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施补华《拟闻子将西湖打船启》是清代典型的私人书函类拟作启文，兼具实用建议与文学审美价值。本文从文体学视角切入，结合文献与文本分析，探讨其特色与意义。研究首先厘清“启”文体源流：肇始汉魏为奏议公文，唐宋后功能嬗变，分化出私人书函类启文。此类启文用于庄重场合的朋辈交流，虽保持恭敬，但尊卑弱化，内容生活化、文学化，核心在于“陈情达意”。该拟作启文的功能指向正属此类。文章重点剖析文本：核心围绕西湖造船建议展开，结构上分为渲染四时泛舟之清美、论证适中船体规模、提出“纠会打船”集资方案、详述客船雅致布置与接客原则，旨在营造契合西湖的“摇碧斋”空间。全文文辞典雅，善用典故，体现了作者对隐逸清雅生活的追求。研究辩证评价：其优在于遵循启文条理清晰之体，文学性强，景物描写生动，深刻反映文士审美理想；其弊在于结构衔接、部分内容侧重及结尾力度尚有提升空间。本研究通过此个案，清晰呈现了“启”从公文到私人书简的功能演变，并揭示了明清私人书简类启文融实用、文学与文化意蕴于一体的写作范式，对深化古代文体与书牍文学认知具有价值。
Abstract: Shi Buhua’s “Letter on Boat-Building at West Lake” is a typical private letter type imitative essay of the Qing Dynasty, which combines practical advice and literary aesthetic value. This article takes a stylistic perspective and combines literature and text analysis to explore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significance. The study first clarifies the origin of the “Qi” literary style: it began as a memorial and official document in the Han and Wei dynasties, and after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its functions changed, leading to the differentiation of private letters and letter style Qi literature. This type of Qiwen is used for peer communication on solemn occasions. Although it maintains respect, the hierarchy is weakened, and the content is lifelike and literary, with the core of “expressing emotions and ideas”. The intended function of the Qiwen belongs to this category.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text: the core revolves around the proposal for shipbuilding in West Lake, which is structurally divided into rendering the beauty of four hour boating, demonstrating the appropriate size of the ship, proposing a fundraising plan for “correcting and striking the ship”, and detailing the elegant layout of passenger ships and the principles of receiving passengers, aiming to create a “rocking