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复杂度：理论框架与研究展望

Export Sophisticati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Research Prospects

摘要: 出口复杂度概念是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出口相似度指数、贸易专业化指标基础上逐渐演变形成的，能够更准确反映出口的技术差异。经过近二十年的探索，学界对出口复杂度的认识不断深化，出口复杂度逐渐成为国家贸易领域颇具影响力的研究分支，其理论框架日益完善。学者先后提出了PRODY指数法、权重调整法、迭代法、剔除中间品法和增加值分解法测算出口复杂度。现有研究表明，技术创新、人力资本、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数字化转型等因素对出口复杂度具有重要驱动作用。而出口复杂度的提升，对于企业和行业的出口稳定性、国民经济增长、国民就业质量、国际竞争优势、国际地位等都具有积极影响。未来研究可重点把握以下方向：基于系统论优化测算方法，考察驱动因素的联合效应，强化影响效应的专项研究，加大对新兴领域的关注力度，促进学科交叉与新方法应用。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export sophistication has evolved from indices such as the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 Export Similarity Index, and Trade Specialization Index, enabling a more accurate reflection of technological differences in exports. After nearly two decades of exploration, academic understanding of export sophistication has continuously deepened, and it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nfluential research branch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ith its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creasingly taking shape. Scholars have successively proposed methods such as the PRODY index, weight adjustment, iterative approaches, exclusion of intermediate goods, and value-added decomposition to measure export sophistication. Existing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factors such a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uman capit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lay significant driving roles in export sophistication. The enhancement of export sophistication positively impacts the export stability of firms and industries, 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employment quality,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global standing. Future research could focus on the following directions: optimizing measurement methods based on systems theory, examining the joint effects of driving factors, strengthening specialized studies on impact mechanisms,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emerging areas, and promoting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new methodologies.

1. 引言

中国是全球出口贸易大国，出口贸易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资源禀赋条件的改变，中国出口产品结构正在从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转变。新时代中国谋求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既要直面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复杂多变、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升级等重大挑战，又要积极把握数字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巨大机遇。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

持续提升出口复杂度是出口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容[1]。出口复杂度综合反映国家、地区、行业或企业所出口产品的质量水平、技术含量、生产效率和附加值程度，能够直接表征一国或地区在国际贸易中的出口竞争力。中国在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持续提升出口复杂度，这事关我国如何突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掌握关键核心产品的生产技能，是中国提升综合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中之重[2]。自加入WTO以来，中国出口复杂度提升较快，但提升的背后更多是跟上全球的总体大势和竞争节奏，而体现中国相对超越的增长态势并不明显，换言之，中国出口复杂度相对落后的局面尚未发生根本性改变[3]。如何持续提升中国出口复杂度、彻底摆脱“低端锁定”困境，成为当前政界、业界和学界亟待攻克解决的重要议题。

出口复杂度这一术语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Hausmann教授提出[4]，很快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学者先后对出口复杂度的测度方法、驱动因素等方面展开探索与讨论，形成了诸多研究成果。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出口复杂度已成为国际贸易领域又一重要新兴研究分支，其理论框架日渐丰富，初步形成知识体系。遗憾的是，现有文献缺乏对出口复杂度研究进行专门梳理。本文的目的是对出口复杂度研究的国内外代表性成果进行一次系统性回顾和总结，构建出口复杂度研究的整合性理论框架，并结合最新全球形势和中国国情展望国内未来研究的重点方向。本文既有助于增进对出口复杂度的整体性认识，又有益于推动出口复杂度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2. 出口复杂度的概念与测度

2.1. 概念内涵

出口复杂度，又称出口技术复杂度、出口经济复杂度，用于综合度量国家、地区、行业或企业所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创新程度，是考察国家、地区、行业或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出口结构水平以及国际价值链地位的重要指标。

