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梁实秋和朱生豪是我国最早对莎士比亚作品进行系统翻译并取得非凡成就的两位翻译家，其莎译的影响力和流传度更是鲜有匹敌，对莎剧在中国的传入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两人的文学观、学识以及生活阅历等不同，对翻译策略就有了不同的选择，导致了各自译本迥然不同的风格。本文旨在通过对梁译本和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从语言风格、翻译策略、文化传递等方面进行对比，评析其翻译艺术和对莎士比亚文学精神的传达，探究各自的翻译策略以及译文特点，并从中汲取戏剧翻译的恰当方法。
Abstract: Liang Shiqiu and Zhu Shenghao are two of the earliest translators in China who systematically translated Shakespeare’s works and achieved remarkable success. Their translations have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and are widely spread, making huge contributions to the introduction of Shakespearean drama in China. However, due to differences in their literary views, academic backgrounds, and life experiences, they made different choices in their translation strategies, resulting in distinctly different styles in their respective translations. This paper aims to compare and analyze Liang’s and Zhu’s translations in terms of language styl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cultural transmission, assessing their translation art and the conveyance of Shakespeare’s literary spirit. By exploring their individual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translations, this paper seeks to draw insights into the appropriate methods for translating drama.
1. 引言
翻译是文化交流的桥梁，而莎士比亚的作品作为世界文学的瑰宝，尤其具有翻译的特殊意义。莎士比亚的作品自19世纪末以来传入中国，先后经历了不同的译本。朱生豪与梁实秋作为两位重要的莎士比亚翻译者，他们的译作对莎士比亚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朱生豪以其惊人的诗人才华，完成了31部半莎剧的翻译，其译文如“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独绝于世；梁实秋则以其学者的严谨，耗时三十八载，成就了中国第一部完整的《莎士比亚全集》译本，其译文如“工笔素描，精准明晰”。本文将主要从翻译宗旨与理念，语言风格以及文化负载词处理方法三个方面入手，对两位大师的莎译作进行分析及赏析。
2. 分道扬镳的翻译理念：神韵先导与信实为本
翻译理念是指导翻译实践的灯塔，朱、梁二人之所以成就了面貌如此不同的译本，根源在于其核心翻译思想的根本分歧。
朱生豪的“神韵”说。在《〈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者自序》中，朱生豪开宗明义地阐述了他的宗旨：“余译此书之宗旨，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而于逐字逐句对照式之硬译，则未敢赞同。”这里的“神韵”是中国古典文论中的重要概念，指作品的内在精神、风骨气韵和艺术感染力。朱生豪将其置于最高位置，意味着他的翻译是一种美学上的再创造。他追求的并非词句的机械对应，而是要将莎剧那澎湃的激情、深邃的思想、诗意的光芒，用同样优美且富有表现力的中文传达出来。为了“神韵”，他可以牺牲形式上的严格对应，甚至对原文进行必要的“归化”处理。他的目标是让中文读者读其译本，能获得与英语读者相近的审美体验——被悲剧所震撼，被喜剧所逗乐，被诗歌所陶醉。这是一种以读者和观众为中心的翻译观。
