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国古代文论承载着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智慧与批评传统，其核心术语体系、感悟式批评范式及诗性表达方式，构成了与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文论迥异的话语体系。若要强化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国际传播效度，需先明确中国古代文论的异质性特征，继而推动其与西方文论展开平等对话(张威，王海珠，2024：p. 85) [1]，促进中西文明互鉴。然而，其国际传播面临三重困境：文化负载概念的不可通约性(“风骨”“气韵”)、诗性语言与理论表述的内在张力(骈文形式承载理论命题)、以及中西诗学传统的范式隔阂(感悟式点评对比逻辑化分析)。
陆机所著《文赋》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首部系统论述文学创作理论的骈文专论(李天道，2005：p. 83) [2]，以其对创作构思(“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灵感特质(“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言意关系(“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文体风格(“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等命题的开创性阐发，奠定了其在中国文论谱系中的里程碑地位。正因其深邃的哲学思辨与独特的审美表达，《文赋》的英译成为检验跨文化阐释效度的试金石。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的译本(收录于1992年出版的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凭借其深度的学术阐释与系统的副文本构建，被西方学界公认为研究中国文论的权威范本。该译本不仅实现语言转换，更通过导论、注释，实现了中西方文论的双向互动(岳曼曼，2018：p. 126) [3]。
2. 《文赋》英译研究现状
《文赋》的英译研究既有多聚焦译文本身的策略分析，如张威等关注“深度翻译”技术(张威，王海珠，2024) [1]，凌玉建聚焦历时性阐释与跨文化阐释中的“还原”问题(凌玉建，2012) [4]，岳曼曼探讨字词、句调及修辞层面的诗学翻译(岳曼曼，2018) [3]，却未能充分揭示译者行为背后的学术动因与社会性选择。为突破此局限，本文引入周领顺提出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该理论实现三大转向：从文本到行为。将翻译视为译者在社会文化网络中的目的性实践，超越“忠实/叛逆”的静态评判；用“求真–务实”连续统分析译者在学术精确性(“求真”)与目标语接受度(“务实”)间的动态平衡；译内和译外行为二分，既考察语言操作，如术语、句法的处理，更关注翻译目的设定、文本选择、副文本生产等决策。
本研究以此理论为框架，系统解析宇文所安英译《文赋》的双重行为维度。译内行为如何通过术语翻译、句法显化、意象直译实现学术精确性与可解析性；译外行为如何通过目的定位、读者预设、文本选择、及副文本塑造译本的根本属性。通过此个案，本文旨在论证：成功的文论外译本质是学者型译者主导的制度化知识生产——唯有在目标学术体系内构建自主话语范畴，方能实现中国思想的真正“在场”而非“他者化奇观”。
3. 译者行为批评简介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由周领顺教授于2014年在专著《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中系统构建，翻译研究从文本中心范式向译者中心范式转型。该理论的核心命题是翻译的本质是译者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受多重因素驱动的目的性行为，而非纯粹的语言转换活动(周领顺，2014) [5]。该理论的价值在于突破传统翻译批评对“译文产品”静态优劣的评判局限，转而动态考察译者的决策逻辑、行为策略及其社会文化效果。
3.1. 核心理论模型：“求真–务实”连续统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通过引入社会学视角(周领顺，2012) [6]，将翻译置于社会文化网络中进行考察，主张译者的所有选择，无论译内或者译外，均受其身份、目的、读者预设、赞助人制度、时代思潮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该理论的核心分析工具是“求真–务实”连续统(“truth-seeking-utility-attaining” continuum) 模型，运用该工具对宇文所安所译《文赋》的分析见表1。
Table 1. “Truth-seeking-utility-attaining” continuum table
表1. “求真–务实”连续统表
行为导向 |
内涵 |
典型策略 |
