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新疆图志》作为清代新疆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方志著作，主要对新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作了详细的论述，为研究新疆历史提供了较为可靠的史料依据。该书由时任新疆布政使王树枏主持编纂，历时三年，协同七十多人共同完成。著名学者吴丰培曾评价该书“问世以后得好评，成为一部新疆省规格化的志书”，肯定了其所具有的史料价值[1]。本文将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新疆图志》的相关研究情况、编纂背景、史料价值以及不足之处进行系统考察。
2. 《新疆图志》的相关研究
《新疆图志》基本包含了西汉至清朝与新疆有关的书籍和地图的大部分内容，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新疆几千年的历史，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学术界围绕《新疆图志》的版本研究已形成一系列重要成果，这些研究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针对单志(如《国界志》《实业志》等)的版本考辨，二是对全书刻本、稿本系统的整体考察。
在整体研究方面。周燕玲的《清代新疆通志的殿军——<新疆图志>及其整理本评介》[2]，对《新疆图志》的修纂过程、内容特点以及各个整理本的特点进行研究，使读者对《新疆图志》的整理本有初步的了解。遗憾的是，这篇文章仅停留在对整理本特征的泛泛介绍，缺乏对校勘原则、底本选择等关键问题深入分析。史明文的《<新疆图志>印行考略》[3]，全文分为三部分，对《新疆图志》的通志局本、东方学会本以及单行本进行了较为详细地论述。黄祥深、王希隆的《<新疆图志>版本源流考述》[4]，与其他文章不同的是，在文中对《新疆图志》的版本进行研究的同时，对其中的部分分志单行本的版本源流也进行了整理探究，对《新疆图志》的版本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史明文的《<新疆图志>版本研究》[5]，以《新疆图志》版本为研究对象，对《新疆图志》的刻印本、抄本和稿本、单行本进行了细致入微地研究，并对各种版本进行比较研究，为研究《新疆图志》版本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但目前学界对《新疆图志》的整体性研究成果，集中于对该志书的版本和研究成果的研究，极少出现对其内容的整体性论述。
对《新疆图志》部分分志进行研究方面。史明文的《<新疆礼俗志>版本考略》[6]，主要对《新疆礼俗志》通行的官书局本、《神州日报》本、《东方杂志》本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推动了《新疆图志》版本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焦梦娟的《<新疆图志·艺文志>研究》[7]，详细论述了《新疆图志·艺文志》的成书背景、版本、著录情况，使读者对其产生整体的认识和了解。此外，还对《新疆图志·艺文志》的史料价值和编纂的局限性进行分析，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参考。蒋小莉的《<新疆图志·建置志>研究》[8]，通过文献学的研究方法，探究《建置志》的版本源流，并分析归纳了各版本的特点。但该研究未能深入结合清末新疆建省背景进行解读，亦未充分彰显建置志在全书的特殊地位。史明文的《<新疆图志·物候志>作者及版本考略》[9]，也使用了相同的研究方法，梳理了《新疆图志·物候志》的版本源流，弥补了该方面研究的空白。学界对这一部分的相关论述已较为充分，在此不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各分志研究呈现出明显的跨学科特征，特别是与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的深度结合，使相关研究成果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显著提升。这种研究范式的创新，拓展了传统方志研究的视野。
由前文可知，目前对《新疆图志》的研究存在整体性研究失衡的现象，现有成果集中于版本考辨，如通志局本、东方学会本的宏观比对，而对稿本、抄本等特殊版本的考察不足，且缺乏对志书内容的系统性论述。此外，对分志的研究呈现碎片化特征，虽在外交类(如《国界志》)、经济类(如《实业志》)分志取得较多成果，但文化类分志(如《学校志》《艺文志》)研究仍显薄弱，且各分志研究之间缺乏有机联系，尚未建立分志间的知识关联网络。
由此，本文在系统梳理《新疆图志》整体研究与分志研究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拟以《新疆图志》为研究对象，通过系统的文献梳理和文本分析，重点解决两个核心问题：首先，通过版本校勘和源流考辨，厘清通志局本、东方学会本等主要版本的传承关系及其文本差异；其次，从原始文献保存、史料价值等维度，客观评估《新疆图志》的学术贡献与历史局限。文章将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通过版本比对、内容分析和史料考证等路径，力求全面呈现这部重要边疆志书的编纂特征与学术价值。
3. 《新疆图志》的编纂