对于评估出口竞争力，早期文献主要是采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简称RCA指数)。RCA指数由Balassa于1965年首次提出，其主要通过一国商品贸易的相对表现来反推该商品的比较优势，具体指一个国家某种商品出口额占其出口总值的份额与世界出口总额中该类商品出口额所占份额的比率[5]。此后，Finger和Kreinin于1979年提出出口相似度指数(Export Similarity Index, ESI)，该指数是通过对目标国市场中进口产品与高收入国家出口结构的相似度来判定出口竞争力的，当出口结构随时间趋势趋于收敛时，ESI的上升能反映出一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演进与工业化进程等特性[6]。但是，ESI对于技术衡量的准确性较差，因此用ESI来估计出口技术含量的研究并不多见。在ESI的基础上，Michaely于1984年提出贸易专业化指标(Trade Specialization Indicator, TSI)，该指标基于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通过将各国在全球该产品出口中的份额作为权重，乘以各自的人均GDP，从而得出一个加权平均数，以此来衡量该出口产品的复杂度[7]。但是，TSI没有考虑国家规模对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影响，会低估出口小国的影响。鉴于此，Hausmann等人用PRODY指数来衡量某产品的技术含量，不再采用TSI中的绝对出口比重，而是创新性地引入相对比重的概念，这一改进后的指标被正式命名为出口复杂度(Export Sophistication) [4]。出口复杂度能够更准确反映出口的技术差异，在随后的研究中出口复杂度逐渐取代ESI和TSI，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首选指标。

按照研究对象的不同，出口复杂度可以分为国家出口复杂度、地区出口复杂度(例如省域出口复杂度、城市出口复杂度)、行业出口复杂度和企业出口复杂度。无论是国家和地区还是行业和企业的出口复杂度，绝大多数文献都是基于产品层面的基础指标进行测算的，换言之，产品是测算国家、地区、行业和企业出口复杂度的基本单元，而仅有少数文献从亚产业层面入手测算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复杂度。

2.2. 测度方法

尽管Hausmann等人提出的PRODY指数在测算出口复杂度时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该方法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后续学者在PRODY指数基础上，陆续进行一些调整和修正，提出了若干新的出口复杂度测算方法(详见表1)。

2.2.1. PRODY指数法

就方法而言，目前学界对出口复杂度的测度方法基本沿用Hausmann提出的思路，其计算方法主要基于一国人均GDP的加权平均。具体地，该方法首先计算每种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指数(PRODY)，然后结合各国的出口结构，计算得出该国整体的出口复杂度指数[4]。学者们利用该指标对不同国家、不同产业甚至不同产品的出口复杂度进行了深入研究，揭示了不同国家在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上的差异和变化。同时，该指标也被应用于评估国际贸易政策的效果、分析产业升级的路径和机制等方面。在国内，周茂等在Hausmann提出的测算方法基础上，结合各城市的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构造出我国城市层面的出口复杂度指数[8]；戴魁早等在计算各类出口产品的复杂度的基础上，将其以制造业产品出口额为权重加总至城市层面，进而获得各个城市的出口技术复杂度[9]。

Hausmann提出的PRODY指数法，作为一种衡量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重要指标，克服了单纯依赖出口数量或价值来衡量产品技术水平的局限性，具有综合性强、易于国际比较以及揭示国际分工地位等

Table 1. Main measurement methods of export sophistication

表1. 出口复杂度的主要测度方法

名称	基本思路	优点	缺点	代表性文献
PRODY 指数法	计算每种出口产品的复杂度指数，基于人均GDP的加权平均计算整体的出口复杂度指数	综合性强 易于国际比较 揭示国际分工地位	人均GDP代表性 不足 忽略加工贸易	Hausmann et al. [4]；周茂[8]；戴魁早等[9]
权重 调整法	在PRODY模型上引入了新的变量和因素，在计算产品复杂度时根据产品质量的不同进行相应的调整	弥补了出口的产品在质量方面存在差异的影响	忽略技术异质性 出口复杂度与产 品质量界限不清晰	Rodrik [10]; Xu and Lu [11]
迭代法	设定一个初始的出口复杂度值，构建一个迭代网络来更新出口复杂度值，当迭代达到一个预设的终止条件时，停止迭代得到最终结果	捕捉到产品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共现关系 计算过程相对直观	内在假设局限性 迭代收敛性问题	Hidalgo [12]; Tacchella [13]
剔除 中间品法	利用投入产出表，剔除出口品中包含的进口中间投入品价值，计算国内增加值含量	克服传统贸易统计中的“虚高”问题 更贴近实际生产中的技术价值	处理方式粗略性 问题 内在假设局限性	姚洋、张烨[14]；杜传忠、张丽 [15]
增加值 分解法	构建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表，运用完全国内增加值系数得到调整后的真实出口额计算出口复杂度	剔除国外进口品因素对出口复杂度的干扰	忽略动态变化 结果可能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多解性	黄先海等[16]；Koopman et al. [17]; Wang et al. [18]