案例体现(宇文所安译《文赋》) |
求真 |
力求忠实于原文作者意图、文本意义(语义、文体、文化)及源语规范 |
直译术语、保留形式、文化异化 |
音译“情*(qing)”、直译“石韫玉而山辉” |
务实 |
满足目标语社会文化需求、读者期待、出版规范或委托方要求 |
意译概念、调整句式、文化归化 |
增补“although…yet…”显化逻辑关系 |
任何翻译行为都可视为在“求真”与“务实”两极间进行的动态调适(周领顺，2014：p. 77) [5]。译者在这一连续统上寻求的“度”(周领顺，2014：p. 106) [5]，根本上取决于其翻译目的。例如，学术翻译往往更偏向“求真”一端，而面向大众的传播则倾向于“务实”一端。对于宇文所安这类学者型译者而言，其翻译实践需要兼顾双重忠实：一方面要“求真”于原文学术精髓，这体现为对术语进行深度阐释等策略；另一方面也要“务实”于目标学术共同体的研究需求，例如通过句法显化等手段，使译文更便于理论分析。
3.2. 操作框架：译内行为与译外行为的二分体系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将翻译实践解构为两个相互关联的分析维度。一是译内行为(Intra-textual Behavior)，指的是译者直接作用于源文本语言转换的操作性行为(周领顺，2014：p. 18) [5]，体现到具体的语言策略上如，术语处理，指文化负载词、专业概念的翻译方式，如音译、直译、阐释性翻译；句法重构，指语序调整、连接词增删、句式拆分重组；修辞转换，指比喻、典故、韵律等文学手段的再现策略；篇章策略，指段落切分、信息密度控制、文体风格适配。译内行为是译者“求真–务实”平衡点在文本表层的直接显现。例如，宇文所安在翻译中标注“情*(qing)”，体现了其“求真”取向；而增补逻辑连接词，则服务于“务实”的目标。
二是译外行为(Extra-textual Behavior)，指围绕翻译活动但不直接改变源文本语言的决策性与社会性行为(周领顺，2014：p. 18) [5]，包括翻译目的设定，为何翻译该文本？为了学术研究或文化传播或商业收益等；文本选择动因，为何选此文本而非彼文本？基于学术价值或市场潜力或个人偏好等；读者预设与定位，为谁而译？专业学者或学生，还是社会大众；副文本生产，撰写导论、注释、附录等阐释性文本；译本传播策略，出版渠道选择、营销定位、学术会议推广。译外行为是驱动译内选择的根本动因，宇文所安为学术研究目的选择《文赋》，决定其用更为详细的研究型注释进行翻译。
3.3. 理论对中国古代文论英译的解释优势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尤其适用于解析中国古代文论翻译的复杂性。首先，该理论有助于破解术语翻译困境。文论概念(如“风骨”“气韵”)的不可通约性，要求译者在“求真”(音译/直译保留异质性)与“务实”(意译/注释保障理解)间动态调适。宇文所安采用拼音、核心译词和星号索引结合的方式是此平衡的体现。其次，该理论可以揭示学者型翻译的本质。该理论能清晰呈现宇文所安这样学者型译者的双重角色。作为研究者，其译内行为(术语考辨、逻辑显化)高度“求真”于原文学术内核；作为文化中介，其译外行为(文本选择、副文本生产)深度“务实”于目标学术体系的需求。最后，该理论提供了整体性的评价框架。传统批评仅关注译文“对错”，而译者行为批评主张译本价值应据其目的是否实现评判。宇文所安英译本被西方学界高频引用，印证了其译外目的的达成。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以其对行为动因的动态分析与社会语境的系统考察，为理解宇文所安英译《文赋》这类复杂的跨文化学术实践，提供了理论透镜。其核心启示在于：唯有将翻译视为目的驱动的社会化行为，方能超越文本表象，洞见译者策略背后的深层逻辑。
4. 翻译内：宇文所安的译内行为
宇文所安的译内行为集中体现在对《文赋》术语、修辞、句法结构、文化专有项与典故、风格与韵律等方面，展现其在“求真”与“务实”间的平衡。
4.1. 术语的翻译
《文赋》中大量抽象文论术语，如意、物、文、情、绮靡、声律等，承载着中国古代传统哲学和美学内涵。宇文所安对核心文论术语的处理是其译内行为的典型特征，核心策略是汉字标注、核心英文译词、星号索引以及深度副文本阐释。
例1：“颐情志于典坟。”
译文：Nourishes feeling (情*) and intent (志*) in the ancient canons.
该译文使用了拼音标注，在译词“feeling”和“intent”后标注汉字“情”、“志”，并用星号(*)明确标识其为需要深入解释的关键术语，体现了译者“求真”于概念独特性。在核心词的选择上，使用“feeling”对应“情”，侧重其情感、感性维度；用“intent”对应“志”，强调其意图、志向的理性层面。选择相对宽泛但含哲学意味的词作为基础理解，体现了初步的“务实”。
其次，该译文呈现深度依赖副文本的特征，星号指向译文后跟着的详尽注释。在注释中，宇文所安对“情”(qing)和“志”(zhi*)进行长篇学术辨析，探讨其在中国文论中的演变、差异，如“诗言志”与“诗缘情”之别、哲学背景及他选择该译词的理由，体现了服务于学术研究或大众读者深入了解的务实性。
例2：“赋体物而浏亮。”
译文：Poetic exposition (赋) gives the normative forms of things (体–物*) and is clear and bright.
