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现代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深刻重塑了孝文化的生存语境与传承形态。从原始社会时期的朦胧意识到先秦时期的初步形成，再到历朝历代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历代都重视孝道的作用，通过制定政策、举办活动等方式来推广和弘扬孝道。周代将孝道作为人的基本品德，隋唐开始实行的科举制度中设立孝廉科名，明清时期更是通过举办千叟宴等活动来彰显孝道的重要性。在传统社会中，孝道不仅是家庭伦理的核心，也是社会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1]。既有研究多聚焦孝文化的内涵演变或单一传承方式，却较少系统考察社会变迁中不同历史阶段、多元社会思潮对孝文化传承路径与理论内涵的交互影响，也缺乏对孝文化发展中传承、批判、创新的深层解释。
家庭教育在传承孝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家庭教育作为社会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在近现代经历了显著的变革[2]。本文采用历史文献法与思想史分析法，通过梳理近现代《孝经》类著述、家书家谱、报刊文献及碑刻史料等一手资料，结合鲁迅等代表人物的相关论述，聚焦探讨近现代社会转型中，孝文化如何在继承传统内核的基础上，通过应对不同思潮批判、适配时代需求实现创新，且这一流变过程对家庭教育的孝文化传承方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通过该研究，既能厘清孝文化近现代变迁的完整脉络，也能为当代家庭教育中孝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提供历史镜鉴。
2. 近现代孝文化发展概述
2.1. 对传统孝文化的继承
2.1.1. 孝文化的形成及其内涵
孝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文化中最为重视的道德规范之一。“孝”字最早见于商代卜辞，《说文解字》对孝的解释为“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这一内涵的“孝”最早从传说的三皇五帝时代开始，延续至夏，尤其在商周时期不断丰富完善形成了孝道这一道德伦理体系。到孔子及其学生进一步诠释，形成了孝文化[3]。孝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其内容大体包括了尊亲敬亲、养亲，父慈子孝，继承父志传承祖贤，祭祀先人。此外，孝有助于“礼”实施推动社会和谐安定。
2.1.2. 学术性继承
对孝文化学术性继承的一个方面，体现在《孝经》学的发展上，学者张付东指出对于孝与《孝经》的理解不能简单等同，但《孝经》的讨论与孝密切相关。近现代对作为传统孝道文本表现形式的《孝经》作诠释与疏解，是当时相当多的知识分子述“孝”的有效途径之一[4]。《孝经》一书宣明孝道，为历来学者所重视。虽然在当时孝文化受到冲击，但《孝经》学在近现代仍持续发展，对传统孝文化中的《孝经》进行学术性的继承和发扬，通过学术研究来挖掘和传承孝文化的价值。研究《孝经》学有助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孝道文化，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儒家孝道思想的内涵和演变，以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和影响。
《孝经》类著述集中在1930~1938年期间，受到当时的国学热的影响，这类著述的主要内容集中在对《孝经》的注释注解，包括上海求古斋书局铅印本的《孝经白话句解》，顺应当时的白话文运动，赋予《孝经》新的表达形式。与此同时，受到局势影响，也赋予了《孝经》新的时代价值，部分知识分子通过强调孝道，以达“正人心，挽世风”的目的。
2.1.3. 其他形式的传统孝文化体现