《新疆图志》能够博采众家之长，在内容上涵盖清代以往的新疆志书，在新疆各类史料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研究新疆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基于此，笔者将对该书作者、写作背景以及版本的流传情况进行简要论述。
3.1. 王树枏及写作背景介绍
《新疆图志》由新疆巡抚袁大化任总裁，新疆布政使王树枏、侯选道王学曾先后任总纂，钟广生、宋伯鲁等人参与编写而成([4], p. 50)。其中，王树枏对其贡献最大，他是编纂《新疆图志》的发起者和组织者。
王树枏，字晋卿，号陶庐老人，河北新城人，清末民初著名学者，被誉为“北方大儒”，光绪十八年赐进士及第，历任四川青神、甘肃中卫等地知县，任职期间撰成《广雅补疏》《离骚》注、《欧洲族类源流考》等著作[10]。光绪三十二年四月，钦授新疆布政使，三年离任。在新疆任职期间，王树枏深入民间调查民情，限制地方官征税，统一管制度衡，发展教育事业，开创用汉、维两种文字发布官方文书的先例，发展农业，发展邮政业。此外，他还创办了新疆通志馆，亲自撰写了《新疆图志》中的《国界志》《山脉志》《仿古录》《土壤志》等部分，王树枏在新疆期间，为新疆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1], p. 72)。
就《新疆图志》的撰写背景来看，主要在两方面。其一，区域局势变化的直接影响。王树枏出任新疆布政使时，新疆正面临着逐渐加剧的区域局势问题，一时代背景深刻影响了志书的编纂内容，书中多处记载如“近二十余年来实为外国人注目之区……俄英两国政府商议数次，始允以帕米尔之大半入俄国版图……”[12]。突出表现了王树枏对祖国边疆安全的担忧之情。其二，日益充实的史料积累。这一时期在西北史学的研究方面，先后出现了诸多著作，如《西域图志》《西域同文志》《新疆识略》等，这些著作为《新疆图志》的编写提供了系统的体例参考和史料支撑。特别是光绪末年全疆各地编纂的乡土志，更为其奠定了详实的史料基础。
3.2. 版本介绍
《新疆图志》发行的版本主要有刻印本、稿本和抄本，其中，东方学会1923年校订出版的铅印本流传较广，抄本保存最完整。尽管各版本在内容和形式上存在一定差异，但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新疆图志》的刻印本主要包括三个重要版本：通志局本、官书局本和东方学会本。这些版本各具特色，在文献流传和研究价值上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特征。首先是通志局本。该版本是初印本，于宣统三年(1911)刊行于乌鲁木齐，是东方学会本的主要底本，也是现存众多版本中数量较多的版本。但该版本质量较低，校雠不够严谨，错排、漏排、重排等印刷错误较多，且小字注解不清晰，给阅读带来困难。其次是官书局本。该版本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仅存15册残本，既无明确刊刻年代记载，也缺乏系统的书目著录信息。给学界考证该版本的流传历史和研究价值带来了较大困难。最后是东方学会本。东方学会本是《新疆图志》各版本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版本。1923年东方学会聘请罗振玉、王国维等人参照宪政编查馆留存抄本对通志局本进行了系统校订，由天津爱博印书局印行。该版本的印刷质量较高，后来的影印本，如文海出版社的《中国边疆丛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续修四库全书》本等均以此本为底本。
《新疆图志》除刻印本外，另有抄本和稿本两大版本。其中最具价值的是宪政编查馆抄本(1911年)，抄于清宣统三年(1911)，又称宪政编查馆抄本。该版本作为《新疆图志》最完整的版本，在于其保留了一些其他版本没有的《补编》、舆图、风俗画等重要内容，现藏于天津市图书馆[5]。此外，《新疆图志》稿本仅存12卷，现藏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虽然该版本内容残缺较多，但保留了编纂过程中的原始修改痕迹及部分未刊内容，对研究《新疆图志》及新疆历史文化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4], p. 52)。这些不同版本的《新疆图志》相互补充、彼此印证，为研究清代新疆历史文化提供了多维度的珍贵史料支撑。
4. 《新疆图志》的史料价值及不足之处
《新疆图志》在地理、沿革、人口、物产、社会等方面全面阐述了新疆两千多年的历史，囊括了新疆研究方面的众多史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新疆图志》编写人员较多，成书较快，在编撰过程中出现了记载讹误和内容重复的问题。
4.1. 史料价值
首先，内容广泛，叙说翔实。《新疆图志》系统性地记载了自汉至清末新疆的各种史料，其内容涉及地理方位、户口、实业、民政等方方面面，对了解当时的历史风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在《实业志》中，详细地论述了新疆农、林、牧、渔、矿、商的发展情况，为经济史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值得一提的是，《新疆图志》中著录了许多原始的文献资料，例如：《国界志》《交涉志》中记载了《中俄塔尔巴哈台条约》《中俄伊犁改订条约》；《天章志》中记载了《平定准噶尔勒铭伊利碑文》《平定回部勒铭叶尔羌碑文》等碑文和乾隆帝的几十篇诗词作品；《奏议志》中保留了189篇历代奏议原文；《金石志》《民政志》中还记载了多篇历代的碑文和法律原文([13], p. 118)。《新疆图志》对这些原始资料的保留，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正如赵剑锋在《<新疆图志>研究》中所详细论述的那样，这部志书不仅保存了大量珍贵的一手史料，其编纂体例和内容选取也体现了清代方志学的成熟与完善，为后世研究新疆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献依据[10]。