优点，这使得该方法在国际贸易研究领域得到了普遍认可和广泛应用。然而，该方法存有一定争议：其一，人均GDP的代表性不足。采用人均GDP作为权重来计算产品出口复杂度，这背后隐含着高收入国家倾向于出口高技术复杂度产品的基本假设，然而，这种假设可能并不总是成立的，因为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贸易政策、市场条件等因素都会影响其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而人均GDP并非唯一因素；其二，忽略加工贸易问题。加工贸易通常涉及中间产品的进出口，这些中间产品的技术含量可能并不完全反映在一国的最终出口产品中。因此，如果忽略加工贸易，可能会导致对出口复杂度的错误估计。

2.2.2. 权重调整法

Rodrik研究发现各国的整体出口复杂度与其人均收入水平之间存在对数线性关系，但“就其出口的整体复杂度而言中国是个异常值：其出口复杂度水平是一个比中国高三倍人均GDP的国家的出口复杂度”[10]。此后学者开始考虑到出口的产品在质量方面可能存在差异，于是在Hausmann测算方法的基础上引入了新的变量和因素，以更全面地反映国家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竞争力，即在计算产品复杂度时根据产品质量的不同进行了相应的权重调整。例如，Xu和Lu对产品质量进行了修正，提出了一个新的相对价格指数来计算出口复杂度，具体使用一种商品的单位价值除以所有国家出口的该商品的单位价值的加权平均值，权重是一个国家在所有国家出口的该商品中所占的份额的方法[11]；再如，盛斌和毛其淋在计算产品复杂度时根据质量不同进行了相应的调整，采用产品的单位价值来衡量产品质量水平，若产品单位价值指数越大，则表明出口产品的质量越高，进而利用相对价格指数对产品复杂度水平进行调整，在此基础上测算质量调整后的企业层面出口复杂度[19]。

经过质量调整的产品复杂度计算方法在提升产品复杂度评估的准确性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然而，这种方法也存在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其一，忽略了技术水平的异质性。引入产品质量因素来改进复杂度的计算基于一个假设，即同种产品在不同国家的技术含量是相同的。然而在现实中，由于技术转移、本地化生产等因素，同种产品在不同国家的技术含量可能存在差异。其二，出口复杂度与产品质量的界限不清晰。出口复杂度和产品质量是两个相互关联但又不完全相同的概念，出口复杂度更侧重于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创新性，而产品质量则更侧重于产品的性能和可靠性。通过质量调整需要将两者结合起来，可能难以清晰地区分两者的界限。

2.2.3. 迭代法

Hidalgo等人基于能力理论创立了反射法构建出口复杂度指数(ECI)，用以克服以往测量方法的偏差，并更准确地反映一国的贸易竞争优势[12]。反射法通过构建一个复杂网络，其中节点代表产品，边代表产品之间的共现关系(即同时被哪些国家出口)，然后通过多次迭代，更新每个产品和每个国家的复杂度指数。在每次迭代中，产品的复杂度会基于出口该产品的国家的复杂度来计算，而国家的复杂度则会基于该国出口的所有产品的复杂度来计算。这种迭代过程会持续进行，直到复杂度指数收敛到一个稳定值。此后Tacchella等人对此方法进行改进，提出了适合度法，通过构建适应性复杂度指数(FCI)，用普遍性视角定义产品复杂度，并且对权重进行了改进，如果一种产品被多样性小的国家生产，那么该产品复杂度较低，因而使用非线性权重[13]。在国内，彭书舟通过迭代得到各产品的生产复杂度指数后进行中心标准化处理，然后以每种产品出口额占城市出口总额的比例为权重加权平均，得到城市当年的出口复杂度指数，同时考虑到考虑到贸易中介出口产品的特殊性，构建了未剔除贸易中介的城市出口复杂度指数和剔除贸易中介的城市出口复杂度指数[20]；张龑和孙浦阳在产品复杂度指标中综合考虑了产品在世界范围内出口的普遍性特征和国家出口产品的分散化特征两方面信息，发现产品复杂度较高的行业多为工业制成品和半成品行业，而产品复杂度较低的多为初级产品行业[21]。

