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近年来，财经素养(Financial Literacy)已成为衡量个体适应现代社会、实现个人福祉与家庭幸福能力的关键指标，其重要性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广泛共识。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为代表的国际机构，自2012年起便将财经素养纳入其国际学生评价项目(PISA)的测评体系，标志着财经素养教育已上升为衡量国家基础教育质量与国民未来竞争力的全球性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对财经素养教育的重视程度也与日俱增，国家层面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明确要求将金融知识普及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然而，在政策大力推动和国民财富持续增长的背后，是中国家庭面临的严峻现实悖论。一方面，居民部门债务水平攀升迅速，家庭杠杆率从2012年的33.8%激增至2021年的72.2%，房产净值在家庭财富中占比畸高，城镇地区一度达到69.70%。另一方面，这种巨大的经济压力催生了一种兼具“理性计算”与“感性情绪”的“计算式焦虑”(calculative anxiety)。阎波等人的研究精辟地指出，家庭的“负财富构造”(如过度负债)会系统性地侵蚀家庭财富与稳定，是导致幸福感降低的关键心理变量。这种现象导致许多家庭尽管物质财富有所增长，但幸福感并未得到同等提升，甚至陷入了“财富越多，焦虑越重”的困境[1]。
面对这一困境，现行的财经素养教育模式暴露出其内在的局限性。当前我国的财经素养教育研究与实践，虽然在知识普及和技能培训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往往存在重“术”(skills)而轻“道”(principles)的倾向。无论是学校课程、金融机构的投资者教育，还是市场化的财商培训，其内容多侧重于金融工具的介绍、财富增值的技巧以及风险防范的策略。这种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教育范式，其底层逻辑依然根植于“理性经济人”假设，旨在提升个体实现财富最大化的效率。然而，这种范式恰恰忽视了问题的核心：指导个体与家庭进行财经决策背后的价值体系是什么？当教育内容过度聚焦于“如何赚钱”和“如何投资”时，它非但不能缓解，反而可能加剧家庭的“计算式焦虑”。它将家庭生活简化为一张资产负债表，却无法回答更根本的问题：财富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运用财富来构建一个幸福和谐的家庭生活？正如张男星等人所指出的，带有较强西方价值取向的财经素养概念并不完全适合我国的主体价值追求和文化习性[2]。
综上，当前我国的财经素养教育研究与实践，虽然在知识普及和技能培训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往往存在重“术”而轻“道”的倾向。因此，本研究提出的核心问题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我们应如何超越单纯的知识传授，构建一个以家庭幸福为终极目标的财经素养教育价值体系，并探索其有效的实现路径？
2. 理论溯源：“义利之辨”的传统内涵与现代回响
2.1. 西方财经素养教育的源流与理论模型
财经素养教育作为一个系统性的社会议题，最早在西方发达国家得到重视与发展。美国在这一领域起步较早，自2003年国会通过《财经素养和教育促进法案》并成立财经素养教育委员会以来，便将提升国民财经素养作为一项持续的国家战略。受其影响，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也相继将财经素养教育纳入国家顶层设计，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政策与实践体系。
