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电商经济对乡村治理的影响路径研究

Research on the Impact Path of Rural E-Commerce on Rural Governance

摘要: 在数字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农村电商作为新兴业态，已成为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力量，对乡村治理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本文系统梳理了农村电商经济与乡村治理的关联，构建了乡村治理影响路径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回归模型，深入研究了农村电商对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作用机制，量化分析其对乡村治理各维度指标的影响。本文的研究进一步推动了农村电商与乡村治理协同共进，为实现乡村振兴奠定了基础。

Abstract: A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rural e-commerce, as an emerging business form,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driving rural development and has exerted extensive and profound influences on rural governanc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rural e-commerce economy and rural governance and through a regression model, deeply studies the mechanism by which rural e-commerce enhances the effectiveness of rural governance, and quantitatively analyzes its impact on various dimension indicators. The research promotes the rural governance,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achiev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1. 引言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我国将“数字乡村”建设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农村电商作为数字技术与乡村产业结合的典型业态，成为激活乡村经济活力的“新引擎”，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关键支撑[1]。近年来，中国农村电商呈现井喷式发展。从“淘宝村”到“直播带货”，从特色农产品上行到乡村旅游在线推广，农村电商已渗透到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的各个领域，重塑了乡村的产业形态与社会关系。

在此背景下，乡村治理作为乡村振兴的基础保障，其效能直接关系到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传统乡村治理模式面临人才流失、资源分配不均、村民参与度低等问题，而农村电商的崛起不仅改变了乡村的经济结构，更对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资源分配等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探究农村电商如何通过经济、社会、技术等路径影响乡村治理，对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以“影响路径”为核心，从经济基础、治理主体、技术赋能、社会资本等维度，解析农村电商对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为地方政府制定电商发展与治理优化的协同政策提供实践参考。

2. 农村电商经济对乡村治理影响路径的作用机制

2.1. 农村电商经济对乡村治理的直接影响

(1) 缓解“空心化”治理难题

鉴于农村电子商务迅速发展，且展现出显著的集聚效应，地方政府采取积极行动，聚焦兴建县级农村物流中心，完善乡镇物流服务站点，构建县乡村三级物流网络并致力于电子商务产业园与示范基地的创建工作。因此催生出新兴乡村经济商业聚集模式——“淘宝村”，不仅为农村产业集群的繁荣注入了强劲动力，还显著推动了农村产业的转型升级及各个产业间的深度融合。刘华(2021) [2]认为农村电商的兴起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快速增长，催生了新的实体经济，构建了完善的供应链体系，并推动了垂直和横向产业的共同进步。

(2) 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农村电子商务代表农村地区率先迅速发展的现代信息技术，显著促进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及实现治理数字化。王海杰(2024) [3]提出电商发展符合农村发展要求，利用网络技术，农村电商可以进行信息分享和商品交换，从根本上改变了发展方式。曹呈楠(2024) [4]认为农村电商作为数字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有效推动了乡村内部构建以“村党支部为核心，农户为主体，电商为平台，合作社为纽带”的村集体经济发展新模式，有效解决了乡村治理中信息不对称及村民参与度不高等核心问题。

(3) 构建多元主体治理格局

王驰(2023) [5]认为，新时代乡村善治需要“散到聚”，重塑乡村治理，治理主体的参与是有效治理的核心。农村电商的成功发展离不开政府、企业和村民三方的协同合作，各主体共同构建了乡村治理的新格局。杜智民等(2021) [6]认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乡村治理，是当下农村社会治理需求变化的必然选择，是现实需要的必然结果。农村电商经济对乡村治理的直接影响机制，如图1所示。

Figure 1. The direct impact of rural e-commerce economy on rural governance

图1. 农村电商经济对乡村治理的直接影响

2.2. 农村电商经济对乡村治理的间接影响

(1) 以乡村旅游为中介

一方面，农村电商促进乡村旅游发展。刘静圆(2023) [7]认为乡村旅游与农村电商的融合发展，进一步普及了互联网技术，促进农民思想觉醒等，利于乡村振兴的发展。构建信息管理平台，既降低了运营成本，还减少了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提高了信息交流的效率和市场导向性，使得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乡村旅游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刘民坤(2024) [8]从城乡要素流动视角，揭示了旅游驱动乡村治理的内在机制。