通过构建复杂网络，迭代法能够捕捉到产品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共现关系，从而更全面地评估一国的出口复杂度，这种方法计算过程相对直观，便于理解和应用。但是，该方法具有较为明显的不足：其一，内在假设局限性。迭代法通常假设国家出口产品的多样性能够反映其技术复杂度，但这种假设可能在不同情境下存在局限性。其二，迭代收敛性问题。采用迭代方式计算出口复杂度，但迭代过程可能不总是稳定收敛的，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设置特定的迭代终止条件或采用其他方法来确保迭代过程的收敛性，如果迭代次数不足或过多，都可能导致计算结果的不准确或过度拟合。

2.2.4. 剔除中间品法

以上方法仅适用于可贸易部门的复杂度计算，但是投入产出表中约有40个部门被归为不可贸易范围，而这些不可贸易部门一般不直接涉及传统的物质产品交易，它们常被国际贸易商品分类体系所忽视或排除在外。这意味着采用Hausmann的测算方法在评估一个国家或地区整体技术复杂度时，可能未能充分考虑这些非贸易部门对出口复杂度的潜在贡献。这些不可贸易部门不仅能为其他部门提供中间产品，有的还直接参与进出口贸易。若在计算过程中忽略了这些部门的贡献，将会导致对产品国内技术含量的评估产生偏差。因此，单纯依赖贸易统计和贸易分类数据来计算出口复杂度，不仅无法真实反映一国要素禀赋和技术发展状况，还可能会极大高估一国真实的出口复杂度。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出口商品的真实技术含量，许多学者尝试在计算出口复杂度的过程中剔除出口品中包含的进口中间投入品价值含量。主要选取的处理方法为两种：一是直接减去进口中间投入品的价值，以此估算出口商品中的国内增加值部分；二是利用垂直专业化模型进行更为复杂的分析，以测算出口商品中的国内增加值含量。例如，姚洋和张烨意识到传统出口复杂度没有考虑到中国存在大量加工贸易出口，国外附加值含量较高，从而导致中国出口复杂度被高估，因此他们重新设计了一个计算产品国内技术含量的指标，将产品的复合技术含量定义为由它的投入品的技术含量和生产它的工序的技术含量构成，补齐不可贸易品的数据后计算出最终国内技术含量指数[14]。陈晓华等人在计算出口复杂度时对于一些国别技术含量差异不高的初等品行业、并不能完全体现一国生产率和技术结构变迁的部分产业以及对属性并不明晰的行业进行了剔除[22]。杜传忠和张丽将所有的加工贸易全部视为中间投入品，并结合投入产出表中分产业的来料加工进出口数据，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视角下构建一套测算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国内复杂度的新方法[15]。

这种剔除了中间投入品价值的出口复杂度测度方法有效地克服了传统贸易统计中可能存在的“虚高”问题，通过更精细化的分析和处理，更准确地揭示了一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真实竞争力。它更贴近实际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复杂性和价值创造链条，使得测算结果更加贴近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真实表现，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第一种处理方法的不足主要在于其处理方式的粗略性，即它仅仅直接剔除了进口中间投入品的直接贡献，却未能考虑到这些进口品在生产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间接消耗。在错综复杂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中，中间产品往往历经多次跨境交易与加工增值，简单地从出口总值中减去进口中间品价值，极易引发重复计算的问题。第二种处理方法的不足则在于其内在假设的局限性。该方法假定出口产品与内销产品中所含的进口中间投入品数量与其各自在总产出中的比重是成比例的，然而在加工贸易占据重要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加工贸易进口品几乎全部为中间投入品。这一特性使得该方法在估算时，很可能高估了出口品的复杂度，因为实际生产中，出口品可能更多地使用了进口的高技术中间品，而内销品则可能更多依赖国内生产。

