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诗歌翻译差异研究——以《自我之歌》两译本为例
A Study on Discrepancies in Poetry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nctional Equivalence Theory—A Case Study of Two Chinese Versions of Song of Myself
摘要: 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为翻译对等性研究提供了核心分析框架。本文立足该理论视角,以沃尔特·惠特曼诗歌《自我之歌》的楚图南与李野光中译本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两译本在语言形式、文化意象及读者接受层面的差异性处理,探究诗歌翻译中功能对等的实现路径与动态特征。研究结合文本内部的语言特征分析与外部的社会文化语境,揭示译者策略差异对等效翻译的影响,最终论证功能对等理论在诗歌翻译实践中的适用性及其对翻译批评的理论价值。
Abstract: Eugene Nida’s Functional Equivalence theory provides a key theoretical paradigm for core translation equivalence research. Using this theory as its framework and employing a methodology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close reading, this study conducts a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of two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Walt Whitman’s Song of Myself by Chu Tunan and Li Yeguang. It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discrepant features presented in the two versions at the levels of lexicon, syntax, stylistic form, and cultural imagery, delving into the translators’ strategic choices reflected in these differences. By integrating internal textual analysis with extern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this research aims to reveal the dynamic application mechanism of the Functional Equivalence principle in poetry translation practice. Furthermore, it seeks to evaluate the explanatory power and guiding value of this theory for poetry translation criticism, thereby providing concrete case support for studie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equivalence.
文章引用:比拉力江·艾尼瓦尔. 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诗歌翻译差异研究——以《自我之歌》两译本为例[J]. 现代语言学, 2025, 13(9): 556-560. https://doi.org/10.12677/ml.2025.1391012

1. 引言

中国现当代翻译的先驱者严复先生曾提出“信、达、雅”,作为翻译的标准,“信”被严复放在第一个,可见其重要性。严复认为“信”在于翻译过程中忠于原文,这是一种对“创造性叛逆”的辩证否定。同时,卡特福德也提出他对翻译的态度:“翻译是一项对语言进行操作的工作:即用一种语言的文本来替代另一种语言的文本的过程。”[1]从严复和卡特福德的观点来看,翻译过程是十分讲求严谨性的,而且译文与原文需要尽量对等或者等值。除此之外,翻译对等理论在雅各布逊、纽马克等学者的继承和发展中提升到一个新的理论水平,因此,无论是雅各布逊的语言对等还是纽马克的语义对等,都不尽完美,前者的翻译对等理论偏向内容,尤其是语言内部的翻译对等,后者则更侧重于形式上的翻译对等。美国学者尤金·奈达的翻译理论则在“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的[2]基础上提出了“功能对等理论”,尤金·奈达在《语言与文化:翻译中的语境》一书中提出了有关对等理论的相关论述,他的功能对等理论不仅关注语言本身,也关注到了相关的语体、文本以及文本相关的文化语境的翻译对等。沃尔特·惠特曼是美国著名自由体诗人,其创作的《草叶集》是19世纪最伟大的美国自由体诗集之一,目前国内主要有六种译本,其中,楚图南和李野光分别译出了两种《草叶集》的选译本,其中两人都对其中的一首著名诗歌Song of Myself进行了翻译,这两个译本在翻译方法等方面都各有特点,也是惠特曼诗歌传入我国之后非常具代表性的两个译本。因此本文将论述范围置于奈达提出的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对楚图南、李野光两位学者翻译的惠特曼的名作Song of Myself进行翻译对等的实现的研究,得到翻译对等实现的可能性。

2. 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研究

尤金·奈达(Eugene A. Nida)是功能对等理论的提出者,在其著作《翻译科学探索》《语言与文化:翻译中的语境》中都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功能对等理论不仅对译作和原文语言的对应作了相关的研究,同时,功能对等理论还有更重要的翻译理论内涵:“‘最对等’指功能与信息达到最大的对等,‘最自然’强调译文尽可能符合译语的表达习惯,‘最贴切’指原语信息与译语再现信息时能够最大程度地达到契合,其精粹在于译语读者的反应与原语读者的反应基本相似”[3],“对等”、“自然”和“贴切”这三个词均传达出翻译对等的重要性,以及译文和原文尽可能对等、等值的基本要求,这是奈达在《语言与文化:翻译中的语境》一书中的大致观点和理论依据,同时也是功能对等的理论基础。在他的另一本重要著作《翻译科学探索》中,奈达从语法、语义、文化语境等几个方面对翻译对等理论作了阐述,结合奈达的两本著作和翻译学者的相关研究,我们有理由认为,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兼顾内容和形式上的翻译对等,同时也考虑到了“译文接受者和译文信息之间的关系与原文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4],可以说,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将原文、译文、作者、译者、读者这些翻译过程中的要素都联系起来,也将翻译思维、文化语境、语义语法理论提供很好的阐释依据。