(2) 以农户收入水平为中介

一方面，农村电商的发展利于提升农户收入水平。方师乐等(2024) [9]利用全国农村观察点微观数据，分析显示农村电商提高了农户收入，但同时加大了收入差距，促进了共同富裕。农村电商的发展通过整合农村产业和促进协同发展，缩小了城乡数字差距，推动了农村经济增长，扩大了就业和创业机会，并缓解了农产品滞销问题。另一方面，农户收入水平提升利于乡村治理。农村电商带来的收入增加，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经济水平，还增强了村集体抵御风险的能力和乡村发展空间。赵普等(2022) [10]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视角，构建包括了经济、社会、生态三个层面评价指标体系。农村电商经济对乡村治理的间接影响机制，如图2所示。

Figure 2. The indirect impact of rural e-commerce economy on rural governance

图2. 农村电商经济对乡村治理的间接影响

3. 我国农村电商经济与乡村治理现状分析

3.1. 农村电商发展现状

(1) 农村电商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近年来，农村电商市场逐渐扩大，其业务范围涵盖了农产品、生活必需品、服装等多个领域，并且交易额持续攀升，我国农村地区网络零售额在全国网络零售中占据高位，如图3所示。

Figure 3. Rural online retail sales and growth rate

图3. 农村网络零售额及增长率

从图中可以看出，我国农村网络零售额从8945.4亿元增长至24900.0亿元，增长量达15954.6亿元，年均增长率达40.07%。与此同时，我国农村网络零售额的同比增长率一直保持着正向。这说明当前阶段我国农村电商网络零售额一直处于持续增长的态势。

(2) 电商配套设施不断健全

在物流运输方面，为应对农村地区物流成本高昂、配送周期漫长等挑战，物流企业积极探索创新的物流运输模式，以提升配送效率。在物流服务方面，国家及地方政府、行业协会正制定相关政策与标准，以引导物流及电商平台遵循标准化的服务流程和质量要求，从而提高服务的安全性与可靠性，实现物流服务的标准化。在物流网络建设方面，为了解决农村投递服务覆盖面窄和质量低等问题，目前已建成1267个县级配送中心，28.9万个村级服务站和19万个村邮站，为农村物流便捷高效提供了基础，大幅提高了农村快递服务的覆盖范围。农村投递路线公里数，如图4所示。

(3) 助农销售新业态

农村电商的高速发展助力销售的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其中淘宝和抖音的直播带货、拼多多美团社区团购等模式尤为突出。直播间不管是专业主播还是农民自身进行农产品的特点讲解都充分吸引到各类用户，大力带动了农产品的销售，推动农村电商迈向另一个高度。

3.2. 乡村治理现状

(1) 集体经济助力乡村治理

集体经济不仅是农村发展的经济基础，更是乡村治理的重要依托。通过壮大集体经济实力来扭转集体“空心化”的趋势，一度被视为改善乡村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治理成效可通过农村居民，特别是脱贫县居民的收入反映。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如表1所示。

Figure 4. Kilometers of rural and urban delivery routes

图4. 农村与城市投递路线公里数

Table 1.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表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年份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人均可支配收入	16,021	17,131	18,931	20,133	21,697
同比增长	6.20	3.80	9.70	4.20	7.60

这显示我国在乡村反贫困治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集体经济对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有深远影响，并指明了治理方向。

(2) 乡村法治建设推进

要推进“互联网 + 法律顾问”建设，整合优化服务资源。在政策的引导下，法院、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以及各类村社会组织等治理主体，在推进乡村治理过程中，积极投身法治建设，并已取得显著成效。

4. 乡村治理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4.1. 评价指标选取

本文结合乡村治理的实际情况和数据可得性，构建了包含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生态治理、基层民主治理四个一级指标和十六个二级指标的评价体系，具体内容如表2所示。

Table 2.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rural governance

表2. 乡村治理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乡村治理	经济发展	人均可支配收入	无
		村集体资产总额	万元
		乡村旅游接待人次	万人次
	公共服务	生活污水设施普及率	%
		农村集中用水覆盖率	%
		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	%
	生态治理	安全用水覆盖率	%
		生活垃圾处理普及率	%
		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	%
	基层民主治理	村民对干部信任度	%
		乡村刑事犯罪案件次数	次
		村民对本地治安满意率	%