梁实秋的“信实”观。与朱生豪的诗人气质不同，梁实秋的翻译理念深深植根于其学院派的背景和白话文运动的“求真”精神。他主张翻译的第一要义是“信”，即忠实于原文。他曾直言不讳地批评某些译本“以为翻译只需达意，文辞上的差异可以忽略”，而他则坚持“凡是原文的版本、语气、修辞、节奏，都应力求保留”。梁实秋的宗旨，是为中国提供一部可靠、准确、完整的莎士比亚读本，其首要服务对象是研究者和对原作抱有好奇心的读者。他更像一位严谨的考古学家，小心翼翼地拂去尘埃，力求将文物的每一个细节原貌呈现，而非一位将其重新打磨抛光的艺术家。对他而言，“信”是“达”和“雅”的基础，失去了准确性，任何文采都是无本之木，甚至是对原作的背叛。
这种理念的不同，直接决定了两者在翻译策略上的所有具体差异。
3. 语言风格的极致呈现：诗性散文与素体诗行
语言风格是翻译理念最直观的体现。读朱译和梁译，仿佛是聆听两位不同的音乐家演奏同一首乐章，一位是浪漫派的钢琴大师，另一位是复古派的古琴名家。
朱生豪：典雅绚烂的诗性散文。朱生豪舍弃了莎剧原文的无韵诗形式，采用了极其优美、高度文学化的散文体。他的语言汲取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养分，辞藻华丽，句式铺排，气势恢宏，极具感染力和音乐性。他大量使用四字成语和中文特有的修辞格，使译文读起来铿锵有力，朗朗上口，非常适合舞台朗诵。例如，《哈姆雷特》中著名的“To be, or not to be”[1]独白，朱生豪译为：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生存还是毁灭”这个译法，已成绝唱[2]。它舍弃了“存在与否”的哲学直白，代之以一个充满戏剧张力和生命重量的中文成语，瞬间将哈姆雷特的内心挣扎推至顶峰。“暴虐的毒箭”、“无涯的苦难”等表述，都充满了浓郁的文学渲染色彩，情感冲击力极强。梁实秋：朴实清晰的素体诗尝试。梁实秋则竭力要还原莎士比亚作为“诗人”的身份。他采用了“素体诗”的形式来翻译无韵诗，即每行字数大致控制在十到十二个字，保持诗行的基本整齐，但不像古体诗那样押韵。他的语言是现代白话文，追求清晰、准确、直白，避免使用过于中文本土化的成语和典故，以保持一种“异域感”和“陌生化”的客观效果。
同样一段“To be, or not to be”，梁实秋译为：死后是存在，还是不存在——这是问题；究竟要忍受这强暴的命运的矢石，还是要拔剑和这滔天的恨事拼命相搏，才是英雄气概呢？[3]“死后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几乎是对英文的字面直译，哲学思辨的意味更浓，但戏剧的爆发力则有所收敛。“矢石”、“拼命相搏”等词虽也有力，但整体风格更显冷静、理性，更像一段深刻的内心独白，而非一声澎湃的呐喊。
4. 文化负载词的处理：归化与异化的策略博弈
对于莎剧中大量的文化典故、双关语、俚俗笑话，两位译者的处理方式更是南辕北辙，鲜明地体现了“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朱生豪的“归化”策略。为了让中文读者毫无障碍地理解并会心一笑，朱生豪常常进行大胆的“文化置换”。他会把西方的典故换成中国读者熟悉的典故，把难以理解的双关语改成中文里的俏皮话[4]。例如，《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Page太太说“I’ll be sworn, if he be not a king, he is a king’s man.”这是一句双关，“king”可能指“骗子之王”或“大人物”。朱生豪译为：“我敢用一颗大柿子打赌，就算他不是什么大佬，也是大佬手下的小佬。”这里的“用一颗大柿子打赌”是典型的中式俚语，生动有趣，虽然完全改变了原文的意象，但达到了类似的喜剧效果，成功地“化”入了中文的语境[5]。梁实秋的“异化”与注释策略。梁实秋则尽量直译，保留原有的文化意象。如果直译导致读者无法理解，他的法宝是添加大量注释。他的译本中，注释的学术价值极高，解释了背景、典故、一词多义、版本差异等所有可能产生困惑的地方。
同样上面那句话，梁实秋直译为：“我可以发誓，如果他不是一个国王，他也是国王的一个臣子。”然后他加了一条长长的注释，说明“king”在俚语中的特殊含义，以及这里可能的双关意图。这种处理方式，将理解的主动权交给了读者，引导读者去靠近和了解莎士比亚时代的文化，而不是将莎士比亚直接“请”到中国来[6]。