blue studio” space that fits West Lake. The entire text is elegant in wording and adept at using allusions, reflecting the author’s pursuit of a secluded and refined life. Research dialectical evaluation: Its advantage lies in following the clear structure of Qiwen, strong literary quality, vivid description of scenery, and profound reflection of the aesthetic ideals of literati; The disadvantage is that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structural coherence, emphasis on certain content, and the strength of the ending. This study clearly presents the functional evolution of “qi” from official documents to private letters through this case, and reveals the writing paradigm of integrating practicality,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private letters. It is valuable for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ancient literary styles and book literature.
1. 引言
施补华(1835~1890)，字均甫，浙江乌程(今属浙江湖州市)人。清末诗人、官吏。同治九年(1870)举于乡。初入左宗棠幕府，性沉静寡言，时人误以倨傲，多所诋毁。曾国藩亦目其为狂士。光绪三年(1877)，随西征大军驱逐阿古柏，入张曜幕，深获倚重。光绪十二年(1886)，任山东河工道。十六年(1890)卒于任，年五十六。补华为文简洁，气象雄阔；诗作亦深秀隽永。著有《岘佣说诗》《泽雅堂文集》八卷传世。本文的研究对象《拟闻子将西湖打船启》，是一篇书牍类应用文习作，其文体归属为“启”。袁枚在《随园随笔》中记载：“打，击也。而造船曰打船。”[1]从题目可知，这篇启文是作者模拟写给即将在西湖畔造船的友人的建议信，文中既对造船之事表达了肯定态度，也针对造船的具体事宜提出了相关建议。本文旨在聚焦这篇启文，引入功能主义文体学理论，以语域理论作为核心分析工具，一方面考察“启”文体从公文向私函演变的功能嬗变过程；另一方面剖析《拟闻子将西湖打船启》如何具体践行私人书函类启文的文体规范，进而深入探讨其作为清代私人书函类拟作启文的典型特征、文学审美价值，以及文本所映射的文人隐逸文化内涵。
2. “启”文体的历史嬗变与功能分化
刘熙《释名·释书契》载：“启，亦诣也。以告语官司所至诣也。”《释名》成书于汉末，由此可知东汉时期已有启文。刘勰《文心雕龙·奏启》云：“孝景讳启，故两汉无称。至魏国笺记，始云启闻。奏事之末，或云谨启。自晋来盛启，用兼表奏。”[2]可见晋朝时期启文已盛行，南朝任昉《文章缘起》认为山涛的《选启》是启文的开端。从文体学角度来看，《释名》与《文心雕龙》的记载以及《选启》的实例，共同勾勒出启文早期作为功能性公文的核心特征：其语场在于陈政言事、让爵谢恩等官方事务；其语旨体现严格的等级尊卑；其语式则表现为庄重、规范、条例清晰的书面奏议形式。这确立了早期启文作为上行公文的基本文体规范。