2.2.5. 增加值分解法

为了区分生产的中间投入与进口品的中间投入，部分学者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刘遵义等开创性地采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将国内生产区分为用于国内需求、加工出口生产和非加工出口生产及其他三部分，构建了能够反映中国加工贸易特点的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23]。黄先海等基于改进的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提出了一个分析一国高技术产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新框架，通过编制区分高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表，计算“加权的增加值–生产率”指数并进行跨国比较分析[16]。郭亦玮等基于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运用完全国内增加值系数得到调整后的高技术、中高技术、中低技术、低技术制造业真实出口额，并据此对出口复杂度指标进行了修正[24]。Koopman et al.和Wang et al.综合了垂直专业化指数和国内完全增加值系数两种方法，发展出了一个测度加工贸易盛行条件下出口品国内增加值和进口价值的一般方程，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国内价值含量进行了估计[17] [18]。马盈盈和盛斌从增加值视角构造了两个衡量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新指标，分别基于产业部门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反映制造业行业层面的出口复杂度水平[25]。李洲和马野青在国家–产业层面运用出口增加值替代产业出口总值，构建了一种计算真实出口复杂度的“新EXPY指数”，测算了各国的真实出口复杂度[3]。

通过增加值分解，可以剔除出口中包含的国外增加值部分，从而更准确地衡量本国出口的真实技术含量。增加值分解法以出口产品的增加值为基础进行计算，而非单纯的出口额，这能够有效剔除国外进口品因素对出口复杂度的干扰。这种方法避免了传统统计方法可能导致的对出口技术含量的高估或低估，使得计算结果更加准确。然而，现有的增加值分解模型大多基于静态数据进行计算，忽略了国际贸易和生产网络的动态变化，随着全球价值链的不断演化，这种静态分析方法可能难以有效反映出口复杂度的发展趋势。此外，由于增加值分解法涉及多个因素和指标的计算，其结果可能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多解性。

3. 出口复杂度的驱动因素

毋庸置疑，持续提升出口复杂度，是增强一国经济竞争优势的重要着力点。随之而来的重要问题是，哪些因素影响或决定着出口复杂度？探究出口复杂度的驱动因素，是寻求提升出口复杂度本地化路径的前提。因此，有关出口复杂度的驱动因素研究，受到学者们的重点关注和深入讨论。总的来说，现有研究表明，技术进步、人力资本、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数字化转型等因素对出口复杂度产生重要影响。

3.1. 技术进步

现有研究认为，出口复杂度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26] [27]。首先，技术进步产生新技术、新工艺、新能源、新材料、新产品，使原有的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从而使总产出的产品组合发生改变，直接提高出口产品中所包含的技术水平，促进出口产品结构升级。其次，技术进步能够产生更多的中间“迂回”过程，促进社会分工深化和专业化生产，催生新的产业环节，不断延长产业链，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持续向高级化方向演进，最终形成更具竞争力和附加值的新产业体系，并外化表现为出口复杂度的同步提升。其三，技术进步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得企业在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时，能够投入更少的资源，从而有更多的资源用于研发和创新，形成良性循环。这种生产效率的提升，也间接提升了出口产品的复杂度和竞争力[28]。与技术进步密切相关的技术市场发展、创新型城市建设等视角，受到部分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实证表明，技术市场发展和创新型城市建设通过增加研发投入、促进科技创新、推动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增强技术溢出效应等机制实现提升出口复杂度[1] [9] [20]。

3.2. 人力资本

要素禀赋理论指出，一国的对外贸易结构根本上由其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所塑造。在这一框架下，人力资本作为决定劳动力生产效率的关键要素之一，对贸易结构的演化与升级具有重要影响。人力资本充裕的国家，往往倾向于利用其高素质劳动力优势，专注于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这些产品大多属于高技术含量范畴，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占据竞争优势。因此，人力资本的积累与提升被视为推动贸易结构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方向转型的重要驱动力[29]。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意味着拥有更多的高素质人才，这些人才具备更强的创新能力和研发能力，能够推动新技术、新产品的发明创造及其成果转化。具体而言，人力资本通过要素集聚效应和技术载体效应推动出口技术升级，要素集聚效应体现为人力资本引发资源在不同出口产品间的优化再配置，技术载体效应体现为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的诱发作用，主要是通过促进技术研发和更高质量中间投入品的进口实现[8]。

