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关于德育、智育和体育的教育思想，可以一直溯源至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提出了教育要兼顾人的身体和心灵和谐发展的思想。”[1]“现代西方德育建构的标志是从宗教型德育跃迁为世俗的道德型德育，德育经历了从服务宗教到服务世俗的转变”[2]。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为德育环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数字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其特征在于数字化技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度融合。这种融合不仅推动了生产力的飞跃，也重塑了经济结构，催生了诸如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兴业态。在经济层面之外，数字资本主义还对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产生了深远影响。社会层面上，数字化技术促进了信息的快速流通和人际关系的广泛连接，但同时也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和阶层分化。文化层面上，数字资本主义推动了文化的多元化和全球化，但也可能导致文化同质化和价值观冲突。这些变化共同构成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德育环境的新背景，对德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
2.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德育环境
数字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演进的新阶段，其核心表征在于数字技术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系统性整合。此种整合不仅驱动了生产力的质变性提升，更深刻重构了经济架构，催生出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型经济形态。超越纯粹的经济维度，数字资本主义亦对社会结构及文化形态施加了深远影响，进而对道德教育实践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挑战与时代要求。“数字时代正开启新的生活样态和互动特质，并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学校德育实践、道德生活及学校德育评价。”[3]
3. 社交媒体算法如何塑造青年价值观：从“数字异化”看德育失效
3.1. “数字异化”概念解析
“数字异化”作为当代社会的重要概念，是对异化理论的深刻回顾与逻辑延伸。异化理论，源自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揭示了主体与其活动产物之间的疏离状态。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背景下，“数字异化”是指在数字资本主义环境中，个体与其数字劳动产物以及数字交往过程之间出现的疏离与失控状态。它并非否定技术本身，而是批判技术被资本逻辑吸纳后对人的主体性造成的侵蚀。具体而言，在社交媒体算法机制下，“数字异化”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一是认知层面的异化，即用户陷入“信息茧房”，却对自身数据被算法操控无感；二是劳动层面的异化，用户的注意力和线上行为被转化为数字资本增殖的“源动力”，但其自身却未享有相应价值回报；三是关系层面的异化，虚拟社交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真实的人际交往，导致个体与社会关系产生疏离。人类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在数字化进程中被技术所侵蚀，从而使人们对技术的依赖性增强，最终导致人的自我异化现象[4]。注意力作为数字时代的硬通货，极大地激起了资本的控制欲，为注意力异化埋下伏笔[5]。这种异化不仅加剧了人与技术之间的鸿沟，更深刻地影响了青年的价值观，导致其对自我认同的迷茫、对隐私权的漠视，以及对消费主义和即时满足文化的盲目追求。
3.2. 德育失效的困境分析