其次，薄古详今，突出重点。《新疆图志》在修纂的过程中贯彻了“详今略古”的原则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色。书中虽然记载了自汉至清与新疆相关的各类史料，但编纂重点明显放在清末时期，如在《奏议志》中，清代奏议占了绝大部分篇幅。并且，书中以新疆建省前后的政治、军事、外事、经济为重点，对其中重要的事件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凡清末关于新疆的重要奏稿均被收录于《新疆图志》之中(, p. 118)。此外，《实业志》以较大篇幅记录了新疆近代商业发展状况，对“新疆商业八大家”和各少数民族经商活动等内容的详细记述，为研究晚清新疆经济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这种“详今略古”的编纂特点，使《新疆图志》成为研究清末新疆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部分学者对这一编纂特点也给予了高度评价。王和平在《<新疆图志>史料价值述略》中通过具体例证深入分析了该书的这一特性，指出其不仅内容涵盖全面，更在史料编排上做到了主次分明、详略得当[14]。侯德仁《<新疆图志>史学价值论析》中进一步强调，这种编纂方式既保证了读者能够全面把握新疆历史发展脉络，又能对重点历史时期进行深入研读。他特别指出，这部志书绝非简单的资料汇编，而是凝聚了编纂者深刻的学术思考和史学见解(, p. 120)。
4.2. 不足之处
记载多有讹误。首先，在年代的记载方面，《新疆图志》中多处对清末新疆建省时间的记载均不相同。《学校志》中记载为光绪六年(1880) [15]，《建置志》和《兵事志》记载为光绪八年(1882) [16] [17]，《名宦志》则记载为光绪十年(1884) [18]，而新疆真正建省的时间应为1884年。其次，在地名的记载方面。《建置志》和《艺文志》中，对于地名甘露川的记载就不相同，《建置志》中记为“甘露州”，而《艺文志》中则记为“甘露川”[10]。这样前后矛盾的记载，不仅给读者的阅读造成了困难，也给学术研究带来了一定的不便。
内容多有重复。《新疆图志》在编纂过程中存在较为突出的内容重复问题，主要表现为同一人物事迹在不同卷目中被不加修改地重复记载。迪化武举王秉正的事迹，在《新疆图志·人物一》中：“迪武举王秉正，同治三年六月与义民吴敖、徐学敏俱以送糧济军遇贼死”([19], p. 2094)。与《新疆图志·忠节一》中：“迪武举王秉正，义民吴敖、徐学敏，同治三年六月均以送糧济军遇贼死”[20]。的论述完全相同，却在书中出现了两次。而关于奇台张和的记载亦是如此，《新疆图志·人物志》：“张和奇台人，集乡里健儿杀贼，自成一队，五年秋与巴里坤兵复奇台、古城、济木萨三城，明年西路贼大股犯境，拒战力不支死之”([19], p. 2095)。在《新疆图志·忠节志》中有关张和的记载，与《人物志》中的记载完全相同。类似情况还包括哈密王锡尔、昌吉报贡李延峰、镇西岁贡连登科等人物的事迹，均多次出现在《人物志》和《忠节志》中。这种不加区分的内容重复，既反映了编纂过程中缺乏统一协调的问题，也造成了篇幅的冗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志书的严谨性和整体质量。
5. 结语
《新疆图志》历时三年编撰而成，详述了新疆的历史沿革和风土人情，堪称新疆的百科全书，对研究新疆各时期的历史具有重要作用。随着西北史学研究的发展，也产生了一批关于《新疆图志》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推动了新疆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和进步。《新疆图志》由王树枏等人在清末面临巨大的挑战的情况下编纂而成，产生了众多版本，其中质量较好的有东方学会本和宪政编查馆抄本。虽然《新疆图志》在编纂过程中产生了讹误和重复的问题，但其依旧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其中广泛地收纳了各类原始史料，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帮助研究人员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事实，还原事件的真实面貌。此外，《新疆图志》将史料的编纂重点放在了清代，为这一时期新疆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总的来说，《新疆图志》是清末新疆历史研究的集大成者，也是研究清代新疆多元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重要文献，具有极高学术价值。通过研究《新疆图志》，诸多学者对新疆历史的研究不断深化，学界对新疆历史的关注也不断拓宽，成为研究清代晚期文献学不可或缺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