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武侠小说承载着深厚的民族文化特质，其外译是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的关键环节。金庸先生的封笔之作《鹿鼎记》，以主角韦小宝为核心，江湖气息浓厚、历史背景深厚，其英译向来存在不小挑战。小说中密集出现的武功术语、江湖隐语及礼俗制度，极易导致译本在跨文化转换中出现文化内涵流失与语义亏损的双重困境，由此源语文本的语义、语用及审美效果亦不可避免地会有所损失或变形。现有武侠小说翻译研究主要围绕接受美学与目的论展开，针对翻译补偿理论的系统性探索相对匮乏。本文《鹿鼎记》闵福德英译本为语料，以翻译补偿理论为指导，旨在探讨译者如何在语言、文化、审美三个维度，通过增益、替换、加注等补偿策略，来有效弥合文化缺省。本文希望能够为武侠小说这类高密度文化负载文本的翻译实践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以期提升英译本质量，推动中国武侠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2. 武侠小说《鹿鼎记》及其闵德福的英译本
2.1. 原著概况
《鹿鼎记》为文坛名家金庸的中篇长篇武侠小说，亦是其众多长篇力作之一，其风格独具一格。作为金庸封笔之作，该小说在艺术构思、人物塑造以及语言风格方面达到了其武侠创作的巅峰。作品以清朝康熙年间的社会历史为背景，打破了传统武侠小说中“侠之大者”的叙事模式，塑造了一个出身市井、行事狡黠却充满个人魅力的主人公韦小宝。他游走于江湖与朝廷之间，凭借智慧、机变与个人关系编织出一段亦正亦邪、充满讽刺意味的传奇人生。作为一部武侠小说，《鹿鼎记》中依然贯穿着中国传统的功夫元素与侠义精神。然而，韦小宝的人物设定和小说整体的讽刺、幽默风格，也使作品中大量运用了带有地域色彩和身份特征的粗俗语言及俚语，形成了独特的语言风貌与叙事语调。这为该作品的英译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2.2. 英译本概况
英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约翰·闵福德精通中国典籍翻译，曾翻译多本中国典籍和名著。1997年，闵德福于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鹿鼎记》的第一卷。这一英译本在英国学术界获得了高度评价，不仅首次向世界系统地介绍了《鹿鼎记》，也让西方读者得以了解韦小宝玩世不恭而又处世有道的生存哲学。之后，闵福德历时数年完成了全书的翻译，将原五卷本压缩整合为英文三卷本出版。在翻译过程中，闵福德高度重视译文接受者的文化预设与理解能力，采用了“文化补偿”策略，有意识地调和源语文化与目标语文化之间的差异。这一译本在跨文化传播中充分展现了中国武侠小说的文学魅力与文化精神，对于中华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意义。
3. 翻译补偿概述
翻译过程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信息损耗在所难免。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文信息，减少翻译过程中潜在发生的信息损失，译者需要运用一定的补偿手段。然而，在翻译研究领域，对于“翻译补偿”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目前仍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理解和界定。在西方，纽马克认为，翻译补偿方法的选择应以文本的功能为基础，针对不同文本类型及其主要功能，采取不同的补偿策略[1]。纽马克还指出：“若句子中某一成分在意义、音效、隐喻或语用效果上有所缺失，而这种缺失能在该句的其他位置或相邻语句中得到弥补，那么这种现象即构成翻译补偿。”[1]乔治·斯坦纳从哲学层面研究了翻译补偿，并且将翻译视作一个包含四个步骤的阐释过程，这四个步骤分别是信任、侵入、吸收与补偿[2]。补偿是整个过程的最后一步。赫维与希金斯从语用学角度将补偿分为四类：分拆式补偿、合并式补偿、移位补偿和同类补偿[3]。