在理论层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界定具有广泛影响力。OECD认为，财经素养是指个体为做出合理的财经决策并最终实现个人财经福祉(Financial Well-being)所需的财经意识、知识、技能、态度和行为的综合能力。这一定义的要义在于，它将财经教育的最终目标指向了“福祉”，而不仅仅是财富的积累。在实践层面，以美国高校为例，已经探索出多种教育模式，包括交互式网络课程、课堂本位教学、项目本位活动以及个体咨询等，为财经素养的普及提供了多样化的途径。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西方主流的财经素养理论模型，其底层逻辑往往根植于以“理性经济人”为假设的现代经济学，强调个体通过理性计算实现利益最大化。这种模型虽然在提升个人财务管理技能方面卓有成效，但其对文化特殊性的考量相对不足，对于幸福感等更复杂、更主观的福祉概念的关照亦有其局限性。
2.2. 国内财经素养与家庭幸福研究现状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金融市场的日趋复杂，国内学界对财经素养问题的关注度也日益提高，并产出了一系列具有本土特色的研究成果。
首先，在财经素养的本土化界定方面，中国学者致力于构建更符合国情的理论框架。其中，辛自强等人提出的财经素养“三元结构”理论颇具代表性，该理论认为财经素养是财经知识、财经能力和财经价值观三者的综合体[3]。这一结构不仅涵盖了知识与技能，更将价值观作为核心维度之一，为本研究的价值体系构建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由中国财经素养教育协同创新中心研制的《中国财经素养教育标准框架》则提供了更为细致的操作性定义，其提出的“五维三标”模型，特别是纳入了“财富与人生”这一充满人文关怀的维度，体现了对本土价值观的尊重与融合[4]。
其次，在财经素养对家庭财务行为的影响方面，国内的实证研究已积累了丰富证据。研究普遍证实，较高的财经素养水平能够引导家庭做出更优的财务决策。例如，崔泽园的研究发现，改善居民金融素养能够通过帮助家庭避免过度负债、促进家庭制定理财规划以及参与养老保险等路径，有效提升家庭金融幸福感[5]。陈蕾等人也指出，家庭预算管理、财务规划、债务管理与储蓄习惯等积极的财务行为，都与财经素养密切相关[6]。
再者，在家庭财务状况对幸福感的影响方面，研究揭示了二者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家庭负债作为一种普遍的财务压力源，被证实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其作用机制包括挤占闲暇时间、加剧心理抑郁以及导致财务困境等。阎波等人更是创造性地提出了“计算式焦虑”的概念，指出家庭的负财富构造(如过度负债)会侵蚀家庭财富与稳定，是导致幸福度降低的关键心理变量。但另一方面，研究也发现，财经素养在这一负向关系中扮演了关键的“缓冲器”角色。何启志等人的重要发现指出，认知能力和金融素养的提高有助于缓解负债对居民幸福感的负面影响。这表明，财经素养不仅能创造福祉，更能保护家庭免受财务压力的过度冲击[7]。
2.3. 现有研究评述与本研究的切入点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财经素养与家庭幸福的研究已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证实了二者间的正向关联，并初步揭示了其作用机制。然而，深入反思现有文献，仍可发现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理论空间，这也构成了本研究的核心切入点。
现有研究存在以下倾向：
重工具轻价值：大量研究将财经素养视为一种提升财富管理效率的“工具箱”，聚焦于其技术性和功能性，而对其背后应由何种价值观来引领的探讨则相对不足。
重实证轻思辨：研究多采用量化方法检验变量间的相关关系，这对于揭示现象卓有成效，但对于这些关系背后深层的文化逻辑与哲学意涵则较少触及。
重移植轻本土：部分研究在概念界定和理论框架上直接借鉴西方成果，虽具参考价值，但可能忽视了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与社会心理。正如张男星等人所指出的，带有较强西方价值取向的财经素养概念并不完全适合我国的主体价值追求和文化习性。