近现代以前的孝文化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文学戏剧等艺术形式、日常礼仪等方面，通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祭祀先祖等社会习俗不断强化孝道文化，此外在选拔官员时常以孝行作为考量标准之一。
家庭教育在近现代依然是孝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学校教育也承担起了传承孝文化的责任，在教育系统中强调孝悌的重要性。如1912年颁布的《小学校教则》将孝悌列为道德和修身课程的首位。文学和戏剧作为近现代重要的艺术形式，也成为了传播孝文化的重要媒介。许多文学作品，如鲁迅的《阿Q正传》、巴金的《家》等，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了孝道的主题。戏剧舞台上，传统戏曲如《赵氏孤儿》《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也在讲述故事的同时，传递了孝道的价值观。
1931年由明善书局出版了蔡振绅编写的《八德须知》，它是目前可见近现代最为完整、篇幅最大的讲解孝道等八德的书籍。通过简短的故事传播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八德须知》中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核心，此书的编辑目的是便利儿童诵读，每则故事言简意赅，每种品德下列举圣贤名士的典故，同时附以白话解释，在书中也会根据故事内容题诗图画。书中所传达的也是传统的孝文化思想，在八德须知第二集卷一孝的绪余中写道“孝者。所以事亲也。人子之身。父母之分身也。不孝父母。则此身之根本已失。有身如无身矣……”[5]。
芜湖市博物馆收藏的《教孝》碑刻，是近现代孝文化传承的具体例证。碑刻不仅记录了当时社会对孝道的重视，而且通过引用历史人物的孝行典故，强化了孝道的文化价值。王葆斋县长的行为，被视为孝道的典范，其事迹被刻碑传颂。碑刻有少量破损，反面刻有一篇文章“而是年□，夫人何终于沪寓。使君哀□切，感动行路士庶。上下悦愉，佥议印？山□曰云在，用狄梁公语意。王使君孝思之感，爱慕之忱，民上下休戚与同之悟。上著？世襄俗薄，孝道中绌，□者无忧。”大意如是，然而在那一年，夫人在上海住所去世。县官(使君)非常悲痛，他的哀伤感动了过往的行人和普通百姓。大家对其哀思亡妻的行为感到愉悦，一致认为应该印制碑文纪念宣传，引用了狄梁公狄仁杰的典故。王县官因为孝心和对夫人深厚的爱慕之情，感动了所有人，人们感同身受。在这个时代中，社会上的风俗日渐淡薄，孝道也渐渐不被重视，但王县官的所为，无需为此担忧。王使君指的是当时芜湖县县长王葆斋，碑刻上的文字借用了狄仁杰的“望云思亲”的二十四孝典故，对应碑文中“夫人终于沪寓，使君哀切”的事情，以此来称颂王葆斋的孝道，强化了孝道文化的社会地位，也促进了孝道价值的传播。
2.2. 传统孝文化的创新
2.2.1. 赋予时代价值
孝文化与当时代相吻合的时代价值。强调了孝道与社会主义道德的结合[6]。孝道不仅是家庭美德，也是社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孝的理解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尊重和关爱。真正的孝应该是对父母精神上的尊重和心灵上的关爱，倡导的孝道具有平等和民主的特点。孝应该建立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父母与子女之间应该是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关系，而不是单方面的服从和顺从。
对孝文化的创新还体现在对传统孝道的批判和改革上。传统孝道中的一些陈旧观念和做法，如盲目的顺从、过分的牺牲等，应提倡建立在理性和科学基础上的孝道。这种孝道更加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有助于推动社会的进步和文明。
2.2.2. 传播形式上的创新
近现代孝文化传播并不拘泥于书本，通过戏曲、连环画、烟卡、烟画片等多种形式，实现了孝文化的隐性传播，孝文化传播形式上的创新也体现出近现代对孝文化的传承和革新。
