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减负对劳动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

Study on the Impact of Social Security Burden Reduction on Labor Income Distribution

摘要: 在优化初次分配结构、提升劳动报酬占比的政策目标下，本文聚焦2019年《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的实施，将其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15~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减轻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第一，社保降费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高负担企业相对于低负担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了0.64个百分点；第二，企业社保缴费负担每增加1个单位，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约1.99个百分点；第三，安慰剂检验和平行趋势检验验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研究结论为通过社保制度改革促进收入分配公平、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实证依据。

Abstract: Under the policy goal of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primary distribution and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labor remuner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Plan for Reducing Social Insurance Premium Rates” in 2019, treating it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the data of Shanghai and Shenzhen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5 to 2023,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is adopted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the reduction in social insurance contribution burden on the labor income share of enterprises.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social insurance premium reduction policy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labor income share of enterprises, with the labor income share of high-burden enterprises increasing by 0.64 percentage points compared to that of low-burden enterprises. Second, for every one-unit increase in the social insurance contribution burden of enterprises, the labor income share increased by approximately 1.99 percentage points. Third, placebo tests and parallel trend tests verified the robustness of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promoting fair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advancing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social insurance system reform.

1. 引言

中国经济社会已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成为重要战略目标[1]。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在收入分配领域的突出表现——尤其是劳动收入分配不均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瓶颈。

当前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收入分配不合理是发展不平衡的重要表现，会影响经济长期增长和社会稳定，因此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差距和优化格局成了社会焦点。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是初次分配、再分配与三次分配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初次分配环节，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依据各自贡献获取相应报酬。劳动收入份额从宏观经济视角表现为劳动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直观反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在微观企业层面体现为劳动者报酬在资本、土地等全部要素收入中的比重，揭示生产要素的分配结构。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GDP年均增长超9%带动国民收入提高，但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从1996年的50.02%降至2012年的41.05%，比其他国家低5~10个百分点，近年虽有回升仍处低位[2]。研究表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会加剧收入分配问题、扭曲经济结构，其作为再分配基础对收入分配最终格局影响重大，因此如何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成为当前学术界研究热点。

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在调节收入分配格局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长期以来，我国较高的社会保险缴费率对企业和个人构成了显著负担[3]。尤其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与人口老龄化趋势叠加的背景下，社会保险制度改革逐步确立了“降低费率、强化征管、做实费基”的核心逻辑[4]。2019年《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的实施，通过引入全口径平均工资核定缴费基数等系统性举措，标志着社保减负政策进入全面深化阶段。这一改革不仅直接重塑了企业的成本结构，更通过劳动力市场机制对收入分配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为探究劳动收入份额的动态变化提供了重要的政策观察窗口。

本文深入探究社会保险减负政策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内在联系。目标构建一个系统性的分析框架，阐释社保减负如何通过优化企业成本结构、调节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以及增强员工激励效应等多重途径最终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剖析政策影响的动态演变特征，揭示其对不同产业类型以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区域所产生的差异化影响，并识别背后的关键驱动因素与变化轨迹。本研究从要素收入分配视角阐释社保减负的影响机理，为优化社保减负策略提供决策支持。

2. 文献综述

2.1. 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

劳动收入份额指劳动报酬在经济体新创造价值中的占比，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核心，是影响收入分配格局的关键因素。近年来研究发现，世界各国普遍出现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趋势。

传统解释视角聚焦宏观层面，强调资本与劳动要素的替代效应对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代表性观点包括偏向性技术进步、资本价格下降导致的资本劳动替代与资本深化。但Oberfield和Raval [5]指出，宏观效应本质上由微观企业行为决定，总量生产函数视角仅能提供不完整解释。越来越多学者由此转向微观企业视角解析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微观企业层面资本与劳动的替代效应研究延续传统宏观视角，认为资本与劳动的替代性及要素相对价格变化驱动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核心假设为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关系。学者们从资本劳动相对价格与替代弹性[6]、资本市场配置效率[7]、人力资本积累[8]、企业金融化[9]、投资税收激励[10]、企业避税[11]及间接税税负[12]等角度展开解释。

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不完全竞争性的影响研究中，企业在产品市场的市场力量决定经济租金规模，在劳动力市场的议价能力决定租金在资本与劳动间的分配。沿此思路，学者们分析了劳动力议价能力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13] [14]。