因此，本研究的切入点在于，响应上述研究不足，尝试从中国本土文化与哲学思想的宝库中汲取智慧，特别是将传统“义利之辨”的核心思想创造性地融入现代财经素养教育的理论建构中。
3. 理论溯源：“义利之辨”的传统内涵与现代回响
任何教育体系都深植于其所在社会的文化土壤之中。要构建一套真正符合中国国情、能够导向家庭幸福的财经素养教育体系，就必须回溯其文化根源，从传统智慧中汲取养分。
3.1. 家庭财富观念与焦虑的质性素描
纯粹的理论演绎难以捕捉现实生活的复杂肌理。通过对现有关于中国家庭财富、收入及消费观念的调查报告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勾勒出几类具有代表性的家庭画像，这些画像生动地展示了传统“义利观”在现代社会中的回响与变形，以及“计算式焦虑”的具体表现。
案例一：背负“房与孩”的焦虑中产家庭
画像与决策：典型城市双职工家庭，财富高度固化于房产。其财务决策核心是为子女教育和未来养老进行“防御型”投资，将此视为家庭最大的“义”与“利”。这驱使他们为学区房和课外辅导投入巨额资金，导致现金流紧张，生活质量和主观幸福感因对未来的精密计算和过度风险对冲而降低。
案例二：在“悦己”与“负债”间摇摆的青年家庭
画像与决策：受消费主义影响的“95后”夫妇，追求“悦己”和“体验式”消费，将其视为情绪价值与社交认同的来源。其财务决策呈“当下导向”和“情绪驱动”特征，频繁使用信贷工具“超前消费”。他们在即时“利”(个人愉悦)与长远“义”(财务稳健)间的摇摆，反映了消费社会中的价值迷失。
案例三：坚守“稳健”但错失“机遇”的传统储蓄家庭
画像与决策：信奉“勤俭持家”的退休职工，财富以银行存款为主，拒绝风险投资，认为守住财富、不给子女添麻烦是最大的“义”。这种极度保守的决策虽带来了内心的安宁，却因缺乏与时俱进的理财知识(“术”)，导致资产在通胀中面临贬值风险，损害了家庭的长远之“利”。
这三组案例清晰地表明，传统“义利之辨”的文化基因，正以新的形式嵌入现代家庭的财务决策，并与经济压力、消费文化交织，共同塑造了当代中国家庭的财富图景与焦虑来源。
3.2. “义利之辨”的历史流变与核心思想
“义利之辨”最早由先秦儒家提出，其核心思想并非对“利”(物质利益)的全盘否定，而是强调“利”必须以“义”(道义、责任、正当性)为前提和准绳。孔子提出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奠定了这一思想的基调，即一个人的品格高下，体现在他处理道义与利益关系时的价值排序。这一思想体系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层面：
以义为先：强调道义的优先性。在面对利益诱惑时，应首先思考其是否合乎道义，即“见利思义”。
以义制利：承认获取利益的正当性，但必须通过符合道义的手段，即“以义取利”。反对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的行为。
义利合一：追求道义与利益的和谐统一。最高境界的“利”是“国之大义”和“民之大福”，个人的财富追求应与家庭责任、社会贡献相结合。
这种价值观深刻地塑造了中国传统社会对财富、商业与人生的基本看法，形成了一种将经济活动与伦理道德统合思考的文化传统，这与西方文化中倾向于将财富与道德二元分化的视角有所不同。
3.3. 传统“义利观”对现代家庭财富观念的潜在影响
尽管社会形态已发生巨变，但传统“义利观”的深层影响依然可以在现代中国家庭的财务观念与行为中找到回响。
首先，传统文化中对家庭责任的“义”的强调，深刻影响着家庭的储蓄与负债行为。中国居民家庭普遍存在为未来(如子女教育、养老)而进行高储蓄的倾向，这背后是对家庭长远福祉负责的道德自觉。相应地，许多家庭对负债行为持有审慎甚至排斥的态度，认为举债是“不得已而为之”，并且碍于“面子”问题，羞于向他人开口借款。尤其是在亲友间的非正规借贷中，偿债压力不仅是经济上的，更是维持人情关系与社会声誉(“面子”)的道德压力，这使得非正规金融负债对主观幸福感的抑制作用可能更强。
其次，对子女教育不计成本的投入，是“义利观”在代际传承中的现代体现。将家庭资源优先投入到子女教育中，在许多中国父母看来，是为家庭的未来谋求最大“利益”的、不容置疑的“道义”与责任。然而，在教育资源不均衡的背景下，这种观念也演变为现代家庭“计算式焦虑”的重要来源，成为导致城市家庭陷入“负财富构造”漩涡的主要因素之一。
3.4. “义利之辨”的现代转化：构建本土化财经素养教育的文化基石