戏曲连环画名家笔如花的作品《孝灯记》，以连环画的形式讲述了源于民间流传已久的嫌贫爱富悔婚的故事，明清时期对该故事已有多种文艺形式传播，在连环画中笔如花对故事进行了裁剪保留了主要内容。其中涉及孝的有：跪乞葬母、卖女救弟、联袂祭拜、荣宗耀祖[7]。南阳兄弟烟草公司为推销“长城牌”香烟，常常采用买香烟送烟卡或烟画片的策略。1930年前后发行了一套《二十四孝》香烟画片，在每张画片中都描绘了一个具体的孝道故事，包括卧冰求鲤、卖身葬父、扇枕温衾等故事。
通过连环画、烟卡及烟画片等方式传播孝文化故事，虽然主要是以售票、销售为主要目的，在传播过程中，近现代儿童通过翻阅连环画以及收集烟卡等形式潜移默化中接受了孝文化的传播。
3. 近现代家庭教育中孝文化的传承方式
3.1. 家书家谱
家书是家庭成员之间传递信息和情感的重要方式，是情感的纽带和道德的教化。尽管现代通讯手段逐渐普及，但家书依然承载着深厚的情感和道德教化的功能。长辈通过书信向晚辈传授人生智慧、家族传统和孝道精神。家书内容往往包含了对长辈的问候、对晚辈的教诲以及对家族成员的期望和祝福，这些都是孝文化的具体体现。
家谱作为家族历史的记录和孝道的传承，家谱记录了家族的世系、家规、家训等，是家族文化和传统的集中体现。近现代家谱不仅是家族成员寻根问祖的重要依据，也是传承家族价值观和道德规范的重要工具。家谱中的家训、家规等往往强调孝道的重要性，通过记载祖先的事迹和家族的荣耀，激励后人继承和发扬孝道精神。
3.1.1. 家书中孝文化体现
近现代家书成为家庭教育中传承孝文化的关键纽带。梁启超常在给子女的家书中表达对父母的愧疚与关怀，如因无法身前侍奉双亲而自责，还亲自接继母同住并悉心照料，用文字传递孝道践行理念[8]。除了传统的书信形式外，还出现了一些新颖的家书传播方式突破了传统书信传播局限。一些家族开始利用报纸、杂志等媒体平台，发表家族成员间的往来书信，以此向更广泛的公众展示家族风貌与孝道精神。这种创新性的传播方式，不仅扩大了家书的影响力，还使得孝文化得以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得到传播与认同。在《挺进月刊》1936年第一卷第五期中就记载了一封家书，作者一民写道自己为打倒帝国主义而牺牲的决心，也表达了难以叩见长辈，会聚兄友的悲痛之情。作者既表达了为国牺牲的决心，也流露了对长辈的牵挂，让孝文化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得以传播。
3.1.2. 家谱中孝文化体现
编修族谱，除了梳理本家族源流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订立族规家训，团结族人，教化族众。教化主要是通过家谱中的家训或族规来规劝族人积极向善，遵从仁、义、孝、悌等。《熊氏族谱》：“家道之盛衰，系于子弟之贤否，子弟之贤不肖，又系于教育之有无。”这表明家谱中对孝道的重视不仅是对个人品德的要求，更是对整个家族兴衰的关切。通过家谱的编修和传承，家族成员能够了解祖先的事迹，学习他们的品德和精神，从而在现代社会中继续发扬孝道文化[9]。
近现代的家书和家谱在孝文化的传承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不仅记录了家族的历史和传统，更是道德教化和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体现了家族成员间的亲情纽带和对孝道精神的坚守与发扬。
3.2. 节日庆典
节日庆典是近现代家庭教育中传承孝文化的另一种重要方式。通过节日庆典，家庭成员不仅能够增进彼此之间的情感联系，还能够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学习和传承孝道精神。近现代传承了我国传统的节日庆典也吸收了西方的新式节日。不仅在传统的春节、中秋节、端午节、清明节、重阳节中进行了隐性的孝文化教育，通过祭祀祖先，定4月5日为国定假日清明节，也叫作民族扫墓节。在这一天，家庭成员会一同前往祖先的墓地进行扫墓，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怀念之情。
除了传统节日，近现代还吸收了西方的新式节日，比如父亲节与母亲节，从1945年至1948年，国内共举办过四届“八八”父亲节宣传纪念活动[10]。“仿照母亲节成例，凡属子女佩花纪念，父亲健在者佩一红花，逝世者改佩白花。”“承欢尽礼，丹红之爱日长辉；失怙兴悲，清白之家风宛在”该纪念仪式规定父亲节由家庭举行纪念，并分别就父亲健在、父亲远游、父亲逝世、数代同居等不同情形提出了具体的纪念仪式。
