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依恋对群际接触的影响：群体认同和文化适应策略的作用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Attachment on Intergroup Contact: The Roles of Group Identity and Acculturation Strategies

摘要: 文化具有群体性，文化依恋是个体与特定文化之间产生的情感联结。已有研究表明文化依恋可对群体关系产生影响，但其中机制如何尚未明确。因此，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使用文化依恋问卷、群体认同量表、群际接触量表以及文化适应策略量表，以内蒙古自治区和湖南省550名大学生为被试，回收有效数据501份，考察了文化依恋、群体认同、群际接触和文化适应策略(整合、同化和隔离)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 文化依恋与群际接触呈显著的正相关，且文化依恋对群际接触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r = 0.396, P < 0.01)；(2) 群体认同在文化依恋与群际接触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4.129 (95% CI: 0.144~0.252)，占总效应的50.121%。(3) 文化适应策略可以调节文化依恋对群际接触的影响。隔离(β = 0.119, P < 0.01)、同化(β = 0.093, P < 0.01)和整合(β = 0.094, P < 0.01)策略，均使文化依恋对群际接触有较好的预测性。研究进一步表明，个体对本民族文化的依恋可能通过直接或间接路径促进群体间关系，丰富了文化心理学和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同时，研究结果为理解民族交往的心理机制提供了实证依据，但需结合更具体的群体特征和情境进行解读，以期为促进民族文化发展、增进民族交往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参考。

Abstract: Culture is inherently group-based, and cultural attachment refers to the emotional bond formed between an individual and a specific culture. Existing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cultural attachment can influence intergroup relationships, but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remain unclear. Therefore, this study adop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using the Cultural Attachment Questionnaire, Group Identity Scale, Intergroup Contact Scale, and Acculturation Strategies Scale. A total of 550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and Hunan Province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with 501 valid responses collected. The study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cultural attachment, group identity, intergroup contact, and acculturation strategies (integration, assimilation, and separation). The results revealed the following: (1) Cultural attachment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intergroup contact, and cultural attachment exerte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intergroup contact (r = 0.396, P < 0.01). (2) Group identity played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attachment and intergroup contact, with a mediating effect value of 4.129 (95% CI: 0.144~0.252), accounting for 50.121% of the total effect. (3) Acculturation strategies moderated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attachment on intergroup contact. Specifically, the strategies of separation (β = 0.119, P < 0.01), assimilation (β = 0.093, P < 0.01), and integration (β = 0.094, P < 0.01) all enhanced the predictability of cultural attachment for intergroup contact. This study further demonstrates that individual attachment to their own national culture may promote intergroup relationships through direct or indirect pathways, enrich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cultural psychology and ethnic psychology.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 an empirical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ethnic exchanges, but they need to be interpreted in combination with more specific group characteristics and situa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culture, enhancing ethnic exchanges and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1. 引言

随着世界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各国逐渐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重视群体间的交流交往。不同文化群体间的接触、交流乃至深度融合已成为国家治理与民族团结的重要议题[1] [2]。群际接触是指不同群体成员之间的直接或间接互动，其核心观点是通过促进不同群体之间的接触，可以减少偏见、刻板印象和歧视，从而改善群体之间的关系[3]。最初的群际接触假说主要研究如何减少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差异，增进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4]。Allport (1954)的群际接触假说指出，在特定条件下，跨群体接触能够减少偏见与歧视[5]，然而文化差异本身会影响接触意愿[6] [7]。例如，在新时代流行的文化混搭对民族心理融合有促进作用，不同的文化取向(如过去时间知觉和未来时间知觉)对群际接触意愿的影响也存在差异[9]。文化共情能够帮助个体在与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接触时，减少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焦虑情绪。文化共情是个体对其他文化的情感态度可影响群际接触的质量与数量，而文化依恋则是个体与所属文化良性互动形成的特殊情感联结[10]，可对群体信任产生影响[11]，从而可能影响群际接触。