面对现代社会的复杂金融环境与普遍的财富焦虑，对传统“义利观”进行创造性转化，是构建本土化财经素养教育体系的文化基石。
第一，以“义”匡正目标：从财富最大化转向家庭福祉优先。现代社会盛行的物质主义风气，往往将财富的绝对数量作为成功的唯一标尺，这正是导致个体焦虑、抑郁和幸福感低的重要原因。以“义利观”为校准，财经素养教育的首要目标就不应是追求财富最大化，而是家庭整体福祉的提升。这意味着，任何财经决策的“利”，都应以是否增进家庭和谐、成员身心健康、未来发展这些更根本的“义”作为评判标准。
第二，以“义”规范行为：强调财务责任与审慎理性。现代转化下的“义”，可以具体化为一种对家庭、对未来的财务责任感。它要求家庭成员在面对消费、信贷、投资等决策时，具备审慎理性的态度。具备较高金融素养的个体，能够通过理性分析，识别金融风险，避免因冲动决策或过度负债而使家庭陷入财务困境，损害家庭的整体利益。从这个角度看，金融素养所培养的理性规划与风险管理能力，正是现代财务“道义”的直接体现，也是缓解负债对幸福感产生负面冲击的关键“缓冲器”。
第三，以“义”升华“利”：追求物质与精神的和谐统一。传统“义利观”追求“义利合一”的最高境界。在现代语境下，这意味着财经素养教育应引导家庭超越单纯的物质积累，追求更高层次的“利”——即精神的富足与内心的安宁。当家庭的关注点从单纯投资房产带来的焦虑，转向关注家庭成员身心健康所带来的快乐时，正是这种价值升华的体现。因此，一个成功的财经素养教育，最终应帮助家庭成为财富的主人，而非其奴隶，利用财富去实现家庭成员的全面发展与人生价值，这才是通往真正幸福的“大道”。
综上所述，将传统“义利之辨”的智慧融入财经素养教育，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统义利观和现代经济金融价值相融合，正是构建具有“世界视野、中国特色”的财经素养教育体系的核心所在。
4. 体系建构：以“幸福之道”为导向的家庭财经素养教育价值体系
在对“义利之辨”的文化内涵与现代价值进行溯源之后，本章的核心任务在于，立足于中国文化背景，并整合现有研究成果，建构一套以“幸福之道”为最终导向的家庭财经素养教育价值体系。这一体系旨在超越单纯的财富最大化目标，将家庭的整体福祉作为财经决策的根本准绳，为财经素养教育提供明确的价值引领。
4.1. 价值基石：从财富最大化到家庭福祉优先
传统财经教育模式往往隐含一个前提，即其目标在于帮助个体实现财富最大化。然而，大量研究与社会现实表明，财富增长与幸福感提升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单纯追求物质财富，反而可能使家庭陷入永无止境的攀比与“计算式焦虑”之中，最终侵蚀而非增进家庭幸福。阎波等人(2024)提出的家庭幸福度公式
生动地揭示了这一点：家庭幸福度(h)不仅取决于财富构造值(
)，更与作为分母的计算式焦虑(
)成反比。
因此，本研究提出的价值体系，其基石在于实现一个根本性的目标转换：从“财富最大化”转向“家庭福祉优先”。这意味着，财经素养教育的根本目的，不是教会家庭如何赚取最多的钱，而是引导家庭学习如何运用财经知识与工具，去经营和创造一个财务健康、关系和谐、充满安全感的幸福生活。这一基石与OECD将财经素养的最终目标指向实现“财经福祉”(Financial Well-being)的理念不谋而合，并为整个价值体系确立了“以人为本，幸福至上”的核心导向。
4.2. 价值维度一：审慎稳健——财务健康的“义”
在“家庭福祉优先”的基石之上，本价值体系的第一个维度，是将传统“义利观”中的“义”现代化，诠释为家庭在财务管理中应尽的责任与道义，其核心是追求审慎稳健，确保家庭的财务健康。
一个家庭对内、对外都负有财务责任。对内，有责任保障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与未来发展；对外，有责任履行契约、偿还债务。因此，保持财务健康本身就是一种“义举”。这一价值维度包含以下要点：
理性的债务管理：负债是现代家庭无法回避的经济行为，但过高的债务会显著抑制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因此，审慎的价值导向要求家庭基于自身偿还能力进行理性借贷，避免因过度负债而陷入财务困境与心理抑郁。
有效的风险防范：投资是财富增值的必要手段，但必须以风险可控为前提。该价值导向倡导家庭进行分散投资，并基于充分的知识储备和理性判断做出决策，而非盲目跟风或投机炒作。