以节日为媒介提供了家庭成员团聚的机会，这也是孝文化的一种体现。通过共同庆祝节日家人团聚，强化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增进了彼此的理解和尊重。节日庆典中的传统习俗和仪式往往蕴含着丰富的孝文化内涵，春节期间的拜年、给长辈送礼、吃团圆饭等习俗，都是对长辈的尊敬和孝顺的体现。通过参与这些活动，家庭成员能够在实践中学习到孝敬父母、尊敬长辈的行为准则，从而在生活中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传统节日背后的故事和传说也是传承孝文化的重要途径，许多节日都有与之相关的传统故事，中秋节的嫦娥奔月、端午节的屈原投江等，这些故事往往蕴含着孝道、忠诚、爱国等价值观念。通过讲述这些节日故事，传递孝文化的精髓，激发家庭成员对传统美德的认同和追求。
节日庆典还为家庭教育提供了一个展示和实践孝文化的平台，家长可以在节日期间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向孩子们展示如何孝敬父母、如何关心家人。这种身教胜于言传的方式，能够更有效地影响孩子们，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和践行孝文化。
节日庆典在家庭教育中传承孝文化，不仅能够增强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还能够通过传统习俗、故事传说和家长的示范作用，培养孩子们的孝道观念和行为习惯，对于维护家庭和谐、促进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3.3. 躬行身教
近现代家庭教育中孝文化的传承不仅依靠书面的教诲和节日庆典，父母的躬行身教是家庭教育中孝文化传承的关键实践方式。通过父母的榜样作用，子女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学习和实践孝道精神。以陈寅恪的家庭教育为例，他早年留学未收到的官费被补发后，便用这笔款项购买松门别墅供祖父陈三立安享晚年。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每月还将一半工资资助大哥遗孀黄国巽[11]。他的女儿回忆，父亲从小教导子女孝敬长辈、关爱同辈，这种将孝道融入日常行动的方式，让子女在耳濡目染中践行孝文化。
4. 孝文化的时代变迁
上述近现代孝文化的继承、批判与创新，本质是孝文化顺应社会转型的时代变迁过程，这一过程不仅重塑了孝文化自身的内涵与形式，更深刻影响了家庭教育中孝文化的传承逻辑。
4.1. 传承载体：从“家规家训”到“多元媒介融合”
传统社会中，孝文化主要通过家规家训、口头教诲传承，而近现代孝文化的形式创新，让家庭教育的传承载体更加丰富。传统载体持续发挥作用，但孝文化的内涵更具时代性，家书、家谱、家训仍强调孝道，但如《熊氏族谱》所言“家道之盛衰系于子弟之贤否，子弟之贤不肖系于教育之有无”，将孝与教育相结合，突破了传统孝文化中仅注重行为规范的局限。家书则从单向教诲转向情感互动，梁启超在家书中既传递尊敬长辈的孝道理念，也关心子女的健康与学业，强调“子女健康是尽孝基础”，体现了平等孝亲的新内涵。
创新载体也融入家庭教育当中，节日庆典成为重要传承场景，近现代既保留清明节扫墓、春节拜年等传统习俗，又新办“八八”父亲节，通过“佩花纪念”“家庭仪式”等方式，让子女在实践中理解孝道。躬行身教作为孝文化传承的方式，通过行为示范比单纯说教增添了感染力，契合了孝文化去形式化的创新方向。
4.2. 传承内涵：从“等级顺从”到“平等责任”
孝文化倡导平等民主，让家庭教育中孝文化的传承内涵发生根本转变。传统家庭教育强调“无违父命”“父为子纲”，而近现代传承则更注重“双向尊重”。梁启超在家书中虽对子女有学业指导，但更强调健康优先，明确反对子女因过度劳累致病，将子女对自身的责任纳入孝道内涵，突破了传统仅重子女对父母单向服从的局限。父母与子女相互尊重，父母不再以权威要求子女，而是通过交流理解彼此需求，让孝文化从道德约束转化为情感自觉。这让家庭教育中的孝文化传承更符合现代社会的个体独立需求，也更易被青少年接受。