以往研究发现，群体认同可以促使个体将自己与外群体成员重新分类为一个更大的共同内群体，从而减少群际偏见和冲突，增进群际接触[12]。群体认同是指个体通过社会群体归属来定义自我身份的过程[13]，能够为个体提供心理上的支持和安全感，使其在与外群体接触时更有信心和开放性，从而提高个体群际接触的能力。同时，文化依恋通过强化个体对特定文化的归属感，进而增强其对该群体的认同，而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文化依恋可以促使个体将不同文化群体重新分类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上位群体(如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而减少群际边界，增强共同内群体认同。已有研究表明，高文化依恋个体在跨文化情境中表现出更高的文化自信与外群体开放性[1] [14] [15]，并通过增强内群体认同促进对上位群体(如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14]-[16]。因此，以上研究提示，文化依恋不仅可以直接影响群际接触，还可以通过群体认同影响群际接触。即群体认同在文化依恋和群际接触之间起中介作用。

Berry等提出了文化适应策略的双模型维度，将文化适应策略分为个体保持对母文化的倾向性和与新文化群体交流的倾向性两个维度，根据这两个维度，又分为四个策略：① 整合：个体既保留母文化，又积极融入新文化，这种策略通常被认为是理想的良好策略；② 同化：个体放弃母文化，完全融入新文化；③ 隔离：个体拒绝新文化，坚持保留母文化，避免与新文化群体接触；④ 边缘化：个体既不保留母文化，也不融入新文化，处于文化的边缘[17]。在我国的研究中发现，大部分个体及群体均只存在整合、同化和隔离策略，而较少涉及边缘化策略[18] [19]。有研究发现，文化依恋对文化适应压力的影响受到文化适应策略的影响[20]，而且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对群际接触的影响也存在差异，例如，同化策略和整合策略可促进跨民族接触，而分离策略则没有这种促进作用[18]。万明钢等(2004)指出，整合策略最有利于跨民族接触，而隔离策略常被视为消极适应[18] [21]。然而，周俊良(2024)的民族互嵌社区案例研究发现，即使在隔离倾向较高的群体中，文化依恋仍可通过“文化展示”形式的有限接触促进族群互动[7]。这表明文化适应策略可能并非简单的线性效应，而是具有情境依赖的调节作用。因此，推测文化适应策略可以调节文化依恋对群际接触的影响。

综上，本研究以社会认同理论[12]与多元文化主义框架[22]为基础，构建“文化依恋→群体认同→群际接触”的中介模型，旨在回答以下问题：(1) 文化依恋能否直接预测我国大学生的群际接触水平？(2) 群体认同是否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同时，研究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如何调节文化依恋对群际接触的影响路径？研究结果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微观心理机制解释，并为跨文化教育与民族政策制定提供实证依据。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采取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于2024年选取内蒙古自治区和湖南省两地高校大学生550名发放线上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501份。其中男生251人，女生250人；包括蒙古族、回族、满族、苗族、土家族等15个民族，其中蒙古族200人、回族59人、满族49人、苗族47人人数较多，其余各民族平均3~10个。

由于样本涵盖多民族群体，但民族类型过多，且数据结果分布比较分散，所以后续研究中无法对具体民族之间进行比较。同时，将其他人口学变量居住地(少数民族聚居地/非少数民族聚居地)、生源地(城市/农村)、年级和性别纳入控制变量，以排除其对群际接触的干扰。

2.2. 工具

文化依恋问卷由梁丽和杨伊生编制的文化依恋量表[20]。该量表分为文化–自我关联度、文化情感联结和文化亲近行为三个维度，共16个题目，采用1 (完全不同意)~5 (完全同意)5点计分，其中有4个题目为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对其所属文化依恋程度更高。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59。

2.2.1. 群际接触量表

采用Islam和Hewstone的群际接触问卷[23]，该量表分别测量群际接触数量和群际接触质量，各有5个项目，采用1 (完全不同意)~7 (完全同意) 7点计分。根据以往研究，将群际接触数量与群际接触质量相乘，作为群际接触总分，代表群际接触水平。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42。接触数量维度一致性系数为0.891，接触质量维度一致性系数为0.894。