在国内，王恩冕的补偿观以现代语言学及相关学科为基础，他认为补偿旨在达成语义对等，且这种对等应建立在语境基础之上[4]。柯平以现代符号学和语言学理论为基础，强调源语与目的语文化差异是引发翻译损失的关键，并将“补偿”这一概念界定为对翻译过程中意义缺失的弥补[5]。孙迎春主要聚焦于翻译中审美要素、修辞手法及语言表达的缺失与补偿[6]。夏廷德对翻译补偿的定义为：该过程是以运用目的语手段为主要方式，在实际需求出现时，可额外采用符合目的语规约的其他语言形式；同时，需结合不同的文本类型与翻译目的，对翻译活动中潜在或已发生的损失进行修复与弥补[7]。即补偿是通过翻译手段来弥补译文中翻译损耗。书中阐述了补偿的八项原则，并从语言补偿与审美补偿这两个维度，对翻译补偿展开了具体论述。
4. 翻译补偿视角下武侠小说《鹿鼎记》的翻译策略
4.1. 语言层面
词是最基本的语言单位，其词义往往会受到不同语境的影响。语言间的词汇差异，常导致翻译中源语词义与目标语词义无法对等。夏廷德指出，词汇语义本身具有不稳定性，加之不同语言所属的语言体系及其承载的社会文化存在差异，这双重因素使得在源语至目的语的转换过程中，词义不对等现象发生的频率很高[7]。由此产生的语言层面意义损失既常见亦不可避免。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可以采取相应的补偿手段对语义损失加以补偿。
例1：铁布衫功夫大大有名。[8]
译文：The Martial Art he professed went by the name of Iron Shirt from the alleged invulnerability to sharp-edged weapons it bestowed on its practitioners. [9]
分析：“铁布衫”是中国少林寺的一个典型功夫。它指代一种传说中的硬气功或护体功法，练习者通过特殊训练，如排打、运气使身体坚韧如铁，能抵抗普通拳脚甚至冷兵器的攻击。这个术语本身由两个具象名词“铁”和“布衫”组合而成，具有强烈的形象性，像铁做的布衣。其核心含义是指一种使人刀枪不入的武术技能。对于那些了解中国武术的资深读者来说，不费吹灰之力就能领会其中隐含的含义。但对于不了解中国武术的读者来说，可能会感到困惑。如果直译为“Iron Shirt”英语读者误以为是某种实物盔甲或衣物。为了弥补翻译过程中的损失，译者闵福德运用了增益的补偿策略，以解释其功能和特殊性，向读者展示武术的壮举，使读者充分认识到功夫的精髓。在武术动作的翻译中，如果全部用注释来弥补，未免有些累赘，势必影响读者阅读的连续性。因此，使用增益策略利于译文的可读性。
例子2：我师父说，满洲人藏宝的那座山，是他们龙脉的所在。[8]
译文：My Shifu told me that the hill where the treasure is buried lies on one of the Dragon Lines that controls the destiny of the Manchu people. [9]
分析：在中国，“龙”被视为帝王的前身，中国人成为龙的传人，反映了龙在中国的神圣和伟大。龙脉所指的是连绵起伏的山岭。由于山岭在诸多形态特征上与龙有着相似之处，因此中国风水学里便将山岭比作龙。在中国古代传统堪舆学中，将“龙脉”视作一种特殊的地理形态，对人民的命运非常重要。因此闵福德运用增益的补偿手段，将“龙脉”译为“Dragon Lines”，并且增益“controls the destiny of the Manchu people”来补偿，以说明其对满清王朝的重要性。如果不加以补偿，中西方文化对“龙”的不同联想意义必然会造成译文读者的误读。
4.2. 文化层面
文化层面的缺省是指原文中蕴含的民族风情、文化形象和想象内涵等文化要素在翻译过程中的流失。在翻译过程中，文化负载词的处理往往面临显著挑战，其翻译过程常伴随较大的文化信息损耗。针对这一难题，在目标语文化中寻求具有相似内涵或功能的意象进行替换，也就是文化替代翻译方法是最佳的翻译方法。无法替换的时候，可以通过文内加注和文外加注的形式来弥补形象的缺损。
例3：何况马大哥外号叫作“西江神蛟”，水上功夫何等了得？[8]
译文：Besides, Ma Dage’s nickname is “Xijiang Divine Dragon”; how excellent do you think his water skill is?