德育失效的案例在社交媒体环境中屡见不鲜，这主要归因于信息泡沫所引发的德育困境。社交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平台，其算法机制往往导致信息内容的同质化与泡沫化，进而影响了青年道德认知的完整构建。青年群体在海量且碎片化的信息冲击下，道德认知呈现出浅表化与片面化的趋势，难以形成深刻且系统的道德观念。同时，德育目标与青年价值观之间逐渐显现出难以逾越的鸿沟，传统德育所倡导的价值观难以在快速变化的社交媒体环境中找到共鸣。这种鸿沟的加深，实质上反映了数字异化对德育过程的深刻影响，即青年在数字世界中逐渐疏离其道德本质，导致德育实践的失效。
3.3. 数字异化与德育失效的关联机制
德育的主客体多元、内容多面、手段多种、环境多变等加深了德育的复杂性[6]。在数字资本主义语境下，算法推荐机制与青年价值观的形成之间存在着复杂且动态的互动关系。算法通过精准推送个性化内容，塑造了青年的信息接收环境，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其价值观念的形成。然而，这一过程亦加剧了数字异化的现象，即青年在数字世界中逐渐丧失了对信息的自主选择能力，其道德判断与价值观念被算法所引导。这种数字异化对德育过程构成了显著干扰，使得传统德育方法难以有效介入青年的价值认知体系。德育失效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算法推荐机制所引发的信息茧房效应，以及青年在数字异化状态下对德育内容的疏离与排斥，共同阻碍了德育目标的实现。
4. 西方德育在人工智能时代的理论贫困
4.1. 技术理性的概念与特征
技术理性，作为现代性进程中的核心理念，根植于启蒙运动以来对科学技术的崇拜与推崇[7]。技术理性主义是从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视角出发，从工具理性的视角中对技术使用问题作出解释的一种社会价值观念，主要体现为对技术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可运行性的效率化理解，是西方宗教世界祛魅与世俗化后出现由客观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倾向所指导的现代生活与工作逻辑因此，技术理性主义将科学与技术置于行动的核心位置，认为只有“科学的方法”才能经济发展知识和文化的进步，提高决策的正确性。目前，在深度媒介化社会中，技术已然广泛地浸润于社会与个人交往空间中技术理性主义也在数字化崇拜、技术崇拜与强调投资回报、效率最大化的观念中根深蒂固，使人本主义精神逐渐瓦解，技术的价值主导了人的思想与行动。
4.2. 西方德育理论在技术理性面前的困境
西方德育理论在面对技术理性的冲击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传统德育理论构建于对人性、社会与道德的深刻理解之上，其框架侧重于个体品德的培养、社会规范的内化以及道德情感的熏陶。然而，这一理论框架在技术理性面前显露出显著的局限性，尤其是当技术理性以效率、精确与功能主义为核心价值观，逐渐渗透到教育与社会各个领域时。技术理性对传统德育理论的挑战主要体现在其忽视了道德判断的复杂性、情感维度以及文化多样性，进而导致了德育过程的机械化与道德价值的工具化。在人工智能时代，这种挑战尤为突出，西方德育理论在应对技术理性所带来的伦理困境与价值冲突时，显得捉襟见肘，陷入了理论贫困的境地。
4.3. 道德判断在技术理性侵蚀下的扭曲
在技术理性的强势侵蚀下，道德判断的本质遭遇了深刻的扭曲。传统上，道德判断依赖于客观伦理原则与个体主观道德情感的双重支撑，二者相辅相成，共同维系着道德判断的公正性与合理性。然而，技术理性的盛行导致了道德判断中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失衡，客观性标准被简化为可量化、可计算的指标，而主观性情感则被边缘化甚至忽视。这一失衡进而引发了道德判断的功利化与短期化趋势，长远利益与整体福祉被眼前利益与局部效果所遮蔽。在人工智能时代，这种扭曲的道德判断加剧了伦理困境的复杂性，使得机器决策与人类价值之间的冲突愈发尖锐，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
5. 马克思主义的解决路径：技术唯物论视角下的德育主体性重建
5.1. 西方德育及治理理论的局限性
在人工智能时代，技术理性呈现为对智能技术的绝对化依赖。以Zuboff的“监控资本主义”理论为例，其指出算法通过行为盈余的实时监控与预测，将个体降维为“可计算的行为序列”，这种技术操控机制使道德选择沦为数据优化的副产品。Stiegler的“技术药理学”揭示了技术作为“解药与毒药”的双重性，它在弥补人类先天缺陷的同时，也可能带来异化、注意力碎片化、精神无产化等问题。需要开启一场“药理学斗争”，将技术重新转化为“解药”。这包括发展“贡献经济”、复兴“业余精神”，以及建立新的技术平台和教育模式，以对抗技术的异化。但其对技术日常实践的中间态分析不足，未能有效解释平台经济中用户“自愿”参与数据劳动的道德悖论。这些理论共同暴露出西方德育的局限性：当技术系统将道德主体拆解为数据节点，传统德育的个体化道德训诫便失去抓手。
5.2. 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理论的再审视
