要求的全新制造技术工艺。技术革新层面，部分学者指出可以设立国家级先进工艺替代基金，对中小企业智能化改造提供一定程度的设备补贴，强制淘汰高耗能设备并建立二手设备跨境调剂平台；在长三角、粤港澳试点建设工业互联网共享平台，推动千家企业“上云用数赋智”。产业升级层面，实施“链主企业领航工程”：由政府部门组建十大共性技术攻关联合体(如半导体材料、工业软件)，成员企业共享专利池且授权费优惠；全球化协作层面，在RCEP框架下创建“共同富裕产业协作区”，针对东盟市场定向输出数字农业、远程医疗等成熟技术方案；建立核心技术安全清单，对清单内领域的外资参股设定15%的股权上限，确保产业链安全可控。由此保证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产业链、价值链的高端，持续分享国际贸易中丰厚的科技红利，同时保证国家科技安全。不断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利用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发育成熟引导和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传统制造业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转变进程。除此以外，孙蚌珠建议利用先进生产力发展优势，进一步扩大开放，融入全球生产协作，融入国际贸易，分享国际贸易红利，支撑大共同富裕目的和经济新转型。也促进国家经济的国际化发展进程，形成国际竞争比较优势[25]。
(三) 坚持基本经济制度
吴昊天在研究实现共同富裕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命力时指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由“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组成的[26]。所有制结构方面，将竞争性领域国企年度分红定向用于普惠性职业技能培训；严格实施民营资本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在新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改变一定程度的股比限制。分配制度方面，构建“劳动贡献值”量化模型，将企业中的技能等级、创新成果等纳入薪酬核算体系；市场机制方面，建立共同富裕成效监测平台，设置“基尼系数”“技能劳动者占比”等核心指标纳入地方政府考核。总而言之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要鼓励勤劳致富，先富带动后富，发挥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最有利于发挥多种生产要素的作用、最有利于创新、最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制度。
5. 结语
本文系统论述了国内学界围绕“先进生产力视域下共同富裕的实践哲学”这一主题所取得的研究进展。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在理论阐释与实践探索层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果。国内学者们基于逻辑机理和问题导向提出了完善人才培养体系以破解人才瓶颈等核心策略，构成了推动共同富裕落地的实践哲学方案框架。然而，现有研究在以下方面仍有深化与拓展的空间。在理论方面，对于先进生产力与共同富裕内在逻辑关系的实践哲学阐释，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侧重于宏观分析，对其具体作用路径，尤其是技术变革如何深刻影响生产关系和分配伦理的深层次哲学思辨，有待深入研讨；同时，“精神共同富裕”作为一个复杂概念，其可操作性的界定及其在先进生产力推动下的具体实现样态，也值得进一步关注。在方法论上，实证研究与严谨的哲学分析相结合的研究相对有限，对于区域差异、不同群体受益程度等问题的探讨，需进一步结合量化的方法。在研究视野方面，国际比较与借鉴研究尚需深化，例如对北欧福利模式的技术赋能路径、日德产业升级中的高技能劳动者培育机制、拉美国家技术依赖困境等国际经验的系统而批判性的考察仍有不足。
未来研究可重点关注以下方向：一是深化先进生产力驱动共同富裕的微观机制与伦理哲学研究，深入探究技术嵌入生产、分配、消费各环节的具体路径及其引发的社会关系、价值观念的哲学变革。二是强化问题导向的实证与哲学思辨融合研究，构建针对区域失衡、数字鸿沟等核心挑战的动态评估模型与解释框架。三是拓展全球视野下的比较研究与风险治理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批判性借鉴国际经验；同时加强对技术应用潜在伦理风险的前瞻性哲学批判与制度防范研究，探索符合中国语境的治理范式。深化这些方面的探索，将有助于构建更具解释力、指导力的先进生产力视域下共同富裕的实践哲学理论体系，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提供更坚实的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