《释名》与《文心雕龙》中对启的记载以及山涛《选启》的内容都证明了启文最初与政务相关，具有陈政言事、让爵谢恩的功能以及奏、表的公文性质。萧统《文选序》中虽未对启的功能、性质进行界定，但他在分类编排时将启放在了“表”“上书”“弹事”“笺”“奏记”等类的中间，再次证明了启与奏、表相似的公文性质。启文最初只进献给皇帝阅读，因而其态度必须恭敬，内容必须重点明确，叙述必须条理清晰，由此就形成了启文篇幅小而精炼的特征。这类与奏、表相似的启文也在后世一直得以沿用，且适用范围逐渐变广，不只用于皇帝。《唐六典》记载：“凡下之所以达上其制有六：表、状、笺、启、辞牒。表上于天子，其近臣亦为状。笺、启于皇太子，然于其长亦为之，非公文所施。”[3]到了唐代，启被正式确定为奏议文体，用以向皇太子陈述政事。而后到了明代，上书王侯亦可用启文，称为“启本”，至清代仍在使用。这种适用范围从皇帝下移至太子、王侯、上司的过程，反映了启文作为公文其适用语旨范围在扩展，但其核心的“上行”“恭敬”“条理清晰”的功能性特征与形式特征被继承下来，体现了文体规范的稳定性。
刘宋、齐梁时期，宗室诸王凭借政治影响力招揽文士，众多文士在政治、经济上紧密依靠王室，形成了“诸王文学集团”。集团活动中常有“赐物”之事，因而此时谢物小启十分盛行。在内容上，谢物小启赞颂所赐之物，抒发作者对赐物之人的感激之情，其中依旧有尊卑区分，但文人雅集很大程度上增进了集团成员的私人关系，因而启文中不乏文士们对生活细节、个人内心情感的关注和描摹，启文内容开始生活化，私人性有所增强。在表现形式上，谢物小启与当时繁荣的咏物诗有一定的互动影响，相较于奏启的简约陈述，谢物小启开始注重使用修辞手法及征引事例典故。除此之外，南北朝是骈体文全盛的时期，启文必受其影响，因而逐渐具有文学化倾向。随着文学集团的崩溃，谢物小启逐渐没落，启文的发展保留了谢物小启生活化、私人化、文学化的特征，且这些特征逐渐显著。这一时期是启文文体功能发生关键嬗变的阶段。功能主义文体学认为，文体是适应特定交际需求而产生的。在“诸王文学集团”这一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下，文人雅集、赐物互动催生了谢物小启这一功能变体。其语场从宏大的政务转向了具体的赐物答谢。其语旨虽然仍有尊卑底色，但因私人交往的增强而相对弱化了等级森严的色彩；其语式则显著变化：内容趋于生活化、私人化，语言追求文学化，美学价值提升。这种变体标志着启文开始从纯粹的公文领域向私人交际领域渗透，其功能重心从单一的“陈政达上”向兼具“社交礼仪”“文学创作”转变。这一时期的实践为后世私人书函类启文的出现奠定了重要的文体特征，尤其是对文学性的追求这一点。自宋代以来，启文基本用骈文书写。
服虔《通俗文》云：“官信曰启。”[4]这说明东汉末期启文的功能已有分化，其内容仍与政务相关，但一部分功能却向书牍靠近。随着启文生活化、私人化、文学化的发展，加之适用人群变广，实用性增强，至唐宋，启文分为了三大类：一类是最初意义的启文即奏启，用于向皇帝、亲王进言献策；一类为官府往来的信件，用以交流公务；最后一类则是用于朋辈交流的私人信函。这类启文接近于“书”“牍”，一些学者认为，“启”即是“书”的别称。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云：“其文曰书牍类：同辈相告者，经如《君奭》，及《左传》郑子家、叔向、吕相之辞皆是；后世曰书、曰启、曰移、曰牍、曰简、曰刀笔、曰帖皆是。”[5]而作为私人信函的启文，保留了奏启“启乃心，沃朕心”“言敷于下，情进于上”[2]的特点，它较之奏表而言虽仍保持恭敬之心，但尊卑差异有所缩减；较之普通书信而言，它多了份严肃和郑重，且具有启迪性，因而古时多用于岁时通侯、仕宦、迁除、吉凶、庆吊，以示庄重之意。至此，启文完成了其功能性的系统性分化。从文体学的角度来看，三类启文对应着截然不同的语域，现对三类启文的语域作以归纳：
奏启类：语场为言论政事；语旨为严格的上行尊卑关系；语式庄重规范、言简意赅。
官府公务启：语场为具体公务沟通；语旨为官府间平行或上下级关系；语式侧重实用性与公文程式。
私人书函：语场转向私人事务、情感交流、建议劝勉；语旨为朋辈间相对平等但仍带有敬意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尊卑弱化但敬意犹存是其区别于普通书信的关键特征；语式在继承条理性的基础上，融合了早期奏启的庄重感与谢物小启的文学化、生活化特征，形成一种雅致且兼具情志的独特风格，适用于需体现郑重其事的私人场合。《经史百家杂钞》将其归入“书牍类”并点明其用于“同辈相告”，正是对其适用语旨和功能定位的概括。