2.2.2. 群体认同量表

采用史慧颖(2021)编制的群体认同量表[24]，该量表分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两个维度，共24个题目，采用5点计分。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63。

2.2.3. 文化适应策略量表

改编自万明钢等人的藏族大学生文化适应调查问卷[21]，该问卷分为隔离、同化和整合三个维度，每个维度各有6、4、5个题目，共15个题目，采用5点计分。分数越高说明对该策略的倾向性越高。本研究中，隔离、同化和整合策略的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14、0.700、0.875。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样本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第一个因子的解释率为37.34%，低于临界值40%的临界标准[25]，说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现象。

3.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对群际接触、文化依恋、群体认同和文化适应策略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及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检验。结果显示，群际接触、文化依恋、群体认同和文化适应策略在性别、生源地和年级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P > 0.05)。

群体认同和文化适应策略中的整合策略在居住地上则存在显著差异(P < 0.05)，具体结果显示，居住在少数民族聚居地(省/市/县/村等)的被试的群体认同水平高于居住在非少数民族聚居地的被试，居住在少数民族聚居地(省/市/县/村等)的被试在文化适应策略方面比居住在非少数民族聚居地的被试更偏向整合策略。结果见表1。

3.3. 各变量的相关系数

对群际接触、文化依恋、群体认同和文化适应策略进行积差相关分析。见表2，结果表明，群际接触与文化依恋呈正相关(r = 0.396, P < 0.01)，与群体认同呈正相关(r = 0.478, P < 0.01)，与文化适应策略中的隔离(r = 0.779, P < 0.01)、同化(r = 0.754, P < 0.01)和整合(r = 0.894, P < 0.01)也均呈正相关；文化依恋与群体认同呈正相关(r = 0.527, P < 0.01)，与文化适应策略中的隔离(r = 0.416, P < 0.01)、同化(r = 0.401, P < 0.01)和整合(r = 0.355, P < 0.01)也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群体认同与隔离(r = 0.514, P < 0.01)、同化(r = 0.505, P < 0.01)和整合(r = 0.461, P < 0.01)同样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of variables by place of residence

表1. 各变量在居住地的描述统计差异

类别	居住地
项目	少数民族聚居地	非少数民族聚居地	t/F值
群际接触	312.994 ± 159.236	282.772 ± 163.590	t = 1.957, F = 0.678
文化依恋	50.956 ± 7.880	49.930 ± 7.105	t = 1.396, F = 4.623
群体认同	81.102 ± 20.106	76.171 ± 21.812	t = 2.483, F = 1.654^**
隔离	20.262 ± 5.029	19.684 ± 4.942	t = 1.204, F = 0.254
同化	13.423 ± 3.306	13.279 ± 3.457	t = 0.447, F = 1.255
整合	17.242 ± 4.587	16.298 ± 4.897	t = 2.096, F = 2.478^**

注：^**表示P < 0.01。

Table 2. Results of variable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2. 变量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量	文化依恋	群体认同	群际接触
文化依恋		0.527^**	0.396^**
群体认同	0.527^**		0.478^**
群际接触	0.396^**	0.478^**
隔离	0.416^**	0.514^**	0.779^**
同化	0.401^**	0.505^**	0.754^**
整合	0.355^**	0.461^**	0.894^**

注：^**表示P < 0.01。

3.4. 群体认同的中介作用检验

以文化依恋作为自变量，群际接触作为因变量，控制变量为性别、年龄和年级进行回归分析。同时，采用SPSS的宏程序Process插件并选择模型4，有放回的重复抽样5000次。结果见表3，表4。从表4得知，中介效应值为4.129 (占总体50.121%)，直接效应值为4.109 (占总体49.879%)。