4.2.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简称CRRS)数据。CRRS课题组依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农业与农村发展状况，采用了分层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策略，从中国东、中、西地区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样本省份。样本户的选取则是基于村委会提供的户籍名单，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完成。

4.3. 评价方法

本文选择熵值法，根据信息量确定权重，避免了主观偏差。本研究利用熵值法为乡村治理效能评价体系的指标分配权重，并计算出综合得分。具体步骤为

第一，指标选取。$X_{ij}$ 为第i个省份的第j个指标。

第二，数据的标准化处理。对于正向指标，

$Y_{ij}={\displaystyle \sum }_j\left(w_j{x}_{ij}\right)$

对于负向指标，

$Y_{ij}=\left(\max \left\{X_j\right\}-X_{ij}\right)/\left(\max \left\{X_j\right\}-\min \left\{X_j\right\}z\right)$

计算省份i的第j个指标的比重

$Y_{ij}=Y_{ij}/{\displaystyle {\sum }_{n=1}^n{X}_{ij}}$

计算指标信息熵

$e_j=k{\displaystyle {\sum }_{i=1}^n\left(Y_{ij}\times \ln Y_{ij}\right)}$

计算信息熵冗余度

$d_j=1-e_j$

计算指标权重

${\epsilon }_i=d_j/{\displaystyle {\sum }_{j=1}^n{d}_j}$

4.4. 指标权重

依据熵值法的测算结果，通过专家打分，构建了乡村治理效能的综合评价指标权重体系，如表3所示。

Table 3. Weights of evaluation indicators for rural governance

表3. 乡村治理评价指标权重

目标层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乡村治理	经济发展	0.7244	人均可支配收入	0.0271
			村集体资产总额	0.4758
			乡村旅游接待人次	0.2216
	公共服务	0.0845	生活污水设施普及率	0.0626
			农村集中用水覆盖率	0.0062
			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	0.0005
	生态治理	0.1036	安全用水覆盖率	0.0233
			生活垃圾处理普及率	0.0101
			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	0.0285
	基层民主治理	0.0875	村民对干部信任度	0.0343
			乡村刑事犯罪案件次数	0.0036
			村民对本地治安满意率	0.0102

5. 农村电商经济对乡村治理影响路径的实证分析

5.1. 模型选择与变量选取

为了实证检验农村电商经济对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本文构建了以下基准计量模型

$y=LNE{G}_i={\beta }_0+{\beta }_1{\text{E-commerce}}_i+\gamma X_i+{\mu }_i$

其中，$LNE{G}_i$ 表示乡村治理；E-commerce表示农村电商经济，$X_i$ 为控制变量；${\mu }_i$ 为随机扰动项，${\beta }_0$ 、${\beta }_1$ 和$\gamma$ 为待估参数。

变量设计，如表4所示。

Table 4. Variable design

表4. 变量设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	计算方式
被解释变量	乡村治理	通过熵值法计算得到，取自然对数
解释变量	农村电商经济	村内网店数量/比例
中介变量	乡村旅游	是否有乡村旅游，有 = 1，没有 = 0
	农户收入水平	农户家庭非农业经营性收入，平均值取对数
控制变量	郊区与否	是 = 1，否 = 0
	外来人口比例	外来人口/村总人口
	村庄土地面积	经营土地面积，取对数
	交通状况	是否硬化道路，是 = 1，否 = 0

5.2. 描述性统计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如表5所示。

Table 5.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表5.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N	Mean	Sd	Min	Max
乡村治理	300	0.141	0.0623	0.0326	0.660
农村电商经济	300	0.537	0.511	0	1
郊区与否	300	0.217	0.416	0	1
外来人口比例	300	0.169	1.172	0	19.83
村庄土地面积	300	9.202	1.274	2.829	12.84
交通状况	300	0.955	0.240	0	1
乡村旅游	300	0.343	0.483	0	1
农户收入水平	300	8.853	1.916	1.991	13.589

5.3. 模型分析

(1) 基准回归

本文采用Stata软件来检验农村电商经济对乡村治理的影响路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Table 6. The impact path of rural e-commerce economy on rural governance

