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论文旨在探讨《老子》中对仁的特点与内涵的阐述。通过对《老子》文本的深入解读和分析，结合道家哲学的核心思想，探讨仁在《老子》中的内涵及其与道的关系。论文首先梳理了《老子》中对仁的定义和理解，然后分析了仁的特点，包括柔软包容、无为而治、无私宽容以及与道合一等。最后，论文提出了在当代社会中，借鉴《老子》对仁的思想，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共融的建议。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elabor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notations of benevolence in “Laozi”. Through in-depth interpret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text of “Laozi”, combined with the core ideas of Taoist philosoph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notation of benevolence in “Laozi”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Tao. The paper first sorts out the defini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benevolence in “Laozi”, and then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enevolence, including softness and inclusiveness, governing by non-action, selflessness and tolerance, and unity with the Tao. Finally, the paper proposes suggestions for drawing on the ideas of benevolence from “Laozi” to promote harmony and integration among peopl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1. 老子对“有为之仁”的批判
《老子》对“仁”的理解展现出独特而深刻的哲学视野，其内涵与儒家传统阐释有所不同，却具有同等重要的思想价值。在《老子》的思想体系中，“仁”并非来自外在道德规范的约束，而是一种与人的本性相契合、自然流露的内在品质。它不依赖于教化强加，而是源于对道的体认与回归，体现为一种无为而自然的生命状态。
2. 老子通过“慈”、“善”等概念建构的“无为之仁”
春秋时期，随着周天子权威的逐渐衰落，整个社会进入了一段政治动荡、秩序紊乱的时期。连绵不断的战乱与纷争，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对和平与安宁的渴望变得愈发强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仁”的思想应运而生，成为许多人内心深处对善治与人伦的真诚呼唤。到了老子所生活的年代，“仁”已经成为一种广泛流行的观念。据历史考证，老子为春秋时人，其思想也正是这一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仁”在汉语中的内涵极为丰富而多元，既可指博爱、亲亲之谊，也可引申为仁政、仁人，乃至上升为一种普遍的道德原则；它甚至还可用于表达如“果仁”一般具有生命力的核心，或者泛指万物化育之中那种生生不息、厚德载物的力量。与孔子反复倡导“仁”并将其置于思想核心不同，老子却极少正面谈论“仁”；即便在某些章节中偶有提及，也往往带有否定或超越的意味。他并未直接界定“仁”的内涵，因此要理解老子对“仁”的态度，不能仅依靠个别字句，而应立足于《老子》整体的哲学框架。在《老子》的思想视野中，“仁”并非源自外在礼制的规范，也不是道德教条强制的结果，而是内生于人的自然本性。它如同生命本身一样，是与生俱来的天赋品质，天然地存在于每一个人之中。[1]《老子》强调回归本真、致虚守静，认为人一旦回归自我的内在深处，便能唤醒那种本然的善良与仁爱。换言之，仁并不需要向外寻求，它就在人的天性之中默默生长，只需澄明心灵，便能自然流露。