3. 沃尔特·惠特曼Song of Myself中译本研究

沃尔特·惠特曼是19世纪最伟大的美国自由体诗人之一,其中的Song of Myself (《自我之歌》)是惠特曼于19世纪创作的诗集《草叶集》中的第一首诗。由于《草叶集》中的诗歌数量庞大,很多中文译著只是《草叶集》的选译,虽然很多译本是《草叶集》的选译,但是这些译者几乎都会将它开篇的第一首诗Song of Myself译出。这首诗同时也是惠特曼文学创作思想的聚合,惠特曼倡导的自由平等和以人为本的精神在这首诗中得以体现,惠特曼很明确地表示这样的诗篇就是在“写我自己,以表现我的‘特殊的时代和环境与民主’”[5]。就惠特曼的Song of Myself在我国的译介情况来看,楚图南很早就对《草叶集》进行选译,在惠特曼作品的翻译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楚图南对《草叶集》选译,“结束了我国译介惠特曼只限于零散译诗的局面”[6]Song of Myself这首很重要的诗也被楚图南完整地翻译了出来。李野光于20世纪末期在楚图南的《草叶集选》基础之上对《草叶集》进行了补充翻译,因此,李野光翻译的《草叶集》“本几乎包括了惠特曼一生创作和发表的所有诗篇”[7]Song of Myself自然也被收入其中,成为李野光译本很重要的一部分。深入对比两位译者的译本,可以发现其翻译策略、风格及语用功能上存在显著差异。楚图南的译本诞生于上世纪中期,其策略更偏向异化,译文风格凝重醇厚,常保留原诗的句法结构和文言印记(如将“abeyance”译为“搁开”),旨在将惠特曼诗歌的异质性与现代性引入中文语境,其语用功能侧重于启发读者进行文学鉴赏。李野光的译本则产生于新时期,策略上更显归化倾向,译文风格晓畅明快,更贴近现代汉语的口语节奏(如将“abeyance”译为“不去管”),通过调整语序和切分长句来提升译文的可读性,其语用功能更侧重于实现与当代读者的直接情感共鸣。这种差异在文化负载词的处理上尤为明显,例如对于“the runaway slave”,楚译“逃亡的黑奴”强调历史身份的沉重感,而李译“一个逃亡的奴隶”则采用更中性的现代表述,侧重于叙事本身,从而导致了不同的读者接受效果。

4. 功能对等理论与Song of Myself中译本研究

() 文本内研究:语义语法对等

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的提出首先就是在语义语法对等方面作出了定义,功能对等理论并非严格的语句、词藻等方面的对等,而是语义上需要对应,语法上需要符合规范。

例如:在惠特曼Song of Myself原文中有一句是这样的:Creeds and schools in abeyance [8],楚图南的译本中,此句被译为:“教条和学派且暂时搁开”[9],李野光的翻译是“教条和学派先不去管”,两位译者均将schools译为了“学派”,并未翻译成其他或者这个单词的本意“学院、学校”,而惠特曼此句本意也并非意在表现“学校”或者其他事物,结合前面的单词creeds,即“教条”,以及惠特曼的创作背景,教条和学派相对应,同时,惠特曼作为一位自由体句式写作的诗人,他的诗歌也在表现突破传统和勇于创新的自由主义精神,因此,楚图南和李野光都很好的把握了这一点,他们意识到了文本内部需要表现出来的特点和语义特征,而他们也在尽力将译入语同源语言贴近,school这个单词的另一层拓展含义——“学派”就这样出现在了他们的译文当中。再如,对于诗句“I lean and loafe at my ease observing a spear of summer grass.”的翻译,两位译者在语法结构处理和语义传达上各有侧重。楚图南将其译为:“我闲适地倚在岸边,观察一片夏日禾草的叶子”。此译文对原文的语法结构进行了显著的归化处理,将“lean and loafe”两个动词整合并转化为“闲适地倚”这一更符合中文表达习惯的偏正结构,同时将“a spear of summer grass”中的“spear”(本意为“矛、枪尖”)意译为“叶子”,优先保证了译文的流畅与自然,体现了动态对等的原则。相比之下,李野光的译文“我闲散地斜倚着,留意一片夏日的草叶”则更贴近原文的形式对等。他保留了“lean and loafe”的并列动词结构,译为“闲散地斜倚着”,并在后半句基本遵循了原文的语序。对于“spear”一词,他直译为“片”,虽未完全传达“矛形”的意象,但最大程度地还原了原文简洁的名词结构。两种处理方式都在语义和语法层面实现了不同侧重的功能对等,楚译胜在自然贴切,李译则更显凝练忠实。

() 文本之外:文化语境的对等

无论是奈达早期提出的形式和动态对等,还是在理论建构基础之上提出的功能对等,奈达都向翻译学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思路和观点:除了原文和译文在语义语法上需要“做到译入语在不同的语素上同源语言相似”,同时也“不能只顾及字对字的翻译”[2],更重要的是,在他的两本著作《翻译科学探索》和《语言与文化:翻译中的语境》,他提出了文化语境的对等,这一点比较难做到,因为这涉及归化翻译手段的运用。