2.2. 社保减负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三方面：社保缴费负担对企业社保参与、劳动力市场行为及经营行为的影响。社保缴费负担与企业社保参与的研究中，学术界普遍认为，缴费负担越重，企业社保参与程度越低。封进[15]基于企业缴费数据发现，法定缴费率与实际缴费率呈倒U型关系，适当降费可提高参保程度并缓解基金收入下降。社保缴费负担与企业劳动力市场行为是现有文献的核心内容，但结论尚未统一。马双等[16]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研究表明，政策缴费率每增1个百分点，职工工资和雇佣人数分别下降0.60%和0.80%。社保缴费负担对企业经营行为的影响研究中，唐珏、封进[17]指出，缴费负担提高劳动力相对价格，促使企业增加固定资产投资以替代劳动力投入。

2.3. 社保政策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关联机制

张子尧等[18]基于CES生产函数模型，从要素替代与互补效应及市场力量机制展开研究，发现社保缴费负担上升改变劳动相对价格，通过资本与劳动的替代或互补关系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秦芳等[19]以《社会保险法》实施为冲击，发现社保征管加强产生收入效应，提高企业合规性，促使企业足额缴纳社保并增加劳动报酬，直接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且替代效应不显著。宋弘等[20]发现，社保缴费率下降降低企业用工成本，提高劳动雇佣规模，间接提升劳动收入份额。

现有研究尚存在一定不足，关于社保减负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研究较少，尤其缺乏基于2019年社保降费政策的实证分析；多从单一角度分析影响机制，缺乏系统性理论框架；对企业异质性特征在政策传导中的作用关注不足。

3. 政策背景与理论分析

3.1. 政策背景

2019年《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的出台，源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与宏观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是统筹社保制度改革与经济政策调整的重要制度安排。

长久以来，我国企业社保缴费呈现费率居高不下，区域差异明显的现象。多数省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单位缴存比例阶段性维持在19%的高位；叠加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险种的支出后，便构成了企业用工成本中不容忽视的重负。这种高负担结构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形成显著制约，既挤压其利润空间，又限制了扩大再生产与创新投入能力，阻碍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特别是在缴费基数核定方面，长期以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作为计算标准，这一设计忽略了私营单位员工的实际收入水平，造成缴费基数与真实工资收入之间的显著偏离。这种制度设计不仅增加了低收入群体和相关企业的缴费压力，同时也降低了市场主体的参保意愿，形成了制度运行中的结构性障碍。

社会保障基金运行的区域失衡同样不容忽视。尽管全国养老保险基金整体保持收支平衡且有所结余(2018年累计结余约4.8万亿元)，但部分地区因人口老龄化深化、制度抚养比攀升面临较大收支压力，另一部分地区则存在资金沉淀现象。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不完全实现进一步加剧了地区间政策差异，制约了劳动力要素跨区域流动与制度公平性提升。

2019年我国经济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升级关键期，面临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强与内部结构性调整的双重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减税降费政策组合成为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重要选择。社保降费作为“降成本”政策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不仅能够直接降低企业用工成本，还与其他税费改革措施形成协同效应，共同为企业发展“减负松绑”，有效增强经济内生动力。这一改革举措有效应对了企业负担过重、社保机制不完善、基金收支失衡与经济转型需求等多重挑战。它既缓解了当前企业面临的经营压力，又推进了社保制度机制的根本性完善，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实践探索。

3.2. 理论模型构建

为了明确社保降费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理论机制，我们构建一个简化的企业生产和要素分配模型。假设企业采用常替代弹性(CES)生产函数：

$Y=A{\left[\alpha K^{\rho }+\left(1-\alpha \right)L^{\rho }\right]}^{1/\rho }$ (1)

其中，$Y$ 为产出，$K$ 为资本投入，$L$ 为劳动投入，$A$ 为全要素生产率，$\alpha$ 为资本密集度参数，$\rho$ 为替代参数。要素间的替代弹性定义为$\sigma =1/\left(1-\rho \right)$ 。当$\sigma <1$ (即$\rho <0$ )时，资本与劳动呈互补关系；当$\sigma >1$ (即$\rho >0$ )时，资本与劳动呈替代关系。

企业的劳动成本包括货币工资$w$ 和单位劳动力的社保缴费$t_i$ 。$t_i$ 反映企业$i$ 所面临的社保政策约束强度，其数值越高，企业负担越重。企业的总劳动成本为$\left(w+t_i\right)L$ 。