对“体物”这一复合概念，宇文所安没有生硬拆解或是简单地意译，而是创造性地译为“normative forms of things”，并在括号内标注“体–物*”，用连字符“–”表明“体”与“物”的紧密关联性，体现了其高度“求真”于概念结构。
同时该译词也体现了理论内涵，“normative forms”准确捕捉“体”在此语境下指“体现、把握事物规范/本质形态”的涵义；“things”对应“物”。此译法超越字面含义，指向了赋体文学“铺陈事物形貌”的核心特征，“求真”于理论实质。
译者在翻译上具有一致性，所有核心术语如“意”(conception)、“物”(the thing, things)、“文”(writing, pattern)、“理”(principle, natural principle)、“质”(substance)等，均采用一致的格式，即英文译词加汉字，确保术语在全文中标识清晰、译法统一，为学术研究提供稳定概念框架，服务于学术“求真”与“务实”。
4.2. 修辞的翻译：直译意象与明晰化平衡
宇文所安在修辞处理上优先保留核心意象，体现其“求真”，同时根据英语表达习惯和学术文本清晰性要求，进行必要的语法显化、逻辑连接或适度阐释，体现其“务实”。
例3：“收视反听，耽思傍讯。”
译文：“Retraction of vision, reversion of listening; Absorbed in thought, seeking all around.”
译者直译该小句中的核心动作意象，“收视”译为“Retraction of vision”，即收回视线，“反听”译为“reversion of listening”，即回转听觉，严格对应字面动作意象，体现了译者的高度“求真”。同时，使用名词化结“Retraction of vision, reversion of listening”而非祈使句“Close the eyes, stop up the ears”，使描述更具概括性和哲学性，更贴合原文凝练的风格及创作的理论语境，“求真”于风格与语境。最后，译者将后半句明晰化，“耽思傍讯”译为“Absorbed in thought, seeking all around”，用形容词短语和现在分词明晰地表达了沉浸的状态和广泛求索的动作，“务实”于意义清晰。
例4：“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
译文：“The mountain shimmers when jade is in the stone; The stream is alluring when its waters bear pearls.”
在例4中，译者进行了意象的完全移植，“石–玉–山辉”、“水–珠–川媚”的核心意象链条被完整保留，体现了高度“求真”。同时，译文显化了因果关系，使用“when”引导的状语从句，明晰地表达了“山辉”、“川媚”是“韫玉”、“怀珠”的结果，“务实”于逻辑显化。最后，选词精准地传达了效果，“shimmers”准确传达“辉”的光泽感，“alluring”捕捉“媚”的吸引力，“求真”于美感。
例5：“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
译文：“Grieves for the falling leaves in strong autumn; Rejoices in the pliant branches in sweet spring.”
在例5中，译者做到了情感动词与介词的精确搭配，用“Grieves for”表达“悲”的对象，即落叶，用“Rejoices in”表达“喜”的缘由，即柔条，“务实”于英语惯用搭配。将修饰秋天的“劲”译为“strong”并前置作定语“strong autumn”，修饰春天的“芳”译为“sweet”前置“sweet spring”，符合英语修饰语表达习惯，“务实”于语序。同时，保留了季节意象与情感对比，“劲秋”与“芳春”的意象及其引发的“悲”与“喜”情感对比得到了忠实传达，“求真”于意境。
4.3. 句法结构的转换：意合向形合的系统重构
面对《文赋》意合、跳跃的骈文句法，宇文所安系统性地进行形合转换，大量增补主语、连接词，调整语序，拆分或重组句子，以符合英语语法规范和学术文本的清晰性要求，高度“务实”于目标语规范和读者理解。
例6：“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
译文：“Thus it begins: retraction of vision, reversion of listening; absorbed in thought, seeking all around. My essence galloping to the world’s eight bounds, my mind roaming ten thousand yards, up and down.”