老子所处的时代，列国争霸、社会动荡，旧有的礼乐制度渐趋崩溃，道德与行为规范陷入严重的失序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原本作为社会稳定基石的仁义道德，不仅难以自然践行，反而需要被刻意地、外力地提倡——而这本身，就是一种反常。在老子看来，有道的圣人对老百姓是具有仁慈之心的，即使执有老百姓贷欠钱粮的契约，也不向他们去索要。他希望统治者向“执左契而不责于人”的圣人学习，胸怀仁爱以仁德治天下。[2]要求统治者要与人为善，抱怨以德，用自然无为之德去化解人与人之间的新旧之怨，实现社会与个人的安宁和谐。[3]在理想的时代，大道流行，万物自化，人行为自然合乎伦理，从不需要强调“仁义”或“孝慈”。正因大道隐没、人心离散，才会将这些道德概念特别突显出来、奉为准则。这种对仁义的推崇，表面上是为了救世，实际上却映射出整个时代道德根基的败坏。老子以“鱼不知水，人不知空气”作喻：真正自然的状态，从不自我标榜。一旦社会开始大力倡导某种道德，恰恰说明它已严重缺失。儒家所主张的仁义，是试图以“立”的方式重建秩序，而老子却以“破”为方法——他要破除这种表面的人为建构，直指本质。所谓“破”，并非否定善本身，而是拒绝将道德外在化、工具化。他说“绝仁弃义，民复孝慈”，正是要人摆脱这些被刻意宣扬的伦理枷锁，回归人性本然的淳朴与真诚。在老子看来，儒家的“仁”仍停留在人为努力的层面，既非天道，也非自然。他层层推演：“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道德一路降级的过程，正是世界一步步离开根本、走向纷乱的过程。所以老子所做的，是一种彻底的解构：他打破对“仁义”的执迷，要求人们从外在规范返回内在自觉，从“有为”的道德返回“无为”的自然。这种看似极端的思想破坏，其实是最根本的精神建设——它不是反对善良，而是相信善良不应是被教出来的规范，而应是人自发流露的本性。这就是老子讲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的用心所在。
《老子》第四十九章有言：“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无论面对善良或不善之人，老子皆以一贯的善意相待。这种超越分别的友善，并非出于世俗的道德评判，而是源于对人性本然的深刻洞察与悲悯，其所体现的宽广胸襟，实则与“仁”的精神内核遥相呼应。在《老子》第六十九章中，老子进一步提出：“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即慈爱、仁慈，被置于“三宝”之首，可见其在老子思想体系中的根本地位。它不是一种外在强加的伦理要求，而是从道的高度自然流露的关怀与包容。在《老子》的视野中，“仁”被赋予了柔软而包容的品格。真正的仁者，不通过对抗或争竞以实现自身利益，而是以柔韧宽厚之心待人接物。在面对矛盾与挑战时，他们能够保持内在的从容与平静，不急于辩驳、不执着于胜负，而是以涵容和理解的姿态寻求共处与协作。这种如水般柔和的智慧，非但不显软弱，反而因其不争而润泽万物、贯通人心，最终促成社会的和谐与良性演进。
《老子》通行本与帛书甲乙本中的一句“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常被用以论证老子对儒家仁义观念的否定。[4]然而，若加以细致辨析，仅凭此句并不足以将老子简单归类为反伦理主义者。首先，从文本源流来看，通行本与更早的郭店楚简本存在重要差异。郭店简本中对应文句写作“绝伪弃诈”，而非“绝仁弃义”。作为目前所知最早的《老子》抄本，郭店简本在时间上更接近老子所处的时代，其内容理应更能反映文本原貌。这一差异提示我们，老子所反对的或许并非“仁义”本身，而是道德实践中的虚伪与机巧。其次，从逻辑层面而言，若将“绝仁弃义”与“民复孝慈”理解为因果关系，则存在明显的悖论。仁义与孝慈在伦理体系中本非对立，相反，真正的仁义之心往往自然体现为对亲人的孝慈。一个具备仁爱之心的人，更可能履行家庭责任、维系人伦纽带。因此，从文本内在逻辑推断，老子不太可能既否定仁义，又倡导孝慈，“绝仁弃义”应非其本意。再者，从《老子》的整体思想来看，书中多处体现出对仁、慈、信等价值的肯定。例如，老子提出“与善仁”，倡导以仁爱之心待人；“言善信”，强调言语应真诚可信。第四十九章中“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之语，更展现出一种超越分别、普遍包容的善意，其精神实质与儒家倡导的“仁者爱人”有相通之处。第六十九章将“慈”列为“三宝”之首，进一步突显老子对慈爱、仁慈的推崇。综上所述，老子所批判的并非仁义本身，而是春秋末年那种形式化、工具化甚至虚伪化的“假仁义”。在礼坏乐崩、大道沦丧的时代背景下，他以“绝仁弃义”之言表达了对异化道德实践的不满与反思，其真正追求的，是一种超越言辞规范、回归自然与本真的人间大爱。
《老子》第五章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此处的“仁”，并非儒家语境中有差等的亲爱，而是指偏私、偏袒。“不仁”即不偏私，体现的是天道运行的自然与无执，也正是道所蕴含的至高之德。在老子的思想体系中，“仁”亦包含友善与慈爱之义，他推崇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非功利亦非强制的仁善态度。这种仁不是外在规范的产物，而是人本然状态的自然流露，是自觉且自发的“自然之爱”。任何出于人为强制或刻意为之的“仁”，在老子看来，都已背离了仁的真实本质。老子之“仁”具有三重特质：自然性、否定性与超越性。[5]这使其明显区别于儒家建立在伦理亲疏基础上的仁义观念。在该章中，“仁”字首现于全书，结合上下文与传统注疏，其核心为“偏爱”。如苏辙所言，“天地无容心于爱物，圣人无容心于爱民”，所谓“不仁”，实指天地圣人一视同仁，无私无执，听任万物与百姓自生自化。“刍狗”之喻尤为关键。刍狗为祭祀所用草扎之狗，用毕即弃，喻示天道并无偏爱或刻意关注。如元人吴澄所释：“既祷则弃之，无复有顾意。”天地运作、圣人治国，皆效法道的自然无为，不将一己意志强加于外，从而达成真正的包容与自由。《老子》第七十九章所言“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并非指天助善人，而是说明善人合于天道、自得天助，其福乃自修自为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老子所主张的“不仁”，并非否定关怀与善意，而是强调一种超越人为干预、回归自然本真的更高阶的仁。真正的仁者，不依赖外在礼法约束，不通过强制或惩罚施以影响，而是通过内在的修养与觉悟实现与道合一。[6]他们以默然示范代替言语教化，以无为自化取代有意作为。唯有如此，才能抵达与道相融的道德境界，实现真正持久的社会和谐与稳定。