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要素报酬等于其边际产出：

$w+t_i=\frac{\partial Y}{\partial L}=A\left(1-\alpha \right){\left[\alpha K^{\rho }+\left(1-\alpha \right)L^{\rho }\right]}^{\left(1-\rho \right)/\rho }{L}^{\rho -1}$ (2)

$r=\frac{\partial Y}{\partial K}=A\alpha {\left[\alpha K^{\rho }+\left(1-\alpha \right)L^{\rho }\right]}^{\left(1-\rho \right)/\rho }{K}^{\rho -1}$ (3)

其中，$r$ 为资本租金成本。

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Labor Share, LS)定义为劳动者报酬占总产出的比重：

$\text{LS}=\frac{wL}{Y}$ (4)

由于劳动者实际获得的货币工资为$w$ ，而企业支付的总劳动成本为$\left(w+t_i\right)$ ，我们可以将LS重新表述为：

$\text{LS}=\frac{\left(w+t_i-t_i\right)L}{Y}=\frac{\left(w+t_i\right)L}{Y}-\frac{t_{i}L}{Y}$ (5)

根据式(2)，等式右边第一项$\frac{\left(w+t_i\right)L}{Y}$ 实为劳动的边际产出份额。将(2)式变形可得：

$\left(w+t_i\right)=\frac{\partial Y}{\partial L}=\left(1-\alpha \right){\left(\frac{Y}{L}\right)}^{1-\rho }{A}^{\rho }$ (6)

将其代入(5)式，得到劳动收入份额的精确表达式：

$\text{LS}=\left(1-\alpha \right)A^{\rho }{\left(\frac{Y}{L}\right)}^{-\rho }-\frac{t_{i}L}{Y}$ (7)

该表达式清晰地表明，劳动收入份额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出份额减去社保缴费份额。

3.3. 理论预期与作用机制

社保降费作为缓解企业用工成本压力、优化要素收入分配的重要政策工具，其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可通过直接成本效应、要素替代效应及长期激励效应三重机制传导。从理论逻辑看，社保降费既会通过短期成本调整直接作用于劳动报酬分配，也会通过改变要素相对价格引导企业优化投入结构，还会在长期激发企业活力以提升劳动生产率，最终共同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以下结合具体机制展开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设。

机制一：直接成本效应

保降费直接降低了企业雇佣劳动的总成本$\left(w+t_i\right)$ 。在短期资本劳动比$\left(K/L\right)$ 相对固定的情况下，产出$Y$ 和劳动的边际产出$\partial Y/\partial L$ 变化不大。由式(5)可见，$t_i$ 下降将直接导致社保缴费份额$\frac{t_{i}L}{Y}$ 降低。企业节约的这部分成本，一部分可能转化为利润，另一部分则可能通过工资谈判等渠道转化为劳动者收入的增加，即$w$ 上升，从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LS显著提升。该效应的大小与企业原有的缴费负担$t_i$ 成正比。

机制二：要素替代效应

社保降费实质性地降低了劳动相对于资本的有效价格$\left(w+t_i\right)/r$ ，企业将因此调整要素投入结构。若资本与劳动呈替代关系($\sigma >1$ )，企业将倾向于用劳动替代资本，导致资本劳动比$\left(K/L\right)$ 下降。若资本与劳动呈互补关系($\sigma <1$ )，企业增加劳动投入的同时也需要增加资本投入，但资本劳动比$\left(K/L\right)$ 的变化方向不确定，取决于具体参数。要素投入结构$\left(K/L\right)$ 的变化将通过影响劳动的边际产出$\partial Y/\partial L$ 和产出$Y$ ，进而影响式(6)中的劳动的边际产出份额$\left(1-\alpha \right)A^{\rho }{\left(Y/L\right)}^{-\rho }$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经济的要素替代弹性$\sigma$ 通常小于1。在此前提下，劳动投入的增加会提升资本的边际产出，从而在均衡中拉动劳动边际产出的上升，最终使劳动收入份额LS进一步获得提升。

机制三：激励效应

社保降费还可能产生积极的激励效应。缴费负担的减轻改善了企业的现金流和利润预期，可能激励企业增加对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如培训)或采纳更先进的劳动互补型技术，从而提升劳动生产率。生产率的提升会推高劳动者的边际产出和谈判地位，进而促使工资$w$ 增长，从另一个渠道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正向影响。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待检验的研究假设：

假设1：社保降费政策会显著提高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

假设2：社保降费政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在原本社保缴费负担$t_i$ 更重的企业中更为显著。