在例6中，译者了增补主语与总起句，添加“Thus it begins:”作为总领，明确标示创作过程的开始。为后续动作“精骛”、“心游”显化主语“My essence”、“My mind”，高度“务实”于结构清晰。宇文所安进行了结构重组与标点分隔，将原文连续的四个四字短语，重组为两个用分号隔开的意群，前两个描述感官内收，后两个描述精神外驰，并使用现在分词短语“galloping…”，“roaming…”描述状态，逻辑层次更分明，“务实”于意义组织。
4.4. 文化专有项与典故：直译本体，阐释依赖副文本
对于文化负载词和典故，宇文所安主要采用直译核心意象或名称，体现求真性，其背景知识和深层寓意的解释则依赖于注释，体现务实性。
例7：“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
译文：“Be aware of Fang-Lu and Sang-jian—”
在例7中，译者音译专名，对乐曲名《防露》和《桑间》直接采用音译“Fang-Lu”和“Sang-jian”，“求真”于文化标识。同时使用破折号“—”暗示此处有未尽之言或需要解释。在注释中，宇文所安必定会解释了《防露》是古曲名，《桑间》指《诗经·鄘风·桑中》，常被视为描写男女幽情的“淫诗”。此处引用意在说明某些音乐/诗歌虽有强烈情感“悲”，但可能因内容不够雅正“不雅”，深度“务实”于文化背景和文本互文性解读。
4.5. 风格与韵律：庄重学术基调下的有限诗意
在确保概念准确和逻辑清晰的前提下，宇文所安在选词和句式上努力营造一种庄重、凝练的文风，并运用平行结构、精选词汇等手段在局部创造节奏感或诗意，以呼应原文的文学性，但其基调始终是学术性的。
例8：“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
译文：“I drift between Heaven and the abyss, at rest in the current; I bathe in the falling stream, immersed in its waters.”
译者精确了意象与状态词，“Heaven and the abyss”(天渊)、“falling stream”(下泉)、“at rest”(安)、“immersed”(潜)准确传达空间意象和沉浸状态，体现了“求真”。两个句子结构相似，均为主语I + 动词短语 + 介词/分词短语，长度相当，形成平行结构，产生一定的节奏感和平衡美，有限“求真”于形式美感。选词具象且富文学性，“drift”，“abyss”，“bathe”，“immersed”等词具有画面感和一定的诗意，“求真”于意境。
例9：“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
译文：“A trial of void and nothing to demand of it being, A knock upon silence, seeking sound.”
在对抽象名词与哲学词汇的翻译上，译者采用的“void”，“nothing”，“being”，“silence”，“sound”都是极具哲学含义的抽象名词，“求真”于概念深度。在动词的力度与对比上，“trial”，“demand”，“knock”，“seeking”等动词赋予抽象概念以动态和力度，形成“虚无–有”、“寂寞–音”的强烈对比，“求真”于辩证张力。在平行结构与头韵上，两个句子结构平行，“trial”与“knock”形成轻微头韵，提升语言的凝练感和力度感，体现了局部形式美追求。
5. 翻译外：宇文所安的译外行为
宇文所安的译外行为是其翻译实践的核心决策，体现其作为学者型译者的文化身份。这些行为围绕翻译目的设定与文本选择展开，共同服务于在西方学界构建中国文论阐释体系。
5.1. 翻译的目的
宇文所安的翻译行为本质是学术再生产，其根本目的被明确表述为“This work is addressed primarily to two audiences: scholars of Western literatures who wish to understand a non-Western literary tradition, and students beginning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1992, Introduction)
这一目的具体体现为三重学术使命，第一是建立西方汉学研究的理论工具库。针对西方学者缺乏系统接触中国文论的困境，宇文所安通过厚翻译策略，将《文赋》英译本转化为可分析的研究对象。其核心是构建术语标准化框架，采用“汉字标注、核心译词、和星号索引”标识中国文论概念的异质性；译文后附注释，如对“文*(wen)”等概念进行词源考辨与哲学阐释，亦或是区分“写作行为”与“文本形式”双重内涵，为西方学界提供可操作的分析范畴。