Note: “Jiao”—a legendary dragon with the ability to control rain and floods. [9]
原文中的“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主宰水域的强大龙属神兽，象征着水中无与伦比的力量与统治力。然而，直接将“神蛟”音译为“Shen Jiao”对西方读者而言意义不明，因为“蛟”是中国特有的神话生物，其核心意象与西方文化中喷火、带翼、常象征邪恶的“dragon”存在显著差异。因此，译者闵福德采用了意译加注释的补偿策略，将其翻译为“Divine Dragon”。然而，直接翻译成“Divine Dragon”也不可避免地损失了部分关键文化信息，它未能完全传递“蛟”作为中国特有水中霸主的独特神韵及其掌控水势的核心特质，且容易引发读者对西方龙形象的联想。为有效弥补这一损失，译者附加了详尽的注释，明确指出蛟是一种源自中国传说、具备操控风雨洪水之力的龙类生物。这种意译加注释的策略，在保证译文可读、人物形象鲜明突出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传递了源语文本所承载的武侠文化和神话背景，实现文化内涵的补偿。
例4：笑嘻嘻的拉着他手，说道：“小少爷，我们这里规矩，有个开门利是。”[8]
译文：With a giggle she pulled his hand and said, “Xiao Shaoye, we have a rule here, just like the lucky poster on the door.” [9]
Note: Referring to poster, envelope, etc. made of red paper, used especially at Chinese New Year.
分析：原文中的“开门利是”是中国的一项传统习俗，尤其在粤语地区盛行。它指的是在新年伊始、店铺开张或新事启动之际，赠予红包以讨个好彩头，寓意“开门大吉、招财进宝”。该词由开门和利是组合而成，其中“利是”在粤语文化中专指象征吉利、好运的红包，生动体现了通过馈赠传递祝福的文化内涵。熟悉中国文化的读者，看到“开门利是”便能联想到春节派发红包或开业赠送利是。然而，对于英语读者而言，若将其直译，极易被误解为“进门费”或“小费”，其蕴含的深层吉祥寓意将完全丧失。鉴于此，闵德福首先采用了归化策略，将其译为lucky poster，在西方文化中找到了一个功能相似的象征物。随后，他通过加注实施了文外补偿，详细阐释了“开门利是”作为春节红包的习俗及其“讨彩头”、“开门大吉”的寓意，实现了文化内涵的补偿。
4.3. 审美层面
美学层面根植于特定文化语境中。在跨语言转换中，源文本的美学特征常因语言文化差异而难以在目标文本中完全再现。夏廷德认为，在翻译过程中，审美层面的缺失可能波及韵律、修辞手法以及风格[7]。鉴于审美损失的复杂性，译者需要采用多种手段进行补偿，尽量再现原文风格，减少损失。修辞手法上的补偿问题，在此作重点说明。一是选用形态相似、功能接近的修辞格对翻译进行补偿，争取让译文在修辞效果上和原文相近，这是修辞补偿的最佳方式；其二，转换修辞类型，也就是用译文中表意功能一致的修辞格来替换，这一方式属于归化策略，与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大致相符；其三，对原文的修辞格采用意译、加注、增词等翻译方式，以确保信息完整、功能周全。
例5：“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8]
译文：“The cool wind sways not me, however it blow; For me the bright moon still shines everywhere.” In Chinese the word for “cool” is qing (the word chosen by the Manchus for their new “Chinese” dynasty) and the word for “bright” is ming (the name of the old Chinese dynasty they had supplanted). [9]
分析：这是顾炎武所吟诗句，其审美价值具有双重性。表层上，通过对清风与明月意象的描绘，展现了人物孤高自持的文人风骨；深层上，则巧妙运用“清”字与清朝国号“清”、“明”字与覆灭王朝“明”的谐音双关形成政治隐喻，传递反清复明的忠贞气节。这种谐音双关及其所承载的深厚文化意蕴与政治情感，构成了原文核心的审美特质，也是翻译转换中的显著难点。译者闵福德采取直译策略，基本保留了原诗对仗的句式结构和自然意象所营造的意境美，实现了对诗歌形式美与表层意境美的初步补偿。由于单纯直译无法传递原文关键的谐音双关及其深层的政治文化内涵。因此，他采用了文外补偿手段，在译文后附加注释，明确指出中文词汇“cool”对应“qing”即清朝国号，“bright”对应“ming”即明朝国号。闵德福采用了直译和文外加注的策略最大限度地补偿了原文诗句的对仗形式美，补偿了双关缺失、政治象征流失及诗意削弱的审美损失，有效传递了诗句的美。
5. 结语
翻译补偿的视角给武侠小说的翻译提供了新的空间和思路。本研究以翻译补偿理论为指导，对闵福德翻译的武侠小说《鹿鼎记》英译本展开探讨。本研究从语言、文化与审美三个补偿维度剖析该理论及相关策略在武侠文学英译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旨在更有效地促进中国民族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同时也为民族典籍的英语翻译研究贡献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