Table 3.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of each variable

表3. 各变量的回归系数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系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2	调整R^2	F	β (95% CI)	t
群际接触	性别	0.165	0.157	19.626^**	−0.047 (−41.215~10.911)	−1.142
	生源地				−0.031 (−36.091~15.919)	−0.762
	居住地				−0.064 (−50.282~5.755)	−1.561
	年级				0.035 (−5.996~15.129)	0.849
	文化依恋				0.391 (6.535~9.940)	9.507^**
群体认同	性别	0.287	0.280	39.856^**	0.025 (−2.084~4.127)	0.646
	生源地				0.049 (−1.065~5.132)	1.289
	居住地				−0.077 (−6.794~−0.117)	−2.033
	年级				−0.007 (−1.379~1.138)	−0.188
	文化依恋				0.522 (1.214~1.619)	13.718^**
群际接触	性别	0.266	0.257	29.858^**	−0.056 (−42.606~6.345)	−1.455
	生源地				−0.050 (−40.464~8.439)	−1.287
	居住地				−0.035 (−38.602~14.220)	−0.907
	年级				0.038 (−4.997~14.834)	0.975
	群体认同				0.376 (2.219~3.611)	8.233^**
	文化依恋				0.195 (2.231~5.986)	4.300^**

注：^**表示P < 0.01。

Table 4. Analysis of mediating effects

表4. 中介作用分析

效应	效应值(95% CI)	SE	效应比
总效应	8.238 (6.535~9.940)	0.867	100.000%
直接效应	4.109 (2.231~5.986)	0.956	49.879%
中介效应	4.129 (0.144~0.252)	0.027	50.121%

3.5. 文化适应策略的调节作用检验

以文化依恋为预测变量，群际接触为结果变量，文化适应策略为调节变量进行调节作用的分析，结果见表5。文化依恋和文化适应策略中的隔离、同化和整合主效应均显著，能显著正向预测群际接触。文化依恋分别和隔离、同化、整合的交互作用显著，说明了文化适应策略对文化依恋和群际接触调节效应显著，结果表明，隔离的调节效应对变异的贡献率为1.300% (ΔR² = 0.013, P < 0.05)，同化的调节效应对变异的贡献率为0.080% (ΔR² = 0.008, P < 0.05)，整合的调节效应对变异的贡献率为0.800% (ΔR² = 0.008, P < 0.05)。

进一步简单斜率分析表明，当个体处于低隔离水平时，文化依恋总对群际接触的影响相对较弱；而当个体处于高隔离水平时，文化依恋对群际接触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这表明，隔离水平越高，文化依恋总对群际接触的促进作用越强，即隔离对文化依恋总和群际接触之间的关系起到了正向的调节作用。当个体处于低同化水平时，文化依恋总对群际接触的影响相对较弱；而当个体处于高同化水平时，文化依恋对群际接触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这表明，同化水平越高，文化依恋总对群际接触的促进作用越强，即同化策略对文化依恋总和群际接触之间的关系起到了正向的调节作用。当个体处于低整合水平时，文化依恋总对群际接触的影响相对较弱；而当个体处于高整合水平时，文化依恋对群际接触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这表明，整合水平越高，文化依恋总对群际接触的促进作用越强，即整合对文化依恋总和群际接触之间的关系起到了正向的调节作用。

Table 5. Moderating effects of acculturation strategies

表5. 文化适应策略的调节效应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β	t	P	β	t	P	β	t	P
文化依恋	0.396	9.633	0.000^**	0.087	2.823	0.005^**	0.075	2.489	0.013^*
隔离				0.743	24.240	0.000^**	0.719	23.406	0.000^**
文化依恋 × 隔离							0.119	4.210	0.000^**
R^2	0.157			0.613			0.626
ΔR^2	0.157			0.456			0.013
F	92.791			394.711			277.884
文化依恋	0.396	9.633	0.000^**	0.112	3.525	0.000^**	0.104	3.297	0.001^**
同化				0.709	22.369	0.000^**	0.687	21.317	0.000^**
文化依恋 × 同化							0.093	3.095	0.002^**
R^2	0.157			0.579			0.587
ΔR^2	0.157			0.423			0.008
F	92.791			343.002			235.800
文化依恋	0.396	9.633	0.000^**	0.090	4.249	0.000^**	0.074	3.551	0.000^**
整合				0.862	40.901	0.000^**	0.849	40.751	0.000^**
文化依恋 × 整合							0.094	4.699	0.000^**
R^2	0.157			0.807			0.815
ΔR^2	0.157			0.650			0.008
F	92.791			1038.286			728.844