马克思将人类生存的世界当作一个整体，将人类发展看作一个过程，他的研究是面向全世界、面向全人类的研究，如今，他“惊人的预见性”已经被当下的世界历史发展事实所证明[8]。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理论，根植于19世纪工业革命的社会背景之中，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技术逻辑的深刻剖析。该理论的历史背景是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与工人阶级的崛起，它揭示了技术进步背后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理论展现出惊人的契合性，它不仅批判了数字技术对劳动力的进一步异化，还指出了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资料所带来的不平等与剥削。其核心观点在于，技术并非中立，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体现，技术进步虽带来了生产力的飞跃，但同时也加剧了阶级矛盾与社会不公。因此，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理论，对于理解并应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5.3. 技术唯物论视角下的德育主体性
从技术唯物论的视角出发，德育主体性被视为在历史与物质生产实践中不断生成与发展的社会构造。技术唯物论深刻指出，德育主体性并非先验存在，而是植根于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与技术环境之中。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德育主体性的重建路径在于批判性地审视技术对个体道德认知与价值观念的影响，通过教育实践的革新，恢复个体在道德判断与价值选择中的自主性。这一重建过程不仅是对技术异化的超越，更是对个体全面发展与社会道德进步的追求。德育主体性重建的实践意义在于，它能够促进个体在复杂多变的数字环境中保持道德清醒，为实现社会正义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主体基础。
5.4. 德育主体性重建的策略与方法
道德的实践性特质决定了生态理念在德育实践中的重要地位。道德建设就其向善的特征而言，从来就应当是创新的。而能够体现塑造道德主体要求的现代德育也应当是创新的。西方德育理论重视人的主体性，人本主义精神和理性主义精神是现代西方德育最具有时代价值的精神。德育主体性的重建，需采取一系列策略与方法以应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挑战。首要在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与提升，通过教育引导个体学会质疑、分析与评估信息，以抵御技术理性对道德判断的侵蚀，从而维护个体在道德认知上的自主性。其次，道德实践活动的多样化与创新是重建德育主体性的关键环节，通过组织参与式、情景模拟等实践活动，使个体在真实或模拟的道德困境中锻炼道德判断与决策能力。最后，德育课程与教学方法的改革势在必行，需将技术批判理论融入课程体系，采用问题导向、案例分析等教学方法，以激发个体的道德意识与主体精神，最终实现德育主体性的全面重建。为实现德育主体性重建的三维策略，可将其转化为可操作的教学实践。例如，在“价值嵌入算法”维度，可设计一个项目式学习(PBL)活动，让学生以小组形式模拟设计一款社交APP，要求其在算法规则中明确体现公平、透明、隐私保护等价值观。学生需完成需求调研、算法逻辑设计、原型开发及伦理影响评估报告，并通过答辩回应“压力测试”，从而在真实情境中理解技术背后的价值抉择，培养批判性思维与负责任的技术素养。此类实践将抽象理论转化为具身认知，有效促进德育与技术教育的深度融合。
6. 案例分析：TikTok亚文化中的反资本主义道德叙事研究
为深入考察数字亚文化中道德叙事的生成机制与内在矛盾，本研究采用质性内容分析法(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对TikTok平台上的反资本主义叙事进行系统剖析。该方法适用于对文本、视频等数据进行主观解释，以识别其核心模式与深层内涵，尤其适合于探究边缘化群体在新兴信息通信技术(ICTs)中的信息实践。
6.1. 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选取TikTok平台上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反资本主义标签#AntiWork (反工作)与#BuyNothingChallenge (不买挑战)作为研究样本池。通过TikTok的搜索接口，分别抓取每个标签下点赞数最高的100条视频(总计200条)及其热门评论，构成核心研究数据集。