第二是实现中西文论的平等对话。宇文所安反对将中国文论视为“西方理论的注脚”，主张通过双向阐释揭示其独特性。如在注释中对比陆机“诗缘情”与西方Romanticism情感观，指出前者是“物–我交互的产物”，后者是“个体精神的投射”；在导论中批判“中国抒情传统缺失论”，以《文赋》为据论证中国诗学的“情本位”理论。
第三是重塑中国文论的学术经典地位。宇文所安通过副文本系统工程将译本转化为学术经典。长篇导论，分析魏晋玄学背景，定位《文赋》为“中国文学自觉的转折点”，上承《典论·论文》，下启《文心雕龙》；研究型注释，以术语“情(qing)”为例，涵盖词源考辨(《说文解字》“人之阴气有欲”)、哲学辨析(与“志(zhi)”的政教意图对立)、历史流变(对钟嵘《诗品》的影响)。
5.2. 文本的选择
宇文所安选择《文赋》是其学术战略意识的集中体现，动因植根于其文化身份与学术视野。首先是《文赋》学术价值上的不可替代性。它具有开创性地位，《文赋》是中国首部系统专论文学创作的理论文本(黄勤，赵秋蕾，2025：p. 87) [7]，其探讨的“创作构思”(“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言意关系”(“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等命题，标志中国文论从零散点评向体系化批评的转型。它具备历史坐标意义。宇文所安在导论中强调，《文赋》是连接建安“文学自觉”与南朝系统文论的关键节点，缺失它将导致西方学界对六朝文学思想演进的认知断裂(宇文所安，1992) [8]。
此外，20世纪80年代前，西方汉学界对中国早期文论的研究呈现“两极分化”。聚焦《文心雕龙》等成熟体系著作；忽视魏晋非系统化文论，如《文赋》的过渡价值。宇文所安选择《文赋》，旨在纠正碎片化认知，提供“前《文心雕龙》时代的理论样本”，揭示中国文论内在发展逻辑。
《文赋》被纳入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并非孤立行为，而是宇文所安重构中国文学思想史的关键环节：从纵向脉络上来看，按历史序列汇编从《诗经大序》《典论·论文》到《沧浪诗话》的代表性文本，构建完整链条；从横向功能上来看，《文赋》作为“创作论”单元核心，与“文体论”(《文心雕龙》)、“鉴赏论”(《诗品》)并置，凸显中国文论的多维面相。
5.3. 个人学术志趣与文化认同
首先，宇为所安具有诗人气质与学者素养的结合。宇文所安自述14岁在巴尔的摩图书馆“与中国诗歌相恋”，其《追忆》《迷楼》等著作展现对中国诗性传统的深刻共情。他视《文赋》为“文学实验室”，其骈文形式与理论思辨的张力契合其诗学实验倾向(陈婷婷，2020) [9]。
其次，他认识到西方中心主义文论观造成的认知偏狭，宇文所安将翻译定位为打破这种格局的关键。他并非简单追求文本转换，而是旨在通过翻译使中国文论获得平等的学术地位，成为全球共享的“人类共同财产”。
宇文所安的实践揭示了译外行为的战略本质。第一，身份驱动选择。哈佛教授身份赋予其学术话语权，其译本成为哈佛、牛津等高校核心教材，塑造西方对中国文论的认知框架，如“陆机 = 中国的朗吉努斯”；第二，目的决定策略。学术传播目的排斥大众化改写，采用直译争议文本 + 注释多元阐释，如“极无两致”直译保留模糊性，注释罗列五臣注与钱钟书解读，维护文本的学术开放性。中国文论外译需摒弃对“普适可读性”的迷思，转而通过体系化翻译工程在目标学术体系内构建自主话语权。其译外行为证明——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更是学术权力的制度化实践。
6. 结语
本研究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透镜，通过对宇文所安《文赋》英译行为的系统解析，揭示了中国古代文论跨语际传播的本质规律与实现路径。文论翻译的核心矛盾在于双重忠实性张力。宇文所安的实践证明，成功的文论翻译需在“求真–务实”连续统上实现动态平衡。译内平衡，术语标注与句法显化解决了文化不可通约性(如“风骨”)与诗性逻辑化(骈文理论表述)的冲突，既保留概念异质性(求真)，又确保学术可解析性(务实)；译外统摄，其文本选择、副文本生产、目的定位等战略行为，将翻译升格为制度化知识生产，使译本成为目标学术体系的有效话语单元。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通过“译内–译外”二分框架与“求真–务实”模型，超越了传统翻译批评对“语言对错”的纠缠，为破解文论外译三重困境(概念隔阂、诗学张力、范式冲突)提供系统解决方案；中国文论“走出去”需摒弃对“可读性”的片面追求，转向学术基础设施先行战略——优先在目标体系构建术语库、经典谱系及阐释范式，方能实现从“文化奇观”到“思想硬通货”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