表6. 农村电商经济对乡村治理的影响路径

变量类型	(1)	(2)
	治理效能
农村电商经济	0.031^*** (0.018)	0.032^*** (0.018)
郊区与否		0.032^* (0.023)
外来人口比例		0.013^** (0.012)
村庄土地面积		−0.018^*** (0.013)
交通状况		0.023 (0.026)
常数项	0.131^*** (0.017)	0.191^*** (0.047)
样本量	300	300
R-squared	0.037	0.116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下显著性。

表中展示了农村电商对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模型(1)仅加入农村电商经济这一核心解释变量，结果发现村庄有农户经营网店能够显著提高乡村治理效能。模型(2)在此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在1%上显著，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电商能够显著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2) 中介效应

检验农村电商经济对乡村旅游、农户收入的影响，结果如表7所示。

表中展示了农村电商经济对乡村旅游及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模型(1)发现在控制变量控制的情况下，在1%上充分正向显著，表明农村电商经济通过促进乡村旅游来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模型(2)同样在1%上正向显著，表明农村电商经济通过驱动农户家庭收入来拉升乡村治理效能。

Table 7. Results of mediating effect test

表7.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类型	(1) 乡村旅游	(2) 收入水平
农村电商经济	0.790^*** (0.172)	1.750^*** (0.211)
郊区与否	0.445^** (0.206)	0.500^** (0.240)
外来人口比例	−0.039 (0.071)	−0.051 (0.052)
村庄土地面积	−0.061 (0.074)	−0.252^*** (0.086)
交通状况	0.242 (0.424)	−0.028 (0.458)
常数项	−0.657 (0.837)	9.980^*** (0.975)
样本量	300	300
R-squared		0.253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下显著性。

(3) 内生性检验

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取省内其余村庄农村电商平均值作为工具变量，检验农村电商对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结果如表8所示。

Table 8. Endogeneity test results

表8. 内生性检验结果

VARIABLES	一阶段 农村电商经济	二阶段 乡村治理
其余村庄平均值	0.001^*** (0.000)
农村电商经济		0.023^** (0.010)
郊区与否	−0.05 0.076	0.024^* (0.013)
外来人口比例	0.018^*** (0.005)	0.002^*** (0.001)
村庄土地面积	0.000^* (0.000)	0.000^* (0.000)
交通状况	0.112 (0.125)	−0.017 (0.015)
R-squared	0.033	0.072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下显著性。

结果表明，其余村庄平均值对农村电商具有显著影响，且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所选工具变量合理且有效。二阶段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依然为正向显著，表面农村电商发展显著提升了乡村治理效能。因此，通过采用工具变量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4) 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合理性，本文采用增加地区固定效应以及更换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9所示。

Table 9.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表9. 稳健性检验结果

Variables	(1)	(2)
	乡村治理
农村电商经济	0.013^* (0.007)
快递到户		0.009^** (0.004)
郊区与否	0.021 (0.014)	0.022^* (0.012)
外来人口比例	0.018^*** (0.005)	0.002^*** (0.001)
村庄土地面积	0.000^* (0.000)	0.000^* (0.000)
交通状况	0.112 (0.125)	−0.017 (0.015)
R-squared	0.214	0.075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下显著性。

从模型(1)中可以看到，在对省份进行固定以后，农村电商在回归结果中的显著性依然是正向显著与主回归结果无异。从模型(2)中可以看到，在对替换解释变量后进行研究，农村电商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以下且正向显著，说明农村电商的发展仍是有助于乡村治理效能提升，与上述研究结果一致。

6. 结论

本文基于相关文献，对农村电子商务经济与乡村治理的影响路径进行研究，分析了我国农村电子商务与乡村治理的现状，构建了乡村治理效能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主要结论有：

(1) 农村电商经济发展直接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基于实证分析，农村电子商务经济的发展对乡村治理效能具有直接的提升作用，成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以及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有效机制。

(2) 乡村旅游和农户收入在农村电商经济与乡村治理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农村电商经济既可以通过乡村旅游留住吸引的大量外界资本与人才，提升农户的收入水平，从而助力治理效能，实现乡村善治。

农村电商经济通过经济赋能、治理创新等，构建了“产业发展–资源集聚–治理升级”的良性循环。其核心价值不仅在于提升经济指标，更在于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推动治理主体从“政府主导”向“多元共治”转变，治理手段从“经验决策”向“数据驱动”升级，治理目标从“秩序维持”向“可持续发展”跃迁，让电商真正成为乡村振兴与治理现代化的“数字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