3.3. 金融发展

现有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同样是影响出口复杂度的重要因素[30] [31]，金融的创新发展通过多重渠道推动出口复杂度的提升。首先，金融发展具有融资约束缓解效应。高效的金融体系能够降低融资过程中的各种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对金融机构和融资企业均有益处[32]。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可以降低融资过程中的资源错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融资效率，促进创新投入和成果转化，进而提高出口复杂度[33] [34]。其次，金融发展具有要素禀赋转化效应。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银行储蓄不断转化为投资资本，逐渐改变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本量，致使要素禀赋结构发生变化，即金融发展将改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本–劳动比率，进而对出口复杂度产生影响[31]。其三，金融发展具有内生经济增长效应。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高研发效率、技术外溢和人力资本对出口复杂度产生积极影响[35] [36]。王胜斌根据内生技术进步理论，构建了金融发展影响出口复杂度的理论模型，进一步论证了金融发展是通过技术外溢效应和提升研发效率两个渠道促进一国出口品技术含量提升[37]。随着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也有学者开始专门关注数字金融发展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有效促进企业出口技术水平的提升[38]。

3.4. 外商直接投资

早在1991年，Kougut和Ching就提出了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获取来提高本国出口复杂度的设想[39]。后续学者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复杂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40] [41]。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能够促使产业内竞争加剧，加快优胜劣汰，另一方面可以为本土企业带来知识和技术溢出，促进本国企业创新力和生产率提升，进而促进出口复杂度的提升[42]。然而，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具有地区差异性，总体而言其影响会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而呈U型[43]。Harding和Javorcik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正向推动作用仅在发展中国家中存在，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可以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品技术差距，但是这种情况在高技术产业层面却相反，发达国家以外商直接投资提升出口复杂度的能力要强于发展中国家[44]。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发达国家吸引外资的质量优于发展中国家；二是发达国家具有更强的消化吸收能力，这种消化吸收能力表现在良好的人力资本条件和具有研发活动的国内企业等多方面[45]。

3.5. 数字化转型

全球数字技术变革及其应用范围的扩展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一个突出表现便是互联网发展对出口复杂度的提升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46] [47]。借助互联网，企业可以更加便捷地获取全球范围的技术资源，降低信息不对称成本，实现产品技术的升级和创新，提升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48]。在产品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等各个市场中，数字化转型都发挥了重要作用[49] [50]。数字化正在重塑全球价值链布局和分工格局[51]，也在带动新兴服务贸易部门逐渐崛起[52]，这些新兴领域为服务贸易出口提供了新的增长点，促进了服务贸易的转型升级，提升了服务贸易的出口复杂度[53]。在数字贸易领域，数字技术以跨境交付、国外消费和商业存在的模式显着促进了出口，而数字贸易本身即是通过数字技术实现的贸易活动，正从传统贸易模式中裂变出来，成为全球出口贸易增长的一种新渠道[54]。打破全球制造业价值链的“低端锁”，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发展能有效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55]。然而，数字贸易的蓬勃发展也伴随着新的挑战：数据跨境流动规则、数字税、数字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不同国家数字治理规则的差异等构成了新型的“数字贸易壁垒”，不仅抑制了产品的出口，还降低了新进入产品的出口可能性，增加了产品退出的风险，从而减少了出口[56]。

3.6. 其他因素

还有学者从营商环境、知识产权保护、公共政策等角度探讨出口复杂度的影响因素。营商环境是企业所处的外部制度环境的总和，高质量的营商环境有利于引进外资，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降低环境不确定性和企业经营风险，减少企业寻租行为，促进企业市场创新，进而提升出口复杂度[57]。知识产权保护会促进市场竞争公平化和有序化，促进创新成果的交易与转化运用，使创新资源得以合理高效配置，促进整体创新效率的提高，从而有利于出口复杂度的提升[58]-[60]。公共政策方面，现有文献主要关注了出口退税政策[61]、削减进口关税[62]、实施政府补贴[63]、创新型城市政策[1] [20]、能源政策[64]等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

4. 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效应

相较于出口复杂度的驱动因素，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效应所受到的关注和研究较少。本文从企业行业层面和宏观经济层面两个层面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