4. 研究设计

4.1. 数据来源与政策背景

2019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方案》，明确降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调整社保缴费基数政策。该政策通过减轻企业社保缴费负担稳定就业、降低企业成本，为本研究提供理想的准自然实验情景。选取2015~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数据来自CSMAR、Wind和RESSET数据库。参考既有研究，剔除ST、ST、PT类、金融类及关键变量缺失的公司，以避免行业特性偏差；剔除异常值和缺失值较多的样本，提高数据完整性；对连续变量进行前后1%的缩尾处理，增强参数估计有效性。

4.2. 变量定义

4.2.1. 被解释变量

企业劳动收入份额(LS)：衡量企业劳动者收入在增加值中的占比。采用要素分配法计算，即劳动者报酬与企业营业盈余、固定资产折旧之和的比值，其中劳动者报酬以“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表征。

4.2.2. 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企业社保缴费负担(${\text{ss\_burden}}_{it}$ )，测度方法如下：

${\text{ss\_burden}}_{it}=\text{ln}\left(社保缴费基数下{限}_{it}\right)-\ln \left(最低工资标{准}_{it}\right)$ (8)

该指标直接反映企业面临的社保政策约束强度：比值越大，表明缴费基数下限远高于最低工资标准，企业负担越重；比值接近0，表明负担相对较轻。其优势在于：直接捕捉2019年社保降费政策的差异化影响；规避采用实际缴费额等企业内生决策变量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基于政策制度参数构建，外生性较强。

双重差分设计中，处理组变量(Treat)基于企业2015~2018年社保缴费负担均值划分，高于全样本中位数的企业为处理组(Treat = 1)，反之为控制组(Treat = 0)。时间虚拟变量(Post)在2019年及之后赋值为1，之前为0。交互项(DID)即$\text{DID}=\text{Treat}\times \text{Post}$ ，用于捕捉政策对不同负担水平企业的差异化影响。处理组设计利用了2019年社保降费“一刀切”政策的异质性影响特征。虽然政策对所有企业统一实施相同的费率下调，但原本社保负担较重的企业能够从中获得更大的成本节约，因此将政策前社保负担高于中位数的企业设为处理组、低于中位数的设为控制组，能够有效识别政策的差异化冲击强度。这种基于政策前历史特征的分组方式既避免了企业因预期政策而内生调整的选择偏差问题，又充分利用了统一政策在不同负担水平企业间产生的外生变异，使得DID方法能够通过对比高低负担企业在政策前后的相对变化来准确识别社保降费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因果效应。

4.2.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主要涉及企业特征和财务特征等方面。在企业特征方面，采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表征企业规模(Size)。在财务特征方面，通过净利润与总资产的比值来量化企业盈利能力(ROA)，通过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例来衡量企业的财务风险即资产负债率(Lev)，通过固定资产净值与总资产的比例来反映企业的资本结构即固定资产比率(FIXED)，以及通过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的比值来表征企业成长性(Growth)。表1显示劳动收入份额(LS)存在显著变异，这为双重差分(DID)模型识别政策效应提供了良好的数据基础。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main variables

表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S	17,874	0.1383		0.0952		0.0117			0.5715
DID	17,874		0.2730		0.4455		0.0000	1.0000
ss_burden	17,874		1.0077		0.2065		0.2841	1.5064
Size	17,874		22.6726		1.2737		19.7446	26.4438
ROA	17,874		0.0341		0.0641		−0.3750	0.2552
Lev	17,874		0.4373		0.1935		0.0487	0.9203
FIXED	17,874		0.2094		0.1575		0.0018	0.7211
Growth	17,874		0.1387		0.3835		−0.6479	3.7051

4.3. 模型设定

为考察社保缴费负担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构建固定效应模型：

$\text{LS}{1}_{it}={\beta }_0+{\beta }_1\times {\text{ss\_burden}}_{it}+{\beta }_2\times {\text{DID}}_{it}+{\beta }_3\times X_{it}+{\gamma }_i+{\delta }_t+{\epsilon }_{it}$ (9)

$\text{LS}{1}_{it}$ 为企业i在t年的劳动收入份额；${\text{ss\_burden}}_{it}$ 为核心解释变量，${\beta }_2$ 为重点关注系数，若显著为正，表明缴费负担增加提升劳动收入份额；${\text{DID}}_{it}$ 为双重差分交互项，控制政策冲击的异质性影响；${\beta }_0$ 为常数项；${\gamma }_i$ 、${\delta }_t$ 分别为企业与年份固定效应；$X_{it}$ 为控制变量集合；${\epsilon }_{it}$ 为随机扰动项。模型纳入企业固定效应${\gamma }_i$ ，以控制企业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异质性(如企业文化、行业属性)；年份固定效应${\delta }_t$ 则用于控制所有企业共同面临的时间趋势与宏观冲击(如经济周期、政策环境)。在统计推断层面，采用企业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处理企业内部观测值的序列相关问题，提高估计可靠性。