构建财务韧性：家庭应通过合理的储蓄和应急规划，建立抵御外部风险的“护城河”，降低家庭的“财务脆弱性”，从而在面对失业、疾病等突发冲击时，能够保持生活的稳定与尊严。
4.3. 价值维度二：和谐共享——家庭关系的“利”
如果说审慎稳健是家庭的“义”，那么和睦融洽的家庭关系，则是家庭所能收获的、超越物质财富的根本“利”。本价值体系的第二个维度，是将“利”的概念从个人经济收益，升华到家庭关系的和谐与成员的共同成长。
财务问题是导致家庭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一个以幸福为导向的价值体系，必须将财务管理视为促进家庭凝聚力的工具，而非触发矛盾的导火索。这一价值维度倡导：
开放的财务沟通：鼓励家庭成员，特别是夫妻之间，就收入、支出、负债和理财规划等问题进行坦诚、定期的沟通。透明与信任是化解财务分歧、减少猜忌的基础。
共同的财务目标：引导家庭成员共同设定短期(如旅行)、中期(如购房)和长期(如养老)的财务目标。共同的目标能够将个体凝聚成一个为共同梦想而努力的团队，增强家庭的向心力。
公平的责任分担：家庭的财务责任应由成员共同承担，反对将财务压力完全推给某一个人的做法。通过共同记账、联合决策等方式，培养所有成员的参与感和责任感，将“你的钱”“我的钱”转变为“我们家的钱”。
4.4. 价值维度三：长远发展——代际发展的“道”
“道”在中国哲学中意指根本规律与长远之道。本价值体系的第三个维度，是将家庭的财经规划置于一个更长远、跨越代际的视野中，追求家庭能力与价值的永续发展。
这不仅关乎财富的传承，更关乎智慧与价值观的传承。其核心要点是：
可持续的未来规划：财经素养教育应引导家庭进行覆盖整个生命周期的财务规划，特别是为养老和退休生活做好充分准备。积极参与社会养老保险和配置商业养老保险，是实现未来财务安全的重要途径。
理性的教育投资：承认对子女教育的投资是家庭实现长远发展的重要财富构造行为，但同时要警惕由此产生的过度焦虑。价值体系应引导家庭根据自身能力，进行理性的、可持续的教育投资，注重培养子女的综合素质，而非陷入军备竞赛式的焦虑消费。
价值观的代际传承：物质财富的传承是有限的，而财富价值观的传承是无限的。父母最重要的责任，是向下一代传递审慎稳健、和谐共享的理财观念。从幼儿园、小学到大学，系统性的财经素养教育应贯穿始终，在家庭内外共同塑造下一代健康的财富观，这才是家庭永续发展的根本之道。
5. 路径探索：中国文化背景下家庭财经素养教育的实现路径
一个科学的价值体系，其生命力在于实践。在第三章构建了以“幸福之道”为导向的家庭财经素养教育价值体系之后，本章旨在探索如何将这一价值体系从理论蓝图转化为可行的实践路径。本文认为，这一路径的实现需要国家社会、学校社区、家庭个人三个层面协同发力，形成一个自上而下引导与自下而上实践相结合的良性生态系统。
5.1. 宏观路径：国家政策与社会环境的营造
国家的顶层设计与社会文化氛围，是塑造国民价值观、引导个体行为的根本力量。要在全社会范围内推行以幸福为导向的财经素养教育，离不开宏观层面的支持与引导。
深化国家金融教育战略的价值内涵。我国已出台《中国金融教育国家战略》等重要政策，强调要将金融知识普及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切实提高国民金融素养。在此基础上，未来的政策应更加明确地注入“以人为本，幸福至上”的价值导向。政策目标不应仅仅停留在金融知识的普及，更应强调对非理性负债行为的警示、对金融消费者心理健康的关怀，引导金融机构在发展业务的同时，承担起维护家庭财务健康的社会责任。
加强对诱导性金融产品的规制。近年来，市场上出现的“彩礼贷”“墓园贷”等金融产品，利用社会热点和家庭焦虑进行营销，本质上是构造家庭“负财富”的行为，加剧了社会的“计算式焦虑”。宏观监管部门应加强对此类产品的规制，抑制其对家庭福祉的侵蚀作用，净化金融市场环境，为家庭的理性决策提供制度保障。
营造健康积极的社会财富观。社会舆论与主流文化对家庭的财富观念影响深远。大众传媒应积极倡导和宣传审慎稳健、勤劳致富、义利并举的财富价值观，批判和纠正物质主义、一夜暴富和奢靡消费等不良风气。通过营造一个崇尚奋斗、尊重劳动、鼓励理性的社会文化环境，可以从根本上缓解家庭因外部攀比而产生的财务压力与心理焦虑，为财经素养教育的内化提供有利的外部条件。
5.2. 中观路径：学校教育与社区协同的推进
学校和社区是连接国家与家庭的中间环节，是财经素养教育系统化、规模化推进的关键阵地。