将《拟闻子将西湖打船启》置于此框架下审视，其文体定位非常明确，它属于分化后的第三类，即用于私人交际场合的书函类启文。其核心功能是为友人造船一事提供建议，其语旨是朋辈间带有敬意的平等交流；其语式体现了庄重性与启发性，并融入了文学审美表达。古代亦有文人认为，“拟作”是一种变体。清代王之绩《铁立文起》中有所论述：“予观《文选》诸启，或奉答人主，或以谢人。其牍或与人主及太子，或答王侯，或以劝进，或辞。奏记如阮籍《诣蒋公》，盖不欲就济之辟召，固皆书之类也。《辨体》《明辨》亦云，论之详矣，然犹未能尽书之变。诸书记外，又有所谓拟书，谓拟古人而代为作之。如坡公《拟孙权答曹操》是也。或遗或复，亦各不同。而王弇州又有《遗亡友宗子相书》，晁道元至为笺以与天，则尤横甚。嗟夫，文人之锋固无所不至也。往闻米襄阳以书抵蔡鲁公，至言独得一舟如许大，遂画一艇于行间，此又书中之奇者。时米方流落，而韵胜如此，古人胸次不凡，于此可见。以颠目之，不知子都之姣，惜哉。”[6]王之绩认为前人对书牍类文体的认知仍有缺失，并没有详尽书牍体之变，上述提到的苏轼、王世贞等人的书牍皆属于纯粹的文学创作，而非实用信件，故应该将书牍类文体作进一步的区分。王之绩探讨的“拟书”“变体”文体，实质上是探讨遵循特定文本核心规范的前提下，因写作目的、模拟对象等因素而产生的边缘性变体。本文认为，施补华这篇拟作虽属练习，但其核心功能、使用语旨及关键形式特征均严格遵循了私人书函类启文的规范，故其文体性质不变。
3. 文本剖析
本文为建议性书启，全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游船盛景、船体规模、合资事宜、客船布置与接客原则。从作者的写作目的来看这是一篇实用性较强的启文，文辞尤美，作者未因其实用性而减损文辞的典雅庄重。
3.1. 文学审美功能的卓越呈现——西湖四时泛舟意境的营造
第一部分写游船盛景，形同写景散文，作者多用四字骈句，凝练地将西湖“晴”“雨”“雪”及“八月之夕”美景勾勒于纸上，突出西湖之景的“清”。晴景采用动态描写的手法，湖水在微风的吹拂下、阳光的照耀下泛着粼粼的波光，水草碧绿，装点湖水之色，人与鱼都闲游其间，这种动态最初是缓慢的、悠闲的，末尾忽然间加速，鱼因人影惊去，余味悠长，短短几句话突出了晴时景的清丽与动态活力。雨景着重表现西湖烟雨朦胧之感，作者有意弱化视觉，强化听觉，从“㯭㯭声”“红笑”中追寻船只人影，但只见蓑笠的片影，隐入林间，可谓意境清远。八月之夕景突出清秋时节西湖的烟火气息，虽未见人影，但“渔火如星”“隔林遥吠”处处是人影。西湖雪景以清冷出名，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皆赏西湖“断桥残雪”，皆闻小孤山林逋“妻梅子鹤”，面对如此盛景，正应如张岱《湖心亭看雪》所写一般“拥毳衣炉火”[7]，与友人烧酒对饮。
3.2. 实用建议功能的主体构建——船体、集资与布置方案的条陈
第二、三部分写船体规模、合资事宜，实用性最强，但作者并未直白地告诉友人不宜造大船，而是征引典故委婉劝导友人，除此之外，作者多用辞藻，使得文章辞采并茂。周晖《金陵琐事》记载：“神楼乃刘南坦尚书制为修炼者。用篾编成，似陶靖节之篮舆，悬之于梁，仅可弓卧，其上下收放之机皆自握之，不用他人。”[8]明代刘麟晚年喜好楼居，然心有余而力不足，遂用篾编成篮舆悬于屋梁，人卧其中，上下收放，名曰神楼。作者运用这一典故告诉友人，大船徒有风光美名，实则耗费精力，并不实用。除此之外，作者还运用了渔父鼓枻、贺知章退隐的典故。《新唐书·隐逸列传》：“天宝初，病，梦游帝居，数日寤，乃请为道士，还乡里，诏许之，以宅为千秋观而居。又求周宫湖数顷为放生池，有诏赐镜湖剡川一曲。”贺知章退隐乡里，唐玄宗赐“镜湖剡川”一曲，故镜湖称“贺老湖”。单独来看，这一典故与本文内容无关，实际上从作者使用“幽人”“鸣榔”“鼓枻”“鸥鹭”等与隐逸相关辞藻来看，作者内心向往隐逸，肯定隐士的高洁。他认为在西湖游船为雅事，在西湖造船一事虽为俗事，但其可为高士隐逸山林提供便利，既年老，友人亦可退隐，泛舟于西湖，俗事变为雅事，这是一举两得的美事，因而作者对友人造船给予肯定和支持。除此之外，作者还引用张志和“浮家泛宅，往来苕、霅溪间”典故暗示友人人多虽欢乐，但必失清净，会破坏泛舟西湖的意境。在合资一事，作者仅用寥寥数语，告诫友人纠会一事容易发生矛盾冲突致使散伙，希望友人谨慎行事，随机应变，最好能做主事之人。
3.3. 隐逸文化意蕴的深层寄托——文人审美理想的映射