5. 实证分析

5.1. 基准回归

表2报告基准回归结果，双重差分交互项(DID)系数为0.0064，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t = 2.89, p = 0.004)，表明2019年社保降费政策使高负担企业相对于低负担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提升0.64个百分点，证实政策通过减轻企业缴费压力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的预期效果，验证了研究假设1。

社保缴费负担(ss_burden)系数为0.0199，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t = 1.81, p = 0.071)，表明企业社保政策约束强度每增加1个单位，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约1.99个百分点，印证社保制度设计中缴费基数与最低工资差距对劳动分配的显著影响。结合DID交互项的显著正向效应，该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2，即社保降费政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在原本社保缴费负担更重的企业中更为显著。

企业规模(Size)、盈利能力(ROA)、资产负债率(Lev)和成长性(Growth)的系数均显著为负。大型企业多采用资本密集型生产模式，对劳动要素依赖程度低，这使得企业规模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负向影响。高盈利企业往往更注重资本积累，而非提高劳动报酬。资产负债率高的企业背负较大财务压力，为保证资金链稳定，会选择控制人工成本。高成长企业处于扩张阶段，资源大多投向资本投入，而非劳动报酬。

从经济意义看，本研究DID系数0.0064虽统计显著，但数值与既有研究存在差异：秦芳等关于《社会保险法》实施的DID系数为0.013，张子尧关于社保征管加强的系数为−0.0175。这种差异源于政策类型不同——本研究聚焦“降费”(减轻企业负担)，而既有文献多关注“征管加强”(增加企业负担)，降费的正向效应通常小于征管加强的负向效应，符合“损失厌恶”行为特征。以劳动收入份额均值0.1526为基准，0.64个百分点的提升相当于4.2%的相对增幅，即企业每100元增加值中劳动者多获得0.64元报酬，具有明确宏观政策意义。

Table 2.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on the impact of social security fee reduction policies on labor income share

表2. 社保降费政策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t值	p值	95%置信区间
DID	0.0064***	0.0022	2.89	0.004	[0.0020, 0.0107]
ss_burden	0.0199**	0.0110	1.81	0.071	[−0.0017, 0.0415]
Size	−0.0215***	0.0029	−7.36	0.000	[−0.0273, −0.0158]
ROA	−0.2212***	0.0143	−15.44	0.000	[−0.2493, −0.1931]
Lev	−0.0133	0.0105	−1.26	0.207	[−0.0338, 0.0073]
FIXED	−0.0012	0.0156	−0.08	0.938	[−0.0318, 0.0294]
Growth	−0.0229***	0.0015	−15.64	0.000	[−0.0258, −0.0200]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观测值	17,874
R^2 (within)	0.2051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DID系数相对较小的原因可归结为三方面：一是研究期间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企业面临转型压力，更倾向将降费节约用于技术升级和设备更新，形成政策传导缓冲；二是ROA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企业盈利压力较大，更倾向将降费节约用于弥补亏损；三是政策在地区、企业规模和行业间执行存在异质性，稀释了平均效应。0.64个百分点的提升对劳动收入份额这一稳定指标而言已属实质性改善，结合样本覆盖数万家企业的规模，其宏观经济意义不容忽视。

5.2. 稳健性检验

5.2.1. 平行趋势检验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显示，政策实施前(2015~2018年)，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劳动收入份额差异趋势并不显著，各期系数围绕零值波动且在统计上不显著，满足平行趋势假定。政策实施后(2019~2023年)，处理组相对控制组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提升，且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这说明政策效应具有持续性(见图1)。

Figure 1. Parallel trend test plot

图1. 平行趋势检验图

5.2.2. 安慰剂检验

通过构造虚假政策实施时间(提前至2016年和2017年)验证估计可靠性的安慰剂检验中，表3显示，提前三年的虚假DID系数为0.0017 (p = 0.4727)，提前两年的系数为0.0036 (p = 0.1115)，均不显著，表明政策实施前两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无系统性差异，排除不可观测时变因素的干扰，证实因果识别有效性。