注：^**表示P < 0.01。

4. 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文化依恋对群际接触的影响机制，重点分析了群体认同的中介作用和文化适应策略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不仅验证了文化依恋与群际接触的直接关联，还揭示了“文化依恋→群体认同→群际接触”的中介路径，以及文化适应策略(整合、同化、隔离)在这一关系中的强化效应。这一发现为理解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群际互动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促进民族交往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实证支持。

4.1. 文化依恋对群际接触的直接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文化依恋与群际接触呈显著正相关，且文化依恋对群际接触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这一结论与文化心理学中“文化情感联结促进群体互动”的观点一致。与前人的研究结论一致[26]。梁丽等(2019)提出，文化依恋是个体与所属文化长期互动形成的情感纽带，这种纽带能增强个体对文化群体的归属感和安全感[10]。当个体对本民族文化有强烈的依恋时，其内心的文化自信和身份确定性会更高，从而在与其他文化群体接触时表现出更强的开放性和主动性。例如，李雅宁和杨伊生(2023)发现，文化依恋可通过提升内群体信任间接促进外群体接纳[11]，而本研究进一步证明，这种促进作用可直接体现在群际接触的频率和质量上。

从民族心理学视角看，这一结果揭示了“文化自信”与“民族交往”的正向关联。个体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和珍视，并非会导致封闭或排斥，反而可能成为群际接触的内在动力。这与张积家等(2024)的研究结论一致，即少数民族高中生对本民族文化的强依恋，反而会增强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进而促进跨民族互动[6]。这提示我们，在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中，应重视强化个体的文化依恋，通过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为群际接触奠定积极的心理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效应在民族聚居地样本中更为显著，提示文化依恋的积极作用可能受到社区文化生态的调节[7]。

4.2. 群体认同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群体认同在文化依恋与群际接触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50.12%。这表明文化依恋既可以直接影响群际接触，也可以通过增强群体认同间接促进群际接触。这一机制可结合Tajfel和Turner (1979)的社会认同理论解释：群体认同是个体通过群体归属定义自我的过程，当个体对所属文化的依恋增强时，其对群体的认同感会随之提升[13]；而高群体认同会促使个体将外群体纳入更广泛的“共同内群体”(如中华民族)，从而减少群际边界，增加接触意愿[12]。

纳日碧力戈(2019)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并非消解民族文化，而是通过“多元一体”框架实现文化共生[2] [26]。本研究的中介路径为此提供了心理证据：文化依恋→民族认同→共同体认同→群际接触，构成“文化自信–民族交往”的链式反应。

具体而言，文化依恋通过两个路径影响群际接触：一方面，强文化依恋直接提升个体的文化自信，使其在群际互动中更从容；另一方面，文化依恋通过强化群体认同，促使个体将不同民族群体归类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上位群体，进而消除群际偏见。例如，在内蒙古和湖南的大学生样本中，居住在少数民族聚居地的个体群体认同更高(表1)，且其群际接触水平也相对更高，这印证了群体认同作为中介变量的关键作用。这一结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实证依据：通过增强个体的文化依恋，可间接强化其对中华民族的群体认同，最终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深度交往。

4.3. 文化适应策略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还发现，文化适应策略(整合、同化、隔离)均能调节文化依恋与群际接触的关系，且调节效应均为正向。这一结果与Berry (1992)的文化适应双维度模型既有一致之处，也存在一定差异。Berry提出，整合策略(保留母文化且融入新文化)是最积极的适应方式，而隔离策略(拒绝新文化)可能阻碍群际互动[11]。但本研究中，隔离策略的调节效应显著为正，即高隔离倾向的个体中，文化依恋对群际接触的促进作用更强。这看似矛盾的结果，需结合我国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的实际情境解释。