例如,惠特曼Song of Myself的前半部分有一句话是The runway slave came to my house and stopt outside [8],在惠特曼所处的20世纪,此句中的slave具有很强的文化语境,那就是在美国历史上,黑人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们往往成为为白人效力的奴隶,显然这里的slave正是被用于表达这样的文化语境。楚图南抓住了这一点,因此,他的译文是:“逃亡的黑奴来到我的屋子的前面站着”,而李野光将这句话译为“一个逃亡的奴隶来到我的屋前,站在外面”,后者所传达的文化语境和前者对比来说相对较弱,而结合惠特曼在这首诗中,这句话之前也有相关白人和黑人平等的表述也向读者传达了相关的文化语境,可见有时近乎等效的翻译对等并不能完全达到功能对等的效果。文化语境的对等还体现在对特定哲学概念的传达上。例如,原诗第7节中有“I am the mate and companion of people, all just as immortal and fathomless as myself”的表述,其中“immortal”(不朽的)和“fathomless”(深不可测的)是惠特曼“超验主义”哲学思想的核心词汇,强调个体灵魂的神性与无限性。楚图南的译文“我是人民的伴侣,一切都同样不朽,而且无穷”精准地捕捉到了这两个词的哲学重量,尤其是选用“不朽”和“无穷”这两个极具形而上意味的中文词汇,成功地将原诗的文化哲学语境移植到了中文之中。李野光将其译为“我是人们相爱和伴侣,一切都和我一样不朽,而且无穷”。他增加了“相爱”一词,虽增强了情感色彩,但在严格的文化语境对等上,slightly dilutes the philosophical concentration,其重点略有偏移。然而,他同样保留了“不朽”和“无穷”的核心概念,确保了核心文化语境的传递。

5. 从惠特曼Song of Myself中译本看功能对等理论对翻译对等实现的启示

通常人们普遍认为翻译对等是基于等效翻译基础上的译文和原文的契合机制,但是就本文所讨论的沃尔特·惠特曼的《草叶集》中最重要的诗歌之一的Song of Myself两个中译本来说,楚图南的译本和李野光的译本在处理原文和译文的对等问题上各有所长,也各有特点。但是通过奈达提出的功能对等理论进行研究,两个译本均无法做到尽可能的完美,这也是翻译过程中无法完全突破的瓶颈,惠特曼的Song of Myself是美国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惠特曼对美国社会和自我认知的重新定位和审视,因此,除了文本内容的等效翻译之外,文化语境、作家心理的翻译也需要纳入翻译对等的范畴之中进行考虑,因此,奈达提出的功能对等理论能较好地应用于此类具有较多思想内涵和文化语境著作的翻译过程中。如此来看,功能对等理论是对翻译对等、等效或等值翻译理论具有增益的有效补充和完善。此外,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在翻译批评理论场域下的讨论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当我们对原文和译文进行比对研究,尤其是内部研究视角下的文本内部分析时,我们不可避免地对原文文本和译文文本的等效性做出判断,尤其是在通过对两种及以上的译本的对比研究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文本以内的语义语法、文本风格等的对等,当我们跳脱出文本之外时再次审视译文和原文时,文化语境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也为翻译批评理论作了重要补充和参考。

6. 结语

楚图南和李野光对惠特曼的《自我之歌》两种翻译所形成的译本已经成为惠特曼诗歌的翻译史中的经典之作,两位翻译家的译文很好地向读者展示了翻译对等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奈达提出的功能对等是翻译对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以上的论述中,本文基于功能对等的视角,以楚图南和李野光的惠特曼《自我之歌》本为例对功能对等理论的实践应用进行了研究,以此为基础和观照对翻译对等进行探讨,结合前文论述,两种版本的译本各有其特点,对翻译对等,特别是功能对等理论都有涉及和不同程度的贯彻,当然由于文化环境等方面原因的影响,翻译活动无法完全实现理想状态下的功能对等,但是功能对等在指导翻译研究和对翻译对等理论的发展的重要性是不可否认的。

参考文献

[1] Catford, J.C. (1965)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黎佳林, 李志成. 翻译对等理论的发展及应用研究[J]. 公关世界, 2020(24): 41-42.
[3] 刘佳, 李瑞雪. 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影视字幕的翻译研究——以《风雨哈佛路》为例[J]. 长春大学学报, 2023, 33(11): 59-65.
[4] Nida, E.A. (2004)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5] (美)惠特曼, 著. 草叶集[M]. 李野光, 选译.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20.
[6] 刘树森. 评《草叶集》的六个中译本(上)——纪念惠特曼逝世一百周年[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 1992(1): 40-46, 82.
[7] 唐姿. 惠特曼在中国的译介历程[D]: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5.
[8] Whitman, W. (2015) Leaves of Grass.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9] (美)惠特曼, 著. 草叶集选[M]. 楚图南,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