Table 3. Temporal placebo test

表3. 时间安慰剂检验

变量	(1) 提前三年	(2) 提前两年
DID系数	0.0017	0.0036
	(0.0024)	(0.002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调整R^2	0.2036	0.2039
观测值	17,874	17,874
企业数	1986	1986

5.2.3. 分割标准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处理组划分方法的可靠性，本文进一步进行了多重稳健性检验。表4展示了三种离散处理变量方法的结果。基于25%、50%、75%分位数的分割方法，DID系数分别为0.0065、0.0064和0.0066，均在5%水平显著，且系数高度一致，变异系数仅为1.8%。

Table 4. Robustness test using alternative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表4. 分割标准稳健性检验

分割方法	系数	标准误	t统计量	p值
离散处理变量方法
25%分位数分割	0.0065***	0.0022	2.89	0.004
50%分位数分割	0.0064***	0.0022	2.89	0.004
75%分位数分割	0.0066**	0.0031	2.11	0.035
连续处理变量方法
连续处理变量	0.0217***	0.0067	3.25	0.001

注：***，**，*分别表示1%、5%和10%水平显著。

为进一步验证研究结论并估计政策的边际效应，本文采用连续处理变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与传统DID方法将企业二分为处理组和控制组不同，连续处理变量方法能够捕捉政策效应随企业负担水平的连续变化特征。具体而言，本文构建连续处理变量ss_burden_pre × Post，其中ss_burden_pre为企业政策前平均社保缴费负担。该方法的核心假设是政策效应与企业负担水平成正比例关系，即负担越重的企业从降费中获益越多。表4列(7)报告了连续处理变量的回归结果。连续处理变量系数为0.0217 (t = 3.25, p < 0.01)，在1%水平高度显著。为验证连续处理方法与DID方法的一致性，我们基于样本中高低负担组的实际差异(约0.30个单位)计算连续处理方法预测的组间差异效应。结果显示，预测效应为0.0065个百分点(0.0217 × 0.30)，与DID系数0.0064基本一致，验证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连续处理变量的结果进一步支持了“精准减负”的政策导向：社保负担越重的企业从降费政策中获益越多，政策具有良好的针对性。这为进一步的社保制度改革提供了实证依据。

综合而言，4种不同方法在5%水平显著，所有方法的系数方向完全一致，且离散方法的系数高度稳定。这表明社保降费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影响不依赖于特定的分割标准选择，研究结论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6.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把2019年《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的实施当成一个类似自然实验的情况，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一种对比分析的方法，实际考察了社保减负政策对企业里劳动者收入占比的影响。结果显示，2019年的社保降费政策确实提高了企业层面劳动者收入的占比。具体来说，和那些社保负担较轻的企业比，原本社保负担重的企业在政策实施后，劳动者收入占比平均提升了0.64个百分点，这个变化在数据上是明显的。如果以样本中劳动者收入占比的平均值0.1526为参考，这个提升幅度大概相当于劳动者收入占比提高了4.2%，说明政策确实让企业新增价值中劳动者的报酬占比更高了。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提出以下推动社保制度改革与收入分配调节的协同发力的建议。

从制度设计的源头来看，应当将社保改革深度融入收入分配政策体系。通过精细打磨费率结构、持续优化征管流程，让社保制度在初次分配中充分释放调节效能。具体实践中，既要适度降费为企业松绑减负，也要通过规范缴费基数核定等举措，让劳动报酬占比的提升落到实处。

着眼企业发展的实际差异，政策实施当兼顾共性框架与个性需求。不同规模、行业属性与盈利水平的企业，对政策的承接能力各不相同。比如对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量身定制额外降费政策，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到最需要的领域，避免“一刀切”带来的资源错配。

政策的生命力在于协同。社保降费不能孤立推进，而应与税制改革、就业支持、产业升级等政策形成组合拳。通过构建“减负–增收–提效”的闭环生态，让降费的“减法”转化为居民收入的“加法”，再升级为经济效率的“乘法”，最终助力收入分配公平与共同富裕的目标照进现实。

改革的长远价值更需兼顾当下与未来。在推进降费的过程中，需建立一套动态调整机制：以经济发展水平为基、以人口结构变化为镜、以基金收支平衡为尺，既保障短期政策见效，又筑牢长期制度根基。如此，社保体系才能在调节收入分配时，既守住公平的底线，又保持运行的稳健，真正成为社会发展的稳定器与民生福祉的安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