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二幕第二场——阳台对话中，罗密欧的台词是：But, soft! what light through yonder window breaks? It is the east, and Juliet is the sun. Arise, fair sun, and kill the envious moon, Who is already sick and pale with grief, That thou her maid art far more fair than she:朱生豪译文：轻声！那边窗子里亮起来的是什么光？那就是东方，朱丽叶就是太阳！起来吧，美丽的太阳！赶走那妒忌的月亮，她因为她的女弟子比她美得多，已经气得面色惨白了。梁实秋译文：但是小声些！那边窗子里透出来的是什么光？那就是东方，朱丽叶就是太阳。起来吧，美丽的太阳，杀掉那忌妒的月亮，
月亮的脸色因气恼而发白，因为她的侍从女比她美得多[7]。
在语气与节奏方面，朱生豪的“轻声！”比梁实秋的“但是小声些！”更简洁、更富有戏剧的瞬间感。“赶走”一词也比“杀掉”更柔和，更符合“太阳驱散月光”的自然意象，整体语气更浪漫抒情。梁实秋的“杀掉”(kill)完全直译，力度很强，甚至有些暴力，保留了原文中罗密欧激情澎湃、用词夸张的特点，但中文语境下略显突兀。从文化适应与美感的角度来说，朱生豪将“her maid”译为“女弟子”，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归化处理。月亮在中国文化中常与嫦娥、仙子等女性形象关联，“女弟子”的比喻更易为中文读者理解和接受，增添了古典美感。梁实秋直译为“侍从女”，严格对应了原文中“月亮女神狄安娜的侍女”这一西方文化背景，保证了信息的准确性，但需要读者具备一定的西方神话知识才能完全理解。总的来说，朱生豪擅长融入中文文化语境，使译文优美流畅，读者易于共鸣；梁实秋则坚持还原西方文化意象，为读者提供更原汁原味的莎翁体验。这完全体现出了二者在翻译风格上不同的侧重点。
5. 历史影响与经典地位：舞台之魂与学术之基
不同的美学追求，使得朱译本和梁译本在中国文化场域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奠定了其不可动摇的经典地位。朱生豪译本：大众接受与舞台生命的基石。朱译本因其无与伦比的文学性和流畅性，自问世以来就深受普通读者喜爱，成为阅读、朗诵和舞台演出的绝对主流。中国绝大多数话剧舞台上演绎的莎士比亚，采用的均是朱生豪的译本(或在其基础上稍作修改)。他的译文赋予了莎剧角色以鲜活的中文生命，那些华美而充满激情的句子，早已融入国人的文化记忆[8]。可以说，朱生豪塑造了中国人心中“莎士比亚”的声音和面貌。他是将莎士比亚“化”入中文学术传统的最成功典范。梁实秋译本：学术研究的价值标杆。梁译本则以其无与伦比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成为了学者、专家和深度文学爱好者不可或缺的参考工具。当需要探究某一句子的确切含义、考证某个典故的出处、分析莎翁的用词技巧时，梁实秋的译本和其详尽的注释提供了最可靠的保障。它是莎学研究的一块坚实基石。虽然其语言相对平实，在普通读者中的普及度不及朱译，但其学术价值和历史功绩同样巍然矗立。
6. 结语
朱生豪与梁实秋的莎士比亚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一次伟大的“双星并耀”现象。他们一个如李白，纵情才气，追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神韵之境；一个如杜甫，沉郁顿挫，恪守“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锤炼之功。朱生豪是天才的艺术家，他用澎湃的中文诗笔为莎士比亚披上了锦绣华袍，让其在中国文化的殿堂中翩然起舞；梁实秋是笃实的学者，他用精准的手术刀剖析了莎士比亚的肌理纹路，将其原貌清晰地展现在中国读者面前。我们很难，也不应简单地评判孰优孰劣。“神韵”与“信实”并非对立，而是翻译理想的一体两面，只是在具体实践中难以兼得，迫使译者必须有所侧重。朱译本的“归化”让我们亲近了莎士比亚，梁译本的“异化”让我们认识了真实的莎士比亚。
对于今天的读者和研究者而言，最幸福的方式莫过于同时拥有这两大译本。以朱译本入门，感受莎剧撼人心魄的艺术魅力；借梁译本深入，探究其博大精深的文本奥秘。二者一热一冷，一华一朴，一主情一主智，共同构成了一座理解莎士比亚的立体桥梁。它们并肩而立，共同见证了汉语的丰富表现力，也共同完成了将世界文学瑰宝引入中文世界的伟大使命，其光芒，必将永远照耀在中国文学的星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