4.1. 企业行业层面

出口复杂度的提升对企业发展和行业进步具有重要的驱动作用。出口复杂度的提升能够降低企业的产出波动和行业的出口风险：一方面，生产复杂度高的产品需要更加多样化的投入，并进行专业化生产，这个过程中企业和行业的韧性不断提升，进而能够抵抗特殊事件的冲击，使企业的产出维持在比较稳定的水平，整个行业会呈现出较低的波动性[65]；另一方面，企业出口复杂度越高，企业出口的风险概率越小，那么该行业的出口贸易持续时间就越长[66]。在国际市场上，随着出口产品复杂度的提高，行业内的企业在技术研发、产品设计、生产管理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这能够显著增加行业的整体竞争力。此外，高复杂度产品的出口不仅有助于会引导行业内的资源向高技术、高附加值领域集中，促进行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带动国内行业生产率的不断提高[67]，同时也有助于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和落后企业，推动整个行业形成更加健康可持续的创新生态系统。

4.2. 宏观经济层面

出口复杂度作为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对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68]。高复杂度的出口产品往往伴随着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这有助于提升国家的整体经济绩效。正如Hausmann等学者所指出的，生产结构的技术含量本身预示着经济增长[4]。并且，高复杂度的产品在面对外部冲击时表现出更强的韧性，有助于国民经济在不确定环境中保持稳定增长。其次，复杂度高的产业能够提供更多的高薪工作机会，从而对劳动者追加人力资本投资产生更大激励，有助于提高国民就业质量[69]。对于国际竞争力而言，出口复杂度是促进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和提升出口竞争力的关键因素[70]。通过出口复杂产品建立的品牌和信誉，将为国家带来长期的战略利益，对于增强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意义重大。出口复杂度高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通常处于有利地位，它们能够生产和出口其他国家难以复制和替代的产品，从而在国际贸易中拥有竞争优势。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贸易逆差的改善和国际市场份额的增加上，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经济与政治博弈中的整体地位[71]。另外，出口产品复杂度的提高，能够推动产业从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产业向低排放的高端产业转型，改善生态环境[72]。随着各国开始制定绿色经济战略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出口企业开始进行绿色转型与国际标准对接，从而推动了绿色发展[73]。

5. 总结与展望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始终是关乎国家发展的重要变量，因而一直受到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出口复杂度这一概念的提出，既适应了全球出口贸易发展的演进趋势，又为各国推动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指导。经过近二十年的探索，学界对出口复杂度的认识不断深化，出口复杂度逐渐成为国家贸易领域颇具影响力的研究分支，其理论框架日益成型。本文在文献主题归纳与内容梳理的基础上，构建了出口复杂度的整合性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现有文献对出口复杂度的研究主要涵盖概念内涵、测度方法、驱动因素和影响效应四方面。出口复杂度概念是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出口相似度指数、贸易专业化指标基础上逐渐演变形成的，能够更准确反映出口的技术差异。测度方法上，学者先后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调整和改进，提出了PRODY指数法、权重调整法、迭代法、剔除中间品法和增加值分解法，使测度方式呈现多样化和体系化。驱动因素方面，现有文献主要涉及技术创新、人力资本、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数字化转型等因素，已有相关经验证据证明它们对出口复杂度的驱动作用。从影响效应看，出口复杂度的提升对于提高企业和行业的出口稳定性、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提高国际竞争优势、增强国际影响力和地位、提高国民就业质量等都具有重要影响。

总的来说，学界对于出口复杂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在框架层面上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知识体系，在国际贸易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并持续开展着相关研究。但是，现有文献在研究视角、测算方法、研究手段等方面依然预留了较大的空间，整个出口复杂度的理论建构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仍有待进一步拓展。基于对现有文献的研判，结合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本文建议未来学者可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开展创新性研究。

Figure 1. Integrativ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export sophistication

图1. 出口复杂度的整合性理论框架

5.1. 基于系统论优化测算方法

当前，多种出口复杂度测度方法并存，在某种程度上都能够比较精准地反映一国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与附加值。然而，每种方法也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难以深入展现出口复杂度的全貌。在现有的评估出口复杂度的方法中，仅仅依靠传统的出口额、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中间品价值等经济指标，显然已经无法全面揭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国际市场上的综合竞争力。因此，未来应当坚持系统论的观点，全面考虑出口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分析维度，引入更多创新性指标来测度出口复杂度。通过构建一个多维度的综合评价体系，不仅能够全面地揭示出口复杂度的多维度特征，而且能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为精准有效的指导意见。此外，建议测算过程中摒弃依赖统计数据的单一思维，未来学者可考虑增加文本数据、图像数据、音频数据、视频数据、传感器数据、地理位置数据等非结构化数据参与测算。