在我国，“隔离”策略并非完全封闭，而是个体在保留母文化的同时，对新文化保持“选择性接触”的态度。例如，居住在少数民族聚居地的个体更倾向于整合策略(表1)，但即使是倾向隔离策略的个体，其文化依恋越强，也越可能通过“文化展示”等方式与外群体接触(如参与民族节日活动)，从而在保持文化独立性的同时实现有限但积极的群际互动。此外，同化策略和整合策略的调节效应验证了Berry模型的合理性：整合策略下，个体既保留母文化又融入新文化，文化依恋可通过“双向文化理解”促进群际接触；同化策略下，个体虽倾向融入新文化，但对母文化的依恋仍能增强其在接触中的身份确定性，避免因文化迷失而回避互动[18]。

然而，这一“反常结果”的深层机制仍需验证。未来研究可采用混合方法设计，对高隔离倾向且群际接触频繁的被试进行深度访谈，探究其对“隔离”的主观理解(如是否将其定义为“文化边界的主动守护”而非“拒绝互动”)及具体互动模式(如通过商业交易、民俗活动等途径的接触)，为理论模型提供质性证据[27]。

三种策略的调节效应表明，无论个体采取何种适应方式，文化依恋均可成为群际接触的积极预测指标。这提示我们，在促进民族交往时，不应强求统一的文化适应模式，而应尊重个体的策略选择，通过强化文化依恋，让不同适应策略下的个体都能主动参与群际接触。

4.4. 研究意义与局限

本研究首次系统探讨了文化依恋、群体认同、文化适应策略与群际接触的关系，验证了“文化依恋→群体认同→群际接触”的中介模型，拓展了文化心理学中“文化情感–群际关系”的研究框架。同时，研究发现隔离策略的正向调节作用，丰富了Berry的文化适应理论在我国多民族情境下的应用，为跨文化适应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研究结果对促进民族交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直接启示，在理论层面论证了“石榴籽精神”的核心，即紧密的文化联结恰是促进交融的心理基础[28]。首先，应加强民族文化教育，通过非遗传承、文化节庆等活动增强个体的文化依恋；其次，可构建民族互嵌社区，为不同文化适应策略的个体提供多样化接触场景(如跨民族志愿服务、文化节庆) [29]。再次，需通过宣传教育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群体认同，将各民族文化纳入中华文化的整体框架中。最后，应尊重个体的文化适应策略差异，为不同策略的个体提供多样化的群际接触渠道(如民族互嵌社区、跨民族志愿服务等)。

本研究揭示了文化依恋和群体认同对群际接触的积极作用，但需警惕其潜在的“双刃剑效应”。过度强化单一文化依恋可能导致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即个体将本民族文化视为标准而贬低其他文化[30]；群体认同若缺乏上位群体(如中华民族)的整合，也可能强化群际边界，甚至引发冲突[13]。因此，文化依恋的积极效应需以“多元一体”的认知为前提——即个体在认同本民族文化的同时，将其纳入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框架中，才能避免封闭性，真正促进跨民族互动。

本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是样本局限，研究仅选取内蒙古和湖南的大学生，取样范围聚焦于内蒙古和湖南的大学生群体，虽能反映部分区域的群际互动特征，但未来研究可通过分层抽样扩大样本的民族和地域代表性，或聚焦特定民族(如蒙古族与汉族、苗族与汉族)的对比研究，以提升结论的针对性。同时也可纳入不同年龄段和职业群体[31]；二是方法局限，用横断面问卷调查，无法揭示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后续可进行纵向研究，追踪大学生群体认同和群际接触的动态变化；或通过实验启动文化依恋(如让被试阅读本民族文化材料)，观察其对即时群际接触意愿的影响[32]；另外，通过质性分析加简单定量分析发现同民族类别的被试在文化依恋和群体认同上存在差异，其中蒙古族和苗族被试的文化依恋得分显著高于其他民族，这提示民族属性可能是影响研究变量的重要因素，但因收集民族过多，分析难度较大，研究中并未进行控制，需在今后对模型的补充研究中进行进一步研究。三是未考虑文化距离、语言能力等可能影响群际接触的变量，未来可纳入这些变量完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