借鉴8对标签的研究框架，我们对视频样本进行了三轮编码：
一级编码(开放式编码)：对视频的视听文本进行解构，初步归纳其主题、叙事角色、场景、音乐情绪(如戏谑/讽刺/严肃)、核心诉求及评论区主导情绪。
二级编码(轴心编码)：聚焦于提炼反资本主义叙事的模式化框架，如“个体异化体验宣泄”“替代性生活模式倡导”“集体身份建构”等。
三级编码(选择性编码)：深入剖析叙事背后的价值内涵与情感动员机制，识别其是旨在引发批判性思考，还是停留于情绪化的抱怨。
6.2. TikTok反资本主义叙事的模式与内涵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识别出TikTok上反资本主义道德叙事的三种主导模式：
一是个体异化体验的戏谑式宣泄。众多视频采用幽默、反讽的手法，展示个体在资本主义工作制度或消费文化中的疏离感。例如，用户通过模仿老板的口吻说反话、剪辑重复性工作的单调画面并配以荒诞的音乐，将个体的负面体验转化为集体共鸣的笑点与情感宣泄点。这种叙事迅速拉近与观众的距离，但其批判性也易于滑向无力的自嘲。
二是替代性生活模式的情景化倡导：#BuyNothingChallenge等话题下，视频常呈现“旧物改造”“技能交换”“社区共享”等具体生活场景。创作者通过展示替代性实践带来的满足感，不仅传递了批判消费主义的理念，更建构了一种积极的、可供选择的道德身份认同，吸引了大量寻求实际解决方案的用户参与。
三是算法赋能下的集体行动与情感联结：TikTok的算法推荐机制能够将分散的、持有相似批判态度的用户连接起来，形成一种“算法性亲近”。这种由技术中介的联结，使得小众的批判声音能汇聚成具有可见性的亚文化力量，甚至引发线下的社会讨论。
6.3. 收编与抵抗：反资本主义叙事的双重命运
然而，必须辩证地看到，TikTok亚文化的批判叙事自诞生之初便面临着被平台商业逻辑收编(Incorporation)的潜在命运。
一方面，算法机制本身具有“去激进化”的倾向。为了最大化用户停留时间，算法偏好推荐那些具有情绪感染力但批判性相对温和的内容，导致尖锐的批判可能被简化为一种流行的“抗议美学”或“时尚标签”，削弱其原有的变革力量。
另一方面，品牌资本展现出强大的收编能力。它们能迅速识别亚文化中的批判性叙事所蕴含的情绪价值，并将其转化为营销工具。例如，某平价美妆品牌曾成功利用用户共创的挑战赛进行病毒式营销1，这证明了即便是看似“反消费主义”的社群活动，也能被精准地纳入“注意力经济”的循环中，为平台和资本增值服务。这种“情感消费主义”揭示了数字资本主义的弹性：它通过允许甚至鼓励有限的、符号化的反抗，来吸收对抗能量，最终强化自身的统治。
6.4. 对西方德育的辩证启示
TikTok案例对西方德育的启示是双重且辩证的。其积极性在于，它证明了技术中介的环境同样可以孕育批判性质疑和道德实践，为德育在数字时代激活青年主体性提供了鲜活的“教学案例”。教育者可利用这些案例，引导青年辩证分析技术背后的资本逻辑。其挑战性则更为深刻：它要求德育必须超越简单的“善用平台”思维，发展青年的批判性算法素养。这不仅包括理解算法如何塑造信息环境，更需洞察商业资本如何利用、驯化和收编反抗叙事。德育的目标应是培养一种“穿透收编”的洞察力，使青年既能参与有价值的道德实践，又能保持对平台商业逻辑的清醒认识，从而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复杂环境中，守护其道德判断的自主性。
7. 结论
在技术理性日益渗透的当下，道德判断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扭曲，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崛起的背景下，这种扭曲表现得更为显著。技术唯物论视角下，德育主体性面临着重建的迫切需求，这不仅要求强化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还呼唤道德实践活动的多样化与教学方法的根本性改革。以TikTok亚文化为例，其兴起不仅展现了青年群体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批判态度，还通过反资本主义道德叙事的广泛传播，深刻影响了青年的价值观。这些叙事以短视频、直播等形式为载体，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为公众提供了反思与对话的空间。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对西方德育体系构成了双重挑战与启示。一方面，它挑战了传统德育的内容与形式，要求德育更加贴近青年的生活实际，更加注重个体的主体性与参与性；另一方面，它也启示德育应勇于吸纳新兴文化元素，将社交媒体平台等数字工具纳入德育过程，以提升青年的媒介素养与批判性思维能力。在此过程中，西方德育需灵活应对，既要保持对亚文化中积极元素的敏感与吸纳，也要警惕其潜在的负面影响，通过引导与教育，帮助青年形成健全的道德观念与价值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