深化与活化学校财经素养课程体系。《中国财经素养教育标准框架》为我国学校开展财经素养教育提供了权威指南。未来的实践应在此框架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其价值内涵，尤其应将“财富与人生”这一维度作为核心进行延展教学，将审慎稳健、和谐共享、长远发展的价值观有机融入课程内容。这正是为了研制出符合我国主体价值追求、文化习性和学习者特点的本土化标准。
借鉴国际经验，创新教育实践模式。美国高校在财经素养教育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其多元化的模式值得我们借鉴。我国各级学校与教育机构可以因地制宜，探索和推广：
课堂本位模式：在中小学及大学开设兼具知识性与价值性的个人理财或家庭财务管理课程。
项目本位模式：围绕“双十一”消费、防范金融诈骗等现实议题，组织专题研讨会、社会实践和项目式学习，提升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个体咨询模式：在高校设立学生财务支持中心或引入朋辈辅导，为面临学费贷款、消费困境的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咨询与指导。
强化“政校社企”的协同合作。财经素养教育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力量的协同合作。应鼓励学校与地方政府、社区中心、金融机构、公益组织等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开发教育资源、培训师资、举办面向学生和家长的普及活动，形成教育合力，打通财经素养教育进入社区和家庭的“最后一公里”。
5.3. 微观路径：家庭内部的实践与传承
家庭是财经素养教育的起点和最终的落脚点。家庭内部的氛围与实践，直接决定了个体财经价值观的形成与巩固。
倡导开放平等的家庭财务沟通。打破“谈钱伤感情”的传统禁忌，将财务沟通作为家庭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议家庭设立定期的“财务沟通日”，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可以就家庭收支状况、消费计划、储蓄目标等进行开放式讨论，共同制定预算。这种沟通不仅能有效化解潜在的财务矛盾，更能培养家庭成员的共同责任感和团队意识。
建立以幸福为导向的家庭财务决策习惯。在进行重大的财务决策时(如购房、投资、大额消费)，家庭应将“这项决策能否增进我们家庭长远的幸福感”作为核心考量标准，而不仅仅是计算其经济回报。这要求家庭成员共同评估决策可能带来的财务压力、时间成本以及对家庭关系的潜在影响，学会为了家庭整体的安宁与和谐而做出必要的取舍。
强化父母作为价值观传承的第一责任人。价值观的传承更多依赖于耳濡目染和言传身教。父母是子女财经素养教育的第一任老师，其自身的消费习惯、储蓄行为、风险态度以及对财富的看法，将直接塑造子女的“金钱观”。因此，父母应努力提升自身的财经素养，为子女树立一个理性、审慎、乐观、向上的榜样，将审慎稳健、和谐共享、长远发展的价值理念，内化为代代相传的“家风”，这才是实现家庭幸福之道最根本、最坚实的路径。
6. 结论
为应对中国家庭日益普遍的财富焦虑及现有财经教育“重术轻道”的偏向，本研究旨在构建一套根植于本土文化、以家庭福祉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研究批判了以西方“理性经济人”为基础、单纯追求财富最大化的教育模式，认为该模式无法导向家庭幸福，反而可能加剧“计算式焦虑”。通过借鉴日韩等东亚社会的经验，以避免简单的中西二元对立，研究能更精准地定位“中国模式”。
本研究的核心任务是对中国传统“义利之辨”进行现代转化，并以此为基石，建构一个以“家庭福祉优先”为原则的价值体系。该体系包含三大维度：审慎稳健，保障家庭财务健康，和谐共享，将财务管理转化为促进家庭和谐的工具，着眼长远，实现家庭能力与幸福感的代际传承。最后，研究从宏观(政策文化)、中观(学校社区)和微观(家庭实践)三个层面，探索了该价值体系的具体实现路径，为理论框架的实践转化提供了方向性建议。
基金项目
2021年度广西财经素养教育研究专项课题：财经素养教育对家庭幸福影响的研究(2021ZJY8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