4.3. 传承目标：从“家族延续”到“家国同构”
传统家庭教育中，孝文化的目标是继承父志、传承祖贤，以维系家族延续，而近现代社会中，这一目标与时代需求结合忠孝结合，实现家庭教育中孝亲与爱国相联结。孝道转化为对国家奉献的主张，让家庭教育中孝文化的传承目标更具社会意义。这种家国同构的传承目标，让孝文化在家庭教育中超越了家庭伦理的局限，成为培养个体社会责任感的重要载体。
近现代社会转型中，孝文化尊亲敬亲、代际责任的传统内核为根基，通过传承、批判与创新推动家庭教育的孝文化传承方式在载体、内涵、目标上全面转型，使其从传统社会的单一约束转变为能够吸纳更多元的包容形态，为孝文化在当代的持续传承奠定了基础。
5. 孝文化在当代社会面临的挑战与困境
孝文化虽在当代社会仍具精神价值，但在家庭结构变革、思想观念转型与社会支持体系不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其传承与实践面临诸多现实挑战。
5.1. 家庭结构变迁削弱孝文化实践基础
当代家庭形态的深刻变革，使传统孝文化近身尽孝的实践场景逐渐瓦解。核心家庭成为主流，空巢老人数量持续增加，传统社会中主干家庭模式逐渐减少。年轻人因求学、就业跨地域流动频繁，与父母相处时间大幅缩短，部分子女仅通过物质供给替代精神陪伴，传统养亲、侍亲的实践难以实现。421家庭结构，即4位老人、2位父母、1个孩子，使年轻一代面临双重养老压力，部分人因时间、精力有限，难以充分履行孝亲责任，进一步加剧了孝文化实践的困境，传统代际互助的孝亲模式难以践行。
5.2. 个体意识觉醒与多元文化冲击引发孝文化认同危机
当代社会个体意识与多元文化的渗透，对孝文化的传统内涵与价值导向形成冲击。现代社会强调个人独立、平等与自由，年轻一代更注重自我价值实现，对传统孝文化中“父为子纲”等带有等级色彩的观念较为排斥，从而产生抵触心理，导致对孝文化的认同度降低。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通过网络、影视等媒介广泛传播，部分青少年受其影响，将对父母的赡养视为义务负担而非情感自觉，忽视孝文化中代际情感联结的核心价值，使孝文化在家庭教育中的价值引导作用被削弱。传统孝道难以实现。
5.3. 社会支持体系不完善加剧孝文化传承阻力
从养老服务来看，尽管我国养老事业不断发展，但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服务仍存在覆盖范围有限、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无法完全替代家庭养老的情感功能，而家庭养老的压力又难以仅凭子女单力承担，形成社会养老不完善，家庭养老压力大的两难局面，孝文化孝老孝亲的实践缺乏充足的社会支撑。孝文化传播形式未能充分适配当代语境，仍以传统典故复述为主，未能与网络社交、短视频等现代传播载体有效结合，导致孝文化在社会层面的影响力逐渐减弱。
5.4. 孝文化自身时代适应性不足限制价值发挥
传统孝文化的部分内容与当代社会生活节奏、价值观念存在脱节，且其现代转化仍缺乏系统探索，限制了孝文化价值的当代发挥。传统孝文化中的部分表述与做法，已不符合当代社会的高效生活节奏与简约环保理念，若直接沿用易引发年轻一代的抵触。当前对孝文化的现代转化多停留在表面，未能深入挖掘其与当代社会需求的契合点，在家庭教育中，未能将孝文化与当代家庭生活场景有效结合，导致孝文化与年轻一代的生活体验脱节，难以真正融入现代家庭教育与社会生活，无法充分发挥其促进家庭和谐，强化社会道德的价值。
6. 家庭教育中孝文化的当代价值启示
6.1. 提高个人素养
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部分青少年以自我为中心，表现为漠视他人需求、回避责任以及情感表达匮乏，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与家庭教育中情感教育缺失、价值引导弱化密切相关。孝文化在家庭教育中的渗透，能够通过引导青少年对父母长辈的日常关心关切，逐渐培育其共情能力与责任意识，进而帮助其突破自我中心的思维局限，建立对他人与社会的联结。