隐逸文化作为一种隐性文化贯穿于中国文化发展的始终，秦汉以来，隐逸精神内化于文人士大夫心中，向外则表现为对高雅生活情趣、高尚品行节操的崇拜及追求。在客船布置方面，作者偏好清新雅致的环境，他告诉友人搭建布篷、悬挂帘布、放置客几、嵌以玻璃能够兼顾采光、舒适与意趣。作者引用杜甫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一事及王士祯《池北偶谈》评刘体仁《即事》诗之语告诉友人雅客的重要性：“刘吏部公㦷诗，往往有风味，尝有寄友人绝句云：‘西湖小阁多晴月，好友同舟半是僧。寄语江南老桑苎，秋山紫蕨忆行縢’公㦷自编诗逸此，予为口诵之，公㦷喜，以为予真能赏音也。又公㦷友人某，素嗜琴，殁数年矣，公㦷一日携诸姬郊行，过其墓，停车酹酒，使诸姬于墓下各操一曲而去，其标致如此。”[10]作者深谙泛舟于西湖颇受文人雅士的喜爱，因而希望友人的客船在客船布置及接客方面向“雅”而行。
4. 辩证评价
从文章结构及内容来看，这篇文章还有所不足。首先是文章结构，作者采用“总分”结构，先总说西湖之景以水为主，引出造船之事，分别列述各方面意见，这虽满足了启文文体对于条理清晰，分而陈述的要求，但各部分的衔接较为生硬，逻辑上也存在顺序混乱的问题，好似作者随心而作。整体来讲，第二部分船体规模之事与第四部分客船布置之事同属客船本身之事，理应放在前后连续的位置。而第三部分合资事宜则为合伙人之事，可放置最后，但作者将合资事宜穿插于船体规模与客船布置事宜之间，逻辑不通，十分突兀，容易打乱读者思路。就每一部分而言，第二部分存在前后文过渡生硬的问题。第二部分先说大船与小船的优劣之处，言明大船不宜于西湖，而小船亦有风险，而后突然转向隐逸之事，继而又戏说友人和刘麟一样是在自我安慰，生硬的转折让人十分不解。内容方面，就启文的实用性而言，第一部分写景的篇幅过长。尽管这个部分文采并茂，描绘的画面十分优美，意境悠远，但其内容在文人之间应该属于公共知识，更何况友人本身已经计划要在西湖边造船，故其一定了解西湖美景及人文特色，这部分内容对友人只能起到坚定信心的作用，显示出作者本人的文笔之高，并不具有太大的启迪性，实用性较弱，因而这部分内容不宜过长。文末结尾时也显得十分仓促，缺少劝导友人深思熟虑的恳请心情。
总而言之，施补华《拟闻子将西湖打船启》以其融实用建议与文学审美于一体的书写实践，生动印证了“启”这一文体自汉魏奏议公文向明清私人书简的功能嬗变，其核心虽承袭传统启文“陈情达意”之本与条理清晰之体，然尊卑差异弱化，内容趋向生活化与文学化，尤以骈散交融之笔精绘西湖晴、雨、月、雪“四宜”之景，并围绕造船事宜详陈船体规模、合资方案、雅致布置及接客原则，充分体现了私人书函类启文融实用性、文学性与文化意蕴于一炉的成熟范式；文中对刘麟“神楼”、张志和“浮家泛宅”、杜甫携妓、王士祯“好友同舟半是僧”等典故的巧妙化用，深刻映射了作者对“幽人”身份认同与隐逸清雅美学的执着追求，使“造船”之俗务升华为营造西湖隐逸意境的雅趣载体；然其结构上合资事宜穿插于船体与布置论述之间造成的逻辑衔接生硬，“四宜”景观描写相较实用建议的篇幅略显失衡，以及结尾劝诫力度稍弱等不足，亦辩证揭示了此类启文在调适文学性与实用性张力时所面临的挑战，瑕不掩瑜，此文终以其对文体流变的具体呈现、对文人审美理想的深度书写，成为理解明清书牍文学特质与士人精神世界的典型文本。
5. 研究意义
本研究以《拟闻子将西湖打船启》为考察样本，通过扎实的源流考辨与语域理论分析，清晰呈现了“启”这一文体从汉魏奏议公文到明清私人书简的功能嬗变轨迹，为认知古代文体的历史演化提供了重要实例。施补华的拟作实践，有力印证了明清私人书函类启文已臻成熟的书写范式。其精髓在于：以庄重明晰的结构承载造船事宜等实用建言，凭借典雅的艺术笔触渲染四时景致等情境以深化感染力，更将日常事务升华为隐逸追求等文化理想的象征。这种范式标志着此类启文在功能整合与审美表达上达到了高度圆融的境界。本研究不仅深化了对“启”文体的具体认知，其运用的功能主义、语域理论等文体学分析框架，也为探究其他古代文体的功能演进与特征系统提供了方法论参照。同时，通过对该文本的细致解读，揭示了书牍文学超越实用信息传递的三重价值维度——承载文人审美情趣、折射时代价值观念、体现特定社交礼仪，由此丰富了学界对古代书牍文学复杂意蕴的把握。文本中流露的对隐逸文化的深切向往，堪称明清士人精神图景的微观映照。此类私人书函启文，也由此成为我们解读特定历史语境中文人精神寄托与生活美学的重要文献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