5.2. 考察驱动因素的联合效应

现有研究证实了出口复杂度受到技术进步、人力资本、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数字化转型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但现有研究都是单独审视这些因素，考察单个影响因素的净效应。现实中，这些因素并非单独发挥作用，而是相互关联，合力影响着出口复杂度。另外，通过传统的回归方法来探索单个因素的净效应无法充分解释这种因果复杂性问题。因此，本文建议未来研究应注重考察多重驱动因素之间的联合效应和互动关系。显然，揭示多重驱动因素的联合效应以及探讨各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不仅能够充分理解出口复杂度的复杂性本质，而且还能为出口复杂度提升的路径选择和政策制定提供针对性的意见。而模糊集定性对比分析法是探讨“联合效应”与“互动关系”的一种比较有效的研究方法，建议未来学者可考虑引入该方法，探索提升出口复杂度的各种可行组态路径。此外，现有研究普遍聚焦于某一特定时间点或短期内的出口复杂度，鲜有探讨其长期演变过程，考察出口复杂度的演变过程及其背后的动态驱动机制同样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5.3. 强化影响效应的专项研究

研究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效应，既有助于深化对出口复杂度重要性的理解和认识，又能促进探寻提升出口复杂度的有效路径。然而，相较于出口复杂度的前因研究，目前学界对出口复杂度的后效研究明显薄弱。现有文献更多的是在文章的局部之处(例如引言、讨论等部分)简单涉及到出口复杂度重要性的论述，而专门围绕出口复杂度影响效应的研究成果较少，尤其是缺乏严谨的因果识别研究。因此，本文建议未来学者强化对出口复杂度影响效应的专项研究，具体有两个可拓展的方向：一方面，要进一步拓展出口复杂度影响效应的研究视角，比如关注出口复杂度对产业链安全度、城市韧性、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影响效应；另一方面，要提升出口复杂度影响效应的因果识别研究，从而为加快提升出口复杂度提供更加充分有力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5.4. 加大对新兴领域的关注力度

在数字经济时代，科技创新不断推动着贸易形态的演变，特别是数字经济驱动下形成的数字贸易这个新兴领域，新型的商业模式正逐步渗透到全球贸易的各个层面，这些变化不仅提高了贸易效率，也使得出口产品更加复杂多样。同时，绿色发展理念驱动下的绿色贸易催生了对低碳、可持续产品的需求，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出口复杂度的增加。因此，应强化数字技术与绿色转型的深度融合，以绿色标准引领数字产品出口升级，形成“数字赋能绿色、绿色引领数字”的双向驱动格局，持续提升出口产品与服务的技术含量、附加值及环境竞争力，以实现出口复杂度与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深入理解这些新兴领域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是适应新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目前学界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角度还十分局限，亟待进一步拓展。例如，现有文献虽然关注到了互联网、数字技术、数字贸易等视角，但文献成果数量不多，讨论尚未十分充分，大数据、人工智能、科技金融、信息消费、绿色金融、数字货币等视角鲜有被研究。因此，本文建议未来学者可重点加大对这些新兴领域的关注力度。

5.5. 促进学科交叉与新方法应用

加强学科交叉融合，形成多学科协同研究合力，是新时代学术发展的重要路径。目前出口复杂度领域的学科交叉融合程度较低，未来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一方面，跨学科的交流与合作可以突破传统学科界限，通过纳入新视角和新方法，对出口复杂度的本质和规律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究。另一方面，跨学科的交流与合作有助于构建一个综合而立体的研究框架，从市场需求到供应链管理，再到出口策略的选择与调整，每一环节都可以得到充分考虑，涵盖经济活动的全过程。同时，数字技术的应用带来了研究方法的颠覆式创新，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等新的研究工具和方法应运而生，这些先进技术不仅使我们能够更加高效地处理海量数据，发现那些传统研究方法难以触及的深层次信息，还能够帮助我们在实际操作中，以更高的速度和精确率来评估各种变量与出口复杂度的关系，使我们的研究工作更加贴近实际，更具实用价值。未来学者要有意识学习和使用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等新方法，对现有的出口复杂度测算方法和因果关系识别进行优化和改进。

基金项目

浙江省高等教育“十四五”研究生教学改革项目“基于学科交叉的研究生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研究”；2024年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项目“经济学应用与分析”。