从历史脉络来看，近现代孝文化在社会变迁中经历的革新历程，为当代孝文化传承，提供了方向，从传统孝道中剥离糟粕，保留尊亲敬亲和代责任等核心精神，并与当代社会价值相融合。孝经中提到“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的价值导向，在当代语境下可转化为个体对自我发展的自觉以及对家庭荣誉维护的行为自觉，同时这种意识进一步延伸，能够推动青少年在学习与生活中形成自律品格，培育其参与社会建设、助力国家发展的责任感，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6.2. 促进家庭和睦
无论时代背景和社会结构如何演变，家庭始终是个体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单元，家庭的稳定和谐与国家民族的长远发展存在深刻的内在关联。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注重家庭教育，倡导优良的家庭风气，是历史上诸多优秀人物成长的重要支撑，教育家都离不开优秀的家庭家风家教[12]。这一经验在当代社会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孝文化作为家庭、家教、家风的精神内核，在家庭、家教、家风当中起到了纽带作用。家庭教育融入孝文化教育，无论是通过讲述孝道故事、进行言传身教、学习优秀家风家训、参加节日庆典等方式传承孝文化，都有助于传承和弘扬家庭文化，增强家庭成员的文化认同感。在当今社会的背景下，孝文化的传承需要实现时代适应性转化，吸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挖掘孝文化与现代家庭生活的契合点，创新传承方式，传承符合时代价值的孝文化，使孝文化既保持传统伦理的核心价值，又能适配当代家庭的需求，从而在维系家庭情感联结、促进家庭关系和睦中发挥更具针对性的作用。
6.3. 推动社会发展
孝文化作为嵌入中华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传统伦理资源，尊老爱幼、家庭责任的核心内涵，与当代社会治理中家庭功能修复、社会道德重建的需求存在内在契合。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传统孝文化对养老事业起到支撑作用，文化价值与社会政策协同发展。谭秋霞学者提出的构建优秀孝文化思想以完善中国特色家政养老服务体系，实则是对传统孝文化现代转化的具体探索，通过提炼孝文化中精神赡养、代际互助的核心理念，为家政养老服务注入文化认同，同时借助法律制度完善与宏观微观政策协同，平衡市场机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使孝文化从道德倡导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养老服务实践逻辑[13]。从社会治理维度看，孝文化通过强化家庭成员的道德自觉、促进代际情感联结，能够为社会秩序稳定提供微观层面的支撑，其价值不仅在于维系家庭和谐，更在于为当代国家治理中，为传统伦理资源的创造性运用提供经验，推动文化价值、家庭实践与社会治理三者形成良性互动。
7. 结语
孝文化经历近现代社会的震荡，始终以适应性革新的内核维系着文化生命力。从对《孝经》的学术性注释，到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对孝文化“平等”“民主”内涵的重塑，孝文化的发展轨迹本质上是传统伦理与时代需求不断对话的过程。在当代社会，孝文化的价值实现并非简单的思想结合，而是体现为传统内涵的现代转译。面对老龄化问题，孝文化通过与家政养老服务、家庭建设政策的融合，将孝老孝亲从传统道德规范转化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文化资源。在家庭层面，尊亲敬亲、代际责任的核心理念，为当代家教家风建设提供了伦理基础，推动形成与现代家庭形态相适配的道德实践模式。这种历经千年仍能与时俱进的文化活力，恰恰源于孝文化始终保持与社会变迁的互动，不断通过自我革新实现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平衡，为当代中国文化传承与社会发展提供了具有历史深度的伦理支撑。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