3. “无为之仁”的特点及其哲学意涵
(一) 自然性
《老子》第二十五章提出“道法自然”，意指“道”以自然为依归，其本性即是自然而然、本来如此。正如童书业先生所言：“‘道法自然’就是说道的本质是自然的。”在老子看来，最理想的社会治理状态，是人民几乎察觉不到统治者的存在，依然按其本然的方式生活，而统治者也不加干预，顺应百姓的自然节奏。[7]这种状态，在《老子》中被描绘为人与自然的深度融合。真正合于道的人，不依赖外在规范或刻意努力去实现道德，而是顺应自然法则，发自本心地流露出仁爱。他们不强求、不妄为，如行云流水般随顺万物，在无为之中体现天人合一的境界。万物之所以尊道贵德，正是因为道生成万物却不占有，滋养万物却不自恃有功，统领万物却不加以控制，这种无私无执的品性，正是最深远的“德”。道对万物所施之“仁”，是一种无目的、非刻意的自然之爱；老子所言之“仁”的自然性，正源于道的自然本性。[8]只有当道行于天下，人依归于道，才能体会到这种与万物共生的仁德。老子一再强调顺应天道的重要性：真正的仁者，不以人力违逆自然，而是融入宇宙大化，体现出与天地共生共荣的和谐态度。他们尊重自然、顺应四时，在与天地同步的过程中回归仁的本真状态。
(二) 否定式
老子对“仁”的阐述往往以否定式呈现，这一特点与其整体的哲学表达方式密切相关。老子的哲学在本质上可称为“无”的哲学，否定不仅是一种语言策略，更是其思维方法的核心体现。例如《老子》第二章所言：“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一旦天下人都有了“美”的标准，“丑”的概念也随之产生；“善”被确定之时，“不善”也就同时出现。有无、难易、长短、高下等对立范畴，并非绝对相隔，而是相生相成、互为依据。老子认为勉强自己去行仁，这本身就算不上真正的仁义行为，因为在你勉强自己去做仁义之事时，这种仁义还属于外在的东西，这种仁义并非是人的本真的流露。[9]
《老子》藉此打破了传统中僵化的二元对立观念——如善与恶、美与丑、高与低——不再将其看作截然分离的存在，而是强调对立双方彼此依存、互为条件的关系。侯外庐看到了这个问题，并指出老子哲学往往以“无”的范畴消解“有”的范畴这种思维方式指向一种超越对立、统摄双方的整全境界。[10]老子认为，万物皆存在于相对关系之中，对立面不仅相互转化，更彼此成就。因此，人不该偏执一端、固守一隅，而应跳出对立思维，回归自然整体的和谐与平衡。
(三) 超越性
老子的思想强调了超越对立的观念。他认为，世间万物常常呈现出相互对立的状态，如善恶、美丑、高低等，但这些对立只是表象，实际上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因此，真正的智者应当超越这些表象，不被表象所迷惑，而是寻求超越对立的统一之道。老子的思想强调了超越世俗的境界。他认为，人们常常追求名利地位，沉浸于世俗的忧虑和纷扰之中，而真正的智者应当超越世俗的束缚，追求内心的自由与平静。他主张淡泊名利，不为权势富贵所迷惑，而是追求内心的安宁与自由。老子的思想强调了超越时间的境界。他认为，时间是相对的，是人类所创造出来的概念，而宇宙和道则是永恒不变的。因此，真正的智者应当超越时间的限制，超越生死轮回的束缚，追求永恒的道法自然。老子的思想强调了超越个人的境界。他认为，个人的欲望和私心常常使人迷失于狭隘的个人利益之中，而真正的智者应当超越个人的私欲，以天地为公，以众人为一，追求大我与大道的统一。老子的思想强调了超越人性的境界。他认为，人性是变化无常的，是相对的，而道则是恒久不变的，是绝对的。因此，真正的智者应当超越人性的局限，追求道之至理，实现与道的合一。
4. 结语
老子“仁”的观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塑造了中国文化的特质，也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人生观。其思想所蕴含的智慧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老子“仁”的观念在中国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其蕴含的柔和、慈爱、包容精神内化为中国文化的精髓，成为个体间交往、国家间往来及民族间互通的行为准则。老子思想体系深邃广博，涵盖人生、伦理、政治及宇宙观等诸多领域。其著作《道德经》以凝练而富有意象的语言揭示了宇宙之道的本质，提出诸多哲学命题，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老子的仁德思想呈现出自然性、否定式与超越性特征：其仁的自然性与道的自然特性相契合，等同于德；其以否定方式阐述仁，此种表面否定并非对“仁”本质的摒弃；其超越性的仁爱区别于儒家仁爱，具有普遍性，不分亲疏贵贱，突破了传统观念的局限。老子“仁”的观念深刻塑造了中国文化及中国人的世界观，为世人提供了一种超越世俗、追求内心自由与平静的思想范式，对中国文化乃至人类思想史均具有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